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矿权案企业家胜诉：权利与权力抗衡的十二年
2017年12月21日，最高法对陕西千亿矿权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定赵发琦的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维权近十二年的民营企业家赵发琦胜诉。
本周，胜诉已经整整一个月，赵发琦和律师最头疼的是合同如何执行的问题。赵发琦明白，官司打赢了，合同的执行、煤田的开采肯定是个难题，而且无论是面对曾经的法庭对手西勘院，还是自己得罪过的当地政府，合作都不会一帆风顺。
十五年前的意外之喜
“这下哥们发大了”
十五年前，煤炭行业在陕西榆林刚刚兴起，嗅到商机的赵发琦拿出在建筑行业积累的1200万元家当，与拥有探矿权的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签订合作勘查协议，拿到了毛乌素沙漠中一块煤田的80%的权益。当时，在签合同前往往不会进行详细勘察，因此很多人将投资煤矿比喻成刮彩票。可是谁也没想到，在赵发琦出资900万进行详细勘查后，280平方公里的煤田储量竟有惊人的20亿吨，估值上千亿元。
当年菠萝井田煤田的照片。如今这块煤田还空闲在毛乌素沙漠，一点也没开采。
新闻周刊：2003年你进入煤炭行业的背景是怎样的？
赵发琦：因为我是陕西榆林本地人，榆林地区当时说羊煤吐气，就是羊毛、煤炭、天然气，在那个时候就很有影响了。陕北的煤炭在03年的时候，是有着发展的苗头，但它还不是最火的阶段，因为交通运输成本很高，当时铁路、公路远远没有现在发达。那时候其它地方已经开始火了，不是太火，相对它有些苗头，我之前是做建筑行业，我到煤炭行业在陕北来说是比较早的，私人企业中是最早的一批。
新闻周刊：你投资时是否已经判断会有很大的收益？提前判断了这个地方储量可能会比较高？
赵发琦：我没有判断，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东西，你无法判断。我只能赌一把，因为这种判断不了，如果你能判断就轮不到你了，那来的人多了，那得排队来找，你想想，最后是百倍千倍的这种生意。
新闻周刊：在签约前，双方都没有对煤田储量做勘测吗？
赵发琦：西勘院之前做了一个简单的地质调查，初步是多少。当时我们约定说1500万做价款，我出1200万，占这个矿区80%的权益，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再投入资金，再做详细勘探，把储量全部做出来，然后再做下一步开采阶段。
新闻周刊：后来详细勘探的过程怎样？
赵发琦：当时就发现了这二十亿吨煤，就量好大。发现这些东西以后，这就是我命运的改变。当时我就像中彩票，都是喜悦的心情，这下哥们发达了，这一下发大了。但是其实这种消息，有心的人也知道了，所以我十二年命运从那儿开始已经发生了变化。就是突然天上掉下馅饼，就有人来想抢夺、想分。
新闻周刊：这个煤矿的估值，很多媒体报道是3800亿，这是现在的估值还是当时的估值？
赵发琦：那是别人算的。它是这样的，比如说20亿吨，现在在榆林每吨卖到400块钱左右，20亿吨那就是8000亿，就是估值随这个市场变化。但估值不等于利润，这个就是一个数字。
一审胜诉：
“权力过于自信的一次疏忽”
千亿煤矿的发现，也成为赵发琦人生的转折点。赵发琦明显感觉到一只无形的政府之手介入进来。在陕西省政府部分领导的推动下，西勘院在未经赵发琦同意的情况下，又与香港一家公司签订协议。2006年5月，赵发琦向陕西省高院起诉西勘院违约。
2003年赵发琦与西勘院签订的合同
新闻周刊：2003年的合同是对于后续开发是如何规定的？
赵发琦：按照合同，该勘查区无论勘查升值、联合开发，还是矿权转让，所产生的利益，按照二八分成的原则，我们公司将分享80%。对合作勘查所取得的成果，由双方按所占权益比例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或由双方协商，西勘院将所占权益经法定机构评估后转让给凯奇莱，由凯奇莱独自开发。
新闻周刊：20亿煤矿勘探出来之后，西勘院又和其它公司签约了？
赵发琦：对，2006年4月12号，西勘院又和香港益业投资集团签约，公司法人代表叫刘娟，她自己占99%的股份，她母亲占1%的股份。他们说，你想要拿回你的投资的话，你先拿走。
新闻周刊：意思就是说，900万可以还给你，但是这个矿与你没关系了？
赵发琦：对，他说你把你钱拿走，这可以的。那我说我有病，假如说我勘探不出来这东西，你让我退吗？比如说地底下没有或者说有但没有开采价值，这种比率是占百分之七八十，全中国都知道说它是有风险，能有成果的概率很低。
新闻周刊：随后你就将西勘院起诉到了陕西省高院？
赵发琦：对，为什么直接去省高院，一审是省高院判的，二审就可以是最高法院，跳出陕西省政府的包围圈。但是后来胜诉了，非常意外，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是权力过于自信的一次疏忽，别大意了。但是我那时候就说，司法它有规矩的，你看咱们原来就不打算胜诉的还是胜诉了，这法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到了最高法院，那是想不到的情况。
行政干预司法
受害人成阶下囚
2006年陕西省高院一审判决赵发琦胜诉、合同有效，这个暂时的胜利，其实只是赵发琦十二年维权路的开始。西勘院上诉至最高法后，事情却朝着不利于赵发琦的方向发展，司法审判没有跳出陕西省政府行政干预的范围。赵发琦出示的一份证据显示，2008年陕西省政府官员曾赴京与最高法院工作人员进行座谈，5月，省政府向最高法发出密函。
