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11月18日：廿年一觉保监梦
文 |俞燕
编 |吴戈
出品 |喻观财经
24年前的11月18日，对于保险业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日子。
1998年11月18日，CIRC挂牌成立。从此保险业开始由独立监管部门对口监管。
四年前的4月7日晚上9点左右，金融大街15号西门，CIRC的11字门牌，被悄然摘下。次日上午，CBIRC的牌子在鑫茂大厦南门挂了出来。新桃替旧符。
CIRC运行的20年，既是保险业发展的20年，也是保险监管实践的20年，同时还是保险改革的20年。
经历了20年岁月风雨的CIRC，在距离20年庆还差七个月的时候，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轮部委机构改革，很多部委或机构在改革中合并、更名、消失。CIRC的宿命并不唯一。
在发生此番巨变的前一年的7月中旬，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成立金稳委，组建CBIRC。随后形成了目前的“一委一行两会一局”金融监管格局。
而CIRC的成立，则源自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确立的主题。
可以说，CIRC的成立与终结，则与金融工作会议有关。
如今，新一届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虽然尚不知何月何时），这一次会为金融监管带来什么样的新格局，便格外令人拭目以待。
每次经过鑫茂大厦北门和西门，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时节如流，往事如烟。
然而历史是不能忘却的。所谓“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今年的11月18日很热闹，银保、证两大监管部门分别公布了首批个人养老金开办和销售的金融机构名单。银、证、基的相关机构们忙着抢占“首家”的位置。
唯有保险机构们安安静静。忙着下班过周末的人们，也许已有很多人不太记得11月18日是个什么日子。
作为金融“考古家”，本号就在此浅浅地回忆一下那并不特别久远的往事吧。
开局
和银行业一样，保险业也是先有机构、行业，再有独立的行业监管部门。而CBRC的出现，比CIRC还晚了五年，且银行业的分管业经营模式，确立的过程远比保险业更复杂，当时还出了三套方案。
在CIRC成立之前，保险公司在多个主管部门之间流转，从财政部海外业务局转到央行海外业务局。
1985年，央行金融管理司下设保险信用合作管理处，保险业的监管便又转到这里。
1989年大学毕业后在保险信用合作管理处工作的毕劲松，后来并没有在保险业发展，而是进入证券业，先后成为中富证券董事长兼总裁、首创证券总裁。
1994年，央行非银行金融管理司下设单独的保险管理处。这一年8月，农行行长马永伟调任后来被称作“老人保”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为新一代掌门。四年后，他成了CIRC的首任执掌者，这是后话。
1995年7月，央行单独成立了保险司，对内资保险公司进行对口监管。而外资保险公司在华代表处的监管，则归到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下面的保险处，保险公司的稽核工作则统一归到稽核局。
时任非银行司副司长马鸣家成为保险司首任司长，因此被称为“中国保险监管第一人”，平安的牌照当年就是从他手里批准的。
马老先生后来在2005年筹建嘉禾人寿（即现在的农银人寿）并在两年后任董事长，一直做到退休。
央行保险司成立的这一年，首部《保险法》颁布。在此之前，央行已发布了《财产保险合同条例》、《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等行业法规。《保险法》的出炉，则奠定了我国现代保险的架构。
根据《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分业经营的要求，1996年老人保改组后分设了中保财险、中保寿险、中保再保险和中保海外机构，保险业开始进入专业化经营时代。
一厢是老人保改制，一厢是新华保险、泰康人寿、华泰财险、永安财险、华安财险、中宏人寿成立，保险业迎来首轮大扩容。
这一批成立的永安财险，作为保险业最早出现的“坏孩子”，在1997年12月1日被央行接管，一时震惊金融业，成为促使CIRC成立的重要推手。
在接管永安财险之前，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金融业分业监管，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的三大议题。接管永安财险，成为保险业首次风控“祭旗”。
永安财险被接管五天后，《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19号文”）发布。随后，紫光阁成立了12个专题工作小组，其中包括整顿保险业。
