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景之乱为何能成功？因为穷人太多了
根据现有的历史记录和考古发现，无论如何复原和构建历史，都必须承认，所谓的黄金时代根本是不存在的。历来被儒家称颂的三代，不过是对现实不满臆想出来的理想国。
如果历史总是按照线性发展，并且史实给予了这个规律相当大的支持，说极端一点，历史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人的社会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论前人是对是错，都不会改变历史线性向前的轨迹，同样地，我们对前人历史的反思与否，也不会影响今后历史的走向。
所以，历史发展怎么能是线性的呢？已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观点颇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中国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业立国，与农业相配合的便是兴修水利。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只有通过团结协作，将人集中在一起，才可能完成大型的水利项目。
渴望统一不仅仅是帝王的一己私利，更多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客观需求。统一帝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阔的土地，管理起来并不方便，官僚系统虽然具有凝聚力，但落后的货币制度基本上与庞大的帝国不相称，帝国的统治末期经常伴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市场是由”看不见的手“操控，并且从经济的角度入手，深度挖掘了汉兴七十年的秘诀。可惜，他的这种认识并没有得到后世的重视，像班固这种经学大师、史学天才，只重视人物的褒贬，对经济基本上一无所知。
汉代之所以兴起，与黄金的发现密不可分。黄金是西汉前期主要的交易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周边地区的黄金慢慢地流向了西汉。
张骞凿通西域之后，西域各国的奇异物品纷纷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了西汉。西汉利用丝绸和黄金进行交易，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黄金外流。
西汉以金铜为本位货币，一斤黄金大约合一万铜钱。黄金和铜钱的数量加在一起就是货币总量。汉武帝时期，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持战争，最终确立了五铢钱法，解决了黄金外流造成的货币短缺问题。
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神经病皇帝王莽，总是看不见前人的经验教训，非要自己实践之后方可罢休。汉武帝在五铢钱法之前就曾提出过银本位，可惜最终敌不过市场的力量而作罢。
王莽重新拾起汉武帝失败的银本位政策，毁掉了五铢钱，改为大钱和小钱，又同时发行了二十几种辅助货币，至此劣币驱逐良币，货币市场混乱，王莽也在绝望之中倒台。
很多人称王莽是穿越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他不过是个迂腐书生，只会开历史倒车的疯子而已。王莽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货币政策，不仅搅乱了货币市场，也让货币市场最终沿着原有的混乱状态继续混乱下去。
货币减少现象的后果马上突显出来，大量的豪族建立自己庄园，开始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收留流民，成为了一种极大的势力。
王夫之评价东汉，“国恒以弱灭，而独汉以强亡”，说的没错。但是这里面的“汉以强亡”并非是指中央政府强大，而是豪族将国家赋税收入自己的囊中之后成为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而那个长期羸弱的中央政府无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
大家最熟悉的三国时期，基本上已经返回到物物交换的窘困之中，常年的征战让政府无暇顾及货币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南北朝。
如果说西汉是处于螺旋的上升阶段，那么自东汉一直到南北朝则是下降阶段；如果说西汉社会已经向前迈了两步，那么东汉到南北朝基本上退回到出发点。
混乱的货币政策还在持续，而南北政权的对立更是加重了这种混乱。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对货币的依赖赶不上南朝政权。
南朝政权铜钱货币的匮乏程度已经到了极限，而刘宋时期仅有的一次开采铜矿，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
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面对铜钱的不足，干脆以铁钱取代了铜钱。但是这种政策根本于事无补，反而让铁钱更加不值钱。
对南方地区的大力开发开始于三国时期，而晋室南渡之后，对南方开发的力度更加大于前朝。南方过剩的商品在货币缺乏的背景下，越来越不值钱，货币越来越贵。
商品价格低，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农民不仅靠剩余的商品来改善生活，还要缴纳朝廷摊派下来的税收，最终农民手中的财产基本上所剩无几。
这个时候商人们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低进高卖的原则，迅速积累起财富。商人们通过剥削农民，内心不具有安全感，只好寻求权力的庇护。
南朝的皇权并非如同后是想象的那样大权独揽，周围的贵族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防止皇权对自己的控制。皇帝与贵族之间这种接近于盟友的关系，遇到忍气吞声的皇帝，还可以保持克制，如果皇帝比较强硬，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频频发生。
有的商人选择了皇帝，有个选择了贵族，不论选择哪一集团，都处于生物链顶层，不论如何争权夺势，最终受害的还是生物链底层的百姓。
商人给皇帝或者贵族提供物质享受，皇帝或者贵族对商人给予保护，这样循环起来的后果是，皇帝或者贵族越来越奢侈无度，欲望得不到满足，百姓最终只有卖掉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庄园里面的奴隶。
在这样的社会局势下，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百姓，而且于是柔弱的人受害的成都越深。
