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评变赞扬，详解为何《时代周刊》对美国政府态度发生巨大转变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卢斯再次面临个人生活的危机。而就在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的新乐观主义与过去烦躁情绪的结合。他开始主持一个他称之为“国家使命”的调查项目，他热情而又迫切地接受了这个项目，并为之奉献了余生。
“艾森豪威尔在位的八年对共和党来说是伟大的八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卢斯在他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得益于共和党政府的良性法律环境，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无论是以个人抑或自愿组成协会的方式，美国人民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于一个远离国家领导层超过二十年、一个人生使命似乎是时常抱怨国家意志和想象力失败、一个不断呼吁国家改变路线的人来说，这种政治满足感或许与其性格不符。但卢斯的乐观并非是情感上的怀旧，而是他与艾森豪威尔的私交以及总统对他刻意关心的结果。同时也使得他坚信，美国正在战胜它面对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正在拥抱“另一个已付诸语言的词语，那就是‘卓越’”。
卢斯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后期不仅对美国来说是大好的时间，而且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他在意大利的日子使他重新焕发出活力，而且至少让他不成功的婚姻短暂地恢复了相对的平静。他的公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他的杂志也获得了持续蓬勃的发展。卢斯逐渐放慢了自己改造公司的努力，并且一反常态，更多地听从他那些才华横溢的编辑的意见。这使得他扩大自己在公司外部的活动范围变得可能。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慈善组织和智力项目中，并且新发展了一些私人关系，这一切都使得他对生活越来越满意（即使是偶有波澜）。
但卢斯充分的满足感持续了没多久，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再次面临个人生活的危机。而就在同时，他开始了一项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的新乐观主义与过去烦躁情绪的结合。他开始主持一个他称之为“国家使命”的调查项目，他热情而又迫切地接受了这个项目，并为之奉献了余生。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国家现状带给卢斯的幸福感，并没有软化他杂志的批评基调。相反，艾森豪威尔总统任职期间所遭受的猛烈批评比时代公司曾在1952年竞选期间所受的还要多。以往关于《时代周刊》抱有政治倾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卢斯对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攻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此类投诉则主要来自于杂志对艾森豪威尔的过度欣赏。当然，卢斯在过去的时间里曾长篇大论地宣传共和党候选人，最为明显的是1940年他对温德尔·威尔基的大力支持。但是，艾森豪威尔是首位卢斯完全钦佩的在任总统，而对共和党政府的报道是如此正面，乃至卢斯自己的编辑都开始心生怨念。《时代周刊》的国际新闻编辑托马斯·格里菲斯（Thomas Grif?th）于1956年向卢斯提出警告说，杂志正处在“失去你和我（以及其他许多人）……希望《时代周刊》应得的尊重”的危险中。格里菲斯指出，以往的《时代周刊》只是在竞选活动临近结束时“耍些小手段”，但是现在，他指责道，“是长达四年的行为”。
格里菲斯的指控是无法辩驳的。1955年7月4日的专题（封面是以自由钟为相框的艾森豪威尔画像）中，《时代周刊》赞美道，“清晰得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美国人民拥有了耐心、决心、乐观、信心。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二十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国家迎来了一个显著的改变。国民的血压和温度降下来了，神经末梢也痊愈了。”“新基调可以说成是，”《时代周刊》声称，“信心的回归。”一年后，在艾森豪威尔竞选连任时，《时代周刊》为了总统的“风趣”和他新发现的政治技巧而欢呼。“拉拉队长们蹦来蹦去，做着滑稽的政治表演。共和党政要们站成一排咧嘴而笑，都可以做牙科检查了。”杂志描写了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活动抵达旧金山时的盛况。“这位战斗英雄在政途中小心翼翼地走了这么久，现在已经成为热情而又风趣的政党领导人，他喜欢这个世界和它的政治居民。他在上周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时代周刊》甚至免费刊载了其他记者对艾森豪威尔所做的正面报道。该杂志曾一度发表文章称，民主党的专栏作家约瑟夫（Joseph）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将艾森豪威尔的立法纲领描绘成“一个巨大成功”。
《时代周刊》在报道美国政治时明显的偏袒性，引来了日益增多的对杂志其他方面的批评。1959年，菲律宾大使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演讲中，将《时代周刊》的办刊理念解释成“以我们的视角报道所有的新闻”。几年后，一份“左倾”的纽约杂志《事实》收集了一些知名人士对《时代周刊》的不满并加以公布，在这些不满中，这些不满的字眼包括“谎言”、“扭曲”和“极度的不准确”等（该杂志编辑还道歉说，因为没有足够的版面而无法刊登征集到的所有评论）。“我在《时代周刊》中读到的所有音乐专栏都是扭曲的和不准确的。”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如此声称。女演员塔露拉·班克黑德在《今夜秀》节目中提醒观众“不要相信你在《时代周刊》中读到的任何一个字……全部是捏造、诽谤和堕落”。此类的指责占据了满满的二十多页：“我认为《时代周刊》的报道是带有偏见的、不公平的”（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时代周刊》中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百老汇制片人大卫·梅里克）；“《时代周刊》的新闻是带有偏见的”（诗人康拉德·艾肯）；“《时代周刊》高超技巧的目标是极权主义……而不是深度和易读性”（媒体学者马歇尔·麦克鲁汉）；“……大概是现存的最不准确的杂志”（小说家P·G·沃德豪斯）。虽然《时代周刊》的偏见程度并非完全如他们所说，但是有足够的“倾向性”报道作为这些指控的佐证。在这些攻击面前，卢斯时而防御，时而痛苦。他偶尔作出化解批评的努力，但大多数的时候只是对这些指控视而不见。“《时代周刊》将会保持亲艾森豪威尔，也就是亲共和党。”他在1955年写信给一位重要的同事时挑衅地说道。他仍然认为纯粹的“客观性”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他同时认为，这些都是他自己的杂志，理应反映他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卢斯的世界观深受其对美国的富裕程度以及美国社会和文化进步的看法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程度不一。这些看法又助推了他的杂志（特别是《生活》）的内容。这并非是《生活》的急剧转变，该杂志一直以来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促进财富、进步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该杂志更加着迷于经济繁荣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正如《生活》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是战争的大编年史一样，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成了繁荣与和谐的大编年史。早在1945年12月，该杂志便高兴地宣布了“常态”的回归。当然，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即使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繁荣还远远没有成为常态；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许多的美国人来说，繁荣仍未达到常态。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仍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政府公布的贫困线以下。但《生活》还是坚持认为美国人正把“思想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并且正在回到“足球比赛、驾车旅行、家庭团聚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那些愉快琐事中”。
到1954年，富足的观点一直是《生活》的主题。一方面，该杂志对美国人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感到好奇和关注。“人们要怎样准备迎接这个富足的时代？”该杂志曾在其感恩节一期中问道：“谁会因为太多而感激？”一年以后《生活》仍然在担心：“富足本身就够让美国人引以自豪吗？”然而，更多的时候《生活》为国家的富足而欢呼。在该杂志对国情的评估（在总统的年度报告前不久）中声称，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一年好过一年”，并列举出“三大经济上的恩惠（这在以前，政治上似乎根本不大可能）：工资上涨、税率下降以及物价稳定。”后来，在1956年的封面故事“大工程的高峰年”中，《生活》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三百三十亿美元的投资，这是“重塑大陆……即使是在大工程并不少见的大陆”。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是“为了未来”。《生活》定期地为美国繁荣路上取得的新里程碑而高歌：“历史上最大的股票发行”（福特汽车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美国建筑业的“显著恢复”；“成片的、外形设计大胆的新摩天大楼”矗立了起来；克莱斯勒以前所未有的两亿五千万亿美元投资对1955年车型进行重新设计（“更长、更低、更具运动性……更大的马力”）。“上周，”杂志在1955年7月关于家居用品制造商的故事中提到，“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这种趋势似乎是每只鸡、每条鱼、每个蛋以及每个胡萝卜都有两个用来盛放的盆……这是美国整体繁荣的一个生动例子。”
时代公司的杂志甚至开始赞美工会。卢斯向来对工会感到不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该公司曾努力争取为自己的一些员工组织工会。不过，卢斯对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坚持认为这是在劳工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认为，关于工会运动的一切都是全新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与汽车工业达成了一个新的工人“最低工资保证”协议，同时放弃了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曾经提出的更为激进的建议。《生活》在1955年的封面故事中提出“新的富裕，劳工联合”的口号。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AFL）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这标志着“和平新时代”已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劳资战争中涌现出来。《生活》甚至将曾经被它谩骂过的一些人描绘成：“一种新的联合主义者”，新兴的、负责任的工人“富裕领导人”。