1998年7月2日，朱先生在紫光阁专题会议上提出成立CIRC、人保再次改制。
四个月后，CIRC正式挂牌，从此保险业有了自己的专属监管部门，开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新历程。
在开业仪式上，当时的分管领导对CIRC提出了四条要求：努力学习、加强监管、廉洁高效、团结协作。
会上还宣布了对CIRC领导班子的任命。马永伟由从业者转变为监管者，成为CIRC首任主席，后来成为第二任主席的吴定富彼时是副主席，加之唐运祥、冯晓增，组成了第一届领导班子。
CIRC成立后不久，保险司司长马鸣家从监管者变成从业者，调任中国再保险公司副总经理。
彼时CIRC下设8个职能部门加机关党委，100名编制，人员来自央行、财政部、计委（发改委的前身）等部委，还有一部分从老人保分流而来。
保险业的首批保险监管干部，在阜成门内大街410号中国人保大楼（现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总部），开始了自己的新职业生涯。由于一批CIRC人士来自老人保，还被当时的业内人士戏称，CIRC领导们换工作都不用挪办公楼了。
为了更好地对市场主体实施现场监管，马永伟上任后，开始跑设立分支机构的事。1999年12月，上海、北京、广东等地设立11家保监会特派员办事处。
到2000年底，除了西藏之外的31个省市，皆设立了 “保险监管办公室”或“特派员办事处”，全国保险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建立。
2000年11月16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京宣告成立，成为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作为会管单位管理。
CIRC成立后，保险监管体系有待系统化。马永伟着手立章建制，提出了五年发展的规划：大体形成一个经营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经营方式集约化、政府监管法制化、从业人员专业化、行业发展国际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框架。
2000年1月出台《保险公司管理规定》，2001年4月发布《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2002年1月，发布《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2月发布《保险公司营销服务部管理办法》等，一批制度出炉。
2002年2月8-9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保险行业会议——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外资和合资保险公司首次作为中国保险市场上的主体参加。
马永伟在会上提出，保险监管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过渡。后来被称作“偿一代”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雏形初成。
当然，作为监管者，时时会面对行业的各种危机时刻。比如，自1996年以来，银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调导致传统险保费收入骤降。为了降低利差损风险，投连险应运而生。
又因为2001年7月由于牛市泡沫消退，投连险帐户的投资收益出现亏损，加之销售误导，引发了一场投连险退保风波。
这场投连险退保风波，成为CIRC成立以来面临的第一次危局。在各方斡旋之下，最终得以成功化解。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入世，保险业成为金融业里率先开放的领域。国际金融大咖们来中国招财进宝。国门洞开，也为CIRC带来了监管新挑战。
发展
2002年11月，60岁的马永伟到龄退休。时任CDIC常委、秘书长吴定富重返保险业，接棒成为CIRC第二任掌门，开启了长达九年的主政时期。
虽然投连险风波渐渐平息，但前些年积累下来的利差损的巨大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保险业，甚至时至今日，依然未完成消化完。
当时的利差损有多大呢？按照吴定富在2003全国保险工作会议的说法，1999年前的保单利差损便高达500多亿元。
就在吴定富到任的当月27日，股指击穿了千点大关。
可以说，吴定富面对这样的保险业局势，比前任的压力更重。尽快让保险业发展强大起来，成为首要任务。
2003年1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2003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吴定富提出，要在“5到10年的时间内，要真正把中国保险业做大做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后来，不仅要做大做强，更要又快又好。
