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罗马人的自由呢？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第3章 罗马诸王
写在石头上
1899年，人们在罗马广场的黑石下发现的铭文中有“国王”一词，或者说拉丁语的rex：RECEI，因为这里使用的是拉丁语的早期形式。铭文因为这个词而出名，它改变了此后人们理解早期罗马历史的方式。
铭文在许多方面都极为令人沮丧。它并不完整，柱子上方三分之一段没有留存下来。内容几乎无法理解。拉丁语本身已经足够难懂，而缺失的部分让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理解它的意思。虽然我们可以确定这并非罗慕路斯或其他任何人的墓标，但大部分解释不过是大胆地试图根据石头上少数几个能认出的词串联出含糊的意思。有一种著名的现代解释，认为铭文警告人们不要让役畜在圣所附近留下排泄物——那显然是凶兆。我们同样很难知道它有多古老。确定铭文年代的唯一方法是将其语言和字迹同其他少数留存的早期拉丁语样本做比较，但后者的年代大多同样不确定。各种答案前后相差300年，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到公元前400年左右不等。目前达成的一个脆弱的共识是，铭文刻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
图14 黑石下发掘出的柱子上的早期铭文很容易被误识为希腊文，后来的一些古代观察者的确犯了这样的错误。事实上，它是用古拉丁语写成的，字母很像希腊文，而且排列上采用所谓的“牛耕田”风格，即各行文字需要交替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阅读。
图15 在这幅《贺拉提乌斯兄弟的誓言》（‘The Oath of the Horatii’，1784年）中，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描绘了图鲁斯·霍斯提里乌斯统治时期的一个传说，当时罗马正与邻邦阿尔巴隆迦交战。双方约定各出一组三胞胎代表各自的社群一决胜负。图中，大卫想象了罗马的贺拉提乌斯兄弟从他们的父亲手中接过剑的场面。他们之中的一位得胜归来后杀死了与敌方三胞胎之一订婚的亲妹妹（图中的哭泣者）。与18世纪的法国人一样，这个故事对罗马人来说同样既赞美了爱国主义，又质疑了它的代价。
尽管存在上述未知，考古学家还是立刻意识到，可辨认的RECEI一词（rex的与格，表示“给予国王或为了国王”）支持了罗马作家们自己的看法，即在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罗马城处于“国王们”的控制之下。李维等人给出了罗慕路斯之后6位国王的标准序列，每人都拥有与其名字相联系的一系列独特成就。
有关他们的丰富多彩的故事——再加上英勇的罗马战士、凶残的对手和诡计多端的王后等配角——成了李维《罗马史》第一卷后半部分的内容。罗慕路斯的继承者是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这个平和的人发明了罗马大部分宗教制度；然后是著名的好战分子图鲁斯·霍斯提里乌斯（Tullus Hostilius），在他之后是建造罗马奥斯蒂亚（Ostia，意为“河口”）海港的安库斯·马尔基乌斯（Ancus Marcius）；然后是老塔克文（Tarquinius Priscus），他拓展了罗马广场、促进了竞技运动会的发展；然后是政治改革家和罗马人口登记制度的开创者塞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最后是“高傲者”塔克文（Tarquinius Superbus），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傲慢者”。正是这第二位塔克文及其家人施行的暴政所引发的革命为王政时期画上了句号，并实现了“自由”和建立了“自由的罗马共和国”。此人是个无情铲除对手的偏执专制者，并残酷地剥削罗马人民，强迫他们为他狂热的营建计划劳动。但就像罗马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的，可怕的爆发点最终到来——这次是国王的一个儿子强暴了有贞德的卢克莱提娅（Lucretia）。
19世纪的谨慎学者曾对这些罗马诸王故事的历史价值深表怀疑。他们表示，关于这些统治者的可靠证据几乎不比传说中的罗慕路斯更多：整个传统都建立在混乱的道听途说和被误解的神话之上，更别提后来许多罗马显赫家庭的宣传性幻想，他们经常操弄或臆造该城早期的“历史”，以便能让自己的祖先在其中扮演荣耀的角色。从这个结论到宣称罗马的“王政时期”（现在对该时期的通称）从未存在过、那些著名国王只是罗马人想象的产物、早期罗马的真正历史已经完全失传只有一小步之遥，而许多著名的史学家的确如此宣称了。
伯尼铭文中的RECEI成功地挑战了上述激进怀疑。没有任何特殊辩解（比如，这里的rex指后来的一种同名宗教官员，而非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王）能绕开这个现在看上去无法否定的东西：罗马曾有过某种君主制。这个发现改变了关于早期罗马的争论的性质，虽然它也无疑引发了其他问题。
一直到现在，这处铭文让罗马诸王成为关注的焦点，并提出了在那个由生活在台伯河畔几座丘陵之上的荆笆墙小屋中的几千个居民组成的古老的小社群中，王权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国王”一词几乎肯定意味着比我们可能所设想的正式和威严得多的东西。但后来的罗马人对他们的早期统治者有过多种不同的看法和想象。一方面，当“高傲者”塔克文急剧垮台后，国王在罗马余下的历史中成了仇恨的对象。对任何罗马人来说，受到想要成为国王的指责几乎等于被宣判了政治生涯的死刑；任何罗马皇帝都无法容忍被称作国王，虽然一些愤世嫉俗的观察者不明白这两者有何区别。另一方面，罗马作家们将罗马人许多最重要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上溯到王政时期：如果在传说叙事中罗马城是在罗慕路斯时期受孕的，那么从努马到第二位塔克文等国王的统治时期就是它的妊娠期。虽然国王受人憎恶，但罗马的创立被归功于他们。
王政时期落在横跨神话和历史分界线的地带，令人着迷。这些继任国王看上去显然比奠基者更加真实。至少他们拥有看上去真实的名字，诸如“努马·庞皮利乌斯”，而非像虚构的“罗慕路斯”或“罗马先生”那样。但在他们的故事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各种明显的神话元素。有人表示维乌斯·图利乌斯和罗慕路斯一样，其母也是通过火中出现的阳具受孕的。我们几乎总是很难确定，在流传至今的虚构叙事中可能隐藏着什么事实。仅仅去除明显的幻想元素，认为剩下的就代表了历史要点，这正是19世纪的怀疑者们所抵制的过分简单化的做法。事实证明想要分割神话与历史的联系要困难得多。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可能和未知。是否真的曾经有一个叫安库斯·马尔基乌斯的人，但被归于他名下的事并不是他做的呢？那些事是其他某个或某些未知其名者的所作所为吗？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
但显而易见，到了王政时期行将结束时——权且说公元前6世纪，虽然准确定年仍然和过去一样困难——我们开始进入更为可信一些的阶段。就像伯尼的戏剧性发现所表明的，一边是罗马人所讲述的他们过去的故事，一边是地下的考古学遗迹和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我们第一次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此外，我们甚至可以从罗马邻邦和敌人的视角一窥这段历史。在罗马以北70英里处的埃特鲁里亚人城市伍尔奇（Vulci）发现了一系列墓室壁画，几乎可以肯定它们描绘的是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事迹。这些壁画绘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左右，比我们在任何地方获得的关于那位国王的直接证据都要早上几百年，是最古老的。想要了解该时期的罗马历史，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充分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少量宝贵证据，我们很快将进一步检视壁画这项证据。
国王还是酋长？
