从黄金白银到纸质票据，深度剖析世界货币的发展简史
货币金融权力是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以来新崛起的、一种缺少实质制衡的权力。
权力是以自我意志影响他人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现代西方国家多数实行三权分立，即将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三个不同的机构，在三个机构之间形成制衡、制约关系，防止一个机构独揽三方面的权力而形成专制和独裁。
三权分立为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良好机制，从政治层面为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值得注意的是，在近现代世界发展史上，一种新的独立于“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正在崛起，它就是货币金融权力。
货币金融权力体系是以西方国家货币制度为核心、以美联储等中央银行为决策中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纽带、以西方垄断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体系，形成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等重要领域的影响力。它虽然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操盘手，但却以具备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功能成为掌控实体经济的绝对力量。货币在社会日常生活、经营活动中无处不在，是一种功能性、服务性的媒介，同时，它也成为社会主体追求的目标，实际具有影响人类意志的能力。人类对货币的认可赋予它强大的心理意义，使其具备复杂而精细的力量。在历史中，货币具有宗教般神秘的力量，它是必需的并被所有人接受，因此它成为一种“信仰”，象征着财富、自由，以及权力！拥有大量货币的主体能够主宰和控制囊中羞涩的人，货币拥有量和控制量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基本尺度。货币不仅能够在当下发挥效能，而且能够以储蓄和持有方式保持对未来的权力，甚至控制人死后的利益安排。另外，货币本身能够衍生出货币，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它的渴望。经营货币的体系本身成为它所代表的权力的代理人，同时由于它与权力核心的紧密联系，变相成为货币权力的化身。
货币金融权力是普遍存在、附着于一切的权力，可以称之为元权力。之所以用这种形象的说法，是因为任何人、任何政体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西方民主制度在货币金融权力所规划的范围内以其所规划的方式运转，威权社会需要在它的规则内维持秩序。在现代社会，货币金融权力能够突破国家疆界、跨越社会等级创造、转移社会财富。在货币金融体系内部，核心决策的小小微调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力量以几何级的强度增大，如同平衡大师<1>置于木杆顶端的羽毛，决定了整个体系的运转方式。可以说，商业社会的定价权并不在商业主体手中，而在遥远的金融权力中心，股价、房价、工资和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均受到它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它决定所有权的分配，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分布的终极力量。
当代西方货币金融权力，在市场经济中拥有了影响他人服从自身逻辑的能力。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力量，包括西方民主中的三权也无法触动它的灵魂。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美国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对其运转方式未能进行任何深入改革。伴随着西方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货币金融权力主体的形态从走街串巷的小小货币兑换商逐渐成长为现代化工业及经济的支柱，但其权力本身并没有停下生长的脚步，它从幼苗长成擎天支柱，又从擎天支柱生发出四处蔓延、遮天蔽日，不断自我复制、自我繁殖的毒藤巨蔓，企图享受所有阳光、攫取所有营养、占据所有财富。既然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那么，货币金融权力也无法逃离这种宿命。
货币金融权力动摇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让三权依附于货币金融霸权之上，西方民主大厦已经从牢固的地基上被这种霸权力量缓缓托起。它让西方民主错幻了时空，折射了对焦的光线，却依旧陶醉在自我欣赏的美好感觉中。它把过度福利化社会粉饰为民主圣地，却对“圣地”之所以成其为“圣地”讳莫如深，它使西方社会贪婪地吸吮世界财富，以无数国家赖以生存的营养打造着自己的钢筋铁骨。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金融力量都有“资格”成为呼风唤雨的霸主，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西方国家货币金融势力，才有可能成长为统驭万邦的实际上的统治者。鉴于美国是西方国家中的代表，而且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本书大部分观点将以美国作为讨论重点和分析对象。
注释：
<1>在视频网站的视频中做平衡表演的演员，他将羽毛平衡地放在一根木棒上，再在此木棒的平衡点支起新的木棒，依次累积，最后需要一根巨大的木棒支起整个平衡的架构，但是，一根羽毛的飘落就能够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
货币形态简史
在分析货币金融权力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货币的基本形态和发展历程进行了解，从中理解货币如何成为一种权力来源和利益代表。
我们抛开古老实物货币产生的交换历史，直接从贵金属货币的属性开始。简单地看，人类历史中主要存在三种货币形态：贵金属货币、以贵金属为基础储备的金银汇兑货币、完全以国家权力指令为依据的主权货币（也称信用货币）。
贵金属货币就是以黄金和白银或者以它们的衍化物金币或者银币为物质原形的货币。在政治经济学中“货币天然是金银”，指的就是这样的货币形态。从自然界中提取贵金属本身需要付出格外艰辛的劳动，同时，金银的物理等属性使人们产生了追求幻想，希望拥有它所展现的美丽和代表的富贵。因为它具有实物特性，占有它就是最可靠的，因此它具有了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价值。但是，贵金属作为货币在成色、磨损和安全等问题上为商品交易带来不便，各国之间的金银币同样需要兑换成本，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喷涌而出和大量交易需要，金银实物货币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贵金属货币自身以实物交换实物，在物质财富大量增加时，货币存量相比过少，也导致交易不畅、通货紧缩。
金银汇兑货币的最初形式是银行在储存客户金属货币、向外贷出货币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银行发现只需要储备少部分实物金银就能贷出多倍的货币。为追求利润，银行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多于所储备的贵金属的货币，这种货币形式是以银行汇票的形式发出的，由于不用担心自己发出的汇票会立即、同时得到提现，银行利用发行票据的条件实行杠杆化运作就不可避免。尽管如此，这种以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仍可以称为金本位<1>。逐渐地，金银流转被代表金银的汇票等银行票据流转所取代，社会也出现了交割各个银行之间票据的结算中心，每天大量交易主要在票据中心通过银行之间的票据轧清余额，实际不必需要汇票上标明的金银交割。这大大提高了商业交易效率，避免了实物金属自身的诸多问题，人们持有票据，相信随时能够获取其代表的贵金属，所以对此能够坦然接受。如果社会中的银行都采取这种杠杆化操作的话，不可避免地，整个社会中银行通过倍乘效应<2>放大了货币供应量，即存在一个单位的金银，可能在社会中释放了十个单位的货币量。杠杆化在增大银行运营资产的同时，也带来了万一遭到挤兑而无法向储户兑现的风险。为救济暂时缺乏短期流动性的金融机构，一种公共社会需求产生了，这就导致中央银行的设立，它为避免全社会发生金融危机提供了保障。