富足不仅是商业和工资的关键，也是技术的关键；而且因为卢斯突然迷上了技术进步，《生活》开始为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取得的成就而欢呼。“各类进步蜂拥而来，”《生活》在“我们前沿成果的几大系列”的报道中，隆重地将标题定为“人类新世界：如何生活在其中”。受益于政府补贴以及大学和企业实验室的研究，美国人以“惊人的速度学习着”。在这些发现中包括了原子能，“人类驾驭核聚变的巨大希望”。1955年的时候，《生活》宣称，原子工业是“大生意”，已经开发出利用核能驱动潜艇和建立原子能发电厂向消费者供电的方法——这是“新工业时代”的基础。同样耀眼的是被《生活》称为“喷气时代”的诞生，其前景包括方便人们更快速的旅行和在战争中提高军事能力。1955年，《生活》将某一期的所有版面都用在“航空时代”上，它认为，“掌握世界空气的需要和愿望带来了重塑我们经济、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全球关系的改变。”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生活》预言，与航空时代的“真正奇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尚未在手”，但已经是“近在眼前”。同时，《生活》还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医学发现而感到陶醉：沙克疫苗以及随后沙宾疫苗的发现有效地消除了小儿麻痹症；癌症治疗上的进步似乎快要控制住这一“可怕的敌人”；改进的X射线技术；心脏手术的创新；更多地、更先进地对抗细菌感染和病毒的新武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生活》对技术的迷恋达到了顶峰，当时该杂志已实际上成为载人航天计划的“官方”编年史。对于《生活》杂志以及许多的美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探索外太空的目标更加能够将科学进步和美国伟大使命的联系人格化；没有什么比人类自己做这些探索的想法更能让美国人激动万分。几乎就在第一批七名水星号宇航员刚被命名的时候（一夜之间便成为超级名人），《生活》便立即花上五十万美元买断了他们故事的独家报道权。在宣布这一巨大动作的两页广告中，编辑们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宇航员们的故事只会出现在《生活》杂志中，”他们写道，“从现在开始，这七个人（以及他们的妻子）的生活将会是我们的头条新闻，直到他们中的一人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轨道的美国人。这必将是当代最吸引人的、令人激动的人类故事。”卢斯本人没有直接参与公司关于宇航员的报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被这非凡的吸引力所吸引，甚至开始将他们称为“我的孩子”。
但对卢斯，进而对《生活》来说，美国这个新“富足时代”的最好证据是中产阶层的家庭。战后几年最重要和最令人振奋的成功之一，他认为，是置业的快速增长，这得益于郊区的大开发和联邦政府的慷慨支持。《生活》推出的“现代生活”系列，部分地对他的热情做出了回应。该系列几乎完全着重于美国家庭的特色。有奢华的或颇具匠心的大宅——如位于棕榈泉的“按钮天堂”。它由一位富有的制造商建造，此人将这座房子称作“机械梦幻屋”。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九洞的高尔夫推杆草坪以及由七个户外沙发组成的“旋转餐桌”，“在阳光下慢慢”地转着。在其他文章中，《生活》向大家展示了美国家庭设计的多样性——涵盖全国的房屋，体现了各地区风格——西南地区的“粗木材和得克萨斯州科尔多瓦石”，中西部地区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木家具，它们相互交叉，所达之处便风靡盛行。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有：“漂亮的现代家具支柱”、“双人浴室”、“时髦的混合装饰”、家庭装修中“高雅的回归”、“宽敞的简约风格”以及“古董购买指南”。1958年，分成三部分的住房系列展示了全国范围的郊区扩大发展，并重点涉及“更好房子的理念”。后来《生活》选择了“六套优秀房屋”作为“不同价位的全国最适宜居住的房子”范例。也许，“现代生活”系列中最离奇的文章要数1955年的封面故事——“潜伏的氢弹”。这是一个新近设计的防空洞，一家五口的中产阶级家庭幸福地住在里面，他们周围堆满了罐头食品。照片记录的是他们在这个三千美元的“豪华模型”里的活动：玩游戏、看书和缝衣服——一副世界末日家庭生活景象，与《生活》杂志对其他多数郊区生活的描写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谁跟谁过不去。”《生活》愉快地在1955年7月4日这期中报道。美国正“享受着国内的安宁生活”。该国“没有卷入战争，不受大罢工的困扰，人们几乎百分之百就业”，而且“对自己的境况感到满意”。配上的大量照片就像是为了佐证这个了不起的时刻，其中有“拉特兰郡露天广场上高兴的佛蒙特州人”，标题为“又是丰收年”的位于中西部的麦田，亚特兰大青年商会巡游，有着多个电视机的郊区小屋，刷满与主人达尔马提亚狗相同圆点的折篷车，马萨诸塞州皮博迪市的太妃糖聚会。“精神和工业一起在膨胀”，《生活》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的照片有新车、交响乐队的演奏以及密歇根州弗林特汽车厂的扩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宣传一种开始被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称为“共识”的信念，该信念认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广泛享有共同的理想和抱负。《生活》似乎在说，这些共同的理想就是富裕、消费以及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该杂志赞美明显的——尽管大多不满——爱国主义、稳定的核心家庭以及男人“养家糊口”。它还偶尔关注一下在外工作的妇女，例如它在1956年刊登的一篇名为“我老婆在工作，我喜欢”的文章，该篇文章记录了有工作的妇女在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但更常见的是宣扬妇女主内。当《生活》把视角撤离中产阶级时，它便常常聚焦在拥抱“美国生活方式”的移民身上，或者是通过辛勤劳动或慈善捐赠进入中产阶层的边缘美国人身上。对于这些，它都给予了肯定的报道。
在美国人生活的种种改变之中，对时代公司有着最大的实质性影响的是休闲和娱乐的快速增长。许多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家庭收入增加了。1953年至1954年，《财富》杂志发表了雄心勃勃的“变化中的美国市场”系列，其结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休闲活动急剧增多，对娱乐的追求也飞速增长，或者按照《财富》所说，有“三百亿美元的娱乐市场”。正如它在其他有关富裕话题中的表现一样，《生活》是一个积极的休闲活动增长的编年史。它对加州阿纳海姆迪士尼乐园1955年的开幕做了大量版面的报道，它还痴迷于以赌博和奢侈娱乐而出名的拉斯维加斯。不过，最为重要的或许是，《生活》发现人们对体育和户外运动有着越来越大的兴趣。它开始用远超以往数量的主要篇幅来谈论滑雪、猎鸭、小联盟棒球赛、野外远足和野营、赛马、水上运动，甚至保龄球。它赞赏老百姓的体育运动和户外活动，同时也为人们在体育馆、竞技场乃至电视上观看到的体育运动而欢呼。
到了1953年春天，卢斯再次进入到被比林斯称作“打造帝国”的精神状态中，这通常意味着要推出新杂志。虽然卢斯从未从事过体育运动抑或野外活动，但他却开始设想创办“体育周刊”，以捕捉到那些他认为是正在不断增长的休闲和运动市场。有人说直接收购现有的一些杂志，如《户外生活》或《科技新时代》。但是，卢斯真正想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体育周刊”。他的一些同事被这个想法吓坏了，担心以琐碎小事和针对消费市场为重点的体育杂志，会降低时代公司的品牌。还有人担心高昂的费用将是一大障碍，而且观众面也会过于狭窄。“时代公司不是‘体育’套餐”，比林斯在他的日记中轻蔑地指出，他是“非常反对办体育杂志的”，并且认为“这只是卢斯的一时兴起”（卢斯的副手艾伦·格鲁夫，很少公开不同意老板的意见——这次也是如此——但是他默默地认同比林斯的意见）。其他同事也同样对此项目半信半疑，其中许多人直言相告卢斯，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这些批评对卢斯来说也不是没有影响，有时他对自己的坚持也有动摇过。在计划了好几个月后，比林斯指出“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赞助商在新杂志项目上被真正说服”。但是，卢斯没有放弃。
卢斯召来了《生活》杂志记者欧内斯特·哈弗曼（一个狂热的体育迷）来监督暂时定名为“体育”的项目规划。但是，几乎一开始两人便产生了争执。在新杂志第一次实质性会议上，哈弗曼提出由时代公司的人来写这本杂志的文章，就像公司的其他出版物一样。但卢斯强烈反对，并坚持以外部投稿人作为报道稿件的主要来源。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想要真正的撰述员（而不是体育迷）来打造这本杂志；他担心专职体育记者只会复制一些体育迷所熟知的语言——“一种令人费解和过度修饰的写作风格”——一位报纸编辑预测道。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卢斯认为，使用兼职撰述员与建立一个专门团队相比费用低廉，卢斯希望这本杂志的制作费用相对便宜些。几周后，哈弗曼写了一个重磅炸弹备忘录，在新杂志同事间广泛传播。他在备忘录中宣称，他现在确信，这个项目“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他想马上退出，不再担任这个实验部门的领头人”。他的秘密“调研”使他确信，体育专刊的市场尚未成熟。对棒球感兴趣的人不一定会想了解高尔夫，喜欢网球的人也不一定想看足球。潜在的观众太分散，不足以构成“体育”杂志的读者基础。由于卢斯（与克莱尔一起在罗马）当时不在公司，比林斯只好找来拉尔森帮他打开哈弗曼造成的僵局。两人与哈弗曼一样满心怀疑，但在卢斯说放弃前他们不敢轻言放弃。
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争取没有特殊背景和体育知识的《生活》杂志编辑希尼·詹姆斯（Sidney James）来接管该项目。詹姆斯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后来被卢斯说成是强大的“神经和热情”。詹姆斯很轻松地便搞定了在最初几个月里一直困扰着项目的棘手问题，他称为“语义学和理论”上的争执：该杂志是应该针对大规模读者群（发行量在一百万以上），还是拉尔森开始时所提出的一个相对较小的读者群（约三十五万的发行量），就像《纽约客》，只吸引那些受广告商重视的富人和精英读者；杂志是应该只做体育，还是做成包含更多休闲和娱乐内容的杂志。詹姆斯当即便做出决定，他喜欢“百分百体坛周报的想法，不论是面对大众还是只针对精英阶层”。但他同时还决定，他应该在确定什么是“运动”方面有一个比较弹性的标准。更为关键的是，他立即着手版面设计和作品收集。他甚至喊出了“精彩的体育世界”的口号，后来成为该杂志最重要的宣传口号之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便已经准备好将封面和版面设计递交给比林斯和拉尔森，他们两人立即转为支持该项目。“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激动”，比林斯写道，“考虑到他……只用了大约三个星期便把项目启动了起来，这真是太棒了。”
几个星期后，卢斯从意大利回来了。看着詹姆斯的成果，他简直不敢相信。当初《生活》杂志创刊时，卢斯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一直感到不满意；即使在《生活》杂志第一期付印之时，卢斯仍没有完全满意。但詹姆斯，甚至还没有制作完整的样刊，便取得了卢斯对杂志立即的、狂热支持。其最好的证据是，卢斯本人开始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杂志创刊的“实验部”里。“有段时间，我们看见卢斯的机会比看见我们老婆的机会还要多，”一位詹姆斯的团队成员后来说道，“我们中有的人被分派陪同他到体育赛事现场，并给他指认出各个运动员。”比林斯的记录显示，在漫长的午餐时间，卢斯“提出了办这份杂志的初衷和理由——它的目标是什么？为了赚钱吗？当然可以。但是，人类的活动有着更大的意义，卢斯建议应该以成人智力所能理解的风格（你可以称之为反智力的）对其进行报道，这在以前还从未有人做过”。卢斯反响最大，同时最令人困惑（至少对他的一些同事来说）的言论是：“我希望我们有着教化的能力。”对许多曾经参与过《财富》和《生活》创刊工作的编辑和记者来说，所有的这一切是如此的熟悉——他的远大目标，他对意义的追寻，他长期的哲学思考。但是，这一次还缺少了某样东西：那就是一直以来帮助他战胜各种挫折的智慧。与过去相比，卢斯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要么是因为他对这个主题仍感陌生，要么就是因为他已经太长时间没有从事杂志的创刊工作，他已经不再是新项目的背后动力了。“卢斯看着各个版面——这个留下，那个拿掉，”比林斯对早期的样刊工作作如此描述，“但随后他就被卡住了，沉默了五到十分钟却仍拿不定主意。他的灵感已所剩无几，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新闻杂志的创意天才了。”卢斯逐渐减少了他花费在新杂志上的时间，这使得詹姆斯可以继续走他的务实道路。卢斯一反常态地拒绝为新杂志写内容简介，最终还是詹姆斯写就。而卢斯，在没做多少修改或质疑的情况下，便宣布“简介非常好，方向都正确”。
