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家风 守初心｜听周总理侄女和开国上将萧华女儿谈家风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红色家风的“红”，是革命的颜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底色，它蕴含着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能忘记的初心。红色家风，山高水长，光照后人，激励后辈，且听“红色后人”述说革命家风故事，看老一辈革命家如何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人格风范感染后人。
周恩来：不要“做”普通人，
你就“是”普通人
讲述人：周秉德（周恩来总理侄女）本报记者 宋佳烜 采访整理
周秉德和伯伯周恩来总理合影
我10岁那年，与父母和3个弟妹住在天津。有一天，我的父亲忽然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原因竟是他去北京看望了我的伯伯（周恩来）。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有一位大伯，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官儿”。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告别家人，踏上了去往北平的火车，来到伯伯的身边，也开始了我在中南海的生活。直到出嫁，我在中南海生活了10余年，回望那段岁月，我总觉得从踏进中南海的那一刻，自己的生命轨迹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是因为我的伯伯是周恩来，更不是因为我能够住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而是因为伯伯和七妈（邓颖超）对待生活、工作、革命和国家的态度让年幼的我开始对人生有了全新的思考和规划，更为我的一生奠定了基调。
伯伯和七妈一生无儿无女，而最初，七妈也是为了革命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孩子。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直把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我来到他们身边后，他们对我万分疼爱，但同时对我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我记得伯伯常对我说，他是一国总理，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不能因为他产生特殊化思想，更不要讲关系。我感到，他并不是要我“做”普通人，而强调我就“是”个普通人，这种思想在我心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我们几兄妹的学习、工作甚至婚恋上，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伯伯也有不同的要求。二弟秉钧高中毕业前准备报考清华大学，而且颇有信心，但当时正好是1961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伯伯就找他谈心，告诉他现在农村缺乏劳动力，城市青年应征入伍可以减少甚至不用抽调农村劳动力服兵役，等于支援了农村生产，于是二弟就放弃了考大学的想法直接入伍了。四弟秉华也同样放弃了大学梦，当了兵。
在中南海的十几年里，我印象中伯伯一直非常繁忙，工作起来夜以继日，走起路来也总像阵风，年轻的卫士都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的脚步。他总说，在革命的数十载春秋中，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同志、战友为了新中国牺牲了生命，我们只是最后的幸存者，我们不可以忘记他们的流血牺牲，更要替他们完成建设新中国的心愿，加倍努力工作，不能有丝毫懈怠。
印象中，伯伯出行从来都是乘坐飞机，不乘火车。乘坐飞机是一件风险挺大的事情，但他为了节省时间，为党、国家、人民多做一点事，他总是在与时间赛跑，不顾个人安危。
伯伯和七妈的生活也一直非常简朴，他把自己的粮票定得很低，还坚持每周都要吃两三次粗粮，说不能忘本，告诉我们红军长征时吃着草根树皮，忍饥挨饿、牺牲了多少战友才有了今天的生活。在穿上也是一样，我收藏了一件他的睡袍，上面打了几十个补丁，还有手绢、小毛巾、纱布等也是如此，后来我把这件睡袍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他不光对自己要求严苛，也要求我们不忘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牢记革命传统。12岁那年，我进入师大女附中的干部子弟班，当时干部家庭没有收入，实施供给制，无法缴纳学费，所有干部子弟有一个专门的班级。伯伯对我说，你们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很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我们班的同学很多来自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他们接受革命教育比我早，跟我以前的同学也很不一样，艰苦朴素、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友爱、先人后己……这些都是我从这些同学身上学到的品质。
