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我眼中的毕加索
作者：张仃
出自《张仃画室·它山文存》
发表于《新观察》1983年第12期
▲1956年，张仃与毕加索
毕加索是世界艺术巨匠，毕加索的作品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巨峰。
世界上的商人都知道他，当然，不一定都了解他。因为他的画能卖高价，商人识宝，是识宝的商业价值。
中国人知道他是和平战士，在20世纪50年代，毕加索的和平鸽，飞遍全世界，也飞遍全中国。
我因为偶然的机缘，见过毕加索。知道的人或朋友们，希望我谈谈毕加索，我总是感到很为难，特别是这一次，毕加索的原作在北京展览。开幕前，有几家报刊要我谈谈，开幕那天，同志们与朋友们也让我谈谈。
我不想谈，倒不是因为怕，怕再来一个十年动乱，再遭受迫害。
我不想谈，因为我喜欢毕加索。
我所知有限，尤其是绘画艺术，用语言解说，往往徒劳，甚至歪曲。
我以为毕加索的作品本身，是最好的说明。绘画是视觉艺术，毫无偏见地去看他的作品，他将告诉你一切。
但是有人说，我们不懂他的语言，我们需要翻译。
▲1956年，毕加索回赠张仃的画册，上面有毕加索用红蓝两色笔签的“张仃”二字，并且绘有一只和平鸽
一、毕加索的语言
人们看毕加索的画，总是要问为什么，不是一个“为什么”，而是许多“为什么”。
在欧洲，也闹了几十年，他们特别认真而又无所顾忌，在展览会场上就争吵，一直吵到会场外边，到大马路还是争吵不休，以至阻塞交通，引起警察的干涉。后来，大家看得多了，争吵得多了，展览会也开得多了，书也出得多了，批评介绍的文章也写得多了，经过时间的推移，人们才冷静下来思考，争论似乎平歇下来了，把毕加索当做历史人物，把他的作品与古典大师的作品并列了。
当然，这决不是说，欧洲艺术界对毕加索的看法完全一致了。毕加索划时代的作品《格尔尼卡》，1981年，西班牙用专机把这幅画从美国运回马德里，陈列这幅画的博物馆，在画前设置防弹玻璃，两边有机关枪守卫，去看画的人，像朝圣，但比朝圣更加戒备森严。这是因为毕加索的这幅画，是国家的无价之宝担心受到破坏与损伤。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毕加索没有离开巴黎，他没有离开画室，没有停止作画——欧洲人以此为骄傲。人们认为在希特勒铁蹄践踏下，法兰西的文化没有消失，相反，毕加索像凯旋门上的火焰，他的光辉照亮战斗胜利的前景!
在法西斯室息欧洲的时期，毕加索与法国的抗战组织和共产党人在一起。1944年，他的好友马克思·牙洛布(诗人)，在德国集中营死去。同年，毕加索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毕加索与阿波利奈、艾吕雅、阿拉贡等诗人是至交。爱伦堡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时期、毕加索的画，帮助我生活……”
通常都认为，艺术就是美的形象，什么是美?——这就是毕加索的画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对毕加索艺术语言的争论。
人们不懂他的语言。
毕加索说:“凡是希望懂中文的人，都会认为，是啊，我要学习中文，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认为应该学绘画呢?”其实，应该说:“他们为什么不去学习毕加索的绘画语言呢?”
因为，在争论中嗓子最大的人，常常是那些自以为已经掌握了绘画语言的人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便叫我准确地画素描……”在12岁便掌握了画石膏的全部秘密。青年时期的毕加索，用学院派的标准看来，他已经是一位名画家，一位美术教授，一个当时的艺坛名流与社会士绅了。但他决不停止，用他的话说，在美术上，要不断去“发现”
▲毕加索 《亚维农少女》
1907年，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出现了。
“这种特别的，自然形的断裂解体，彻底摧毁了艺术传统”。他不断探索人体结构的表现力，得到黑人艺术的启发，并且发展了塞尚的观点。《亚维农少女》震动了20世纪欧洲的艺坛！
毕加索不论怎么变形和夸张，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生活形象与时代脉搏。虽然，他的作品中有大量的抽象规律，但我认为，他始终是个具象大师。他从未凭空搞过色彩和线条的游戏，也从未凭偶然的灵感爆发来进行创作。他的创作，每一笔都来源于生活，都有现实根据，他是非常勤奋、非常谦虚的人。
毕加索只有一个，他是西班牙伟大艺术传统的继承者，他长期受到法兰西文化的滋养，毕加索在20世纪艺术史上，发出了彗星一般光辉的奇迹!
毕加索—就是现代艺术!