新杂志从1953年6月提出概念到12月付梓，前后不过半年时间。这至少以时代公司的严谨标准来讲，其速度是相当快的。1954年的整个上半年，詹姆斯和他的同事们，在卢斯偶尔的，而且逐渐减少的参与下，制作了一份又一份的样刊，一直试图在图片与文字之间，严谨文风与体育报道口语化的历史传统之间找到平衡。不过，每个参与新杂志项目的人都认为，杂志已经迈上了正确的轨道——它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而且稳步地变得越来越好。在整个创刊阶段，该杂志一直以《体育》命名。不过，这个名字已经被其他的杂志采用了，这家杂志曾提出以二十五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卖给时代公司，但此价位超出了卢斯的底线。5月，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作为这本尚未命名杂志的时代公司发行人，哈里·菲利普斯在一家餐馆里遇见了一位朋友，该朋友向他提议了另一个刊名。他拥有一份已经停刊的杂志，叫作《体育画报》。大家立即热情地通过了这个建议，于是公司支付五千美元购买了这个刊名。
但是，在组织内部仍然有唱反调者，哈弗曼就是最为坚持的一个。他认为，该项目注定是个悲剧，无论投入多大的努力和创意。其他机构的记者看到样刊时，也颇感失望。他们认为该杂志太过矫情，其结果可能是远离运动爱好者。广告商也表示怀疑，认为只有非常喜欢体育的“傻蛋”才会购买这份杂志。还有人想知道该杂志如何能够整年地维持读者的兴趣，尤其是在体育运动较少的冬季。传统的体育新闻报道与时代公司的文化和风格在许多方面是不相容的。这既是它的负担，也是它的优势。卢斯一直希望他公司旗下的杂志是具有开拓性的，既有高品质，又有创新性。《时代周刊》是第一份“新闻杂志”。《财富》曾渴望成为现有出版刊物中最美观的、最有文化内涵的商业杂志，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讲，它已经达到了这一目标。《生活》一开始的目标是用最好的摄影师和最奢华的形式，做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图片杂志，而它也基本上成功了。从一开始卢斯便期望《体育画报》能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会是一份充满八卦、阿谀奉承和绝顶言辞的“体育迷”杂志；它不会局限于某一个类型的体育运动；它不会成为像《体育新闻》那样的半商业杂志，后者实际上是棒球行业的官方杂志；它不会与报纸现有的体育报道竞争。它不会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上一周发生了些什么。相反，它会是一本与时代公司传统相容的杂志，而不是与体育界的传统兼容。它将有美观的版面和庄严的形式，而且包含优秀的图片。卢斯写道，它对体育的报道不仅仅是娱乐，还有“人类精神中……所固有的东西”。而且，它还将包括时代公司所有杂志所具有的：一整套的意见和偏见——在这一方面，《体育画报》的表现远比卢斯其他的出版物好多了。
在《体育画报》开始寻求广告客户的兴趣时，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广告公司高层利奥·博纳特要求卢斯解释一下《体育画报》的“存在理由”。卢斯的回答相当长，也让多数的体育记者感到莫名其妙。“我们有氢弹，我们也有《体育画报》，”他写道，“美国人生活在致命危险的阴云之下，但是有人却说和平是可能的……你们现在只需照常生活和工作。”和平，他说，被部分地定义为“休闲……对幸福的追求”，而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它是“与运动有关的事物”。体育以“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性化的，同时易于理解和普遍接受的方式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希望”。但该杂志并没有真正走向大众化。《体育画报》与卢斯其他杂志一样，希望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文化的读者——这些人能够对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迥异的复杂的故事产生兴趣——奇迹街、征服珠穆朗玛峰、打猎和钓鱼，无论是发生在本地，还是发生在世界各地……“所以，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为这类人打造了这本杂志。”在《体育画报》的样刊中，编辑删除了《纽约客》（至今仍是拥有最富裕读者群的美国杂志）的广告，以彰显该本体育杂志更高的品味。
《体育画报》的第一期发行于1954年8月16日。但实际上在发行之前的好几天，该杂志便在报摊上开卖了，而且很快便销售一空。总的来讲，杂志是受到新闻界和读者热烈欢迎的。杂志封面是一幅关于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夜间棒球比赛的震撼画面：在悬垂体育场里坐满了大量的观众，中间便是打中锋位置的勇士（the Braves）埃迪·马修斯（Eddie Mathews）。杂志编辑介绍自己是“时代公司大家庭中幸福的一员”。为了更加突出这层关系，杂志在首页排满了《时代周刊》、《财富》和《生活》首发时的照片：
今天，“新闻杂志”就像玻璃纸一样流行。
今天，《财富》是闻名全国的商业杂志代名词。
今天，《生活》每周数百万的订阅量是公认的美国生活方式。
我们希望并且承诺，在不久的明天你将不再认为《体育画报》是时代公司的新生儿，而是公认的、必不可少的美妙体育世界的每周报道者。
创刊号的第一个故事“两人之间的四分钟对决”，记述了罗杰·班尼斯特和约翰·蓝迪的经典比赛，他们是参加四分钟一英里赛排名头两位的选手。它还向大家展示了它想成为一本如何不同寻常的体育杂志。“一英里赛的艺术性本质就是在撞线的那一刻达到人体极限，”《体育画报》撰稿人保罗·奥尼尔以此开篇，“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身体会抗拒这种极度的体力透支，因此它必须由精神和意志加以控制……很少有其他的体育赛事能够如此终极地考验一个人的勇气、意志力以及忍耐力。”
这一类优雅和复杂的语言正是《体育画报》立志要做到的，而且往往成功做到了——这是一本把体育世界从“运动”提升为为人类状况提供有力例证的杂志。
创刊号涵盖了广泛的体育领域。它报道了人类首次登顶世界第二高峰K2。它报道了惊心动魄的职业拳击赛。它做了一个棒球卡专题（附有如何吹泡泡糖的说明），配有大量照片的关于飞钓的故事，还有猎狐的故事，关于毒藤的基本知识以及一篇关于高尔夫的文章。但创刊号中最为特别的（也是最为自娱自乐的）是一篇关于体育界本身的文章，其响亮的标题是“现在正是黄金时代”。正如特约撰稿人杰拉德·贺兰德所说的那样，“它给人感觉就像是已经没有其他世界存在……一样，为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为了广泛的参与，为了人类精神惊心动魄的胜利，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体育时代。”
1962年开始为《体育画报》写稿，后来成为该杂志数十年来明星作家之一的弗兰克·德福德，讲述了他对创刊号的第一反应。他那时还是个青年运动员和体育迷。“与《体育画报》结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在数年后写道：
“该杂志似乎常常以体育运动为羞耻——那些公爵和伯爵高调参与的活动除外。有一年，一位《体育画报》撰述员写了三十六篇关于游艇的故事，而该杂志却将棒球、足球和篮球抛在一边，任其凋零……然而……总是在每一期中有那么一些绝对好的东西，有迷人的图画，有令人吃惊的游戏动作照片，有读起来就像听故事的报道，机智的、有吸引力的一切的一切……《体育画报》是一个全新的创造，是令人尊敬的体育新闻精神。”
该杂志第一年的封面报道表明了为何它是如此的与传统体育报道不同。在三种最受欢迎的壮观的体育比赛中，棒球占据了六期封面故事，足球是三期，篮球只有一期。赛马则占据了七期，排第一。总的来说，该杂志选择的题材广泛：游艇、赛车、赏鸟（两次）、滑雪、斗牛、体操、田径、登山、热气球、潜水和狗。1955年2月21日，该杂志封面刊登了一位身着连体泳衣面带微笑的年轻女子照片（运动时尚的一大特点）——这是该杂志一大特色开始出现的征兆，这一特色在此后几十年里最为流行，有时也颇具争议。这就难怪有广告商和读者一度很难判定《体育画报》到底是什么，是谁办的；同时也难怪许多读者折服于它那种类繁多的故事和魅力无穷的照片（照片的排列布局与《生活》非常相像，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大多数的创刊编辑便是来自于《生活》）。
卢斯对《体育画报》能够吸引到高质量的撰稿人感到非常自豪，这其中包括一些起初原本不愿意给《生活》和《财富》投稿的人。受人尊敬的《纽约客》撰稿人A·J·利埃布林提交了一篇关于纽约市斯蒂尔曼体操馆的格调高雅的文章，这家体操馆培训过许多非常著名的拳击手。华莱士·斯泰格纳写了一篇关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挽歌。布德·斯库尔伯格写了一篇关于一位年老的职业拳击手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约翰·斯坦贝克则坚称他不能为《体育画报》撰稿，“因为我的兴趣过于分散，而且太不正统。”但是，他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他对体育兴趣方面的兼收并蓄，而《体育画报》也照登不误。威廉·福克纳写下了大量的（明显不太正统的）关于1955年肯塔基州德比赛马的文章。
《体育画报》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由不太知名的撰述员所写，但其丰富的散文风格却是该杂志的一大特色。例如，罗伯特·克里默写了一篇关于该杂志第二个“年度体育人物”布鲁克林道奇队投手约翰尼·珀德赖斯的文章。文章的出发点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伟大棒球手所取得的成就，还揭示了体育运动的普遍本质。它除了讲述珀德赖斯在1955年帮助道奇队战胜洋基队的成就，还大篇幅地讲述了他矿工之家的故事。故事简要地介绍了祖父巴尼的经历：“爬出沙皇俄国的矿井，来到了美国，成了家，然后去了阿迪朗达克矿山，现在……坐在他位于纽约州威瑟比那饱经风霜的乡村小屋里，忍受着尘肺病的折磨，拢着他那伟大的双手。”文章也讲述了父亲乔的故事，同样是在矿山工作，但受益于改善后的工作条件，他利用周末的时间打了多年的半职业棒球赛，因为他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约翰尼·珀德赖斯，这个勤劳的、普通家庭的儿子“成了成千上万甚至百万人遗忘雄心的活化身，他们曾经对着自家房子的墙壁练习投球，梦想着荣耀加身，但最终结果只是成了卡车司机抑或是办公桌后的白领。”
《体育画报》与《生活》当初的情况几乎相同，在其受读者欢迎程度与其对广告商的有限吸引力之间存在不小差距。1954年，杂志每期的发行量都超过了五十万份，第二年上升到了六十万份，并在其存在的历史中一直稳步上升（2009年达到了每周超过三百万份）。它很快成为美国出版界迄今为止最有名气且最有影响力的体育杂志。然而，广告跟进的步伐却是十分缓慢——特别是与该杂志远远超过原先估算的巨大出版成本相比。卢斯应对问题的本能反应是提高杂志的质量，于是不停地对内容和外观进行重新评估。但他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推广这本杂志，并否认它可能被关闭（卢斯从未如此考虑过）的传言。直到1964年，亦即创刊号发行十年后，《体育画报》才首次盈利。此时，其地位已经牢不可破。虽然它的主题是体育、户外活动以及其他的休闲方式，但它读者的广泛性却可以与《时代周刊》和《生活》之类的杂志相媲美。至少对卢斯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这标志着他自身对美国巨大成功故事的感受，其成功表现在国家富足、社会团结以及“对幸福的追求”——他认为《体育画报》已经反映出这一追求。
随着六十岁生日的临近，卢斯有一些持续了一生的特性和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明显起来。1956年在巴黎，他的一个朋友在与卢斯参加完一场宴会派对之后，对他的言行举止作了如此描述（正如许多人对他的形容一样）：“从形体上看，他的确像是一个老人——他的头部呈三角形，大大的前额，光秃的头顶两边是蓬松的白发；直直的、浓密的黑眉毛；蓝色的眼睛和塑料（镶边）眼镜，窄下巴，一张全神贯注的脸，时而露出狡黠、讥讽的表情。”他衣着昂贵，却又显得有些肥大（经常如此）。他的记录者指出，“在谈及政治时，他的话语常常是漫无边际的、断断续续的……虽不乏真诚，却缺少重点……他经常是一句话还没说完，便不耐烦地放弃了，然后从头开始。”他极为严肃，没有太多的幽默感，是个艰难的谈话对象，因为“他不会让人轻易地找出借口转移话题”。不过，他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力量，以及他那“伟人”的身份。
卢斯的那些着迷于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陶醉在对这位非凡之人的谈论中。时代公司的高层人士将大量的（经常是全部）的时间用于伺候他：安排他的旅行，作为他和克莱尔之间的调停人，为他的朋友购买礼物（卢斯本人经常忘记），偶尔还要协助他打理私人的、浪漫的关系。对于无须他人帮助便能生活自理地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人来说，他经常是个出人意料的无法自理的成年人。伺候过他的那些人才明白他是因为大脑被各种想法、项目和任务所占据，对日常的琐事毫无耐心。他们往往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介入，保护他免受因粗心大意所带来的伤害。