在17世纪末，英国为对抗法国，财政入不敷出，成立了英格兰银行，国王向英格兰银行借款。英格兰银行由股东出资设立，其初始资本为120万英镑。随后英国经历了铸币改革、金银币改革，最终由牛顿帮助确立了金本位。从1717年开始，英国步入了稳定的金本位时代，并保持了近200年。但这种金本位主要是以英格兰银行为最后保证人的金汇兑本位制，即流通的英镑纸币可以兑换黄金，纸币中具有含金量的担保。
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力的不断延伸，到20世纪初英镑一直是世界上信用最高的货币。人们在提到信用可靠时，往往说“像英镑一样可靠”，逐渐地，法国、美国等也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同样是以黄金作为货币的储备而发行纸币，是变相的金汇兑体制。
历史上，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金汇兑制度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它稳定了货币尺度，在各国之间实现了外汇平衡，黄金储备少的国家货币贬值，利率提高，进口下降，出口上升，黄金会回流；相反地，黄金储备多的国家货币升值，进口上升，出口下降，黄金会流出。最重要的，金本位制保证了货币价值的稳定性，避免了通货膨胀，甚至它为实行金本位的国家“提供了一种集体感、自豪感和永恒感”<3>。黄金成为国际间公认的最终支付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本位制粉墨登场，纸币、银行存款以及外汇就仅仅被视为黄金的方便替代物，资产的可接受度，完全是由其兑换为黄金的便利性所决定的。”<4>在这种体制下，货币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决定了各国之间的汇率也是稳定的，如果一国金融系统发生危机，其他国家相信它将维持固定汇率，帮助陷于困境的银行系统，在未来就会得到它以黄金或等值货币的正当偿还，所以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就会愿意施救，出现问题的银行或者一国金融系统也可以相信，自己维护汇率稳定的决心将使自身得到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或者金融巨头的帮助。而在汇率波动体制下，一国金融系统发生问题反而导致其他金融机构无法相信汇率稳定，为自保而采取避险的逃离措施，危机极可能成为金融巨头进一步操纵并放大危机而谋取利益的工具。英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繁荣是金本位成功的最好佐证。从英国确立金本位起的200多年，是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阶段与金本位制相重合的历史。
另一种观点认为，金本位本身并非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反而是各种条件恰好成全了金本位的光荣历史，金本位的成功是一种偶然：大量黄金的开采、工业化动力的强劲、经济的增长、和平环境的配合，使金本位能够长期发挥有益作用。用19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家本杰明·迪斯累利的话说，“将我们在商业上取得的优势和英国的繁荣归因于金本位制，是世间最大的错觉。我们实行的金本位制并非我们取得的商业繁荣的原因，而是结果。”<5>无论是实物金本位还是汇兑金本位，都存在一个重要的自然限制：黄金是有限的。尽管金融的发展导致大多数商业交易完成并不需要铸币，信用证、票据、支票以及其他类似工具在商业活动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黄金越来越成为“窖藏货币”<6>，但是，黄金就像这些衍生货币最终的锚一样将货币的价值固定下来。尤其在发生战争或者金融危机期间，人们担心市场上货币发行量过大，总是希望获取实物金银作为储藏手段。在金汇兑情况下，实际上是国家和银行金融机构对金属货币进行杠杆化发行，而兑现贵金属相当于去杠杆化，所以，为防止货币崩盘，国家在战争期间总是实行货币管控。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英国、南北战争期间的美国，以及一战期间的各国，暂停货币与贵金属之间的兑换，都表现出这种特点。金汇兑体制只是在正常情况下运行良好的体制，一旦遇到危机，政府意志一定会突破固有规则的限制，解决当前危机。将规则暂时放置一边成为任何政府都无法避免的路径选择。
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流动性与之相适应，可金融危机将货币流通像严冬时的冰块一样冻结，导致经济大幅波动。好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俄国和南非先后发现大量金矿或者对淘金术有了重大的技术突破，黄金源源不断的产出缓解了货币流通的不足，这也是金本位能够借此延续如此长久的原因之一。
排除利率、贫富悬殊、货币的国际流动等原因外，金本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维持货币购买力的稳定。难道维持货币购买力稳定不好吗？我们认为，货币现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商品的涌现需要对应货币量的增长，而如果货币量不能相应增加，必然产生通货紧缩的趋势，而这对于生产和投资将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压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一战之后，英国为恢复往日荣光，硬性恢复一战之前英镑与黄金的汇兑比率，结果英国经济举步维艰。虽然金融体系能够衍生出市场所需要的所有货币总量，但是，一旦发生经济波动，以黄金为锚的货币就会受到去杠杆化的影响，社会的金融系统就可能面临崩溃。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本位已经不适应于当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水平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创造能力了。
在此，我们有必要澄清一下通货膨胀的误区。一般地，人们认为通货膨胀是不好的，是悄无声息地偷窃人民财富。实际上，对通货膨胀应当具体分析：那种因为战争或者经济危机，或者因为外部因素输入而导致的通货膨胀，是为了转移社会成本而滥发货币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普通人民当然是噩梦，因为它不存在生产性投入，发行货币的目的仅在于填补政府支出，或弥补实有资本不足。但如果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结果，是社会投入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缓和的通货膨胀，那么它就是促进投资和就业的良好帮手。通货膨胀是对既往历史大量投入的补偿，是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整。社会投入必然有相当部分是失败的，这种投入构成无效投资，同样将增加社会需求，在成功的投资中应体现失败投入的成本和社会必要成本。这样的通货膨胀由技术进步予以化解，同时技术进步促使商品价格结构发生变化，一些商品供应增加，价格下降，而人力、社会服务等刚性成本上升，反映为社会总体价格水平温和上升。我们都在享用前人所创造的既有文明成果，才能拥有当下的良好生活水平，同样，我们也在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对于新技术的社会投入必然作为社会现象反映到价格因素上来。虽然大多数国家在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后，都会经历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很少有人会觉得生活水平在不断下降，这是通过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结构的调整，而这种调整需要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样地，我们今天的巨大投入和任何进步，都为后代提供了更为美好的既有生活基础。所以，当今时代某些通货膨胀与古罗马时期、中国改朝换代时社会的通货膨胀不同，那时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缓慢，通货膨胀超过社会技术进步水平，它是统治者转移社会成本的手段；而现代以来的通货膨胀很多情况是对社会破坏性创造的补偿。
