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和英国的差别——财产权
最近说了很多历史，作为一个财经说书人，可能让人感觉有点跑题，但在我心中是关联性很强，有逻辑的。
之前直播中说到巴菲特和芒格投资中国的两个案例——中石油、比亚迪。
1，虽然在中国，巴菲特和芒格很热门很受追捧，比在美国都受欢迎，几乎可以说是投资圈的政治正确，但是伯克希尔投资中国的比例很小。
中石油、比亚迪一个4亿多美元，一个2亿多美元。
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伯克希尔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2，投资中石油、比亚迪，当然主要原因是公司非常好、价格非常低，但中美关系越来越好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石油是2003年美国共和党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反恐上越来越依赖中国，中美进入90年代以来的最好时间段。
比亚迪是2008年美国民主党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夕，中美气候、新能源的紧密合作已经完全可以预期了。
并且说到他们对中国经济整体的一些看法。
比如，查理芒格说：
1，1900年左右作为苦力、甚至奴隶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很快就能发家致富，这反映了中国人的优秀是拦不住的，只要中国人能摆脱错误的体制，就一定能创造奇迹，比亚迪就是这样的奇迹。
2，中国的改革开放、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个奇迹，他们还是继续会让人们赚钱，这样的话奇迹还会继续下去。
相比芒格的直接和乐观，巴菲特的表达更含蓄：
1，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有天赋，环境、资源也都很相似，但中国1790年到1970年，几乎没什么变化。
2，最近几十年中国找到了有效的方法，按有效的方法继续前进非常重要。
3，从全球最具价值的20家公司的数量来说，未来三十年，中国应该还是无法超过美国。
然后，我就关注了1790年的中国，当时是什么样？为什么接近两百年没变化？
1790年的中国是历史书中的康乾盛世，是古代中国、皇权社会的巅峰。
但这个康乾盛世，只是满清朝廷的盛世，是爱新觉罗家族皇权的盛世，从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来看，完全不够格，3亿人只能是勉强吃饱，是个饥饿的盛世；
从精神生活水平来看，更是非常黑暗的、压迫的，官员们以做皇帝的好奴才为荣，变着花样地取悦皇帝，老百姓已经被彻底驯服，满面笑容地接受一切践踏。
在这样的康乾盛世，创造财富、发展经济，是痴人说梦。
那么古代中国上，有没有经济繁荣，普通人能发财致富的盛世呢？
这就关注到了文景之治。
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是古代中国的第一盛世，直到宋朝后世鲜能及之，至少直到唐朝开元盛世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
文景之治，我以为应该还是很不错的，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不错，精神生活水平也还可以。我相信文景之治的理由不是轻徭役，减赋税，更不是汉文帝节俭，而是汉初的经济特征：
1，货币自由，由民间铸造，后期由朝廷和民间竞争铸造。
2，土地私有，自由流转，有了庄园农业，或者说土地开始商品化，农业开始商业化。
3，自然资源开放，可以砍伐、种养植、采矿冶炼等，虽然有政策歧视但并不以消灭或控制为目的打压工商业，商业贸易繁荣，商人往来全国，制造业发达，盐铁酒纱行业都有兴旺发展，纺织业甚至出现了1000人左右的大作坊，即使不是富贵人家也开始买衣服穿了。
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发展，离不开这些经济特征，而这些经济特征，不管是不是汉初朝廷的主观意愿，但总之应该是和朝廷对民间社会、基层治理的干预少有关，也和汉初郡国制的竞争有关。
但很快，武帝上来后实施了几项流传千年的经济政策，不仅把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搞没了，而且后世都学汉武帝，文景之治也就后世鲜能及之了。
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一句话，就是取消或者控制或者弱化非朝廷经济、非官方组织、非皇权力量，增强皇权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控制能力。
自然资源、货币、盐铁、运输、物价都慢慢攥到朝廷手里，甚至原来民间积累的财富通过税收和举报的结合也收到了朝廷手里，民间经济要么崩溃破产，要么成为朝廷官府经济的小跟班或者白手套。
但关于这个，争议很大。
汉初的经济特征，虽然确实带来了繁荣，但有些人认为贫富差距太大，土地兼并严重，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也被认为是抑制了土地兼并，对整个汉朝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我完全不否认文景之治出现了贫富差距和土地兼并，但我以为：
1，橄榄型，或者金字塔形的社会财富结构总比，倒丁字型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否认这个那就没法再说了。