对于留存下来的罗马人对王政时期的记述，19世纪的怀疑者们有很好的理由提出质疑。诸王故事中存在各种不合理之处，最明显的是他们的年表。即便我们想象他们一生都异乎寻常地健康，但罗马作家们给他们分配的时长——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前6世纪末，包括罗慕路斯在内的七王统治了250年之久——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意味着他们每人平均统治30多年。任何现代王朝都找不到如此连贯的长寿水平。
对这个问题的最经济的解释是认为，王政时期事实上比罗马人所计算的短得多，或者设想国王的数量要比记录中流传下来的更多（我们即将看到，存在若干“失踪国王”的潜在候选人）。但同样可能的是，与这些简单的解释所表明的相比，我们现有的有关该时期的书面传统在根本上更能误导人，而且无论年表如何，罗马君主的特点事实上与李维和其他罗马作家所暗示的截然不同。
最大的问题在于，罗马的古代史学家们仿佛是通过某种爱国主义放大镜看待他们的，习惯于系统性地将王政时期现代化并夸大其成就。根据这些人的记述，早期罗马人已经依赖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等制度，它们都是500年后该城政治制度体系的一部分；而在处理王位继承问题时（并非世袭），他们遵循了复杂的法律程序，包括任命过渡期摄政者（interrex,“间王”）、人民投票选择新王和元老院的批准。①此外，他们想象出来的过渡时期的权力斗争和对立，即使放到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宫廷中也并不显得突兀。事实上，李维记录的老塔克文遇害后他的妻子玩弄的手段——工于心计的塔娜奎尔（Tanaquil）小心地隐瞒了丈夫的死讯，直到她确保自己中意的人选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登上王位——与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皇帝死后里维娅（Livia）的长袖善舞非常相似（见本书385页）。两者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一些评论者怀疑，从公元前1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罗马史》的李维不可能在公元14年之前完成这个部分，他的描述必然是以当年的事件为基础的。
他们在描绘罗马与邻近民族的关系时同样采用了宏大规格，条约、使者和正式宣战一应俱全。在他们笔下，战斗仿佛是强大罗马军团和同样强大的敌人之间的大规模冲突：我们读到骑兵向对方侧翼冲锋、步兵被迫投降、对方陷入混乱……还有其他各种古代战斗的陈词滥调（或者真相）。事实上，此类语言渗入了现代人对该时期的描述中，其中许多还自信地提到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时罗马的“外交政策”之类的东西。
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事实检验。无论我们选择用其他什么方式来描绘早期罗马人的城市社区，它的规模仍然只算得上在微小和小之间。这个实际上属于史前史阶段的人口规模极其难以估算，最合理的推测是，罗马的“最初”人口——即那些小定居点开始将自己一起视作“罗马”时——总计最多只有几千人。当最后一位国王在公元前6世纪末遭到驱逐时，根据现代的标准估算，该地区可能有2万到3万居民。这只是根据该地区面积、罗马人当时可能控制的土地总量和这些土地能够合理支持的人口得出的最合理推测。但它比古代作家给出的夸张总人数可信得多。比如，李维援引最早的罗马史学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尔（Quintus Fabius Pictor）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撰述的作品，宣称王政时期末期的成年男性为8万人，因此总人口远远超过20万人。这对古风时期意大利的一个新建社群而言是个荒唐的数字（不比公元前5世纪中期处于巅峰的雅典或斯巴达领地上的总人数小多少），没有考古学证据表明当时存在此等规模的城市，虽然这个数字的确至少具有符合所有古代作家对早期罗马的夸大看法的优势。
图16 1977年在罗马以南约40英里处发现的这段公元前6世纪末或前5世纪初的铭文是关于该城存在早期私人军队的最佳证据之一。它被献给战神马尔斯（最后一个词MAMARTEI，采用当时的拉丁语拼写），奉献者是普布利乌斯·瓦雷利乌斯（铭文中第一行的POPLIOSIO VALESIOSIO）的SUODALES，前者可能就是共和国元年带有神话色彩的两位执政官之一的（见本书121页）普布利乌斯·瓦雷利乌斯·普布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委婉地说，他的SUODALES（古典拉丁语拼写为sodales）可能表示他的“伙伴”，更现实地说则可能是他的“团伙”。
自不必说，我们不可能对这个小小的原始城市定居点的制度有很多了解。但除非罗马与古代地中海地区的其他任何古风时期城镇（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早期城镇）都不相同，它的制度结构应该远不如故事中所暗示的那么正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涉及“间王”、人民投票和元老院批准的复杂过程完全是难以置信的；它们最多只是用晚近得多的语汇对早期历史所做的大规模改写。军事活动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地理本身应该就能让我们产生怀疑。我们只需看一下这些英勇战斗的地点：它们都是在罗马城周围方圆12英里的区域内展开的。尽管在重述中仿佛是罗马与汉尼拔交战的迷你版本，但它们很可能更接近我们所说的劫掠牲口。它们甚至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罗马”的战斗。在大多数早期社群中，各种形式的私人暴力——从粗暴惩罚、家族仇杀到游击战——过了很长时间才完全处于公共控制之下。各种冲突常常掌握在独立行事的个体手中，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私人军阀；此外，代表“国家”和代表某个强大领袖的区别非常模糊。早期罗马几乎肯定是这样的情况。
如此看来，国王和罗马广场铭文上的rex一词又该做何解释呢？rex的确可以表示现代意义上的“国王”——我们对它的理解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大致相同。和我们一样，他们头脑中出现的不仅是一个专制力量及其象征的形象，还有作为一种政体形式的君主制的理论概念，与民主制或寡头制形成对比。但多个世纪前在广场的石头上刻下该铭文的人几乎不可能有此类想法。对他们来说，rex可能表明了个人权力和显赫地位，但远没有那么强的结构化或“宪政”意味。当我们讨论罗马历史早期的现实情况而非神话时，也许最好将国王理解为酋长或头人，视该时期为“酋长时期”而非“王政时期”。
奠基故事：宗教、时间与政治
对罗马作家们来说，罗慕路斯之后的诸王是罗马城奠基过程的延伸。和罗慕路斯一样，这些统治者被视作历史人物（即便更有怀疑精神的作家对有关他们的一些夸张故事提出了质疑）；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流传至今的许多传统说法远非事实，而是将后来罗马人的偏好和焦虑以迷人神话的形式投射到遥远的过去。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与我们在罗慕路斯故事中看到的相同的主题与关注点。比如，据说这些继任国王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努马和提图斯·塔提乌斯一样是萨宾人；老塔克文来自埃特鲁里亚，是从希腊城市科林斯来此避难的难民之子；而那些否定神奇的阳具故事的人表示，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是奴隶之子或者至少是战俘之子（他的出身充满争议，以至于在罗马广场的凯旋将军名单中，只有塞维乌斯父亲的名字被略去）。虽然我们偶尔会读到罗马人（在这些故事中通常是“坏”罗马人）抱怨说外邦人或出身低贱者正在夺走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总体要旨明白无误：即使在罗马政治秩序的最顶端，“罗马人”也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即便出身低贱者（甚至从前是奴隶）也能获得最高地位。