通货膨胀是金本位的死敌，金本位以稳定的标准套住了通货膨胀这匹野马，但是，当真正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社会整体陷入危机的时候，金本位的王位也并不稳固，它又会为应对紧急情况而被权宜取代。在大萧条时代，在现在很多人称道的美国保护私有产权制度下，却发生了授予罗斯福政府要求民众上缴所持的一切金币、金条以及黄金券（完全由黄金担保）的权力，同时授予罗斯福管制、禁止金银的出口或窖藏的权力。<7>脱离黄金的货币预期并没有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相反却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更多有消费能力的社会，形成了新的循环。这为二战之后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汇兑体制打下了基础。
二战以后，在金汇兑本位制中间又加入了一个传导体，这就是美元。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再与黄金挂钩，黄金的地位进一步沉沦，直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8>崩溃，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成为政府的主权信用货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将兑换黄金的义务变成了使用货币武器的权力。
对于政府信用货币、主权货币（也称之为法币），中国可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早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就记载中国元朝皇帝具有神奇的本领，仅仅发行纸币就能够起到拥有黄金一样的效果，元朝的官员在忽必烈大汗的纸币上加盖印章，“仿佛它们真的是用真金白银铸就一般”<9>。中国在宋代就发明了纸币“交子”，但在中国古代，政府从来没有成功地运用这种手段管理过经济。<10>中国历史中没有成体系地发展出由商业金融机构衍生出类似西方汇票的银行货币，在晚清时期虽出现了山西票号，但却落后于西方金融体系，最后没有能够与国家政权结合。在现代，可以说世界一统于主权信用货币，各国政府都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凭借政权的强制力而发行货币，少数地区却依托大国货币发行纸币（比如中国香港）。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大部分历史中，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最终标准制约了货币金融的发展空间，贵金属的有限性决定了货币发行的有限性，贵金属产量虽然存在波动，但是天然存量限制使以其为基础的货币无法自我创造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同时，自然经济缓慢发展也与贵金属货币的缓慢增长相适应，两者之间不存在对立性矛盾。在金本位牵引下，经济既无法发展得过快过高，金融杠杆也难以因为过度使用而发生系统性崩溃。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金融杠杆才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总量。
在金本位为代表的贵金属货币时代，只要国家政权没有恶意地、明显地破坏货币体系，比如强行推行纸币、掺假贵金属等，民间经济就可以按照贵金属的存量和流量进行自我平衡和控制。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实际上存在限度，王权无法代替人们心目中固有的货币概念。当专制权力成为过度压榨的力量的时候，货币本身起到了保障权利、维护平等的作用。掌握了实物货币等于掌握了财富，任何力量通过不法手段抢夺都将付出极大代价。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那么，货币就是商品社会中平等派的绝对代表。
注释：
<1>即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在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
<2>倍乘效应是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后在银行体系形成扣除缴纳中央银行储备金的新贷款，而新贷款并未离开银行体系，它成为新存款后又需要缴纳储备金，剩余金额依然贷给市场，依次类推，形成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后在整个市场中增加相应倍数的货币总量。
<3>［美］彼得·L·伯恩斯坦：《黄金简史》，276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4>同上，277页。
<5>同上，292页。
<6>意指封存货币，即并不频繁交割使用的货币。
<7>参见［美］彼得·L·伯恩斯坦：《黄金简史》，349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8>指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该体系，因此次会议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所以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9>［美］彼得·L·伯恩斯坦：《黄金简史》，207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10>参见王巍：《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挑战世界观的金融故事》，22~29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货币是国家权力的代表
货币始终代表国家统治者的权力，货币的统一是人们交易的需要，同时也是统治者确立统治权威的需要；当统治者拥有高度权威时，在平常情况下，贵金属货币与纸币之间似乎不存在区别，两者都能实现统一支付、结算。不管货币以何种形式存在，政府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古罗马时期到近代以来，即便是金属实物货币同样需要政府的认可和强制使用，货币成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秦王朝统一中国时首先需要统一货币，而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也有自己的独立货币（也称边币）。货币制度成为国家的基础制度。
政府在制造金银货币的过程中，如果缺少贵金属，往往会通过减少货币中的贵金属含量而变相抽取铸币税，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导致通货膨胀、经济紊乱，最后国力消退。所以，政府既是货币最坚定的后盾，也是摧毁货币信用的最终推手。国家权力在建立和维系货币价值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国家和政府无法摆脱的命运是人类历史必将遭遇战争或者经济萧条等事件。黄金与纸币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发生危机时由政府强行扭断，强令纸币等于黄金。这样一种强令是保证社会经济运转所必需的，但也是政府权力进入货币领域的终极行动。在面对战争等重大挑战的时候，国家或政府为解决当下燃眉之急，往往通过货币手段避免挤兑或筹集费用，比如立法明确禁止兑换贵金属，或者发行新的纸币；同时，战争期间社会大部分生产投入以赢得战争为目标，而战争的毁灭性又破坏了大量社会财富，所以，投入货币缺少相对应的有效产出，通货膨胀成为战争期间的普遍现象。