发展几乎成了吴定富的口头禅，几乎逢会必讲“发展”二字。后来还新设了一个发展改革部，专门用来研究保险业的发展和改革大计。
2004年，在30多份筹建保险公司申请书里，有18家成为幸运儿。尘封8年的中资保险公司扩容开闸，形成 “8+3+7”（8家寿险、3家健康险、7家财产险）。
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这批保险公司，走出了各自的命运曲线，有的成为门类齐全的、家底丰厚的集团，有的则命运坎坷，隅于一角困于成长。
发展了的，除了保险业，还有CIRC自身。
2003年7月，根据《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即“61号文”），CIRC从紫光阁直属副部事业单位升格为正部事业单位，三年后被纳入参照公务员法的管理范围，即属于参公事业单位，加入是要考公务员的。
升级后，CIRC下设的部门从9个增至15个，编制则从最初的100人增至400人。其中，局级领导职数56名(含主席助理2名，纪委副书记1名，机关党委副书记1名，机关纪委书记1名及首席精算师、首席律师和首席会计师各1名)。
兵强马壮之后，原来的办公楼便显得格外拥挤。2005年4月25日，CIRC迁入金融大街15号的新办公楼，即现在的鑫茂大厦，与CBRC比邻而居。
彼时，在同一座大楼里“一体两面”的两家监管部门，大概也不会预想到，13年后双方会真正地“合体”了。
会机关壮大的同时，派出机构也随着CIRC级别的变化而升了级。2004年2月6日，31个派出机构从“办”升级为“局”，成为正局级单位。随后，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4个计划单列市局也陆续设立。
2004年5月底，保险业总资产首次突破1万亿元，用了24年。2006年已近2万亿元，花了三年时间，2008年进而增至3万亿元，则仅用了1年零4个月。
对于行业如此高歌猛进，彼时业界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数字大，不等于保险业做大”。这场行业大讨论，以质疑者被免职而终结。
时至今日，保险业依然在规模与效益之间摇摆。保费依然成为决定行业排名、股东满意度，乃至从业者薪水奖金的主要业绩考核指标。转型兜兜转转，似乎依然难以走出业绩的迷宫。
当然，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希望用发展的办法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迅速发展，才能增强行业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才能从容应对风险挑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为了更好地促进行业发展，吴定富为行业争取到了一个“大红包”。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发布，被视为保险业的重大政策红利，吴定富则称其为“保险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国十条”发布的次年，大牛市井喷，惨淡经营数年的保险业，一时赚得盆满钵满，“一年赚了五年的钱”。
多年后蓦然回首，资深的保险人大概都是会认定，2007年是保险业最好的“芳华”。
鲜花着锦，荆棘满途，是人生的多重面目，行业亦如是。2008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同样出身自保险业的美国国际集团（下称“AIG”）轰然倒塌。
论AIG的倒掉，甚至成为CIRC当时的一个重要课题。“前车覆，后车诫”，防风险成为国内保险业的关键词。
“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的关键词，取代了“加速发展、做大做强”。直至国际金融危机渐渐平息，发展才又重新加回来。
终结
时间很快来到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吴定富到达退休门槛，将接力棒交到Mr.项手里。
这一年10月，从农行过来的Mr.项成为CIRC的第三位掌门，并是其终结者。
上任时，他也同样面临发展困局，虽然与吴定富那会儿的局势不尽相同。
2010年，保险业总资产增速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总保费收入负增长，扩容后成立的一批中小保险公司，更是不堪重负。
初来保险业，Mr.项是不情不愿的。据彼时坊间传闻，他本意并不想来鑫茂大厦北楼，而是对富凯大厦向而往之，奈何未能如愿。
因此，最初Mr.项呈蛰伏状态，以及经常在开会时吐槽亲朋好友旧同事如何如何“嫌弃”他居然到了保险业，然后愤而总结保险业有“三个不满意”。
随后，Mr.项让行业斥巨资大搞了一把保险文化，名曰为了修复保险业形象。
再然后，Mr.项开始着手整顿保险业，将2012年定为保险业的“整顿年”。