事实上，注意力分散一直是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那破碎的语言刚好说明这一点）。在人群中，他经常保持着冷冷的沉默，但有时也会喋喋不休，说个没完没了。他嘴里不停地说着他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事情，东拉西扯，旁人根本插不上嘴。他对金钱漫不经心，在商店或餐馆里买单时经常少给钱（这让服务员和售货员颇为尴尬），有时又给太多。多年来，不只是挥霍成性的克莱尔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他自己也一直非常富有。在外旅行时，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住最贵的酒店，住最大的套房。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彰显地位，并非是因为他真的喜欢那优雅的环境。入住后仅几个小时，他的套房便变得杂乱不堪——到处都是报纸、书籍、衣服以及散落在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床上、地板上的食物。即使在他自己的家里——他与克莱尔分开睡（已多年如此）——他的睡房要么是装饰华丽的套间，要么是像修道院一样简陋的房子。
就像许多名人和有权势的人一样，卢斯有很多朋友，但拥有真正友谊的却没几个。他所遇到的人大多受其地位所摄，无法平等地与他互动。不过，卢斯缺少朋友也是他本人个性所造成的。他性格粗暴，颇无耐心，对闲聊或八卦毫无兴趣。他总是想着与别人进行严肃的谈话，即使对方根本无此心情。而且他也不愿意过多地向他人开放自己。他曾经说过，他不怎么看重所谓的“感受”，与“思想”相比都是“次要的”。“我不认为他真的希望别人——是任何人——了解他，”一个与他有过许多次交谈和通信的老朋友如此坦承，她说，“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孤独的人。”卢斯也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缺少亲密的关系，于是他试着通过频繁的（即使仍未完全打开心扉）与女人之间的友谊来填补这一空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与珍·达尔林普尔之间的绯闻便是这样，一个努力实现真正亲密关系的尝试。但这段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与一位他于1946年在瑞士偶遇的女子保持着更为长久也更为重要的友谊。
玛丽·班克罗夫特（Mary Bancroft）是一个聪明、机智、好胜的女人，她来自一个尊贵的，但又破碎的家庭。她一生中的感情都以失败而告终——两次失败的婚姻，与社会名流的绯闻（如心理医生卡尔·荣格以及后来的CIA局长艾伦·杜勒斯）。“二战”期间，她还做过美国派驻欧洲的卓有成效的间谍，不过此事一直不为他人（包括卢斯）所知。她是于1947年在一次晚宴中偶然遇到卢斯的，那是在苏黎世举行的一场出版商见面会，而她当时正好就住在苏黎世。班克罗夫特是一个狂热的民主自由派人士，而当被介绍给卢斯时，她说：“原来是你，公众的头号敌人。”“我讨厌‘《时代周刊》的文风’，”她后来解释道，“而且我认为读《时代周刊》就像是在读广告，而不是我所知的新闻。”但她还是对卢斯着迷，而且只是在了解到卢斯很有可能到场时，她才同意参加晚宴。卢斯显然也对她颇感好奇。“想不想跟开创了美国世纪的男人聊聊？”那天晚上他轻佻地问道，然后坚持要她坐在自己旁边。“就在那第一次见面的晚上，”多年后她回忆道，“我的感觉告诉我，终于遇到一个我能够对其倾诉的人……而且不用担心会受到伤害。”在卢斯回到纽约之前，他们又见过几次面。他们之间极为理智的、有时又颇为动情的关系持续了十三年之久。
他们之间的友谊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与卢斯保持这段关系的同时，班克罗夫特还同时与杜勒斯保持着来往（杜勒斯反复问她，“你是否已经把与亨利·卢斯的友谊变成实际的好处？”她总是皱起眉头告诉他说没有）。班克罗夫特和卢斯主要是通过书信交流。在书信中，他们相互揶揄着，有时还为了一些政治问题以及他们自身的问题和危机而争吵起来；有时又为了对公众人物的看法不同而剧烈争吵，因为他钦佩的恰好是她所讨厌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最关键的惠特克·钱伯斯。班克罗夫特用了很长的篇幅对钱伯斯进行攻击，而哈里显然选择了不回答（虽然他寄出的信件只有少数还能够幸存下来一些碎片）卢斯写给班克罗夫特的信件一直保留在她的手中，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她将这些书信借给作家W·A·斯旺伯格，后者当时正在撰写卢斯传记。斯旺伯格摘抄了信中一些内容，这些在他哥伦比亚论文中有所反映，但原始信件似乎已经遗失。伊丽莎白·班克罗夫特可能在某个时候已经将其销毁，或许是她要求斯旺伯格这样做。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些信件已经遗失。当他们真正在一起时（开始时这种机会并不多，因为他们经常处在大西洋的两岸），他们相约在餐馆或酒店（如果是在酒店，班克罗夫特则始终坚持要卢斯订一个便于他们谈话的包间）。他们促膝长谈，整体而言，不像他们在书信中那样涉及个人。班克罗夫特后来回到了美国，并最终搬到了纽约，此时他们之间的会面才有所增加，但仍然是时断时续。
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性关系。在他们相遇之前，卢斯已经与珍·达尔林普尔走在了一起。那段关系结束后，他还有其他的性绯闻（多数都比较随意，而且简短），同时保持着他与班克罗夫特之间的友谊。“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身体的吸引力！”她在1951年写给卢斯的信中说道，“每一个与我有过来往的男人都有身体上的吸引。但我相信，你不是。”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纯精神上的。卢斯在给她的信中深情款款说道，“上帝保佑你，愿你永生”；“再会，心爱的人”；“我乘船而来（经过英国），带着巨大的宝藏——你的信件……船上的部分时光将用于认真研究这条航线……爱的智慧航线”。他告诉她，她给他的信是“小小的杰作”，他感谢她“给他带来快乐，无须努力、代价、技巧”。有时他还逗她说：“看见你与那些假道学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笑。玛丽·班克罗夫特，埃莉诺·罗斯福的追捧者——哈哈！”他曾经问她：“面对共产主义，你为何如此轻松”（没有得到应答）。他又斥责她为何走上与“嘲笑我的人”相同的道路。然而他又陶醉在她的思想中：“你和我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类存在的奇迹是如此令人惊叹。”他又写到了她的“精神……是渴望与同情心的奇妙组合……你看待事物很美好，你的心就像四个巨大的马达一样在跳动”。
对卢斯来说，班克罗夫特是一个迷人的、具有挑战性的陪练伙伴，有时又是一个热情的、亲密的朋友。但她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却与他不同。他想要的是融合于智慧之中的热情和支持。而她想要的则更多——包括某种能够“拯救”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从克莱尔那里拯救过来。对于克莱尔，班克罗夫特是既着迷，又厌恶。“这完全是非同寻常的，”她于1957年写道，“当你看见这个如此坚强、能干、强大的男人被那个女人完全粉碎。”她大量地阅读有关克莱尔的一切，收集大量与她有关的报纸和杂志剪辑，以及她来自于她所认识的时代公司高层（这些人和她一样不喜欢克莱尔）有关克莱尔的闲言碎语。她给卢斯写信的频率往往超出了自己所愿——她似乎无法阻止自己——她敦促他结束这段婚姻。“哈里告诉我，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克莱尔具有多么大的破坏能力，”她在日记中写道，“是多么的以她自己为中心，他又是如何每天不得不为她做一些‘跑腿’的事情。”对于哈里时常关于婚姻的抱怨，她的反应是试图说服他相信，他不了解克莱尔。她的各种威胁以及明显对他的依赖是在试图保持他们的婚姻，她希望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给予她的财富和知名度，而不是因为她爱他。她认为，“她不想放弃这一切。当受到威胁时，她会像老虎一样奋起反抗。”她很奇怪，哈里如何能够“忍受天生粗俗的她”，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她就是一把锋利的刀”。她说，“他绝对是个疯子，只要他花上哪怕一秒钟想一下，他将娶她为妻或别的什么身份（除了她本来身份之外）他就会明白他是多么疯狂……至于为什么他认为克莱尔需要依赖他则已超出我所能理解的范畴。”有一次她问他，“他想象中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是自杀，他回答说。“我告诉他我不认为她会自杀，”他至少应该“停止担心这一点。如果她要自杀，他根本就无法阻止她”。
虽然班克罗夫特坚持认为，她对克莱尔的兴趣是为了哈里好，而不是为了她自己——她想解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爱上自己——有时候，她的动机不是那么清楚。她对哈里的感情有时比她自己所期望的还要激烈，她的一篇日记说明了这一点。那是1950年他们一起在巴黎的时候，她来到他下榻的里兹大饭店，留下一封信。她没有将信留在前台，而是去到了他的房间。看到门半开着，便在门口站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着他，“站在那门口，我心里想……他为什么不用为我操心……我的理解是，可能与真相有关——我总是告诉他真相”。几年后，她在给哈里的信中写道，“我仍然非常，非常，非常深地爱着你——但我已不再与你相爱了。”卢斯的一些朋友和同事一度想知道，如果他离开了他的妻子，班克罗夫特是否会嫁给他。“他害怕跟我一起睡，”她告诉艾伦·格鲁夫。“如果你命令我嫁给他——或许某一天我能够努力做到这点……但他不想跟我睡。”她经常对他感到恼火，发火的原因与其他人无异。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到了友谊的边缘，对此没有任何的解释。“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她在一封信中沮丧地喊道。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是她在推动着，大部分的信也都是她在写，他们之间的会面也大多是由她来安排（有时她得一天给他办公室打上五六次电话，以确定他们晚餐或小酌的时间）。他的沉默让她颇为沮丧（“他就是不能简简单单向我开放，直接表达他的意见。”她抱怨道）。但她从来没有强迫他透露他的秘密。
1955年，她在给哈里的信中写道：“我有大麻烦了——真正的大麻烦——我内心的麻烦，你一定要帮我。”时值她与卢斯的关系已经变得对她更重要，比她以前意识到的还要重要。“我必须放弃我的一些太过夸张的想法和预期……我一直在玩火，现在我想——通过告诉你这一切——把这火扑灭……事实是，我一直在你潜意识里四处走动。”她责怪他对她的冷漠。“我们有着大量闲置的资本。您一直不在意……但现在这些资本已经透支。”
他们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卢斯对班克罗夫特柏拉图式的、多数时候缺乏激情的感情，她对他全身心的投入以及对他的付出——逐渐侵蚀着他们的友谊。1956年之后，他们仍然会面，虽不再那么频繁。1959年，他将他们之间来往的所有信件都退给她，这预示着他们的分手，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她依依不舍地写信对他说，“这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啊，哈里——不仅是关于我们的友谊，也是关于这个时代——我们的时代。”1960年，他们友好地、彻底地分手了。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的班克罗夫特告诉他，她已经另有意中人。而卢斯却是早她一步，已经陷入一段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感情之中。
“四年来”，艾伦·格鲁夫在1957年发现，哈里“回避了”他的婚姻问题。他可以去有趣而又充满魅力的罗马看望克莱尔，也可以逃回到纽约，想待多久便待多久。“但现在她回家了，”格鲁夫叹道，“他避不开她。”让他如此难以面对克莱尔存在的，是他的一段新恋情——并不是那种他们两人经常有的性欲之举，而是真正的爱，不弱于他年轻时的激情，甚至有所超越。
长期以来，卢斯与英国出版界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后者同时也是一位显赫的英国政治人物（虽然他出生于加拿大）。卢斯定期拜访他，无论是在伦敦，在英国乡村，在纽约，还是在地中海度假胜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常常遇见比弗布鲁克的小外孙女珍妮·坎贝尔，不过却很少去注意她。珍妮是比弗布鲁克女儿与阿盖尔公爵的孩子。他们的婚姻在珍妮出生后不久便结束了，随后他们又都再婚了。珍妮没有跟在父母身边，而是在她外祖父家里长大。在离开寄宿学校和经过短暂的戏校学习之后，她开始充当外祖父的秘书和助手，当时她尚不足二十岁。无论她祖父去哪里，她都一直跟着。她与卢斯的关系充满了波折，主要是因为卢斯认为她滥交，尤其是她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此人在“二战”之前曾是英国法西斯联盟，亦称黑衣党的领导人）的一次简短的恋情，把比弗布鲁克气得够呛。1956年，当她二十七岁时，她离开了她姥爷家，开始独自生活。
凭着姥爷的金钱和影响力，她在纽约找了家公寓，并在时代公司找了份文职工作。在陪同姥爷前往法国里维埃拉度假期间，她遇到了前来拜访比弗布鲁克的卢斯，这还是她成年后第一次遇上卢斯。此时的珍妮身材高挑，充满野性的卷发散发着惊人的魅力。比她大三十一岁的卢斯，不觉间便被她深深地吸引。返回纽约后，他向玛丽·班克罗夫特吐露了这一切。几个星期后，他走进时代生活大厦珍妮的办公室，邀请她共进晚餐。第二晚他再次邀请了她，两次都是独自在卢斯的公寓（克莱尔此时仍在罗马）。坎贝尔后来回忆说，这是个有着奇异吸引力的“害羞、冷漠、脾气暴躁”的男人，但令她自己吃惊的是，她开始觉得他“既英俊又颇有吸引力”。起初，她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卢斯会对她感兴趣。