1952年，我就要初中毕业了，这时，国内上映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年轻时投身乡村教育，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演的是全国各地的学生来到乡村看望满头银发的瓦尔瓦娜，学生们自我介绍说，我是工人、我是拖拉机手、我是工程师、我是功勋演员……这个镜头让我非常感慨，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但我们国家文盲却占了大多数，我便励志要做一名人民教师，为祖国建设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一年，我放弃了上高中、留学苏联的前景，进入北京师范学校。
北师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党和国家培养了我3年，我感到自己已经可以胜任人民教师的工作了，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应该尽快投入到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减少失学儿童的工作中去。”毕业前我主动申请去农村小学，学校发展我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圆了自己的乡村教师梦。而直到现在，我也只是个“中专生”。
在教师岗位上只工作了3个月，我就被调到东郊区委参加工作，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的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从未暴露过与伯伯的亲属关系，更没有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自己谋利。很多人说，我想办点什么事还不是“一句话”，但我可以底气十足地说，这辈子没有办过什么“一句话”的事。
我自己是这样，也要求自己的孩子、孙子要严格要求自己，我都是个普通人了，他们也更是普通人，我的两个儿子都去过西花厅，也都见过伯伯和七妈，但他们上学、工作时都不会与外人提及这层特殊的关系。
退休后，我经常会被邀请去做“弘扬周恩来精神”的讲座，虽然随着年纪的增长，长时间的讲座对我而言也着实是件稍感疲劳的事情，但只要有人找到我，我都不会拒绝。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我也很想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老一辈革命家的品德风范，了解他们对待党、对待国家、对待人民积极忘我工作的一腔热忱，希望年轻人可以在我的讲座中受益。
我深知，作为红色后代，红色传统不能丢。伯伯的精神是值得被传承和敬仰的。2016年，我和家人一同用伯伯的乳名“大鸾”和字“翔宇”注册了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希望能够传承他的精神。基金会为黔东南、太行山等革命老区送医送药，帮助他们建设卫生所、学校等；曾在蒙古国捐助了医疗设备并推出了治疗眼疾的公益活动；还募集资金为尼泊尔历史上第二个高中阿南达—库迪学校重建“悲悯楼”，1957年，伯伯曾经在访尼期间参观过这座学校，1958年，在伯伯的支持下，中国佛教协会援助该校建造了这个两层教学楼——“悲悯楼”。
日前，《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公布，长征片区、陕甘宁片区等22个片区名列其中。图为周秉德女士发予本报的寄语，呼吁当代人继续发扬、传承好长征精神。
萧华：做什么事情都要
认真、本分、真诚
讲述人：萧霜（开国上将萧华之女）本报记者 程 佳 采访整理
萧霜
父亲跟群众的关系特别好，心里总是想着老百姓。他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一视同仁，不能高高在上。小时候，有一天我哥哥领回来了不知道谁家的一只狗，我记得父亲当时好严厉啊！他非常生气地训斥哥哥：“这是谁家的狗，你就领回来了。怎么可以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
父亲特别平易近人，我们家住在胡同里，只要父亲回家了，邻居家的孩子就都围着他转。那时候的周末，父亲有时会带我们去景山公园玩，遇到其他小孩子，他们总会围着父亲，叫着“爷爷”“爷爷”，觉得他特别亲切。我们有时候会带上一个冰糕桶，孩子们都馋嘴，就围着父亲要冰糕吃，父亲就把原本给我们准备的冰糕全部分给其他孩子了。街坊邻里总说，父亲哪里像首长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爷爷。
上一辈的人走路都跟飞一样，听说周总理是，父亲更是，也许是战争年代带过来的特征，警卫员总在后面喊着：“首长，您慢点。”我对“雷厉风行”这四个字的理解就始于父亲。
“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本分、真诚！”这是父亲挂在嘴边时常告诫我们的话，而每当父亲“老生常谈”时，母亲就默默地在一旁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他。我的母亲，在生了5个孩子后，还坚持去俄语专科学校学习。她对我们说：“我要不学就一点儿都不碰，要学，我就学最好。”父母诚以待人、不畏艰难、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精神与气质令人敬佩，也一直影响着我们。
我曾问过母亲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要参加红军？那么小，真的不怕死吗？当时家里的条件也不愁吃不愁穿吧，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非要参加红军？在枪林弹雨里，就真的一点儿不害怕吗？……”