随着生产力迅速提高和经济总量扩张，充足的货币供应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贵金属货币受限于存量逐渐不能适应这种情况。虽然通过金融机构循环可以倍生出新的货币总量，但无法避免金融机构的自我保护行为对经济总体产生强烈冲击。1929年发生的大萧条是一种极为极端的情况，是贵金属货币存量对经济发展的强行矫正导致的极度通缩。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国家对经济进行刺激和调节的需要。在20世纪大萧条时，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得到了具体实践，货币成为国家的一种调控力量和手段，货币的供应逐渐从客观天然存量向人为调节转变。
过去，缓慢的社会发展使商品总量限制在货币的限度和范围内，而现在，货币成为经济发展总量的跟随者，它既要刺激经济发展，又要限制自我膨胀。从权力角度看，它已经从一种自在之物转化为自为之物，从古代王权的对立之物转化为现代国家政权的操控之物了。在这样的变化下，控制、发行及运营货币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发行货币、控制利率水平成为经济领域的终极权力。一方面，法定货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经济总量将以自身能力追求成长，大量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但另一方面，金融力量并没有从属于实体经济发展，而是成为一股独立力量，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由于金融与实业的过分脱离，很可能发生高空坠落事故。
到底是金本位货币更适合经济发展，还是法定信用货币更适合？每种体制都有利弊。凯恩斯说黄金是野蛮时代的遗迹，对此夸张的说法倒不必认真。黄金毕竟以其光彩夺目的外表征服了人们的内心。有人说，它只不过是具有美观的作用，实际并没有实用价值，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世界上众多美丽产业都将成为毫无必要的浪费。要知道，姣好俊美的容貌尚且人人追求，美丽物质自有其心理价值。金本位有其缺点，它在一定情形下导致通货紧缩，社会发展空间受到货币空间的限制；但它又有明显的优点，即它是一种稳定的、可以具有具体标准的货币制度，财富的多少、转移、消费能够被准确衡量，标准是世界统一的，货币的平等代表着各国人民劳动的平等。而法币是依赖于政府信用发行的，政府作为必要的权力机构，它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主动介入，调整经济发展的节奏，刺激经济发展的脉搏，但同时，只要是人为控制的事物，总会出现失误或者有意避免当下损失但却造成长期不良影响的情形，而从长远来看，往往人为的自信可能成为未来失败的种子。从目前来看，只要科学技术还在不断发展，社会整体生产率还在不断快速提高，政府控制货币发行就永远存在空间和必要。这也构成了主权信用货币的逻辑困境，它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意志，对自我发展方向的掌握给予人们过度的自信。但也因为这种自信，埋下了未来一定时刻政策失调、无法控制的危机。
美元成为主权货币后，其发行本身就代表着“创造财富”。在此，先明确一下铸币税的概念。“铸币”，原本是用在金属货币的环境下，古代社会将打造货币称为铸币。铸币时需要在原有贵金属之上付出相当的劳动和管理成本，在贵金属价值之上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即是铸币税最初的原型，但铸造货币的统治者发现，降低货币的贵金属含量，而币值的表面价值不变超值发行，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收益，于是铸币税演化为统治者凭借特权在铸造金属货币中获得的收益。但不论怎样，统治者还需要在货币中掺杂贵金属、付出劳动。随着金融的发展，现在铸币税泛指钞票的面值与钞票发行成本的差额，或中央政府在货币发行业务中获得的利润。铸币税在任何主权法定货币国家都存在，但美元由于其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身份而具有不同意义。美国发行美元是在向世界征收铸币税，但其他国家的人民却没有任何投票权。借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如果以此作为民主的基本原则，那么各国确实应该依照持有美元的多少在美国货币政策部门派出维权代表了。
在众多主权货币中，在从金银铸币到主权货币甚至电子货币时代的转变过程中，美元的发展历程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美国从最初的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元”<1>纸币，到19世纪的金本位，经过南北战争中短暂的法定绿币阶段，之后又经过金银双本位的争论，19世纪末也加入到金本位成员中。只是在二战之后，美元代替黄金成为贵金属货币的代理人，各国货币以美元为基准和储备从而通过美元间接与黄金挂钩，成为以美元的金本位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元以黄金孪生兄弟的面貌出现似乎是历史的一瞬。“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971年8月15日，在那一天，尼克松总统成为忽必烈大汗的传人，黄金窗口关闭了，尼克松以他自己的方式，掌握了点金术。”<2>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便凭借美国的信用和强大国力成为众多主权货币中的定海神针。所以，现在我们所称的货币，已经不是过去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了，任何纸币不再是货币的符号，纸币与货币概念在内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种仍将美元和其他纸币视为货币、认为其具有商品属性的观点，不过是字面表述上的表面一致，其内涵已经发生实质改变，而人们还是按照原来沉淀下来的逻辑含义去理解它。货币性质的变化，必然引起货币政策作用、经济规律作用的深刻变化，甚至影响到市场机制的变化。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下，以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自由理论、市场经济理论还能够依照过去200年的逻辑继续推动历史，也成了蹩脚的假设。我们对那种依托表面的一致而对其基本条件变化视而不见的思维方式称之为“逻辑沉淀”。比如，英国中尉在机械化部队中发现每个大炮下总是站立一个士兵，了解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操作流程如此规定。实际上这种规定来源于马匹牵引大炮的时代，那时需要一个士兵在大炮下控制马匹，而机械化部队早就不需要马匹牵引大炮了，可这种流程依旧被传承下来并成为定式，这种思维就是逻辑沉淀。对于结论而言，逻辑的假设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人们还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谈论它的发展，不是很荒谬吗？对于美元在新时代的货币属性，认识到它已经脱离过去的商品属性，这是我们讨论的逻辑起点。
至于货币形态的历史是否还会回到金本位的起点，我们尚无法预测，但是，世事往往证明，一种“逻辑沉淀”模式发展到极端，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在以金本位与主权信用货币铸造作为两岸的河道中，历史的潮流也许还会反复冲击每一侧的堤岸，似乎会为一种制度的弊端提供反动的力量。只要这种弊端发展到极致，一定会产生强大的反作用力，将它推回到似乎曾经的逻辑起点。
注释：
<1>即美国独立战争前后13个北美殖民地成立的立法机构批准发行的不兑换金银的纸币，发行后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2>［美］彼得·L·伯恩斯坦：《黄金简史》，203页，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金融霸权统治了市场经济