但哈里没有放弃，有一次他送给她许多玫瑰，以至于让她担心她的公寓看上去就像是殡仪馆；他给她写情书，起初，珍妮非常害怕，既不敢读也不敢回；他一次又一次地邀请她共赴晚餐，在此期间他们的谈话越来越亲密。不久之后，他便告诉她他爱她，此后没过多久，他们便开始了性关系。卢斯帮她在时代公司安排了一份更好的、作为《生活》杂志研究员的工作。但是没过多久，珍妮与哈里的绯闻在公司内便不再是秘密。鉴于自己在公司的尴尬处境，她终于辞职了。反正她从来没喜欢过这份工作，而且，正如后来她自己承认，“并不是很擅长”。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未公开，他们约会的地点通常是珍妮的公寓。大多数时候，她会自己动手做饭。从小到大都是由厨师和仆人伺候着，现在却不得不自学如何做饭。“我的手艺还不错，尤其是法国菜。”她后来回忆道。卢斯经常忘记都吃了些什么，但是当他与珍妮在一起的时候，她回忆说，他“喜欢食物，喜欢谈论有关食物的话题，喜欢听我给他讲解如何准备食物”。他喜欢谈论的不只是食物。她吸引他的地方之一是她听卢斯说话时那种期盼的神态，他谈到了“他的家人，他的旅行，他的婚姻，他的想法——所有的一切”。珍妮没有他那么健谈，但她有一项天赋却不为认识卢斯的人知道：她能让他喜笑颜开。许多人认识哈里多年却从未听到过他的笑声。
有时，珍妮在家待不住，渴望出去吃顿饭或看上一场电影。但原先毫不在意地公开与珍·达尔林普尔一起露面的卢斯，现在却异常小心谨慎起来。他们时不时地一起冒险短暂外出，但珍妮清楚记得他那种浑身不自在的样子，“总是担心被别人看见他和我在一起。”在经历过十年前与克莱尔情感冲突所带来的创伤后，他或许更为清楚这种新关系的潜在风险。但是，慢慢地他们同时意识到他们之间已不是一场简短的风流韵事，而是长期的、也许是永久的结合。卢斯不再送他玫瑰，而是开始给她购买珠宝、皮草和其他昂贵的礼物。珍妮跟他外祖父提过哈里（后来她在谈及卢斯时充满了矛盾，从“他为我们祝福”到“他大发雷霆”）。她说，他仿佛“知道我们最终会结婚。”她回忆说，卢斯本人有句口头禅：“当你成为我的妻子时。”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这一切取决于——正如他所有的感情一样——他的意愿和需要。珍妮有时也反抗，用语尖酸，伤人不浅。对于他的小心谨慎和未曾兑现的“结束婚姻的承诺”，她已颇不耐烦。有一次，他们一同前往巴黎旅游（在那里，他更为适应与她一起公开露面），当卢斯抱怨她是一个挑剔的衣柜时，她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我毕竟是你的情妇。”但是，尽管她偶尔对他施压，逼他做出决定，哈里仍然继续着他的双重生活，绝不让自己处在需要做出选择的位置上。
在他与珍妮的关系一天天发展的同时，哈里还修补着他与克莱尔的关系，这由不得他愿意与否。1957年，他们开始考虑出售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房子。克莱尔在罗马期间，哈里一直在纽约过着他的秘密浪漫生活，这房子多数的时候便无人居住。实际上，后来这套房子在他们手上又保留了五年，在这之前他们想把这里改造成时代公司的历史研究中心，但最终未果。不过，此时的他们已在凤凰城买了一座颇为现代的大宅子，临近著名的亚利桑那比尔特莫尔（Arizona Biltmore）。透过他们新家的大玻璃，可以俯瞰酒店的高尔夫球场。这是一片周围都是超级富豪们居住的地方，多数是些退休在家的人。好动的克莱尔此时已经终止了她的职业生涯，这还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住在这里——度过长长的假期。在这里，她开始了新的激情——水肺潜水。哈里发现，此时克莱尔在凤凰城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类似于她在罗马时的情形。他可以将两份感情隔绝开来——可以自由地与珍妮生活在纽约，又可以在远离珍妮的地方与克莱尔共度美好时光。尽管他经常抱怨克莱尔——在玛丽·班克罗夫特面前，在珍妮面前，甚至在他的一些专业同事面前抱怨——但他并未打算离开她。有一段时间，在一些来访者（被邀请前往他们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家里做客）的眼里，他们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幸福。
1958年年初，在从纽约前往凤凰城的途中，克莱尔的一位朋友与他们搭乘同一架飞机。当哈里走过通道看见那人灰白的、松弛的脸时，他激灵地打了个“冷战”。他挣脱了克莱尔的搀扶，似乎很快便恢复了。不过，就在几天之后他病了，一整天都卧床不起。他以为自己得的是重感冒，但第二天早上，亦即2月5日，他睡到很晚才醒来。克莱尔给他端来一碗汤，结果发现他还坐在床上。“我要死了。”他告诉她。一位在他们家过夜的客人看着他被抬上救护车，“我还记得我当时正站在外面的花园里，然后就看见哈里被担架抬了出来，”她后来回忆道，“看起来病得很重，一点不像世人所知的强大的亨利·罗宾逊·卢斯。”当被推进急诊室时，他阴郁地朝着克莱尔开玩笑说，“生命去狂欢了。”
卢斯遭受的是心脏病，很严重但并非致命。他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除了家人外，他拒绝了他人的探访，而且他还确保他生病的消息没有公开，害怕真相会打击时代公司的股票价格。克莱尔和他们家仆人对记者说，哈里得的是肺炎，很快便会恢复。在充足休息和抗凝药物（此类药物陪伴他度过余生）的帮助下，他逐渐地恢复了力量。在身体恢复的这段时间里，他和克莱尔玩拼字游戏，更多的是玩桥牌，竞争一如既往的激烈。卢斯还很有个性地邀来著名桥牌专家查尔斯·高伦加入他们的游戏（这对高伦来说是一种折磨，因为哈里害怕犯错，出牌非常慢）。高伦获得的奖励是，那一年他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卢斯患病期间，恰逢美国一段不顺的岁月。就在卢斯心脏病发的前几个月，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波尼克I号（Sputnik I），并紧接着在1958年头几个月的时间里成功地发射了一系列的人造卫星。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一边是看着美国自己的太空计划一路磕磕绊绊、时走时停，一边是苏联一系列的成就，这似乎表明苏联正日益强大，而美国则相对衰落。这便是广为人知的“史波尼克危机”，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对许多美国人有着同等伤害力的事件：1959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访美。赫鲁晓夫那蛮横的态度和傲慢的个性让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手里掌握的“冷战”筹码。例如，《时代周刊》便将赫鲁晓夫描写成苏联共产主义“挑战的核心化身”，是“不亚于斯大林时期的世界强权最直接的驱动力。”六个月后的1960年5月，美国一架U-2型间谍飞机在苏联被击落，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被苏联抓获并公示于世人面前。早已计划好将在巴黎举行的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首脑会议，也因为这一事件在会议日期的前几天被克里姆林宫草率地取消，这使美国人蒙羞。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试图通过广泛的努力，期望搞清楚为什么美国显得“落后”了。事实上，美国远远没到比苏联落后的地步，反而在社会财富、科技和军事实力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苏联。积累下来的焦虑——人造卫星、赫鲁晓夫访美、U-2被击落——事实上只是象征性的和短暂的事件，要么就是表明了（以“太空竞赛”为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火箭技术方面的投入不足。但在许多美国人眼中，苏联的成就彰显着美国的失败；但许多批评家指出，不应过多地指责政府，问题恰恰是普通民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不足。沃尔特·李普曼1959年年底写道，苏联的“成功”源自于他们有能力创造出一个“目标明确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主要的精力都被投入到这些目标中”。而美国人则相反，“没有能够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努力实现的远大目标……这些天我们在谈论自己时，仿佛我们已经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是一个已经达成目标再也没有任何伟大事业需要完成的社会。”另有一些评论家则认为，美国人正在变得太过软弱，太过现实。他们坚信，国家需要的是一种“国家使命”感，是大胆的、被广泛接受的美国未来愿景。没有人比卢斯更加拥护这个观点，他已经一如既往地加入到寻找国家新目标的运动中，而且他希望能够成为该运动的领导者。
改变世界的努力对卢斯来说一点儿也不新鲜。正如其他的传教士子女一样，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如何使国家不辜负美国命运、顺应天意（这正是美国长老会历史上几代人的梦想）。在好些年的时间里，他曾试图在他的杂志和演讲中（最著名的便是他关于“美国世纪”的文章），以及偶尔介入的政界中，界定和推广美国使命。但卢斯也曾劝说（通常还给予了资助）其他人对重要的国家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研究，以便为他一直纠结着的问题提供答案。他是各种委员会和协会的常客，认为把聪明的和杰出的人组织起来（他对他心目中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尤为感兴趣）一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1946年，他聘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组建“新闻自由委员会”。尽管该委员会的报告让他颇感失望（“哲学上的无趣”），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以后对此类尝试的兴趣。他急切地加入了（并帮助筹措经费）共和党基金会——他们是另一群聚集在一起的“杰出思想家”，为大问题寻找答案：“真正的自由社会是怎样的？这样的社会又该如何维持？”他还沉浸在洛克菲勒兄弟研究组的工作里，这是一个由研究美国国防政策“专家”组成的组织。1957年，他帮助组织了关于工业发展的国际会议，其主旨是经济增长与劳工自由之间的关系。卢斯推动会议审议“我们国家的责任——美国对世界经济繁荣所负的责任”。
他同时是文化自由协会的活跃分子，该协会提议创建培养“捍卫自由”人才的“自由世界学院”（从未建成）。当卢斯开始行使该协会的领导权时，美国社会党领袖，同时也是该协会创始人之一的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辞职了，他认为，卢斯已将研究方向转到了“冷战”宣传上。若是让他知道这个协会其实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成立的话，他或许会更加灰心。很有可能卢斯也不知道这一内幕。与托马斯的悲观不同，卢斯开始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起来。他发现它与自己的一些信仰颇有相似之处。于是他提出探究一下“托马斯的重点警告——尤其是针对自满于目前美国繁荣的警告”。他邀请美国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成立一个对汉弗莱所谓的“量化自由主义”进行界定的委员会，但未能成功。卢斯认为，此“量化自由主义”“既意义非凡，又包含了许多困惑”。卢斯常常被指责带有成见和偏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在对知识的攫取上却是个杂食动物，吞噬了各种各样的理念，不停地搜寻着不同课题的“有趣的思想家”们。
对“国家使命”日益增长的兴趣是卢斯拥抱它的根本原因。1958年，他把马克斯·维斯（时任《时代周刊》伦敦分社社长，卢斯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召回纽约，对杂志在这项新使命中的作用进行评估。维斯却更进一步，他自己写了一本书《生存之外》（Beyond Survival），赞成应该给予美国必将选定的伟大目标一个更加坚定的国家承诺。卢斯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它号召“美国政府和人民就他们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达成某种信念……”他说，卢斯逐渐认识到国内“最常见的被大家认同的观点”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缺乏明确的目的感”。