国王统治下的罗马也继续深受激烈内战和家族冲突的影响。事实证明继位时刻尤为危险和血腥。七王之中据说有3位是被谋杀的；另一位被神明的闪电击毙，这是对他犯下的一个宗教错误的惩罚；②“高傲者”塔克文则是被驱逐的。只有两人得以善终。由于对没能继位怀恨在心，安库斯·马尔基乌斯的儿子们雇凶杀死了老塔克文。由于类似的原因，“高傲者”塔克文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唯一的女儿勾结起来，将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杀害。在一个特别骇人的情节突转中，据说女儿故意让马车碾过父亲的尸体，回家时车轮上还沾着父亲的鲜血。这个主题无疑让人想起内部冲突深植于罗马政治之中，但它也指出了罗马政治文化的另一条断层线，即权力如何在人与人或代与代之间传递。值得指出的是，500多年后，在由新的专制者组成的第一个朝代（从奥古斯都到尼禄）中，将会出现横死和家庭内部的大规模谋杀或所谓谋杀的相似记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王政时期不仅只是重演了罗慕路斯引出的问题。按照故事的逻辑，罗慕路斯统治结束时，罗马尚未完全成型。每位继承者都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确保了当王政最终垮台时，罗马拥有了使其成为罗马的大部分独特制度。其中最重要的被归功于努马·庞皮利乌斯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人们认为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发明了清点罗马人和划分等级的方法，即人口登记。这在多个世纪里一直是古罗马政治进程的核心，它把一条基本的等级原则奉为圭臬：富人有权利比穷人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在他之前，据说努马差不多仅凭一己之力就建立了罗马的官方宗教结构以及宗教制度，这些制度在远远超出本书范围的时空中留下了自身的印记和名字。事实上，甚至今天的天主教教宗的官方头衔pontifex或pontiff也源于或借鉴了据说由努马创立的祭司团体的一个头衔。
当后来的罗马人回顾自己城市崛起成为地中海和周边地区的统治者的历史时，他们不完全将自己的巨大成功归功于军事力量。他们认为，取得胜利是因为神明站在自己这边：他们对宗教的虔敬确保了自己的成功。反过来说，他们遭遇的任何失败都可以被归咎于同神明打交道时犯了某种错误：也许他们忽视了凶兆，错误地举行了关键仪式或践踏了宗教规则。虔敬成了他们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引以为豪的东西。比如，公元前2世纪初，当一位罗马官员给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沿海的希腊城市提奥斯城（Teos）写信，向提奥斯人保证他们可以保持政治独立时（至少是在短期内），他充分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仍能读到他略显浮夸的话，它们被刻在一块大理石上并放在城中展示：“我们罗马人全心全意地把对神明的尊崇视作第一要务，我们因此而受到神明的眷顾是对这个事实的最佳证明。此外，我们还出于其他许多理由确信所有人都能看到我们对神明的崇敬。”换句话说，宗教为罗马的力量提供了保障。
在罗慕路斯故事中可以窥见一些虔敬的痕迹。除了奉献“坚守者”朱庇特神庙，他在决定新城究竟应该建于何处时还请教了神明：一定程度上，罗慕路斯和雷慕斯正是因为对作为神明预兆的飞鸟有不同的解读而引发了致命争吵。③不过，“罗马宗教奠基者”的角色属于他的继承者，爱好和平的努马。
努马没有因此成为像摩西、佛陀、耶稣或穆罕默德那样的圣人。罗马的传统宗教与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截然不同。包括religion和pontiff在内，现代宗教里的许多词汇都来自拉丁语，这使古罗马与我们的宗教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易于变得模糊。罗马没有真正的教义，没有圣书，也几乎没有我们所谓的信仰体系。罗马人“知道”神明存在，但并不像大多数现代世界宗教中常见的那样，在内化意义上“信仰”它们。古罗马宗教也不特别关心个人救赎或道德。相反，它主要关注仪式的履行，这些仪式旨在让罗马与神明的关系保持良好，确保罗马的成功与繁荣。献祭牺牲是大部分仪式的核心元素，但它们在其他方面截然不同。有的仪式非常奇特，以至于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好地打破了我们认为罗马人稳重和一本正经的刻板印象：比如，在2月的牧人节（Lupercalia）上，赤身裸体的青年男子会在城中到处奔跑，并用皮鞭抽打他们遇到的女子（莎士比亚在《尤里乌斯·恺撒》开场重现了这一节日的景象）。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行为的宗教而非信仰的宗教。
与此相一致的是，努马的奠基拥有两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他确立了一系列负责举行或监督重要仪式的祭司团体，包括维斯塔贞女（其他团体绝大部分由男性组成），她们的责任是确保罗马广场中的圣火一直燃烧。另一方面，他发明了12个月份的历法，为每年的各种节日、圣日和假日提供了框架。任何组织化的社群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有能力编排时间结构，在罗马，这种结构的发明被归功于努马。此外，虽然后来做了各种创新和改良，但现代西方历法仍然是这个早期罗马版本的直系后裔，这在每个月份名中有所显示：它们每一个都来自罗马。从下水道到地名，或者天主教会中的职衔，在我们设想自己从古罗马人那里继承的所有东西中，历法可能是最重要和最常被忽视的。这是早期王政时期和我们的世界之间的一个出人意料的联系。
我们不可能知道是否有个叫努马·庞皮利乌斯的人曾经存在过，更无从得知他是否做过任何被归于他名下的事。罗马学者对他的生涯做过大量讨论，接受了关于他的传统说法的某些方面，但坚决否定另一些方面。比如，他不可能像一个生命力顽强的流行故事所宣称的那样，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他们表示，原因在于按照所有可信的年代记录，毕达哥拉斯生活的时代都比努马晚了一个多世纪（或者说是公元前6世纪而非前7世纪，就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但无论努马多么富有神话色彩或者往好里说也只是模糊不清，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一些被归于他名下的历法形式是罗马历史早期的产物。
图17 维斯塔贞女雕像头部，来自公元2世纪，从独特的头饰可以辨认出她的身份。维斯塔贞女是罗马公共宗教中少数几个女祭司团体之一。她们还是极少的几个全职宗教官员团体之一，她们生活在“工作场所”，居住的屋子位于罗马广场上供奉着圣火的维斯塔神庙旁。她们必须守贞，违者将被处死。
事实上，我们现有的一份罗马历最早的书面版本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尽管它本身并不早于公元前1世纪。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留存物，绘于罗马以南35英里处的安提乌姆（Antium，今天的安济奥［Anzio］）的一面墙上。尽管可能略微有些令人费解，它让我们对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人如何用图像描述他们的一年获得了生动的印象。早期罗马没有如此复杂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多个世纪以来各种发展的标志，包括月份顺序和每年起点的一些大幅改变，除此将无法解释11月和12月（字面意思为“第九月”和“第十月”）在这份历法和我们的历法中成了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月份。但在这个公元前1世纪的版本中，人们也能看到古老渊源的迹象。
该版本的体系基本上由12个朔望月组成，时不时会插入额外的一个月（今天闰年中额外一天的古老前身），以便使该历法能够与太阳年保持一致。世界各地的原始历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两个最简单的自然计时体系并不相容，也就是说，以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为周期的12个朔望月加起来比354天略多，这无法以任何便利的方式同太阳年的365¼天相匹配。太阳年是地球完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比如从春分到下一次春分。每过几年完整插入额外一个月正是早期社会在试图解决该问题时采用的典型权宜做法。