货币金融霸权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独特的：一方面，金融霸权全面支撑当代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渠道和体系保证；另一方面，金融霸权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驾驭力量和控制手段，金融霸权虽然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但它经过长期的演变，在市场体系内部从一般的市场主体逐步成为市场中具有决定性力量的领导者。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金融力量的促进与支撑。市场为两个层面要素的结合：一层是人们主观思想上对利益的追求和理性判断，每个主体对经济行为的意义在认识上千差万别，市场经济在精神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另一层是具体的实物要素，它们是被动固化的，需要按照市场主体的意志予以配置才能发挥其效能。实现两个层面融合的媒介就是货币和金融体系。实物要素是固定的形态，而货币金融制度将其拟制成为可以转变的货币或者证券等形态，通过金融体系流转，人们在自由市场中的意志能够按照预想实现，这成为市场配置资源有效性的前提条件。
在市场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货币金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体系中，金融为市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可能和现实渠道。市场各种要素如同散落的珠宝，若要成为完整的艺术品，需要金融将其组织起来。我们强调“货币金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场”又需要在货币金融“体系”支撑的框架内部运转，没有金融体系的支撑，市场就无法建立。
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金融资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帮助国家筹集战争费用，组织社会大规模生产，投资于高风险的科技创新，融汇社会资本，将资本的力量与科技创新、追求财富的动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英国在17世纪海外贸易中的公司式筹资，18、19世纪初对外战争中国债的发行，美国在19、20世纪的铁路、电话、电力、电气、汽车、化工直至今日的网络、信息产业发展等等，都是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结合的实例，它们产生了无穷的创造力，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提供了恰当的解决途径和方式，对此我们不应当抹杀。
但万事万物的发展都存在一个限度，超过限度，事物发展就会走向它的反面。随着金融资本不断扩张，在为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时，它也在逐步实现资本本性的极度扩张。
100多年前，金融资本不过是市场经济中自由平等的主体，它提供金融服务，获取与实业资本相近的利润率，与实业资本没有本质区别，实业资本作为金融资本的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品种和复杂程度要求有限，金融公司作为市场资源配置主体极大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但是，货币金融在与市场的互动中，自身在发展变化，一方面需要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在不断影响着市场形态，同时也影响着金融体系内部环境，产生了各种金融创新。在市场经济内部，货币金融力量从市场要素平等的主体逐步变换角色，从配置资源功能中逐步演化出控制资源的能力，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的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在当代，金融资本将股票、债券、期货、货币、衍生品等各个层次和相互联动的市场体系整合起来，实现金融资本在这些市场中的自由穿越，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在金融市场中寻求路径，同时，金融资本实现了全方位连通，如同遍布身体的血管一样，它滋养着各个器官，但同时为自身取得了控制性权力。小到个人能否找到工作，大到企业在本行业中能否盈利，再到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实际地位，都可以通过金融资本运作和制定政策予以调整。金融决策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它对金融资本实施保护，也可以对债务方造成损害。债务的发生、利息的高低、融资的难易等等，决定了在经济剧烈波动时发生所有权清算，并进而改变债务人的实际地位，产生转移所有权的作用。从这个层次上来看，金融资本制造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一场不流血的微型革命，它产生了社会财富整体转移的效果。
金融霸权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类似于任何霸权与附庸者之间的关系，霸权能够获得确认与服从，一定是获得了其他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的主动认可，并同意追随霸权逻辑。这是由金融霸权对市场经济的支撑作用决定的。金融霸权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整合市场、促进发展、配置资源、创造财富、鼓励创新等提供了条件和帮助。但作为霸权，它的核心利益却在于成长自身，在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不符合金融霸权逻辑一方的利益即会被舍弃。
金融体系也是与特定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发生作用的。市场经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创造最大财富的经济模式，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将个人本性与社会发展的逻辑有机结合，在几百年内，将人类社会发展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
市场经济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发达经济国家范围内，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欧洲式强调社会功能的市场经济不同；而在欧洲内部，北欧四国与南欧之间又存在着重大差别；日本在二战后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亚洲四小龙”<1>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以政治威权主义奉行市场经济的；除此之外，还有印度模式、东南亚模式、中东模式、北非模式、拉丁美洲模式。人们往往将市场经济等同于美国和欧洲模式，这是一种误解。
美国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特色，从理论到实践以自由主义为原则，在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前，奉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极端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这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强调市场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从其历史发展及在世界经济中的现实地位来看，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无疑是成功的，它激励创新、保护产权，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遍观当今世界的众多产品、科技发明，其中很大部分是美国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即便在当前美国出现严重双赤字的情况下，其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在为社会提供日益改善的新产品。