维斯的书于1959年出版，它鼓励着卢斯走向更远。他开始在时代生活大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把现有的对国家使命的基础强劲的兴趣带入更为清晰的聚焦中”，并牵头发起一场“全国大讨论”。他邀请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以及大量的其他人士出席午宴或晚宴，还会开上整天的会议。他考虑过打造一场“《生活》比赛”，目的是“从那些谦虚的心灵中发现大思想”。他鼓动自己的员工以及其他许多人帮他想出一些“关于新基本原则的‘原创’阐述”。“这些原则不多——两三条，或四条，”卢斯告诉疑惑不解的工作人员——“但是，一定要是那些我们必须捍卫的原则，是必须要融入我们判断中的原则——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判断能够一直作用在知识上，并且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使命的探索，他说，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冒险活动’。”可能会有“危险”，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此美国人民必须“鼓起勇气”。这必须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实现——不只是来自政治人物的领导，还包括一些知识分子领袖，比如像卢斯本人以及一直陪伴他寻找“答案”的大思想家和有影响力的人。但他抱怨说，“美国人一直逃避成为领导者……此时，我们正处在非常可能实现的西方文化黄金时代的开端，而你们却仍然以为仅靠对物质的追求便能提升世人的文化水准和体面的生活水准”。
艾森豪威尔在任的最后几年里，关于对“国家使命”进行定义的呼声日益增多，总统因此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指责他没有对这个挑战给予足够的重视。1960年年初，作为回应，总统成立了“国家目标总统委员会”，其口号是“向果敢的人们呼唤伟大的精神”。它的报告发表于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不久的11月份，报告名为《美国人的目标》。这是一份苍白无力的报告，重申了一直以来的“冷战”信念：美国人应该“保持并扩大我们自己的自由，直面致命的威胁，并且将自由时代扩大到全世界”。美国人应该使美国民主成为“更有效”的民主，而且应该让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自由和更有价值”。但老百姓的反应却是不温不火，有时甚至带着蔑视。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Graubard）所说，这是一个“沉闷的作品”，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连很少批评艾森豪威尔的《生活》杂志也指出报告是“总体上冷漠的，部分地带有敌视”。
1960年年初，卢斯开始着手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在许多方面与艾森豪威尔的报告如出一辙。他也准备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组织一批“大思想家”，而且他准备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征集一系列的关于国家使命的“大文章”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由《纽约时报》合作刊发）。这个创意来自于卢斯与那些“聪明人”私底下进行的一系列谈话。这些人包括即将成为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和前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康耐特。他们得出结论是：“找来六到七位的权威人士，让他们明确地指出美国的‘国家使命’到底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就这一点而言，卢斯与艾森豪威尔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没打算做一份皆大欢喜的报告，他估计此类报告只会与总统的报告一样平淡乏味。不过，他认为若是由个人来撰写文章，那么将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到讨论中来”。起初定的“六七位”撰述员很快便增加到了十位（均为男性），他们确实是杰出的思想家或领袖，都来自当时的一些著名机构：《生活》杂志社论撰稿人，同时也是此项目的监督员约翰·K·杰赛普，身为两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阿德莱·史蒂文森，前卢斯雇员、诗人、剧作家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NBC创始人、主席大卫·萨洛夫，美国最有名的布道家葛培理，慈善家及教育先锋约翰·加德纳，著名政治学家克林顿·罗斯特，兰德智库项目总监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纽约时报》社论作家詹姆斯·莱斯顿以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这些文章于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之后，卢斯在书的前言中写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民要求要有对国家使命的清晰认知……来自全国各地的证据表明，这正是美国人担心的地方。”卢斯“国家使命”项目的十大热忱文章，获得了比艾森豪威尔委员会的研究结果更为广泛的关注，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由观点不尽相同的个人写成。
毫无意外，在卢斯鼓舞人心的文章中，“国家使命”最普遍的解释是“自由”——正如《独立宣言》所定义的自由（“对幸福的追求”），以及由美国整个世纪的经验所定义的自由（“人们拥有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追求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刻意干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国家使命”的作家们极力寻找着一种更为坚定的、立足于全民的自由，不仅能够确保个体的幸福，还能够在有紧迫的国家目标时召集广大公众。有的撰述员呼吁更广泛地普及建立在共和党创始文件或宗教信仰基础上的普遍道德标准。“我们必须重振我们的道德力量和我们对上帝的忠诚。”葛培理写道。其他撰述员则呼唤更强的“纪律”、“拼搏”、“严肃”和“牺牲”。不过，这些人写的这些文章到底是何用意呢？一个比较实际的答案是：支付更高的税收来资助“冷战”或满足紧迫的社会需求。另一个答案是道德力量。对有的撰述员来说，世人有一种很不受欢迎的、猖獗的拜金主义。或着按照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所讲，“营养过剩挺着大肚子的人们，他们的孩子等候在奶昔柜台前，带给他们的只有中年时的心肌梗死。”与政府一样，人民需要一个更为严肃地对“大目标”的承诺。在克林顿·罗斯特看来，这个艰巨的挑战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富裕与公共服务的贫乏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他的这一想法很可能是受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1958年畅销书《小康社会》的启发。
然而，贯穿于几乎所有文章的，是一个最初激励着整个“国家使命”项目组的疑问：美国正在“打赢”“冷战”吗？在这些撰述员中，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算得上是最为迟钝的一个，他认为“国家使命”就是“反世界共产主义的政治攻势计划”。不过，其他的撰述员几乎都或多或少地认同萨尔洛夫那可怕的观点。沃尔特·李普曼则写道，“在美国经验中，我们第一次与一个敌对势力对抗。这个敌对势力反对我们的社会理论和实践活动，而且它还与我们争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史蒂文森则呼吁“还给美国的一个伟大的公众形象”，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相关知识”以抵制共产主义的诱惑，“而且多年以来美国公共政策没少这样做过”。麦克利什敦促美国将其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从欧洲扩大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我们伟大繁荣的最重要意义，”艾伯特·沃尔斯泰特认为，“是我们可以为负担起保护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独立和自我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
只有詹姆斯·莱斯顿正式对“国家使命”项目的领域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坚持认为，国家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在于人民的特点或行为。“美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大型政治危机，”他写道，“是靠他们领导者的意志力和毅力才得以解决的。”美国人已经响应政府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牺牲：高税收，兵役，充当世界警察。“这可不是一个颓废懈怠的民族能够有的行为。在自由人民的记录中，尚无任何其他事物能够与之相比。”
从其对自身时代的影响来看，“国家使命”项目可以说是获得了成功。无论是《生活》杂志、《纽约时报》，还是随后出版的书籍，它们的文章都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它们引起了许多的评论以及极高的赞誉。全国教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其他几十个组织都接受了这个项目，并帮其广泛宣传。在学校和大学里，该书被广泛传阅。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本书仍然是广为人知而且颇受重视的。1960年的政党代表大会之后，两位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和肯尼迪——的文章也被收入到此项目中。虽然因为太晚未能列入书中，但是在《生活》和其他渠道刊发了出来。不过，很难说该项目在实现“紧急唤起全国大辩论”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这些文章也未能成为传世之作。总体来说，它们更多的是肯定而不是惊醒——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里，对广为接受的美国人生活中的传统习俗进行深思熟虑的、充满智慧的阐述。不过，这至少达到了对卢斯的目的：向他这个时代的骄傲自满发出挑战，推动大家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更大胆一些，即使不能是“国家使命”，但起码也要是一个全国性的日程表。
卢斯自己的日程安排也发生了变化。他个人对艾森豪威尔的忠诚保持不变，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的杂志都未曾对许多评论家所认为的总统的软弱领导表达过明显的失望。但到了1960年，卢斯开始明确展望一个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曾经所追求的更具活力的未来。他悄悄地摒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策，只保留了对总统本人的支持。