而项氏改革也开始铺陈开来。2012年6月，以放松管制和拓宽范围为名推出13项保险投资新政，囊括当时所能预期的所有投资工具，力度史无前例，被业内评为“超出市场预期”。
2013年，一场名为“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保险资金运用和准入退出机制三大市场化改革，火热出炉。
2014年8月13日，保险业收到了第二个“大红包”——《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即新“国十条”）。与“国十条”相比，这个新“国十条”里的新政策多达31项，且保险业的战略定位也上升为国家意志。
当年在宣讲新“国十条”时，Mr.项又有点得意又很有感触地说，自己跑了多个部委和高层，打通了诸多关节，才为保险业争取到这份“福利”。
会后，有媒体忠实地引用了Mr.项的这些话，想以此呈现该新政出台之不易。不料却引得他大怒，命令媒体将此句删除。
无论如何，这份大红包确实为保险业带来了一份巨大的政策红利，尤其是对于那些曾经困顿的中小保险公司。
2014年底，中国保险业总资产首次突破10万亿元，六年翻了三倍有余。
从2015年开始，一批平台系保险公司一如饱饮了一通红牛，能量满格，开始狂飙疾奔。
各路资本大佬，如同突然看到七仙女妙姿的董永，一心要把金融这个“七仙女”娶回家，筑起资本帝国。
得到一张金融牌照，成为并不算遥不可及的梦。且，梦想很快照进现实。能量大一些的，手握财、寿两张牌照之余，还参股了多家险企。
如今回头看，2015年，成了保险业乃至诸多资本大佬命运的转折之年。如今那些困于扩张后遗症的资本大佬们，已为当年的那个伯克希尔之梦买单了。
毕竟，世上只有一个巴菲特，且巴菲特从来不投资寿险公司。
2015年，资本市场发生了两桩大事，一是从牛转熊的股市大变脸，二是举牌潮，以及由举牌引发的宝万之争。
2015年是羊年，资本大佬们生猛如虎，行业欢腾如龙。
只是，狂欢之后，总是一地鸡毛。
2016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提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一年的所有高级别会议，皆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据说，彼时对保险业提出要“防风险严监管”。
富凯大厦 Mr.刘的那番“妖精论”，把保险业送上了风口浪尖。保险业的命运随后急转直下。后来，Mr.刘自己的命运也急转直下，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妖精论”之后，保险业显得尤为被动，虽然CIRC多次喊话要整顿保险业，要求保险姓保、回归本源，亦出台了一批监管新规，似乎并不能扭转即将到来的命运。
2017年4月9日，Mr.项顺风顺水了半生的命运戛然而止，成了“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第一人。
这一天如同一个结界，之前的时光和岁月永封于过去的世界。
千古事、云飞烟灭。
CIRC乃至保险业，从此迎来自己新的命运。
2017年7月中旬，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这是该会议召开以来首次在年中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金融竞争力和金融安全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金融工作要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为金融改革确立了未来取向。
其中的一项重大改革便是分别成立金稳委和CBIRC。
成立CBIRC，意味着从此鑫茂大楼真正地合二为一，北楼的CIRC和南楼的CBRC从此变成过去时。
从1997年到2017年，20年倏忽而过。从诞生到终结，CIRC也用了20年时间。
20年间，保险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保费收入由1998年的1251亿元增至2017年的3.65万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30倍。
2018年3月13日，紫光阁机构改革方案出炉。CBIRC获批成立。3月21日，组建新的领导班子，4月8日正式挂牌。
金融监管进入新纪元。
四年来，在新的监管架构之下，金融业致力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的四梁八柱、金融反腐、扩大开放。
保险业祛魅，资本大佬们渐次退出，甩卖牌照，巴菲特门徒们的梦醒了。回归保险姓保的险企们，则忙于转型。喧嚣不再。诸多高级别文件中，关于保险业的表述，越来越简洁。
如今，又到了五年一度召开金融工作会议的时候了。是否会有新的金融监管格局，值得期待。
无论怎么改变，保险业必然都不会再回到旧时的路。廿年岁月，逝川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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