成为流民的社会底层人，同样要生存，他们只好依靠暴力，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当然，他们也可以参军，而参军的单位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流民集团，这些人也彻底改变了国家军队的结构。
正如上述所说，一个集团一个集团涌向军队，不及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的结构，也让原本抵御外敌的军队，受到刺激或者利益的引诱之后，立刻四分五裂，瞬间崩溃。
北魏贵族们的汉化，最终酿成了河阴之变，尔朱荣有计划地将皇族和百官屠杀殆尽。尔朱荣控制了北魏政权之后，开始镇压反对势力。年仅二十岁出头的侯景就是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尔朱荣手下的时候侯景官至定州刺史，等到高欢灭了尔朱家族，侯景马上依附了高欢。此时的高欢正与宇文泰对峙，即便看透了侯景并非甘心居于人下，也无暇顾及。
高欢死后，侯景的势力已经足够大，但是还不足以推翻东魏政权，他决定联合宇文泰共谋大事。宇文泰与高欢一样，早早就已经把侯景看穿，回绝了侯景的请求。
北方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侯景南下投奔了梁武帝。此时的梁武帝踌躇满志，想着北伐一统天下，见到侯景前来归降，喜不自胜，立刻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
高欢的儿子高澄继续控制东魏朝政，得知梁武帝收留了侯景，立刻派兵前去征讨侯景。梁武帝一见东魏出兵，马上派人前去支援侯景。
不得不说，南梁的将军们普遍军事水平堪忧，东魏军队只是使用了诱敌深入的计策，南梁军队就是穷追不舍，结果主帅被擒，大军损失惨重。
早在大战之前，侯景就告诉前来增援的南梁部队切勿追赶，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正当所有人都认为东魏和南梁即将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时候，双方居然来到了谈判桌前。
夹在东魏与南梁之间的侯景非常不舒服，他忧虑东魏可能会向南梁施压交出自己。于是侯景假冒东魏权臣高澄给梁武帝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就是利用侯景换取南梁被俘主帅。梁武帝根本没考虑有诈，就欣然同意了。
侯景还没等梁武帝缓过神，就在寿春起兵了。侯景当时的手下并没有太多军队，保守估计几千人。
他一方面拥立临贺王萧正德为皇帝，一边在前往建康途中收编部队。等到兵临建康的时候，侯景已经拥有了十万之众。
侯景敢于在异国他乡犯上作乱，除了对自己的才能极度自信之外，更是看到了南朝社会的弊病。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面，一旦涉及到作乱的人物，就认为这些人必然是看起来如凶神恶煞一般。这或许是受到了传统戏剧舞台妆扮的影响。
侯景的相貌史书没有记载，这很正常。史书上记载的人物，涉及到长相，要不然就很丑，要不然很帅。如果没有记载，就是普通人的长相。
侯景少年时期是在北朝度过的，在没有投靠尔朱荣之前是一名起义军首领。南朝和北朝除了民族上的不同，底层人民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区别。侯景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百姓起来反抗。
当侯景来到南梁之后，发现简直就是北朝的翻版，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只要他振臂一呼，那些人就会集结在自己的麾下，就像当初在北朝时候一样。
投靠侯景的人中有从北朝逃难而来的流民，但是大部分都是南方人。他们的积怨甚深，侯景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救世主。侯景和流民相互成全，将所有的豪族资产抢掠一空。
南梁前来勤王的部队，上层是长期锦衣玉食的既得利益贵族，下层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参军的流民，这样构成的军队，面对着同样是流民的侯景部队，怎么能卖命呢？
勤王军队的结局无外乎两个：战胜或者战败。这可不是废话，因为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对于既得利益贵族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失。
而对勤王的流民而言，打赢了或者打输了，同样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敌方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在空手套白狼。
于是，双方好像演出了一场未经彩排就上映的滑稽剧：勤王军队远远看着侯景令人攻陷了健康城，当侯景下令，解散勤王军队的时候，这些军队十分开心，仿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侯景大权在手之后，开始对门阀进行打击。相传早年侯景因为向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求亲而遭到侮辱，王、谢两大士族最先遭到了侯景的报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最真实的写照。
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梁武帝。侯景去见梁武帝的时候，身披铠甲，梁武帝全然不放在心上，神色自若，仿佛侯景是打了胜仗向他报告一样。不过，即便梁武帝如此，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阶下囚的现实，最终被活活饿死。
一直以来，很多人将侯景之乱归结为梁武帝一直以来的消极怠政，这似乎与安史之乱归结为李隆基不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颇为类似。不仅不足以让人信服，更显得肤浅至极。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贤臣、明君组合必然好过奸臣、昏君组合的传统儒家道德史观在今天看来，早已经失去了价值。将时代的悲剧完全归咎于某人的得失，更是传统史家的桎梏。
王莽改制时候留下的货币弊病，几乎贯穿了贵族政治的整个历史时期，南朝就如同坐在火药桶上，而侯景的出现正好点燃了这个火药桶。
侯景的破坏力量远远大于重建贡献，他的叛乱缓解了社会的矛盾，让后来的南陈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而货币混乱问题，等到李唐统一之后才得以有所解决。
而在那时，一个新的强大王朝也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