或许，卢斯与艾森豪威尔最大的分歧是关于种族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对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利的支持是不情愿、不够认真的，他认为法律工具不足以实现种族平等，只有“人们内心”的变化（他指的是白人）才会达成真正的平等，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对长期的目标。而卢斯则不同，他一直直言不讳地支持公民权利，先后持续了几十年——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时代周刊》对南方私刑处死的抨击，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生活》杂志敏感地、带着尊重地尽力展现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在1938年的摄影作品“黑人”中，《生活》刊登了由该杂志最出色的摄影师所创作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摒弃了那些“扛着大包货物的搬运工……或者掷骰子赌徒”的陈腔滥调。相反，《生活》宣布，“白人将会……惊讶于美国黑人所取得的成就。”五年后，卢斯向他的员工们散发了一份备忘录称，“《时代周刊》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亲公民权利的政策和有利于黑人乃至所有美国人的公平交易政策。”1949年《生活》刊登的报道“《生活》来到哈林舞会”得到了哈林社区的高度称赞，对此卢斯感到非常高兴。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卢斯的观点——以及他旗下杂志的观点——慢慢地转变为积极支持消除种族隔离，这使得刚刚退休、现居南卡罗来纳州的比林斯颇感苦恼，他对公民权利事业并不怎么赞同。“在我看来，”对于比林斯的沮丧，卢斯简短地回答道，“就这个美国最困难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卢斯对1954年布朗案（Brown）的判决表示称赞；1956年，在他的敦促下，《生活》做了一个反映非裔美国人生活的系列报道，通过众多艰苦，乃至令人不忍目睹的照片，展现出黑人男女所面对的贫穷和不公。1957年，联邦法院要求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中央高中招收第一批黑人学生。但这一判决的执行遭到了严重的暴力抵抗，最终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遣联邦军队进入该市以图恢复秩序。在卢斯的亲自监督下，《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不祥的封面照片。照片中是派往小石城的伞兵，配上言辞犀利的社论，鉴于艾森豪威尔所采取的行动，它对他的承诺提出了质疑。《生活》声称，“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否信守他所强制施行的法律很值得怀疑”，而且杂志“抵制所有公开或者私下里的采取激烈行动的呼声”。总统对军队干预行动的不情愿和墨守成规的解释，让人猜测总统将第十四修正案与第十八（禁令）等同了起来，这是不明智的做法，但也是必须要做的令人无法认同的事情。社论称，总统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自第十四修正案获得通过以来，非裔美国人依靠自身的努力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现在完全有权利要求“有现存的进步的法律，来适应现实的变化，这部法律必须立刻就把废除种族隔离作为其公民权利的一部分”。《时代周刊》在同一时间也做了关于小石城的封面专题，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种族主义者”和“暴徒”制造混乱的触目惊心的内容。与此同时，在与编辑们开会期间，卢斯发现《时代周刊》和《生活》收到了许多来自南方人士——包括小部分已经取消订阅的读者——的信，他们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批评：杂志应该追踪报道这一事件，应该“做大、做好”。作为回应，《生活》杂志总编爱德华·汤普森开始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研究北方种族歧视。在此后五年的时间里，关于民权运动的报道量稳步增长。而记者、摄影师和特约通讯员偶尔会遭到殴打和其他伤害，其他机构派往南方采访的记者也有同样的遭遇。《生活》开始刊登著名非裔美国人的文章，他们之中包括黑人权利提倡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以及富有争议的著名学者W·E·B·杜波依斯。卢斯有时也为一些民权活动家的极端行为感到忧虑，他甚至不完全认同小马丁·路德·金。不过，对于正在对被汤普森称为“我们时代的伟大道德问题”施加更大努力的编辑们，他几乎总是给予支持。
卢斯在民权运动方面的努力，就像他在“国家使命”项目中的投入一样，标志着他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以约翰·肯尼迪的形象和言论为突出代表的自由激进主义当中。虽然不一定是他的支持者，但卢斯对这位年轻参议员却颇为崇拜，这对于许多读者以及朋友来说颇感意外。1957年，当肯尼迪处于上升的趋势时，卢斯便敦促他的编辑们做肯尼迪的封面专题。他的编辑们写的这个故事，与该杂志对温德尔·威尔基的报道一样地热情洋溢：
肯尼迪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英雄，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因为他的最畅销书《当仁不让》）。他是一名运动员（“二战”期间，他的游泳技巧救了他自己和鱼雷艇上战友的生命）；他的智力水平也一点不差，正如他的摄影师妻子杰奎琳所说，“如果让我来给他画像的话，我会画一个小小的身体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肯尼迪是参议院图书馆的常客，每周都要读上六到八本书，其中多数是关于美国历史的。他不是一个说话喜欢绕弯的演讲家（“那些家伙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好吧，我想这没问题，但它妨碍我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政治演讲者”），肯尼迪表现出一种非常害羞的特质，诚实讲理。毫无疑问，他是美国国会中唯一一个可以——正如他所做的那样——在演讲的时候将衬衣下摆吊在外面的人，此举赢得满堂喝彩，而不是一片嘘声。
这并非是说明卢斯钦佩肯尼迪的第一个证据。1940年，卢斯给《英国为什么沉睡》（Why England Slept）一书作序，此书是根据肯尼迪新近完成的哈佛毕业论文整理出版的。书中，他追踪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英国领导人未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未来总统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在1940年时是美国驻英国大使，他与卢斯是旧识。也正是他提议卢斯给此书写序。卢斯曾要求看手稿。他后来回忆说：“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其博学而倾倒。”卢斯在序言中写道：“我记不起我的大学同辈中有人能够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写出如此成熟的关于如此重要主题的一本书……如果约翰·肯尼迪是年轻一代的典型的话——我相信他是的——我们许多人会很乐意地立刻将共和国的命运交给他这一代。”
时光进入到1960年，卢斯开始为一件事情感到困惑。至少从1940年开始，每一次的选举，他都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坚决支持者，或者说是民主党候选人的坚定反对者，或者说两者都是。但是，肯尼迪——尼克松的竞选无疑是个例外。卢斯当然不是尼克松的反对者。他曾两度款待过尼克松一家，一次是1958年在他位于菲尼克斯的家里，另一次是1959年在他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他曾给副总统写敬仰信，钦佩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并因此对他大加赞赏。而且，在1960年夏天，卢斯对尼克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政党提名的演讲表示称赞。在信中，他如此开头：“再过短短的几个月，就要称呼您为‘亲爱的总统先生’了，我们为此期望和祈祷。”不过，很明显，卢斯也深受肯尼迪的吸引。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每当这位虚弱的参议员住院期间，他都要送去鲜花和祝福。在1959年和1960年年初，这两人偶尔会在华盛顿共进午餐，而且他们时不时地互通信件，互表欣赏。1960年8月肯尼迪到时代生活大厦的访问是该公司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多年来，已经有多名总统候选人访问过时代生活杂志总部，但没有哪一次能够像这次这样造成如此大的反响。大楼内，走廊的两边挤满了公司雇员，看着他走过；大楼外，大批的群众拥挤在街道上期待着看上一眼这位候选人（卢斯一反常态地陪同他从门口走进人群）。1960年，像许多人一样，肯尼迪的魅力、成熟、稳重以及应对知识界话题的能力给卢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肯尼迪广泛的阅读量。他曾惊讶于候选人在竞选活动期间竟然读完了麦金利（McKinley）的新传记，而卢斯也是刚刚看完（肯尼迪最为显著的天赋是魅力和极度聪明，这是尼克松所欠缺的）。卢斯也因肯尼迪受过良好教育而被他的美国外交政策观点和他强有力的反共产主义承诺和“冷战”立场所吸引——卢斯有时认为肯尼迪的这一立场要比尼克松的立场更为坚定（肯尼迪表现出的强硬对卢斯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或完全原谅约瑟夫·肯尼迪1940年放弃英国时的软弱）。
卢斯旗下杂志摇摆不定的热情，不仅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于编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也反映出卢斯自己也拿不准到底更喜欢谁。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生活》赞扬了该党“要求我们大家都向前看，而不是向后、向上或向四周看”的纲领。过去，卢斯的杂志是铁定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但到了1960年，卢斯被疑问所包围，问他是否仍然要这样做——有时他自己也给不出确定答案。当《纽约时报》在8月初报道称卢斯表达过“个人看好”尼克松时，卢斯第二天便否认了这一报道。《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称，卢斯是在玩弄“出其不意地支持肯尼迪”的把戏。卢斯并没有去压制这一猜测，只是在《生活》中做出回应：“我们对两位候选人都表示称赞，他们都将世界政策——以及美国目的——作为最重要的议题。”该年夏末，《时代周刊》总编、坚定的共和党人奥托·福尔布林格突然病发，结果由托马斯·格里菲斯暂时代替他的职务。托马斯是民主党人，主张严格公正和无党派差异地做报道（与《时代周刊》以往选举年的风格大相径庭）。这使得该杂志更容易地反映出卢斯对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人同样的钦佩。
1960年7月15日，肯尼迪在洛杉矶接受提名演讲的当晚，卢斯正在纽约的家中，此时约瑟夫·肯尼迪打来电话，希望来他家看看他约瑟夫·肯尼迪早已经离开洛杉矶，以避免自己富有争议的声誉影响到人们对他儿子的关注。肯尼迪是在七时左右抵达卢斯华尔道夫公寓的，并与卢斯以及卢斯的儿子汉克一起吃龙虾晚餐。喝咖啡时，他们聊起了关于杂志对杰克的态度。卢斯后来回忆说，“当然杰克将要离开中心”，因为这是民主党的要求。“我们不会因此而嫌弃他。”但是，他指出，如果杰克表现出“对反共产主义事业……任何软弱的迹象，还是……在维护和促进自由世界事业时的软弱，这样的话，我们必定会反对他。”乔回答说：“嗯，你是知道的，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当他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肯尼迪的演讲时，这位候选人的父亲经常插上几句粗俗的话语，抱怨某些政治家不支持他的儿子。他在说起阿德莱·史蒂文森时尤其尖酸刻薄。在卢斯的记忆中，这次接受提名演讲并没有多大的热情，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批评的地方”（他只是把这一不够热情的观点放在自己心里）。在起身告辞时，乔·肯尼迪停在门口说道：“我要感谢你为杰克所做的一切。”卢斯很是“吃了一惊”，心里想，“我们是否做得太过了”，可他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支持杰克·肯尼迪。不过，他们两人都清楚，卢斯的出版物对待肯尼迪还是不错的——与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待其他民主党人的情况相比，那可是好多了。而卢斯也无法掩饰他对约翰·肯尼迪的着迷——在与乔共进晚餐后不久——他私底下称肯尼迪是“美国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有着激动人心的前景……是一个坚强的人，同时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优秀的甚至美丽的心灵。”几年后，回忆起与乔在一起的那个夜晚，他说：“那是我生命中难忘的时刻。”
事实上，就在该年秋天，卢斯确实考虑过支持肯尼迪。他与他的公司高层有过多次长谈，但这些人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有些编辑（有时也包括卢斯自己）认为，在对抗共产主义威胁方面肯尼迪是一位更加可靠的领导者。大约在大选前一个月，卢斯在一份私人备忘录中写道，肯尼迪的胜利将带来“许多的好处”。“这将惊醒整个国家，甚至带来美国旧时活力的再次大爆发。”但是最终，《生活》还是不可避免地支持了尼克松，尽管是有保留的支持，似乎旨在减少对肯尼迪的影响。对于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卢斯从来没有完全满意过，他的立场没有肯尼迪那样强硬。《生活》后来在大选前几天的时间里对尼克松有点不瘟不火的支持也说明了这一点。它赞扬尼克松的国内政策，但对其外交政策立场却保持沉默。
尽管已经鼓动葛培理给《生活》写篇赞扬尼克松的稿子，卢斯最终还是在与肯尼迪谈起此事之后将它撤了下来（葛培理也松了一口气，他担心文章的发表会使他被政治化）。当肯尼迪终于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大选时，卢斯给尼克松去信，对他的失败表示深感遗憾。但他同时也给肯尼迪去信说，“我们由衷地赞美和祝贺您的当选。”不久之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说：“我们忍不住为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欢呼……目前空气中弥漫着美好的兴奋之情——这让我们这些老家伙们想起我们少年时代的英雄T.R.”