日历中记录的宗教节日周期同样能告诉我们很多信息。核心节日很可能可以上溯到王政时期。从我们对其所能做的重建来看，其中许多无疑聚焦于如何在畜牧业和农业的季节性活动——播种、收获、采摘葡萄和存储，等等——上获得神明的支持。在我们看来，这些正是一个古风时期的地中海小社群理应非常关心的。无论这些节日对公元前1世纪的大都市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很少与牧群或收割打交道），但它们很可能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最早期罗马人所重视问题的一个剪影。
图18 现存最早的罗马历的4月，绘于罗马南面的安提乌姆的一面墙上。这是一份高度编码化的文献，从上到下标出了29天。最左面一栏中的字母序列（A到H）标出了规律的集市日模式。第二栏中更多的字母（C、F和N等）规定了各天的公共职能（比如C代表comitialis，表示那天可能举行大会）。右侧的文字表明了各个节日，大部分与某种形式的农业活动相关。比如，ROBIG［ALIA］是为了保佑生长中的作物不要染上小麦枯萎病，VINAL［IA］是为了祝贺新的葡萄酒酿成。虽然这个版本只是公元前1世纪的，但它遵循的基本原则要古老得多。
另一组不同的重点问题反映在被归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名下的政治制度中——它们今天有时会被不恰当地冠以“塞维乌斯宪法”的堂皇之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对后来的罗马政治机制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人们认为他是组织了罗马公民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正式将他们纳入公民体系，并根据财富水平将他们划分成不同等级。但除此之外，他还把这种划分原则与另外两个制度——罗马军队以及组织人民进行投票和选举——联系起来。具体细节复杂得几乎难以想象，自古以来就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了探寻据说由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确立的具体安排及其后续历史，有人投入了整个学术生涯，但还是无果而终。但基本脉络足够清晰。军队由193个“百人队”（centuries）组成，根据士兵使用的装备类型加以区分；装备与人口调查所划分的等级有关，遵循“你越富有，就能为自己提供越多和越昂贵的装备”的原则。从上往下，最富有的第一等级组成了80个百人队，作战时身着沉重的全副青铜盔甲。随后四个等级的盔甲渐次变轻，直到拥有30个百人队的只靠投石作战的第五等级。此外，在他们之上还有精英骑士组成的18个百人队，以及一些工程师和乐工的特别群体。位于最底端的是特别穷苦的人组成的一个百人队，他们被完全豁免兵役。④
据说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在罗马人民一个主要的投票大会制度——百人队大会（Centuriate Assembly）——中使用了同样的基础结构。在西塞罗的时代，这个大会会在选举高级官员（包括执政官）以及需要为法案或开战决定投票时召开。每个百人队只有一票，其结果（或意图）是让富人百人队获得压倒性和固有的政治优势。如果团结一致，最富有的第一等级的80个百人队和精英骑士的18个百人队可以投出超过其他所有等级票数总和的票数。换句话说，与较贫穷的公民同胞相比，富有的个体选民拥有大得多的投票权。这是因为虽然它们都名为百人队（看上去仿佛各由100人［centum］组成），但事实上规模大不相同。最富有的公民人数远远少于穷人，但他们分成了80个百人队，而人数更多的下层等级则只有20个或30个，最贫穷的大众只有1个。无论在集体还是个人方面，权力都被赋予了有钱人。
图19 罗马人口调查。这组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雕塑细部描绘了公民登记的场面。画面左侧，坐着的官员正在记录站在面前的男子的财富信息。虽然并不完全清楚具体过程，但画面右侧的士兵形象表明这与军队组织有关。
但从细节上看，这种说法不仅让事情变得极其复杂，而且犯了年代错误。如果说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归于努马名下的某些创新在早期罗马还并不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上述说法就是把晚近得多的罗马习俗和制度公然投射回过去，并把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当作其创造者。在早期罗马城，与人口登记相关的复杂财富评估体系是不可想象的，而军队和人民大会中的百人队组织的复杂结构完全不符合王政时期的公民规模和当时战事可能具有的特点（你在劫掠隔壁村子时不会这样组织军队和开会）。无论战斗和投票方式在某个“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统治下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们都完全不会是罗马传统所宣称的那个样子。
不过，通过把这一切上溯到自己城市的形成时期，罗马作家们强调了他们所看到的罗马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关键制度和关键联系的重要性。在人口登记这一点上，他们突出了国家权力高于公民个人，以及罗马官僚所具有的热衷于记录、清点和分类的典型特征。他们还指出了公民在政治角色和军事角色间存在一种传统联系，指出了罗马公民多个世纪以来在定义上也是罗马战士的事实，指出了许多罗马精英所看重的一项臆断：财富能够同时带来政治责任和政治特权。当西塞罗用赞同的口吻总结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政治目标时，他想到的可能正是这些：“他用这种方式把人民分类，以确保投票权处于富人而非贫民的控制下，务必使数量最大的人群得不到最大的权力——我们在政治中应该永远坚持这项原则。”事实上，这项原则在罗马政治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埃特鲁里亚人国王？
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是罗马最后三王中的一位，夹在老塔克文和“高傲者”塔克文之间。罗马学者们相信，这三王在整个公元前6世纪统治着该城，（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直到公元前509年“高傲者”最终被驱逐。就像我们看到的，该时期的一部分叙事的神话色彩并不比罗慕路斯故事的弱。此外，在年代问题上，传统故事还存在一定的不可能性，或者至少说是存在着常见的不合理的长寿。甚至一些古代作家也对从老塔克文出生到他的儿子“高傲者”去世大约相距150年感到困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有时暗示第二位塔克文是前者的孙子而非儿子。但从那时候开始，将我们在李维等作家那里读到的某些东西与地下挖掘出的证据联系起来的确变得更加容易了。比如，人们在后来的罗马学者声称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建立过两处圣所的地点附近挖出了似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一座或多座神庙的遗迹。虽然这离能够说“我们找到了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神庙” （无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至少不同的证据开始逐渐交汇。
不过，对罗马人来说，这组国王与他们的前任诸王存在两点区别。首先是有关他们的故事特别血腥：老塔克文被前任国王的儿子们谋害；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在塔娜奎尔操纵的宫廷政变中登上王位，最终被“高傲者”塔克文杀死。其次是他们与埃特鲁里亚的联系。对于两位塔克文来说，这事关他们的直系血统。据说，老塔克文为了寻求发迹而和妻子塔娜奎尔一起从埃特鲁里亚的塔克文尼（Tarquinii）移民到罗马，按照故事中的说法，这是因为他害怕自己父亲的希腊外邦血统会影响他在家乡的事业。对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来说，这更多地与他被埃特鲁里亚人老塔克文和塔娜奎尔宠幸有关。在关于这位国王出身的各种版本的说法中，西塞罗的版本与众不同，他暗示塞维乌斯是老塔克文的私生子。