2，土地兼并，汉武帝当然没有抑制住，反而是持续发展到了东汉末年的豪强地主，割据一方了，而且古代中国2000多年皇权社会都没有处理好土地兼并这个问题。
然后接着土地兼并这个关键点，这个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王朝更迭的最重要推手，提纲挈领地去理解古代中国，去理解古代中国的财富创造与经济发展。
为什么土地兼并？为什么治不好土地兼并？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有两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1，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下，官员和地主不分家，官僚地主具有经济的和暴力的优势地位，官僚地主兼并普通地主是必然的，而官僚地主之间也会因权力斗争互相兼并，这种土地兼并与其说是经济现象不如说是政治现象，官僚体系不改是不可能根除的。
2，古代中国，皇权社会抑制土地兼并的方法是，只有皇帝当全天下的地主，不允许有其他地主，皇帝打击的正是自己所干的，这是不可能的。
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官僚体系下，说抑制土地兼并，这不过是贼喊捉贼，舆论话术，文字游戏罢了。
然后，我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英国的土地兼并——圈地运动，不仅没有天下大乱，反而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推动力量之一。
这至少有三点：
1，兼并是民间社会的自发行为，是普通农户和封建领主的自发行为，是漫长的几百年里、静悄悄地、非暴力实现的，主要方式的协议圈地，是沟通谈判达成契约实现的兼并。（有个别暴力圈地，但引发了激烈的武装反抗）
2，圈地运动没有抛弃法律，法律也没有抛弃圈地运动，实际情况和法律虽然经常有出入，但总是很快调整一致，获得社会主流认可，符合自然正义。
3，圈地运动的过程就是土地确权的过程，圈地运动明确了土地的私有产权制度，而且同时明确了人身不受支配的自由原则，因为财产权的第一要义就是人身的劳动力自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就业获得报酬，也就是人的人身不能受到他人支配。
然后，今天做个小结，不再继续延展了。
我关注是：
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够更好地创造财富，发展经济？
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或者很少有经济繁荣，普通人发财致富的时代？
这个问题，太大太难了，而且见仁见智。
但我越来越觉得，财富创造、经济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性原理。
马斯克上大学学的是双学位，经济学和物理学，这有可能意味着，就像物理学是物理世界的第一性原理一样，马斯克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一性原理是经济学。
我以为，财富创造、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是明确财产权利。
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甚至历代王朝都不能免于崩溃，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抑得不够或者抑得过份，也不是“自由放任”太多了或者“国家干预”太多了。
说白了，就是古代中国“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
因为这些，都不过是“权力捉弄财产”的不容形式。
无论朝廷官府的“公权力”还是官僚地主的“私权力”，都极度藐视财产权，肆意践踏财产权。
于是朝廷自由放任，就会放出无数土皇帝，而朝廷加强统治也只会“与民争利”，给老百姓增加负担。
马戛尔尼访清使团成员，巴罗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这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
英国人认为，个人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入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这是英国人的财产权。
洛克就说，财产权与个人的自由有着直接的关系。
财产权不是一种物的关系，而是一种道德的关系，一种与因果关系相联系的涉及预期的稳定性的社会关系。
没有它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预期是不可能的。
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
皇权社会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
就像马戛尔尼说，清朝人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任何财产违反了乾隆的主张，都是得不到保障的。
同时马戛尔尼认为：如果有一个会保证其居民财产安全的政府，那么中国农民和工匠的技术与进取心、以及商人的商业敏感就会激励起来。从随之而来的财富增长中，欧洲将会获益，世界也将会在互惠的商业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