清晨，我在郊野散步。在小树林中，可以听到各类鸟叫。当然我不是传说中的公冶长，我不懂鸟语，但是感到很好听，鸟鸣是很“悦耳”的。
我到老友李可染家，去看他的画。看过几张之后，他就在录音机上放一段弹词给我听。他说弹词的音调很美，这种美，曾经对他的笔墨有过启发。李可染爱听弹词，但他并不去了解其中的情节与词藻，他也不懂苏州话……
因此，我想，多少年来，由于极左思潮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使人们用简单的功利主义来对待艺术，人们不去研究艺术规律与各种不同的艺术语言，不去研究各种不同的艺术特色及其局限性……以至中国观众与毕加索之间的鸿沟，更大更交错复杂了。
我们民族是有高度文化的，我们的八大山人，欧洲人目前也未必都能理解，虽然，在他们的博物馆中，早已开始介绍中国绘画了。
我不懂鸟语，我不想问为什么，我只觉其“悦耳”。当然，毕加索的画，还不只是“悦目”。如果说，画是无声的音乐，他的画包含有早期西班牙流浪者的叹息，法国南部的海涛，二次大战时马的嘶鸣，炮弹的轰响，巴黎解放后，春天的牧笛，西班牙欢乐的手鼓……毕加索的画，是20世纪最新的大交响乐——这样说仍是不确切的，绘画必须通过绘画特有的语言去理解，但首先要不抱成见，不要怀疑一个伟大艺术劳动者的真诚。
据说，争论的要点在于他的画不能“悦目”，对于反对者来说是“不堪入目”，这等于一个精于加减乘除的人以为爱因斯坦与数学无关一样，那是属于另范畴的问题了。
▲1956年，张仃（右）回国后与李可染（左）一起分享毕加索赠送的画册
二、毕加索的善与真诚
毕加索经历了艺术的复杂历程，他涉猎了20世纪艺术上的各种不同流派，他使用各种材料、各种技法，成功地涉足于油画、雕塑、贴纸、拼贴画、建筑、素描、版画、陶瓷、舞台美术、服装设计等等艺术创作领域。
如果因毕加索艺术上的多变，把他当做艺术上的发明家，就对他的艺术研究找不到内在联系了。我们必须研究他的生活时代背景，他的世界观与艺术观，作为走进毕加索世界的大门钥匙。
1881年毕加索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先后考入巴赛罗那的美术学院和马德里的美术学院。他很早就掌握了油画的基本技法和写实能力，他受不了学院派的束缚，他像一匹脱缰之马冲向十字街头。他爱祖国，爱祖国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与街头的乞丐、妓女、酒鬼等人为伍，用画笔来描写他们的痛苦与不幸。他用悲怆的蓝色，画了《早餐桌上》《烫衣女工》《盲者》等等写实的作品，但他已发展了西班牙前辈大师格列克的风格:瘦长的身躯，长颈与长手指，贫血的脸……这阶段的作品，后来称之为“蓝色时期”。
1900年，他到法国巴黎。
说毕加索是在发现艺术，不如说他是在探索人生——像成千成万的艺术冒险家一样，他也到巴去做艺术上的冒险家。在巴黎，他也是生活于下层，他和马戏班、流亡者、失业工人、吉普赛人为伍，他画舞台布景，设计服装，他深入后台，熟悉卖艺者的生活，创作了《养猴子的艺人之家》《小丑》《踩球的女艺人》等等，他的技法更成熟了，思想与生活也较稳定了，画面上出现了红色，后来人们称之为“玫瑰色时期”。
毕加索的艺术，一开始就是为人生的，就是善与真诚的。他对人生的态度是严的，他的艺术语言是感人的。
▲20世纪60年代 装饰画 张仃 《仿毕加索风景》35x46cm
三、毕加索的热情与勇气
毕加索高寿(1881-1973)，他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艺坛风云。他每走一步，都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他在每一阶段所创造出来的艺术成果，都得到人们热烈的喝彩、衷心的赞颂!或者相反，遭到肆意的谩骂与唾弃。
他像一名战士，专心一意地注视前方，一边看地形，一边避炮火，步步为营，匍匐前进。有时经过大的迁回曲折，有时他大踏步冲刺。他一个一个地占领了旧的艺术堡垒。有时处境十分危险，他仿佛在悬崖绝壁上消失了，但很快，你又在远远的地平线上看到他巨大的背影!