“我也不知道，就是拼着那股劲，就是要跟着共产党，我只知道这个队伍是去救老百姓于水火的。”母亲总是这句话，很质朴，但确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父亲和那些叔叔、伯伯们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一起经历了生死考验，他们从心里珍惜现在的生活。父亲总是念着，那么多战友的牺牲才换来今天，真的太不容易了。
父亲创作的《长征组歌》中有一句“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是当时红军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过草地前，部队下发的粮食很少，父亲和警卫员吴宗汉的粮食在一块儿。开始，每顿倒上一小碗青稞麦，放到脸盆里加点儿野菜，煮成稀汤喝。前3天两人还在一起吃，后来，父亲看吴宗汉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袋里又仅剩一点青稞，就把自己剩下的一点青稞全部给他了。
“你怎么办？”吴宗汉问。
“我可以到司令部去‘打游击’。”父亲说。
吴宗汉一开始信以为真，但越想越不对头，悄悄跟着父亲转一天才发现，父亲跟着缺粮的同志一起挖野菜、摘树叶、掐草根充饥。吴宗汉指着盛着野菜的破碗说：“首长，你骗我！”吴宗汉泪流满面。
父亲常说，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下天下，就是因为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哪里艰苦，哪里要开辟战场，父亲都毫不犹豫、勇挑重担。
1937年冬，平型关大捷的得胜之师八路军115师主力343旅所属各部正驻扎在白石、杜戍和李村等地整训，旅部就驻扎在白石村温家大院。父亲当时任343旅政委，恰逢此时，贺绿汀也随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到白石一带慰问演出。父亲当时动情地给贺绿汀等人讲述了平型关大捷始末，他扬着一只手臂，高声鼓舞着人们，青春飒爽，朝气蓬勃。看着八路军战士昂扬乐观的精神风貌，听着父亲的讲述，贺绿汀的创作欲望和音乐灵感得到激发。当时，贺绿汀听说上级准备派父亲率领一支部队深入冀鲁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贺绿汀为父亲大义凛然、赴汤蹈火的精神所深深感动，所以当天晚上伏在炕上，就着一盏油灯整夜未眠，写下了奋进向上的抗日经典歌曲《游击队之歌》。
时任战地记者的刘白羽这样写道：“这支歌是专门为送萧华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远征而作的，头一天夜晚，我和贺绿汀同志住在农家一间小屋里，他伏身在炕桌上，就着一盏油灯，我睡在他身边，几次醒来，都看到他聚精会神、深思默想，写出了这支歌。我们把蜡版上刻印出来的歌篇交给萧华同志，他立刻像山鹰一样扑回鹰群之中，从此他们把这首《游击队之歌》传播到遥远的敌人后方，嘹亮四野，震荡八方。”
2016年，我带领卡林卡合唱团在上海演唱了《游击队之歌》，而且我还专门邀请了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用小提琴演奏此曲。我们一起演绎了老一辈的红色经典作品，传承了红色革命精神。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长大，决定了他的方方面面。父母的革命优良传统与品质传到我们身上，我们再给自己的孩子树立起好榜样。
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每个人都录一段音，说说家里的事情。他就说：“我听母亲给我讲过姥爷长征的故事。”我当时上班很忙，也没有刻意地去教育他，但是我会时不时地给儿子讲一些老红军的故事，他很爱听，印象也很深刻。
2008年汶川地震，儿子当时就毫不犹豫地奔赴前线救灾。他带头和一群朋友，开车从北京出发，前往汶川，路上他们由于及时发现险情特征，还帮助解放军躲过了余震。解放军跷着大拇指夸他们：“大学生就是厉害，好样的！”
2012年北京市“7·21”特大暴雨，那天晚上，儿子开着车主动送那些被困的人回家。后来，他又组织网友捐款捐物。那个周末，我正好去看孙女，就问她：“你爸爸干吗去了？”孙女说：“父亲又拉着物资去门头沟救灾去了。”
此外，我姐姐的孩子，为了收获最先进的知识，曾很长时间在美国学习，成绩优异，但学成后坚决不留在美国，而要回家，目前在国内创业，这样的选择我相信是家风所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有时，我突然说出的一句话、冒出的一个举动，都让我感觉像极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他们的品质、精神，就是“传家宝”，通过言语、举动传给了我们，我们又传给了下一代，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即是家风传承。
萧华夫人王新兰
9岁参加红军，11岁三过草地，13岁入党，至今已96岁高龄的老红军王新兰，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长征精神万岁”6个刻骨铭心的字，以表示一名老红军对后代的期望——愿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愿在建设强盛祖国的新长征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图为萧霜发予本报的其母亲王新兰的珍贵手迹，系首次发表见报，本报深致谢意。
（图片分别由周秉德和肖霜提供）
来源：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