经常让现代史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罗马国王与埃特鲁里亚之间的这种联系。为什么他们有埃特鲁里亚血统？埃特鲁里亚人国王真的曾经一度掌控过罗马城吗？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关注过罗马的南方邻邦，它们曾在罗慕路斯和埃涅阿斯的建城故事中各自扮演过一个角色：比如萨宾人，或者埃涅阿斯之子建立的小城阿尔巴隆迦，罗慕路斯和雷慕斯正是在那里出生的。但罗马以北就是埃特鲁里亚人的腹地，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托斯卡纳。在罗马最早的城市社区开始形成的时期，他们是意大利最富有和最强大的民族。这里所用的复数形式（Etruscans）很重要。因为这些人没有组成一个单一国家，而是建立了一系列拥有共同语言和独特艺术文化的独立城镇。他们的势力范围随着时间发生改变，但在其全盛时期，埃特鲁里亚人的定居点和他们产生的可辨识的影响在意大利向南可以到达庞贝，甚至更远。
图20 真人大小的陶俑的碎片，来自公元前6世纪一座经常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联系起来的神庙，描绘了密涅瓦和受她保护的赫拉克勒斯（从肩部的狮子皮可以认出）。埃特鲁里亚人以制作陶土塑像的技术闻名；在这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腊艺术产生的影响，这暗示着罗马与更广阔的世界有接触。
造访埃特鲁里亚考古遗址的现代游客经常对那里的传奇色彩着迷。从劳伦斯（D. H. Lawrence）到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⑤埃特鲁里亚城镇的奇特墓地和绘有华丽壁画的墓穴激发了一代代作家、艺术家和游客的想象。事实上，当埃特鲁里亚城镇一个接一个被罗马人攻陷后，后来的罗马学者同样既可以把埃特鲁里亚当做一个带有异域色彩的有趣研究对象，又能将其视为自己的一些仪式、服饰和宗教惯例的源头。但在罗马历史的最古老时期，这些“埃特鲁里亚地点”（借用劳伦斯著作的题目）无疑很有影响力，在富饶程度和对外关系上远远超过罗马。那里曾发掘出琥珀、象牙，在其中一处遗址甚至找到了一枚鸵鸟蛋，埃特鲁里亚墓穴中还有各种装饰精美的古典时代的雅典陶罐（在埃特鲁里亚找到的数量远远超过希腊本土），我们可以从这些考古发现中看出，它们与整个地中海及更远地区保持着活跃的贸易联系。支撑着上述财富和影响力的是天然矿产资源。在埃特鲁里亚诸城中发现过非常多的青铜器，以至于在1546年，仅塔克文尼一地的遗址中出土的将近3000公斤青铜器被熔化后，就足以装饰罗马的圣约翰·拉特朗（St John Lateran）教堂了。另一个规模较小但同样重要的发现是，近来的分析显示，在那不勒斯湾皮特库萨岛（Pithecusae，今天的伊斯基亚岛［Ischia］）上找到的一块铁矿石来自埃特鲁里亚人的厄尔巴岛（Elba）；用现代人的话来说，这很可能是他们“出口”贸易的一部分。
图21 埃特鲁里亚人的一项特别技能是解读神明通过牺牲的内脏传递的信号。这块青铜肝（公元前3—前2世纪）是如何解读牺牲内脏的指南。肝上仔细地标出了与每块区域明确相关的神明，以便帮助人们理解在那里有可能找到的特异之处或斑点。
罗马地处埃特鲁里亚后门，这个位置有助于推动它在财富和地位上的崛起。但那些埃特鲁里亚人国王有什么更加负面的意味吗？一种可疑的观点认为，关于两位塔克文和塞维乌斯·图利乌斯与埃特鲁里亚有联系的故事掩盖了罗马曾被埃特鲁里亚人入侵和接管的事实，这很可能发生在后者向南扩张到坎帕尼亚时。也就是说，罗马的爱国传统改写了罗马历史上这个不光彩的阶段，仿佛该时期的核心事件并非被他人征服，而是老塔克文的个体迁移和随后登上王位。不幸的是，事实上罗马已经成了埃特鲁里亚人的一块领地。
这个想法很妙，但几乎不可能成立。首先，人们虽然可以在罗马找到埃特鲁里亚艺术品和其他产品的清晰痕迹，还有一些用埃特鲁里亚语书写的铭文，但考古学记录没有显示发生过大规模的接管：有证据显示两种文化联系密切，没有证据表明发生过征服。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应该设想的这两个相邻社群间所拥有的那种关系，“接管国家”的模式是不合适的，或者说，至少这不是唯一的模式。就像我已经表明的，这是一个头人和军阀的世界：这些强大的个人在当地不同的城镇间相对来说是流动的，有时采用友好的流动方式，有时则可能不是。与他们相伴的必然还有同样流动着的军队成员、商人、游方工匠和各种移民。我们无从得知在埃特鲁里亚小城卡伊莱（Caere）的墓碑上刻有名字的罗马人“法比乌斯”（Fabius）究竟是谁，也无法确定维伊（Veii）的“提图斯·拉提努斯”（Titus Latinus）或者塔克文尼的“卢提鲁斯·希波克拉底”（Rutilus Hippokrates）是何许人——后者由罗马人的名字和希腊人的姓氏混合组成。但它们清楚地表明，这些地方是相对开放的社群。
不过，关于军阀、私人军队和无论是否怀有敌意的不同移民形式这些必然属于罗马及其邻邦的早期社会的特点，为其提供了最生动证据的是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故事。这个故事几乎与作为罗马政制改革家和人口调查制度的发明人的塞维乌斯·图利乌斯的故事无关。相反，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埃特鲁里亚人的观点——该故事出自皇帝克劳迪乌斯之口，公元48年，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时敦促成员们允许来自高卢的头面人物成为元老。他用来支持自己主张的论据之一是，即便早期国王也是一批引人瞩目的“外国人”。当他谈到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时，情况甚至变得更加有趣。
克劳迪乌斯很了解埃特鲁里亚的历史。在他的诸多学术研究中，有一本用希腊语撰写的20卷的埃特鲁里亚人研究著作，他还编纂过埃特鲁里亚语词典。当时，他忍不住告诉与会的元老（后者可能开始觉得自己成了一堂讲座上的听众），在罗马之外还有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故事的另一版本。在那个版本中，此人能登上王位并非得益于他的前任老塔克文及其妻子塔娜奎尔的眷顾或阴谋。克劳迪乌斯认为，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是个武装冒险家：
如果我们按照埃特鲁里亚人的故事版本来看，他曾是卡伊利乌斯·维维纳（Caelius Vivenna）的忠实追随者和冒险中的同伴；后来，当他由于时运不济而被驱逐时，他带着卡伊利乌斯剩下的全部军队离开埃特鲁里亚，占领了卡伊利乌斯山（Caelian Hill）［位于罗马］，那里后来被以他的首领卡伊利乌斯的名字命名。当他改掉了自己的名字后（他的埃特鲁里亚名字是马斯塔尔纳［Mastarna］），他获得了我已经提过的名字［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并接管王国，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克劳迪乌斯给出的细节引发了各种困惑。其中之一是马斯塔尔纳这个名字。这是人名，还是埃特鲁里亚语中相当于拉丁语magister的那个词（在这个背景下可能是类似“头儿”的意思）？这个据说以他的名字为罗马的卡伊利乌斯山命名的卡伊利乌斯·维维纳是何许人？在关于早期罗马史的古代著述中，他和他的兄弟奥鲁斯·维维纳（Aulus Vivenna）——通常被认为来自埃特鲁里亚的伍尔奇——曾经冒出来过几次，然而总是以典型的神话形式出现，前后矛盾，令人沮丧：卡伊利乌斯有时据说是罗慕路斯的朋友；有时，维维纳两兄弟又被放到塔克文父子的时代；一位晚期罗马作家想象奥鲁斯本人成了罗马国王（那么他是罗马城失踪的统治者之一吗？）；而在克劳迪乌斯的版本中，卡伊利乌斯似乎从未到过罗马。但在这里，克劳迪乌斯所描绘对象的总体特征是清楚的：对立的军队、差不多四处流动的军阀、个人忠诚、变化的身份——与大部分罗马作家归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名下的正式政制安排相比，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是差别更大的。
我们从曾经装饰伍尔奇城外一座大墓的一组壁画中获得了类似的印象。那里现在被称为弗朗索瓦墓（François Tomb，来自19世纪时它的发掘者的名字，见彩图7），从它的规模（通道和主墓室两侧开有10个小墓室）和发掘出的大量黄金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当地富有的家族的墓穴。但对于那些对早期罗马感兴趣的人来说，主墓室四周的一系列很可能绘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壁画让这里变得非常特别。画中醒目地描绘了希腊神话中的战争场景，主要是特洛伊战争。与之相对的是当地的战斗场景。每个人物都被仔细地标了名字，其中一半还标注了他们的家乡，另一半没有，可能表示他们来自伍尔奇，因此无须进一步标注。里面有维维纳兄弟、马斯塔尔纳（这是现存证据中仅有的另一处明确提到此人的地方）和一位“来自罗马”的格奈乌斯·塔克文（Gnaeus Tarquinius）。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解读出这些场景究竟描绘的是什么，但猜到其大意并不困难。画面中有5对战士。在其中4对里，当地人（包括奥鲁斯·维维纳）都用剑刺穿了“外来者”；受害者包括来自沃尔希尼（Volsinii）的拉雷斯·帕帕特纳斯（Lares Papathnas）和来自罗马的塔克文。后者肯定与两位塔克文国王有某种关系，虽然在罗马文学传统中，两位国王的本名都是卢基乌斯，而非格奈乌斯。在最后一对战士中，马斯塔尔纳正用剑割断绑住卡伊利乌斯·维维纳手腕的绳索。一个奇怪的特征（可能是这个故事的一个线索）是，除了一人例外，获胜的当地人全都赤身裸体，而他们的敌人都穿了衣服。最流行的解释是，壁画描绘了当地一次著名的越狱，维维纳兄弟和他们的朋友被缚，敌人将他们扒光衣服捆了起来，但他们还是得以逃脱，并挥剑杀死了来抓自己的人。