但美国的市场经济是否可以复制呢？美国模式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在市场经济的构想中，存在着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2>的乌托邦，持此论者普遍认为美欧市场经济是世界通行的可以复制的模式。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放到世界范围内观察，就会发现市场经济成功的比例是有限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需要具备严格条件。更要看到，美国体制的积极作用与其消极作用都是巨大的，在促进全球一体化、自由贸易的同时，它也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问题。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思维模式：看到美国体制中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及民众民主的一面，便对美国整个社会制度产生膜拜；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看到美国体制中贫富悬殊、掠夺及虚伪民主的一面，便对美国整个制度进行愤世嫉俗的指责。
在经典经济学中，纸币本身是一种借据，表明接受纸币的人可以以其换取实物资产，所以，纸币本身应该以实物财富作为发行的储备。但是，现在许多货币是以他国货币作为储备，即以纸币为基础来发行纸币，实体财富内核被悄无声息地抽掉了。国家发行货币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财富多少，而是人们相信能够以货币获得财富的信心。就这样，纸币完成了从实物资产为储备向以信心为基础的模式转变，信心成为货币价值的重要标签和估值手段。
作为货币储备的货币成为了货币的货币，它衡量其他货币价值，是其他货币的价值尺度。而成为储备货币，成为信心标的物，需要具备众多的条件，既包括实物财富的要求，又包括流通能力、国家实力等条件。换言之，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法定货币都能够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大多数国家的货币虽然抛开了贵金属本位，但它们仍然需要找到一个标准，以比较相互之间的价值。目前，只有以美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货币，凭借国家实力与外部的依附，具备成为储备货币的基础和条件。
这样一种以国家实力为背景的终极权力，却不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控制货币金融权力的力量不是形式上的民选机构，而是相对于政府半独立的美联储与以高盛、花旗等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势力集团。这种资本势力渗透在各个领域，成为彼此协助、自我实现的循环。它们具有绝对的优势，具有推动国家政策的力量，在经济上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大力输出西方民主制度，在文化上宣扬普世价值观。
在这样一个渗透一切、占有一切而又统治一切的势力下，西方政治体制中三权分立原则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其影响下，西方国家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能够达成更多的妥协，而这种妥协的成本，将外部化为其他国家的负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盗窃和掠夺，但是西方意识形态却将其实质内涵掩盖起来，把赃物标榜为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功劳。
货币金融霸权是一个强大的权力，首先它意味着在各国之间分配财富的权力，它为美国带来了巨额财富，让美国人过上了其他国家人民难以企及的富足生活，使其享受充分的社会保障；而通过这种权力获得的财富，却被美国金融资本和政客们标榜为美国社会制度和民主制度优越性的结果，借此美国可以向世界宣传、输出它的普世价值观，从而提高了美国自诩的软实力。同时，通过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与世界市场的贡献，美国又打造了举世无双的军事实力，保证国际秩序在金融霸权统治下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运行。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国家后来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重要问题的永久模式。我们揭露金融霸权的作用，并非否定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中的激励作用，也没有否定西方法治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的保护和促进作用。我们所强调的，是在金融霸权的维护下，美国和欧洲获得了太多的超额利益。其他国家也能通过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通过国家正确的政策，通过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为本国人民提供创造良好生活的条件，只是这种成功的过程更为艰辛。
西方金融经济学提出了“效用决定价值”的概念，即任何东西只有针对人的效用而言时，才具有价值。对于没有效用的东西，即便投入再多成本也一钱不值。这成为金融霸权获得如此地位的理论基础。所以，不是劳动决定价值，金融资本获得的回报不能与付出的劳动相关联，而应当与其带来的效用即财富价值相关联。<3>这个理论将价值与效用相连，实际上是将价值与人们的主观判断挂起钩来，所谓效用并没有客观标准，而是人们的主观感受。我们不想过于追究理论依据，只是希望指出，这种理论将价值的客观标准转换为主观标准，而人们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被引导的。在资本的强力引导下，价值将成为像时尚一样的潮流，这等同于将对效用所做的宣传和灌输能力赋予了价值，将运作并激发人们追求臆想价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思想创造力一方面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将普通劳动贬低得一文不值。有了边际效用理论，诚实的重复劳动成为供求关系的牺牲品，因为它提供的效用本身如此之低，在发展中国家随处存在，没有可以利用的效用；相反，西方国家的任何东西被赋予了过高价值，却是人们赋予效用价值的结果。
边际效用理论将人们的判断提升到至高位置，似乎是提升了自我意志的价值，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否认了任何固有价值。首先，判断和喜好是不确定的，所以供求关系也必然不稳定；其次，人们好恶等判断可以通过外部运作、灌输而形成，这又为任何人引导提升某物效用创造了空间。比如，相对高尔夫和乒乓球两项运动，资本对高尔夫采用高投入、高奖金、高广告费用等种种手段培养出新的群体意识，造就了高尔夫球星在西方的高效用和高价值；而对于乒乓球，由于时过境迁，人们对它从过去的狂热演变为冷落，这就是低效用。这样的例子在商业时尚社会比比皆是，胖瘦、肤色、发型、着装等都可以成为效用的操控目标。通过对意识的有意引导，何为高效用、何为低效用等等成为雄厚资本能够在市场层面操控的概念。当资本追捧古玩、家具、字画、房产等资产的时候，它们就是具有高价值的东西；当意念抛弃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低效用的东西。比较极端的例子如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好恶在分秒之间发生转变，但按照效用理论，极端地推导就会产生如何认为在泡沫破裂之前拥有郁金香，就没有足够的满足感和效用呢？