毕加索从来不介意人们对他的赞扬或辱骂，他没有时间与精力来旁顾——如果不是对人生与艺术具有超人的热情与勇气，是绝对做不到的。他的艺术热情像高温的熔炉，把希腊罗马艺术中的精华，都融解到自己的艺术之中，如代表作《海滩上的两个裸女》《母与子》等，同时，他深入研究安格尔的素描，创作了毕加索的线描，他用这种方法，画了巴尔扎克《不可知的杰作》小说插图。
毕加索的热情，熔化了最难熔化的“艺术矿石”，他接受了塞尚的原则。但只靠理性分析物体，把自然形态分解再组织，是达不到立体主义的，而毕加索他是用白热化的高温，熔解了自然形态而后再创造。不论立体主义在美术史上是如何评价，这确是造型艺术的一次伟大经历，不只是对毕加索本人，而且是对20世纪的艺术，都有了深远的影响。
只有热情，没有勇气，仍然达不到如此巨大的胜利。西方评论家说:“毕加索的艺术风格是男性的，是力的美，壮美，博大，有时甚至是粗暴的。”
这反映了毕加索的胸怀、容量、气质与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消化不了黑人艺术，出现不了《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不断地创新，但他又不参与那时代的任何派。因为，他虽然在艺术征途上，某一时期与某一流派同行，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他是长征者，他不想就此立足，建立王国，享受尊荣。他每一次战斗，只是一种经历，他要从艺术的必然王国，找到艺术的自由王国; 他像中国的圣僧取经一样，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20世纪60年代 装饰画 张仃 《仿毕加索人物》35x46cm
四、毕加索是美的规律的发现者
时常听到人们责难，毕加索把一个少女的脸，胡乱安排，而且青一块紫一块，“这是美吗?
1939年，我看到毕加索经过立体主义之后，他的第一幅画《椅子上的黑衣少女》，使我非常地兴奋与激动，。我看见一个少女的正面与侧面，经过概括了的、化了妆的、明艳照人的脸，长长的睫毛，长长的黑发，黑上衣，花格裙，典型的法国美女，如用古典方法描绘，顶多不过是一幅时装广告而已——毕加索用最现代的方法，画了最现代的美女典型。他是冷静分析，大胆概括，热情表现。
毕加索的每幅画，都有很多幅草稿。他一定要找到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色彩与线条才罢休，他绝不重复自己已经有过的经验。他要表现，他要“发现”美的规律。
毕加索那幅《椅子上的少女》，在十年之后，我再次看到她的复制品，依然使我动心;再过十年之后，将仍然如此。我看之不足，就用中国的工具，进行摹写，我要通过实践，来经历他的美感体验。为此，在十年动乱之中，曾遭到猛烈的批斗。
在二次大战前夕，毕加索似有预感，他画了《哭泣的女人》，在那么巨大的痛苦中哭泣的女人，令观者颤栗——这种画，用别的方法，决不能给人如此强烈的印象，毕加索不是用手，是用他的心，是用他的灵魂来画的。
1937年，毕加索又创作了《格尔尼卡》。
那是在法西斯轰炸了西班牙的格尔尼卡之后，毕加索为他亲爱的祖国，为他祖国的人民，献出了他的“艺术纪念碑”。
有什么语言，能够这样直接、强烈而深刻地控诉法西斯暴行呢?他不采取直接手法，因为关于二次大战的写实场面，在战争期间或大战之后，不论是照相或电影，真是成千上万，那才远比绘画更真实、更细致、更感人呢。
毕加索是用绘画来表现，他的艺术手段是不能代替的。背景很是单纯，人物，牛，马，起火的房子，举灯的人，马蹄下手握匕首的死者，死去的孩子，疯狂的妇女…他把战争的印象如此深刻地烙在观众心上。
《格尔尼卡》结构宏大、严谨，人、马、牛等细部，极深刻而又稚拙，认真刻画的线条，有如儿童画或东方石刻艺术。色彩只用黑、白、灰
1956年，我到意大利的时候，看到不少画家的家中都有这幅画的复制品
《格尔尼卡》，不仅是战争的纪念碑，也是20世纪绘画的一个里程碑，人们怎能低估毕加索的美学价值呢
五、毕加索是美术遗产的继承者
人们提到毕加索的时候，总以为他是艺术遗产的破坏者——他确是破坏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他破坏了旧的审美观念和僵化了的艺术形式与语言，他破坏了艺术上陈腐的清规戒律，他破坏了欧洲绅士们自以为是的艺术偏见。
西方艺术，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以后的历代艺术大师的成果，再没有比他更加虔诚认真的学习者了。早期，他受格列克的影响，一直到晚年，他不断地临摹历代大师的杰作。当然，他不是照搬复制，他是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重新来认识那些名作，挖掘他们潜在的美学价值。他是用自己的语言，说他是临摹，不如说他是翻译，或者说是用20世纪的艺术语言再创造。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委拉斯凯支的《小公主》等等，他都反复多次，不厌其详地画了又画，每幅都不相同。他像科学家那样，在美学领域，发现问题，穷追猛究，没完没了。
毕加索学习遗产的态度，也为艺术家们创立了新的榜样——提出新方法，提出各种可能与假设。实际上，是他与古典大师做心灵的对话，有时争吵得很剧烈，有时是和谐的二部合唱。通过毕加索的作品，使人们打开了心扉，对上代大师的名作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也使上代与现代结合，产生了第三代艺术这是创造性的继承，发展了西方艺术遗产，又使遗产活起来。
▲20世纪60年代 装饰画 张仃 《仿莫迪里阿尼人物》 49x36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