这是目前留存的关于早期罗马故事中的角色及其事迹的最古老直接证据。它同样来自主流罗马文学传统之外，或者至少位于其边缘。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描绘的是事实，伍尔奇的神话传统可能与罗马的一样虚幻。不过，比起罗马作家和他们的一些现代追随者提供的夸张版本，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东西展现了更可信的画面，描绘了这些早期城市社区中的武士世界。这里没有组织化的正规军和外交政策，而是一个充斥着酋邦和武士团体的世界。
考古学、暴政和强暴
公元前6世纪，罗马无疑是个小型的城市社区。判定由茅屋和房屋组成的区区聚落何时成为意识到自己是个拥有共同身份和志向的社群常常很不容易。但有序的罗马历和与之相伴的共同宗教文化与生活节奏很可能可以上溯到王政时期。考古学遗迹同样确凿地表明，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已经拥有了公共建筑、神庙和一个“城市中心”，这是存在城市生活的明确迹象，即便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是小规模的。这些遗迹的年代仍然存在争议：没有任何一项证据的年代测定能让所有的考古学家达成一致，而新发现总是在改变我们的认识（尽管并不总是像其发现者所希望的幅度有那么大！）。不过，现在只有非常坚定和思想狭隘的怀疑者才会否认该时期的罗马拥有城市特征。
这里所说的遗迹发现于后来的罗马城地下的几个地点，但关于早期城市最清晰的印象来自罗马广场地区。公元前6世纪，广场的地面被人为抬高，并修建了一些排水设施，两者都是为了保护该地区免遭水淹；地面上至少连续铺设了1到2层沙石，使其可以被用作社群的共享中央空间。本章开头提到的铭文发现于广场一头，就位于卡庇托山的斜坡下，那里曾是一处拥有户外祭坛的早期圣所。无论该铭文究竟表述了什么内容，它无疑是某种公共布告，其本身就暗示着存在一个框架，由一个结构化的社群和受认可的权威构成。在广场的另一头，一群后期宗教建筑（包括与维斯塔贞女相关的）下方最早期地层的发掘物显示，它们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甚至更早。不远处还发现了差不多同年代的一系列相当大的私人房屋的零星遗迹。这些遗迹的数量非常少，但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些富有的大人物在公民中心旁过着奢华的生活。
很难知道如何把这些考古遗迹与关于最后几位罗马国王的文学传统密切地匹配起来。一些发掘者想让我们相信，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房屋实际上是“塔克文家族的宅邸”（假设这宅邸确实存在过的话），但这种想法几乎肯定是走过头了。不过，罗马人在关于王政时期最后阶段的叙事中对国王们所资助的营建活动有所强调，这同样不太可能完全是巧合。两位塔克文都被认为曾主持了卡庇托山上的朱庇特大神庙的落成仪式（后来的罗马作家们很容易混淆这两位国王），他们据说还都建造了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并委托建造了广场周围的店铺和柱廊。除了几座神庙的营造被归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名下，他还经常被认为在罗马城周围修建了防御墙。城墙是存在着共同社群情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虽然现存的名为塞维乌斯墙（Servian Wall）的防御工事大部分不早于公元前4世纪。
20世纪30年代，人们创造出一个意大利语短语“La Grande Roma dei Tarquini”（“塔克文家族的伟大罗马”）来形容这个时期，这种说法也许并不那么有误导性——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伟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当时的罗马仍然远远称不上“伟大”。但与100年前相比，它已经是更大和更加城市化的社区，这无疑得益于其有利于贸易的优越地理位置和靠近富有的埃特鲁里亚。从我们对公元前6世纪中期该城规模的了解来看（其中一部分判断不可避免地属于猜测），当时的罗马比它南面的拉丁人定居点都大得多，至少与北面最大的埃特鲁里亚城镇一样大，人口可能达到了2万至3万，虽然远远不及同时代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定居点宏伟，而且规模要小得多。也就是说，罗马无疑已经是当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任何方面都还称不上出众。
并不是所有被罗马人归于两位塔克文王名下的城市发展都配得上“壮观”一词最明显的意义。出于罗马人对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特有的关心，后来的作家们称颂了他们修建下水道——即大下水道（Cloaca Maxima）——的成就。在这一著名建筑留存的部分中，到底有多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我们还远远没有弄清：仍能探索的大段用砖石砌成的部分继续承载着一部分现代罗马城的积水和浴室污水，它们是几个世纪后建成的。现在看来，建造某种排水系统的最早尝试可以上溯到更早的公元前7世纪。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大下水道一直是被归于最后几位国王名下的罗马奇迹，狄俄尼修斯充满热情地表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无法用语言形容。”他所指的想必是他身处公元前1世纪时所能看到的。但大下水道也有更黑暗的一面：它不仅是奇迹，也让人想起了残酷的暴政，罗马人认为后者是王政时期的结束标志。在一个特别骇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故事中，老普林尼——即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一位了不起的罗马博学者，现在主要作为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著名受害者之一而被人铭记——描绘了罗马城的人民如何因为下水道的建造工程而精疲力竭，以至于许多人选择自杀。作为回应，国王将自杀者的尸体钉上十字架，希望用这种刑罚带来的羞辱震慑其他人。
图22 一段留存的大下水道。最初的下水道可能完全不像后来建造的这段一样宏伟，但这是罗马作家们在描绘塔克文的建筑工程时心目中的形象。一些罗马人夸口说能在里面划船。
不过，罗马人认为最终导致王政垮台的并不是穷苦劳动者遭受的剥削，而是性暴力：国王的一个儿子强暴了卢克莱提娅。这起强暴事件几乎肯定与劫掠萨宾妇女一样充满神话色彩：对女性的攻击象征性地成为王政时期开始与结束的标志。此外，后来讲述这个故事的罗马作家们很可能受到了希腊传统的影响，后者经常将暴政的盛衰同性犯罪联系起来。比如，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据说庇西斯特拉托斯家族的统治是因为统治者的弟弟对另一名男子的伴侣求爱而被推翻的。但无论是否属于神话，卢克莱提娅遭遇强暴标志着罗马剩余历史中的一个政治转折点，其道德意义也成为争论的话题。几乎从那时开始，通过波提切利（Botticelli）到提香（Titian）和莎士比亚，再到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该主题在后来的西方文化中被不断重新演绎和想象。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的女权主义装置艺术《晚宴》（The Dinner Party）上有差不多1000名世界历史中的著名女性的名字，卢克莱提娅甚至也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李维添油加醋地讲了这个属于王政时期最后时刻的故事。故事开头，一群年轻的罗马人在包围附近的阿尔代亚城（Ardea）时试图找点乐子消遣。一天晚上，他们酩酊大醉后开始争论谁的妻子最美，其中有个卢基乌斯·塔克文·科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建议他们干脆骑马回家（只有几英里路程）亲自验看那些女人。他声称，这将证明自己的卢克莱提娅是最出色的。事实的确如此，当其他人的妻子趁着丈夫外出而寻欢作乐时，卢克莱提娅却做着一位有贞德的罗马妇女应该做的事——和女仆一起纺纱。然后，她尽职地为丈夫和客人们奉上晚饭。