价值成为主观可以任意操控的概念后，有价值和无价值之间的界线划分成为资本的绝对权力，通过资本运作，事物价值随人们的感受而起伏不定。它可以通过理论界论证黄金没有实际价值，因为除了作为装饰品外，它没有效用，黄金成为货币是落后文化形态的选择；而纸币美元，因其具有的高度流通性，则具备了高效用。推而广之，股票价格、金融产品价格等都表明那个极端时刻的价值，价格变化则是其效用变化的反应。当价值成为可以通过运作、强化意识转化为主观形态后，西方的所谓软实力也必然登上最高殿堂，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优越性的理论基础。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崇拜，成为金融霸权具备超级效用的现实注脚。将经济学与社会心理学融合，构成需要如何影响主观意识的学说时，所谓的价值、效用理论离欺骗还有多远呢？
注释：
<1>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四个地区。
<2>以市场为核心，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提高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放弃政府的任何管制，以效率为目标。
<3>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5~6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金融霸权的体系
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是美元，维护经营美元体系的主体包括美联储、垄断金融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和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货币美元是经济体系的血液，那么美联储相当于心脏，美国金融资本相当于血管，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则将以美元等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开拓到新体系和新领域。对于美元，我们在后文将详细阐述。构成支配美元流动的组织体系展现出立体、全球化且高效能的特色。
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最神秘之处莫过于美联储的身份和角色了。一直以来，很多人，包括许多美国人在内，都认为美联储是阴谋的结果，是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的核心手段。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我们还是认为，在巨大的金融体系中，利益、组织等交错繁复，美联储无法如阴谋论所言，成为如此庞大体系中依赖于家族、种族、个人或者小团体阴谋所能控制的主体。美联储是美国民主制度和金融资本共同运作的产物，但是，从它诞生时起，它特殊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决定了它并非民主体制内的绝对服从者，而是结合民主体制、金融资本与专业精英的某种复杂变幻体。
在历史中，美联储是为避免银行体系周期性资金流动危机、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瘫痪而成立的，这一功能曾由摩根银行承担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美联储未能及时履行职能，从而导致银行大面积倒闭，货币紧缩。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能够快速从危机中挣脱出来，同时保护了众多金融机构在重大危机中安然无恙。
美联储成立于1913年。1935年，美国国会创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协调华盛顿与各分行之间的联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有投票权的成员包括7名联储理事会理事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的5位行长。作为国家最核心部门，其理事委员并非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后任命。各储备银行的行长由监管和代表各地方金融机构的储备银行董事选举，但联储理事会可行使否决权。这种结构是为了政治家任命的理事委员与政治机制之外选定的储备银行行长相互制衡，从而保证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独立性。<1>委员会决策可以独立于立法与行政权力之外，不仅如此，它的决策甚至可以影响大选中谁成为总统，谁又会黯然离去。
美联储最主要的工作是提供货币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中央银行在任何社会中应具备的正常作用。因其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和对社会各阶层、派别的经济影响力，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货币政策反而需要某种神秘主义，即它表现为中性而且艰晦难懂，如同抹平了政治价值上的倾向性和财富分配上的立场一般。但事实上，从美联储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以及服务对象来看，它无法与金融资本割裂开来。它本身虽然兼顾国家经济政策，但又属于金融资本体系的一部分。
创造货币的控制权掌握在美联储和金融机构手中，通过市场的倍乘效应，在美联储的微幅调整中放大到整个市场体系。这相当于将创造贷款和货币的唯一特权授予了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精英团体——商业银行体系。虽然美联储通过这种方式调整经济发展，但是，金融资本作为货币核心的附属体系，天然具有获得优先保护的优势和地位。在美国，银行是最安全的商业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倒闭后都会受到政府保护，而其他经济实体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2>2008年金融海啸中像雷曼倒闭的例子属于个案，而花旗、摩根、美国保险公司等等还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点保护。这种保护因双方密切的关系而加入了保障内容，即金融公司不仅不会轻易倒闭，而且美联储政策能够保障金融行业的利润和盈利能力。美联储虽然不应当持有政治立场判断，但是，具体的政策在帮助一部分人的同时会伤害另一部分人。12家联储分行行长中，有5位虽然在委员会中不具有绝对投票权，但是，他们代表了其所属地区千百家金融机构的利益。美联储的决策需要平衡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但往往经济形势发生动荡时，经济控制力量却越来越集中，货币政策具有了清算和再分配功能。比如1980年代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其提升利率、抑制通胀的政策导致大量中小型企业破产和被收购。
如果说美联储在美国历史中起到了保障经济正常发展的作用，那么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后，美联储政策已成为世界经济政策的中心，而对于作为诞生美国联储分行的成千上万家金融企业而言，成为美联储政策重点保护对象和一致行为人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金融企业是嵌入美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又以市场原则为宗旨，不可避免地追求自身利益。随着美元的世界性流动，金融资本利益将从美国国内延伸到它所能到达的一切领域。
当然，在美联储的历史中，不同领导人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有的美联储主席执掌货币政策具有极强独立性，独立于白宫和国会，有的主席却深谙政治权力之道，帮助总统刺激经济，希望总统连任之后反过来帮助自己连任美联储主席。这些历史细节表明完全隔绝于国家权力机构的独立美联储并不存在，但这些并不能影响其发挥效能的主要方式，亦无法改变美联储与金融机构之间联系的性质。