2009年11月，此案被最高法院发回陕西省高院重审。而在省高院对合同是否有效进行重审之前，2010年陕西省政府连续召开会议，通过政府调查报告的形式认定合同无效，并明确指出一审判决裁判不当，同时撤销赵发琦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对赵发琦以虚报注册资金罪进行通缉。2011年3月，陕西省高院判决认定合同无效。随后赵发琦被抓捕，转眼间，不仅民事官司败诉，他还从受害者变成了刑事犯罪的嫌疑人。
新闻周刊：你掌握的这份省政府干预最高法的证据是怎样的？
赵发琦：这个文件开宗明义写道，按照最高法院民二庭与我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座谈时的要求，将有关情况和我省意见报告如下：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维持陕西省高法一审判决，将会造成陕西省国有资产流失，造成陕西省社会不稳定。这不是陕西省政府对本案提出的看法，或者是要求，而是如果达不到政府所提出的要求，会产生的后果。陕西省人民政府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第三者，我们是民事官司也不是刑事官司，陕西政府凭什么干预呢？
新闻周刊：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赵发琦：两者是默契，以前媒体单方面暴露政府干预司法，其实不仅仅是政府干预司法，而且司法还需要政府来配合，这是白纸黑字写的。
新闻周刊：在省高法判决前，省政府已经宣告你们的合同无效了？
赵发琦：把我公司撤销了，把我法人给抓了，原告消灭了，被告被处分，还把我的一个核心证据省国土厅65号文件撤销了（65号文件的结论是：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双方承诺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按照陕西省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合作勘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可同意其合作勘查）。陕西省政府决定我合同无效的情况下，陕西省高院要把政府这个目标要实现。就说你炒菜是要备料的，你要解决问题。所以陕西省政府2010年决定合同无效的情况下，这指令下达以后，由陕西省纪委和陕西省高院纪检组首先对原来2006年的法官进行立案审查。
新闻周刊：当时抓捕你是以什么罪名？
赵发琦：说我当时是虚报注册资金，当时我确实是虚报注册资金，我2003年注册的公司，我2004年3月份就补足了。2007年省里要求省工商局和省公安厅查过一次，但是当时省工商局汇报说，在我们调查立案之前已经补足的，按照公司法，当事人自我纠正的，是不予处罚的。
新闻周刊：这个案件的性质中间经历过几次变化，从经济纠纷变为行政、刑事案件，当事人的维权是不是也经历了几个变化
刘长（代理律师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纠纷，合同纠纷我们去诉讼，到后来我们的维权，当事人也被以虚构注册资本罪被送到看守所，所以这个过程中间他其实维护的是公民个人的一种自由权，同时中间还发生了非常离奇的事情，就是直接吊销你企业的营业执照，想要从这个诉讼主体资格上面把你消灭掉，所以这个公司作为法人维护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合法经营的权利，最后我们通过去呼吁希望能够推动国家从制度层面上保护民营企业、保护产权，围绕的是更大的、更广泛的一个权益。
新闻周刊：一个维权者突然就变成了嫌疑人，对这种变化你怎么看？
刘长（代理律师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它特殊，但在我们中国又经常会看见。民营企业家本来是好好的，可能是两个企业之间的经济行为是发生了一些经济纠纷，突然一方变成了合同诈骗，或者说是企业遇到的虚构注册资本罪，面临这样一些刑事上的指控，所以为什么中央最近三令五申发一系列的司法解释规范这种在经济类案件中间的刑事追诉，因为本来我们经济运行当中很多的事情就是民事纠纷，动不动就上升到刑事指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从来不说冤枉，那本身就是示弱”
在看守所关押133天后，赵发琦以取保候审释放，几经审判，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其无罪。不服输的他还再次将与西勘院的合同案上诉至最高院，他很明白，最重要的就是收集最够多的证据，坚持上诉而不是上访，才能实现翻盘。
官司打到最高法，赵发琦等来审判结果又花了六年半的时间，中间甚至一度出现中止审理。赵发琦感觉到，他和对手的较量远不止发生在法庭之上。而在漫长的博弈中，他通过经营其它生意维持收入，更努力保持乐观，让官司对家庭的影响降到最低，十二年的维权没有拖垮他的家庭。
赵发琦搜集的证据多达三四十箱
新闻周刊：很多人经历过牢狱之灾，可能信心就崩塌了，在看守所的133天是怎样度过的？
赵发琦：进看守所这个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人生最差达到这个程度了，但是我这个因为我事先有准备，他让我进看守所，是以虚报注册名义进来的，但是因为这个罪把我治不死，最高三年徒刑。我小时候吃野菜长大的，吃不饱肚子很饿，看守所那个馒头我两天以后吃得特别香。我不是贵族，不是从小有养生的习惯，也不是领导，我是草根儿，这个苦我能吃的了，本身我当过兵。
我进去以后我有种担心，担心外面的人他丧失信心，所以每次律师会见我的时候，我都把脸洗净，把头发弄的好好的，我就给他们一种信心，怕他们外边乱了咋办，而且我记得很清，我弟弟来看我，我弟弟就吓的，我就把我弟弟骂了，你还像个男人吗？