但故事随后开始变得可怕。因为我们被告知，塞克斯图斯·塔克文（Sextus Tarquinius）对卢克莱提娅产生了致命的激情。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他又骑马来到卢克莱提娅家。再次受到礼貌的招待后，他走入她的房间，手持长剑向她求欢。当死亡威胁没能让她就范后，塔克文转而利用了她对耻辱的恐惧：他做出威胁要杀死卢克莱提娅和她的一名奴隶（在提香的画中可以看到，见彩图4），让她看上去仿佛是在进行最可耻的通奸时被抓个正着。面对这个威胁，卢克莱提娅屈服了。但当塔克文回到阿尔代亚后，她派人找来丈夫和父亲，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然后自杀了。
图23 作为女性的重要美德之一，忠贞在许多情境中得到了强调。这枚铸于2世纪20年代的哈德良皇帝银币描绘了人格化的忠贞女神像一个罗马好妻子那样恭谦地坐着。她周围的“COS III”字样是为了祝贺哈德良第三次担任执政官，这暗示了男性的公共声誉和女性的得体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此后，在罗马的道德文化中，卢克莱提娅的故事一直是一个特别有力的意象。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它代表了女性美德的一个关键时刻。卢克莱提娅之所以自愿付出生命，是因为她失去了李维所说的pudicitia，即她的“贞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忠贞”（至少对女人而言如此），它界定了罗马夫妻之间的关系。但另一些古代作家觉得这个故事没有这么简单。有些诗人和讽刺作家不出意料地质疑忠贞是否只是男性对妻子提出的要求。在一首淫猥的警铭诗中，马库斯·瓦雷利乌斯·马提亚利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简称“马提亚尔”）——他在公元1世纪末写了一大批睿智、活泼和淫猥的诗——开玩笑说，他的妻子只要愿意就能在白天做卢克莱提娅，而晚上做妓女。在另一句俏皮话中，他质疑“卢克莱提娅们”是否真的表里如一；他猜想，在丈夫不注意时，即便那位著名的卢克莱提娅也是喜欢小黄诗的。更严重的是卢克莱提娅的过错问题和她自杀的理由。在一些罗马人看来，她仿佛更关心自己的名誉，而非真正的忠贞，后者显然取决于她的思想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而非她的身体，并且它也完全不会受到与奴隶通奸的诬陷的影响。公元5世纪初，十分熟悉异教经典的圣奥古斯丁对卢克莱提娅遭到强暴提出了质疑：她最后不是同意了吗？在这里不难看到我们自己对强暴和由此引起的责任问题所持有的某些观点。
与此同时，这还在根本上被视作一个政治时刻，因为在故事中，它直接导致国王被逐和自由共和国的肇始。卢克莱提娅刚刚自尽，陪同她的丈夫一起来到事发现场的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就从她身上拔出匕首，并发誓让罗马永远摆脱国王（她的家人因为过于悲伤而说不出话）。当然，这个预言一定程度上是事后虚构的，因为公元前44年针对怀有称帝野心的恺撒发起政变的那位布鲁图斯就自称是这位布鲁图斯的后裔。在确保获得军队和人民的支持后（他们对强奸感到震惊，而且受够了修建下水道的劳动），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迫使塔克文父子流亡。
图24 罗马广场上仍然矗立着后来重建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Temple of Castor and Pollux）残存的3根柱子。神庙的其他部分基本被毁，但台阶的倾斜基部仍然可见（左下方），演说者经常在这里对人民讲话。神庙的地下室曾有各种不同用途，这扇小门提醒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发掘显示，这间地下室里曾经开过一家理发店/牙医铺。
塔克文家族没有束手就擒。李维的相关记述令人难以置信地扣人心弦，根据他的说法，“高傲者”塔克文曾试图在城中向革命者发起反击，当反击失败后，他又与埃特鲁里亚的克鲁西乌姆城（Clusium）国王拉斯·波塞纳（Lars Porsenna）合兵一处，他们包围了罗马，意图恢复王政，结果再次被刚刚得到解放的居民勇敢地击败。比如，我们读到，英勇的“独眼”贺拉提乌斯（Horatius Cocles）凭借一己之力守卫台伯河上的桥，阻止了埃特鲁里亚军队的进攻（有人说他在战斗中阵亡，也有人说他得以凯旋，如英雄般受到欢迎）；还有克洛伊利娅（Cloelia）的英勇举动，她和一群年轻人被波塞纳俘虏，但勇敢地游过台伯河回到城中。李维表示，罗马人的顽强最终令埃特鲁里亚人感到震惊，后者干脆抛弃了塔克文。不过，也有一些不那么具有爱国色彩的版本。老普林尼不是唯一相信拉斯·波塞纳一度成为罗马国王的古代学者；如果是这样，此人可能是另一位失踪的罗马国王，而王政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
按照标准故事的说法，被波塞纳抛弃后，塔克文前往他处寻求支持。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具体日期有争议），在离罗马不远处打响的雷吉鲁斯湖战役（Battle of Lake Regillus）中，他和他在附近拉丁城镇中招募的盟友被最终击败。这是罗马历史上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但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神话色彩，因为据说有人看见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这两位神明帮罗马人作战，后来还在罗马广场饮马；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人们建了一座神庙。虽然经过多次重建，这座神庙仍是广场的地标之一，永远纪念着罗马人摆脱国王的那一刻。
自由的诞生
王政的结束也意味着自由与自由的罗马共和国的诞生。在罗马历史的剩余部分中，国王（rex）一词在罗马政治中成了骂人的话，尽管罗马许多最典型的制度据说源于王政时期。在随后的多个世纪里，关于某人想要成为国王的指控曾多次致使这些人的政治生涯迅速终结。王族名字甚至给卢克莱提娅不幸的鳏夫带来了灾难，使其不久之后遭受流放，因为他是塔克文家族的亲属。在对外冲突中，国王同样是人们最想打败的敌人。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当凯旋队列押着身着精美王服的敌方国王穿过城中街道，以供罗马人民讥笑和投掷杂物时，罗马总是会尤为兴奋。不用说，在后世的罗马人中，那些正好倒霉姓“国王”的人遭到了大量讽刺。
塔克文家族的垮台（罗马人认为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某个时候）标志着罗马的新起点：这座城市重新来过，现在是“共和国”（拉丁语res publica，字面意思是“公共财物”或“公共事务”）了，有了一系列新的奠基神话。比如，一个强有力的传统宣称，卡庇托山上的朱庇特大神庙（这座建筑成了罗马权力的重要象征，后来行省的许多罗马城市都复制了它）是在新制度下的第一年被献给神明的。诚然，常有人说这座神庙早在王政时代就被承诺献给神明，而且大部分已经由埃特鲁里亚工匠完成，但神庙正面镌刻的正式奉献者名字是新共和国的领袖之一。此外，无论它的准确建造年代如何（事实上已经无从知晓），神庙都被视作与共和国共同诞生的一座建筑，成了共和国历史本身的象征。事实上，罗马人在多个世纪里有每年往神庙的门柱上锤入一根钉子的习俗，这不仅标志着共和国时间的流逝，而且让时间与神庙建筑有了实体的联系。
甚至罗马城中一些明显属于自然地貌的景观也被认为源于共和元年。和现代地质学家一样，许多罗马人也知道位于台伯河流经罗马的河段中央的那个小岛在地质学上形成得相对晚近。但它是如何和何时出现的呢？即使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答案，但有的罗马人认为它诞生于共和国统治时期伊始，当时人们把塔克文家族私有土地上产出的谷物倒入了河中。由于水位很低，谷物在河床上堆积起来，随着泥沙和其他垃圾在此淤积，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岛。看起来就像罗马城直到王政被废除才最终成型。