在美联储外围是以金融巨鳄所代表的西方金融机构，包括各种银行、投行、保险公司、基金、政府担保机构等等，它们已不是过去简单的银行，不再是以存款贷款业务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在继续向企业贷款的同时，它们更多是以自有的影响力通过金融创新带动更多更大的杠杆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成为彼此默契的控制性力量。黄树东先生在《大国兴衰》中指出：“金融全球化导致金融资本的泛滥，过多的金融资本追求相对有限的盈利机会，结果导致预期收入下降。……回报率的下降是对资本生存价值的挑战，迫使资本开始通过资产扩张、加大杠杆运作的方式提高回报利率。”<3>“华尔街的投行无不以几十亿、几百亿的自有资金，运作起几千亿、几万亿的资产。华尔街五大银行，除贝尔斯登经营的总资产在2006年增长23%、2007年底再增长17%外，到2007年底，另四家投行经营着高达38763亿美元的总资产，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7.6%。”<4>在这种模式下，自有资金与其所控制的资产不成比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置社会风险、系统风险于不顾，追求金融机构的私利。2013年10月摩根大通银行同意赔偿两房50亿美元，结合英国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5>的操纵，我们对于这种白领犯罪只能窥视其一角。Libor丑闻给数千个金融基准<6>投下了阴影，欧盟委员会阿尔穆尼亚说：“在Libor丑闻之前，人们认为金融基准是可以信任的。现在人们认为其中可能存在操纵行为。也许操纵不再是例外，而成了惯例。”<7>在没有证据和痕迹的情况下，能够操控的产品和定价到底有多少，这只能依赖于想象了。通过保险、衍生品、对赌、期货，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出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一方面它们声称在金融市场中这些产品的作用在于减少或者规避风险，实际上在发生系统风险的情况下，它们又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没有危机或者风险它们又无法获得杠杆化收益。所谓的风险，相当一部分要么可以通过巨额的资本得到控制，要么能够通过资本和人脉关系事先感知或者分析。100多年前，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是针对天气的不定变化而对生产者和购买者设立的保险手段，而现在，外汇、石油、金属等等所有重要品种的价格，几乎都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金融机构有着广泛的人脉和知名研究机构，它们测知国际中的各种变化，另一方面，它们的资金实力不再是避险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市场的控制力量。它们既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方向与金融机构的预测实现对接，又能够成为定价者；它们既是风险的规避者，又是风险的受益者。2008年，高盛出具报告，石油每桶价格能够达到200美元，结果在147美元时掉头向下，最低到33美元，难道高盛的高层会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交易者一样对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利比亚政策等一无所知？或者高盛的金融服务不会在给石油七姊妹公司<8>提供咨询的同时窥测了解它们的生产计划？防火墙不过是对具体交易人员的清规戒律，对于顶层决策者实际是不存在的。2013年高盛又有报告称黄金价格能够升至每盎司2000美元，结果从1700美元降至1200多美元。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意味着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以及依托这些产品的产业链中的诚实劳动将失去意义，勤奋的生产劳动反而成为人生中的巨大风险。在这样的市场中，难以分清市场成分和控制力之间的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跨国实业企业并非与金融资本相互隔绝，实业资本一方面通过不断并购重组，规模越来越大，比如通过对所有权关系的分析，仅1300家跨国公司即可构成全球经济核心，而其中超级核心有150家，它们占据全球财富40%以上<9>；另一方面，跨国实业企业，诸如电信、军工、石油、软件等，它们已经实现了股权结构证券化，即能够控制它们的，已经不是过去家族从事实业经营的股东，而是金融资本层层如金字塔般盘根错节的控制关系，金融资本通过较少的自有资本即能够在实业层面控制庞大的资产规模。在实业企业中，主管生产、经营等具体业务的是职业经理人，但选拔职业经理人，并决定公司发展方向的却是金融资本。
在国际层面上，推行国际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将国际金融秩序植入到发展中国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成为西方货币和金融资本任意驰骋的猎场。在这些机构的内部组织层次中，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影响力，配合以成体系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使发展中国家自愿地开放核心金融领域。历史中发生的历次经济或者金融危机，解决方法或者提供援助的条件都是更为开放和自由的资本市场。只是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才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些国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反而会带来风险。尽管承认，但它们的最终结论还是委婉地要求开放资本项目。有趣的是，某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离任再担任母国央行行长后，便改变原来的资本自由观点，认为资本过度自由对具体国家的经济无益。
对于美国经济逻辑合理的制度安排，经过历史中货币角色的微妙变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他国却构成了实质影响。总体来讲，金融资本支撑的市场经济为人类幸福生活创造了条件，但是金融资本作为最接近阳光的地带，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同时又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而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在发展的同时需要付出更多并承受更多的艰辛。
注释：
<1>参见<美>劳伦斯·H·梅耶：《联储岁月——我所了解的美联储》，6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参见<美>威廉·格雷德：《美联储》，53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3>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2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同上，290页。
<5>即在伦敦银行金融交易市场上银行间相互拆借英镑、欧洲美元及其他欧洲货币时的利率，它常常作为商业贷款、抵押和发行债券等金融产品利率的基准，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关键利率，一些浮动利率的融资工具在发行时，以该利率作为浮动的依据和参照物。
<6>各国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定价依据，以此可以影响从汽油到黄金等商品期货、从按揭贷款到国债等绝大多数金融产品的价格。
<7>《15家大银行卷入汇市操纵调查》，载《参考消息》，2013-11-14，转摘于《金融时报》网站《大银行面临外汇交易调查问询》。
<8>又称国际大石油公司，指的是标准石油分割所形成的三家较大的石油公司与另外四家石油公司所组成的垄断性企业联盟，曾对世界石油市场影响甚巨。包括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美孚石油、德士古、雪佛龙、海湾石油，经合并到2004年，七家中还有四家继续营业，它们是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和雪佛龙。
<9>参见<美>威廉·恩道尔：《目标中国》，Ⅱ页，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