卢斯对肯尼迪的热情并没有随着选举的结束而减少。他和克莱尔一同前往华盛顿参加就职典礼，坐在总统包厢里观看就职宣誓，并于当晚出席了一场私人晚宴，新总统也作为客人到场。1961年，肯尼迪的《英国为什么沉睡》一书再版时，卢斯为它重写一篇序言，作为1940年版本的更新：
想象一下，当你仍是一个尚在高校就读的年轻人便写了一本关于当代帝国行为判断的书……想象一下，二十年后，年纪轻轻的你便已当选美国总统，时值美国面临着被破坏和可能投降的严峻局面……那么，试想一下，当你重新翻阅你在大学时期写就的著作时，你不会因为它的再次面世而感到尴尬；这无疑将是一个不平凡的经历。也许在以往所有人类领导人的一生中还从未有过此类的事情。
卢斯与肯尼迪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那样亲密或受益。艾森豪威尔与卢斯保持着定期的信件往来，他还经常邀请卢斯参加总统著名的“鹿晚餐”和其他的一些活动。而肯尼迪则表现得疏远些，有时也不够温和。他的白宫同僚们也表现得很强硬，有人管他们叫“爱尔兰黑手党”（或者像卢斯一样称其为“全闪族——包括特选的奥莱利、奥布莱恩斯等”），他们会因为不喜欢卢斯杂志对总统的报道而勃然大怒，甚至进行打击报复，他们经常不喜欢卢斯杂志的报道。肯尼迪自己也有脾气暴躁、吹毛求疵的时候。相应地，卢斯也并不总是满意肯尼迪的政策。他反对总统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初步努力（这一努力也没有产生多大的作用）。他为1961年入侵古巴的猪湾战役的出师不利感到沮丧，不是因为入侵的这个决定，而是因为失败得太过明显。前陆军参谋长、不久前成为肯尼迪总统“军事代表”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来到了纽约，针对《时代周刊》对猪湾战役的指责提出了十七条反驳证据；卢斯驳斥了他的所有批评，泰勒则温和地离开了。但是，来自白宫的抱怨却没有停止，部分原因是因为肯尼迪本人，就像卢斯所说的那样，“定期地和仔细地”阅读《时代周刊》，相信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因此即使是轻微的批评他也异常敏感。来自总统特别助理西奥多·索伦森的一长段对《时代周刊》关于肯尼迪的报道的吹毛求疵的分析尤其让卢斯火冒三丈。卢斯说，“这就像有个小男生……写了一篇被索伦森先生引用的关于白宫的分析文章。”另一件令他生气的事情是，1963年春季，《时代周刊》四十周年纪念宴会，总统派人送来贺电，但其语气却带着讽刺和轻微居高临下的意味（让卢斯颇感失望的是，肯尼迪没有出席），关于卢斯的客气话说完之后，总统的话锋转向杂志本身：
《时代周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读者进行过教化、娱乐，也使他们感到过困惑和愤怒……我开始认为，《时代周刊》有时会竭尽利用读者的政治视野……这些天，我偶尔在《时代周刊》中发现一些与一个进入四十华诞的机构相符的成熟气质，希望我没有看错。
对于与肯尼迪白宫之间的争执，卢斯毫不在意，而且总体来讲，他仍是总统的崇拜者，而总统——除开偶尔易怒的性格不谈——继续通过信件和不定期的邀请卢斯到白宫做客来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卢斯认为，肯尼迪做到了他自己对美国使命和目的进行更为积极地追求的长期承诺。与卢斯一样，肯尼迪也想要一支更强大、更灵活的军队，使得美国无须依赖核武器便可追求它的目标。而且与卢斯一样，肯尼迪不断地号召“行动”，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号召对伟大目标进行界定。卢斯喜爱肯尼迪的太空计划，他在《生活》中的狂热报道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他非常钦佩总统在柏林墙的讲话，那次讲话对共产主义发出了响亮的谴责之声（他并不满意几个星期前在美国大学温和的讲话，在讲话中肯尼迪呼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给卢斯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在危机期间，肯尼迪曾恭敬地召集卢斯前来白宫提供意见。这次会见也可能旨在影响《时代周刊》的相关报道）。肯尼迪问卢斯，他是否支持入侵——总统的军事顾问大都持赞成的观点，而当时的总统也显然是支持这一倾向的。与其相反，卢斯支持的是封锁政策，肯尼迪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卢斯后来写道，危机的成功解决“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大亮点’”。
1963年11月22日，在时代生活大厦的一间私密餐厅里，卢斯正在主持召开编辑会议，此时传来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编者们立即解散了，只留下卢斯弯腰靠在餐桌上，以手捂面。但他很快就加入到报道这一不同寻常、恐怖事件的努力之中——这些努力包括《生活》发现、购买，并且部分地公布出著名的亚伯拉罕·泽普路德短片，由一位达拉斯路人拍摄的家庭短片。该短片成为这次暗杀最重要的影音证据，同时也是无数阴谋理论形成的依据。对于《时代周刊》是否可以违反不得把死者照片作为杂志封面的一贯政策曾有过激烈的辩论。卢斯于是下令改为刊登林登·约翰逊的照片，这一决定引来众多的批评。同样具有争议的是，卢斯坚持在《时代周刊》的刊首加上一封出版商来信，信中提到肯尼迪对杂志的“特殊感情”，此举同样激怒了一些读者。有位读者指责杂志此举是为了“歌颂杂志自身，而不是前总统”。但就整体而言，《时代周刊》和《生活》对于暗杀报道的覆盖面是非常透彻的，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而且广受欢迎——以至于即使将发行量增加了一倍，也很快销售一空。几个星期以后，《生活》推出一期“特别纪念版”，将两期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此纪念版售出近三百万份。
感恩节过后的第二天，杰奎琳·肯尼迪致电怀特——卢斯的老门徒、曾经的反面人物，现在再次成为时代公司的记者——请他来位于哈艾安尼斯波特的肯尼迪家族大院中看她。怀特冒着暴风雨，开着一辆租来的豪华轿车从纽约赶来（疯狂的举动，因为他将刚刚遭受心脏病发作的老娘抛在了身后），坐着听肯尼迪夫人讲她担心世人是否会记得他的丈夫，一直持续到深夜。她担心“历史是由尖酸的老人写成”。她想先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在经过漫长的、情绪激动的关于她在达拉斯经历的讲述，她告诉怀特，她无法停止想起音乐喜剧里的那句台词。她说，在白宫的夜晚，她和她的丈夫有时躺在床上听由勒纳作词、勒夫作曲的忧郁歌曲“卡米洛特”。她想起的那句台词是：“几乎是一个困扰，不要让人们忘记，有一个亮点，有着一瞬间的光辉，那就是卡米洛特。”而且她特别强调了一句，“再也不会有下一个卡米洛特了。”怀特于深夜两点从肯尼迪厨房里打电话给《生活》编辑，口述了他的报道。此后“卡米洛特”主题便成为公众记忆中的约翰肯尼迪形象，一直到今天。
卢斯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通常来讲，他应该会从《生活》关于“卡米洛特”采访的多愁善感中跳脱出来。但是，在肯尼迪死去后的几周里，对于渗透在美国公共文化中那种沉重的失落感，他也未能幸免。事实上，他对肯尼迪的看法大多与怀特文章塑造的形象保持一致。卢斯与肯尼迪关系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并不总是温暖；但他发现自己仍然因肯尼迪之死而深受震动，他称他为“这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这个年轻人……这个伟大而又知书达理的人”，一个他已熟知并且钦佩超过二十年的人。“对于我来说，”他后来说道，“认识他本人是我莫大的荣幸，很荣幸认识身为美国总统的他……毫无疑问，他为美国人民面对政府、生活以及重要事情的难以理解态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