新的统治形式也诞生了。故事中说，随着“高傲者”塔克文逃走，布鲁图斯和卢克莱提娅的丈夫科拉提努斯（在即将被流放前）马上成了罗马的第一任执政官。执政官被认为是新的共和国最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职务。他们接管了国王的许多职责，即对内主持城市政务和带兵外出作战；在罗马，人们对这样的军事和民事角色从未做出过正式区分。这样看来，尽管被标榜为国王的反面，他们其实代表了王权的延续：公元前2世纪一位希腊的罗马政治理论家把执政官视作罗马政治体系中的“君主制”元素，而李维也坚称，执政官职务的徽章与标志和之前国王的大同小异。不过，他们体现了新政治制度的几个关键的和完全不属于君主政体的原则。首先，他们完全由人民选出，而非采用人民只有一半话语权的制度，后者据说是国王选举的特性。其次，他们每次只任职一年，而且职责之一是就像我们看到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所做的那样主持继任者的选举。第三，他们两人共同执政。共和国政体的两个核心准则是，任职应该永远是暂时的，权力应该永远是被分享的，除非其中一人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需要暂时掌控全局。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准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但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坚守。
执政官们还以自己的名字为他们任职的那一年命名。显而易见，罗马人不可能使用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现代西方纪年体系——读者们不必担心，为了清晰起见，我将继续使用这个体系。“公元前6世纪”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他们偶尔会“从建城以来”计算年份，如果他们对建城年份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他们通常用在任执政官的名字来表示年份。比如，对于我们所说的公元前63年，罗马人称之为“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和盖乌斯·安东尼乌斯·许布里达任执政官的那年”，而“奥皮米乌斯（Opimius）任执政官的那年”（公元前121年）的葡萄佳酿特别有名。在西塞罗的时代，罗马人已经编制了一份一直上溯到共和国伊始的基本完整的执政官名单，并很快将其与罗马广场上的凯旋将军名单放在一起公开展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份名单，人们得以确定王政时期终结的确切年份，因为按照定义，那也是第一任执政官任职的年份。
换句话说，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政治、时间、地理和罗马城市景观间一套复杂的相互联系。年份被直接与当选执政官联系起来，在于新制度元年献给神明的神庙的门柱上，被锤入的钉子标出了年份，甚至台伯河上的小岛也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国王被逐的产物。这一切的基础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唯一原则：自由（libertas）。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把民主理念留给了现代世界——雅典人在公元前6世纪末推翻了“僭主”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在时间上与罗马国王被逐一致。古代观察者们没有忽视这一点，他们在描绘这两个地方的历史时热衷于让它们看起来是平行的。共和时代的罗马为后世留下了同样重要的自由理念。李维在《罗马史》第二卷（开始讲述王政时期结束后的罗马故事）开篇使用的第一个词就是动词形式的“自由”，这个词和它的名词形式仅在前几行就总共出现了8次。罗马文学中随处可见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这个观念，在以后的世纪里，它还在欧洲和美洲的激进运动中产生了回响。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将自由放在首位，乔治·华盛顿谈到要在西方重燃“自由的圣火”，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化名“普布利乌斯”（来自另一位共和时期最早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雷利乌斯·普布利科拉）为它辩护，这些并非巧合。但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罗马人的自由呢？
从共和时期迈入罗马帝国的独裁统治，在这800年间，这是罗马政治文化中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政治争论常常围绕着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独裁相容展开。谁的自由陷入了险境？如何最有效地保护自由？罗马公民对自由的理解相互冲突，该如何解决？全部或大多数罗马人会把自己视为自由的拥护者，就像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拥护“民主”。但罗马人还是会为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当西塞罗被流放后，他的宅邸被拆毁，原址上建起了一座自由女神的圣祠。但并非每个人都赞同这种做法。西塞罗本人讲过一则轶事，在一部关于罗马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斯的戏剧上演时，人群为其中一个角色的一句台词掌声雷动：“图利乌斯奠定了公民‘自由’的基础。”事实上剧中台词所指的是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暗示罗马在共和时期之前、在一位“好国王”的统治下可能已经就有了自由，但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西塞罗的全名）却相信掌声是给自己的——他也许是对的。
这种冲突构成了本书下面几个章节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在探索共和国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历史（包括内战、“自由”的胜利和对意大利邻邦取得的军事胜利）前，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诞生和执政官制度的发明做一些深入了解。可以想见，这个过程也许并不像我在之前给出的标准故事中所描绘的那么顺利。
①罗马国王去世后，元老院将任命一名元老担任过渡时期的摄政者，任期为5天，届满后由他任命下一位摄政者，直到新王选出。摄政者将提出新王候选人，经过元老院评议后，该人选将接受人民大会的投票。投票通过后，候选人还需得到神意许可和行政权（imperium）才能正式成为国王。
②图鲁斯·霍斯提里乌斯晚年，罗马暴发瘟疫。国王按照努马留下的指示向“预兆者”朱庇特（Jupiter Elicius）献祭，但仪式中出现错误，全家被闪电击毙。（李维，《罗马史》1.31）
③罗慕路斯兄弟在选址问题上发生分歧，约定根据神明预兆做出决定，罗慕路斯看到12只鹰，雷慕斯只看到6只，于是前者成为罗马奠基者。（李维，《罗马史》1.6.4-1.7.2）
④第二、三、四等级各20个百人队，与第一和第五等级共同组成170个步兵百人队，工程师和乐工百人队共4个。
⑤D. H. 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1927年4月，他游历了意大利的一些考古遗址，创作出题为《埃特鲁里亚地点速写和其他意大利随笔》（Sketches of Etruscan Places and other Italian essays）的游记。阿尔贝托·贾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塑家，他的作品深受埃特鲁里亚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