新闻周刊：你个人获得无罪之后，为什么还是决定继续选择上诉？
赵发琦：这是我们从内心从骨头里边绝不服气的事情，没有万分之一的选择是我要退路，没有这些事，而且我从来不假装对别人说多么受委屈、受冤枉，那样你本身就示弱，这些事情首先你是没选择的东西，遇到事儿你最主要的对策是你要有信心，但是你这个信心不是说你知道结果，你不知道结果，但是你可以做。如果是你自己气馁了，或者说你自己一天天的酗酒，或者唉声叹气的，那肯定百分之百你输。
新闻周刊：为什么一直坚持上诉，而没有上访？
赵发琦：因为我们清楚了解我的对手，我上访以后等于向它报告，他马上把我抓了，为什么走司法渠道？司法是最好的程序，司法不管怎么样，这种渠道你面对的面儿小，你面对法院，面对合议庭，你可以有递材料的渠道，如果你走其它渠道你面就大了，找点不能找面，你都撒开的话，你的精力和力量就不能集中，特别是你这种渺小的人，你在做这些事情你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打官司是打思路，打官司还是打证据，你拿到对方证据，拿到他的把柄相对好点，否则你的力量太有悬差。
新闻周刊：你搜集到的证据有多少？
赵发琦：至少有三四十箱子，有一些比较机密的文件。
新闻周刊：作为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家，怎么收集到这么多机密证据的？
赵发琦：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制定了诉讼的策略，就是走什么样的思路。从法律上是靠证据说话，对你有利的证据多，你相对有优势，所以我们重点在这方面，把好多的精力放在这方面，不但是我们拿到了书面的证据，我们还拿到了有些腐败官员自己的证据，至于说怎么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渠道不同而已，我相信任何人努力都能达到。
新闻周刊：那这么多年的一个官司，对您的家庭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赵发琦：就是我爱人和我小孩子有这影响，但是这个关系我处理得比较好，小孩子也大学毕业了，她也上的世界名牌大学，学业没有影响，其它的都挺好的。
草根与巨人的抗争
如今，胜诉的赵发琦很难高兴起来，官司赢了，执行却又回到了陕西省，能否真正地夺回探矿权，还是个未知数。但是12年维权的成功却更让他坚信，一切都应该也能够尊重和依照法律。
新闻周刊：胜诉后心情怎样？
赵发琦：平淡，因为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早就应该这么做，不是法律本身缺陷，或者法律的事实问题，事实清楚，法律依据非常明确，可是他拖了这么长时间。
新闻周刊：一个比较简单的民事纠纷，为什么经历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审判的过程？
刘长（代理律师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
媒体的报道很多都谈到了这个案件中的行政干预，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干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同时在诉讼中间我们通过一些情况，也能够掌握到一些信息，能够感觉到，确实感觉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来干预这个案件，所以才会让一个本来程序是非常短的拖到了这么长，所以我们认为行政干预是主要的问题。
新闻周刊：过了十二年之后，现在最终又判这个合同有效，那就是应该按照2003年的合同去执行。
赵发琦：对，又归零了。
新闻周刊：一切归零，回到原点。您对未来重新进入这个行业有信心吗？
赵发琦：我从2006年开始诉讼到现在，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事，我也不是高大上说我为了推动法治来打官司，我的目标很明确，我接下来的目标就要实现这个东西。无论将来千难万险，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最起码给我的巨大信心。我们只能勇往直前地往前走，我们没有妥协的说法，陕西省政府应该创造营商环境，应该发挥社会每一个阶层的创造力，这才能发展生产力。
新闻周刊：你花了十二年来维权，有没有后悔走上这条维权路？
赵发琦：我可以不做这个事，不打这个事的官司，为什么？人生最主要的时光，因为你好多东西带不走，但是现在反过头来，我也没办法后悔，我也不后悔，过程某种时候也很精彩，因为你非常高兴，你后来越来越明白，你的对手强大，你一个草根跟那么庞大的巨人在玩，也是可以。我把我所有的案卷，我几乎都能背下来，我觉得就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不是那么枯燥的。所以我不觉得我这十几年特别累，其实我还对这个事情蛮有兴趣的。
新闻周刊：那经过了这12年的诉讼道路，你更相信法律了吗？
赵发琦：我的愿望，社会和我们老百姓都要走法治的道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我们人人都到政府部门上访，法治就倒退了。我要有收获的话，这个案例也给未来想走司法程序的人提供一些案例，某种程度上说也对政府干预司法，提醒它最起码不要肆无忌惮，有些东西人民还是有一定力量的。
本文源自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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