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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破格重用的一位奇才，毛主席认为其才德，远超傅说、吕望

毛主席曾反复阅读过《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并且留下了许多圈点、批注。

在读《马周传》时，至马周上疏的那一页，毛主席在其天头处写下：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贾生即贾谊，西汉著名政论家。毛主席说过，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好就好在“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这里认为马周的这篇奏疏是贾谊之后八百余年来的“第一奇文”，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历代仰作文坛北斗的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

马周（601～648），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茌平县茌平镇马庄）人。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但他志向远大，勤读博学，精《诗》、《书》，善《春秋》，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腹经纶了。然而他生性豪放，又有些怪异，周围的人都瞧不起他。

唐高祖武德初年，马周终于出仕，当上了邻郡的一名低级文职人员，可他认为这对自己是大材小用，干得很不开心，整日饮酒排忧。

马周的狂放不羁受到当时博州刺史达奚恕的责骂，说他不是做官的材料。马周一怒之下，挂冠离职，周游山东一带。后至汴州，被浚义令崔贤羞辱，于是他西入长安。

马周像

马周来到离长安不远的新丰小城的时候，因为身上的钱不多，就住在一家低档的旅店里，还经常拖欠店钱。店主对马周冷眼相待，经常出言不逊，马周也不介意。

有一次，马周让店主拿来一斗八升的酒来，独自豪饮。一个人也不要菜佐酒，一次喝下了如此多的酒，把店里的人都惊呆了。店主也看出了他不是等闲之辈，也不再难为他了。

不久，马周来到了长安，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通过一些途径投靠了当时官职不太高的中郎将常何的门下做了一个门客。常何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亲信重臣，当年“玄武门之变”，镇守玄武门的正是他。

贞观三年，天下大旱，严重的灾情已危及国计民生。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地谴责自己。

唐太宗求天不应，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他宣布，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的得失，并提出几条具体的意见。

这可难坏了行伍出身的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当得知了常何的为难之事，马周不加思索，伏案疾书，洋洋洒洒地向朝廷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文辞非常优美。　　

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现给唐太宗。唐太宗读罢拍案称绝，认为建议有根有据，切中时弊，确属可行。但李世民明白，武夫常何决无如此神来之笔，便问他是何人所写。常何为人诚实，没有冒功，便老老实实地对皇帝说：“臣没有这个本事，这是臣的门客马周代臣写的。”

唐太宗又问马周是何样之人，常何便向太宗介绍说：“马周是清河荏平（今山东荏平）人，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尤其精通先秦诸子的典籍。由于自负才学出众，清高而孤傲，郁郁不得志。他在博州一所学校教书，常受地方官的训斥，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离家远游。他穷困潦倒，经常受人欺凌，历尽艰辛来到长安，住在臣家，乃当今一大奇士也！”

李世民一听常何门下居然有这等奇才，很是兴奋，立刻想见见这位奇才。他命人到常何府中将马周叫来，可没想到马周架子还很大，被派去的侍从一个人回来了。

唐太宗不愧为一代明君，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再次派人去请马周。使者往返四次，才把性格高傲的马周请到了皇宫。

唐太宗见到了这位穿着普通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时，顿感非同一般，便和颜悦色的和马周谈起了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为政之道。马周侃侃而谈，从古至今的为政得失谈得非常细致，让李世民大为惊奇，直叹相见恨晚。

唐太宗立刻让马周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没过一年，马周就当上了权利很大的监察御史，对他十分信重。

唐太宗为了表扬发现和推荐马周的常何，赐给他三百匹锦帛。

马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十分感激唐太宗的信任，尽其所学为唐朝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旧唐书》、《新唐书》记载：马周很有才能，“机辩明锐，动中事会，裁处周密”，在贞观之治中，有许多建树，“时誉归之”。马周同时期的大臣岑文本说：“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旧唐书》、《新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多，《隋唐嘉话》、《大唐新语》、《资治通鉴》等书中对马周的事迹记载得也很简略。但仅就《旧唐书》保留下来的马周的两篇上书看，可以看出他的才能确非一般。特别是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所上的《陈时政疏》，切中时弊，说理透彻，态度诚恳，具有清醒的洞察力和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正是这篇奏疏被毛主席评价为“《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毛泽东批注《马周传》手迹

这篇《陈时政疏》，马周直陈己见，不事虚饰，其主要观点有：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以史为鉴，认为夏、商及两汉分别延续数百年，皆因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而从魏晋到隋代，都不过几十年，“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马周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假若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主席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还连画了三个大圈，以示此八字为其中要旨。

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徭役相望，兄去弟还”，“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地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主席在“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处，字字加了旁圈。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主席密加圈点，可谓神交古人，感慨系之。

其二，劝告唐太宗在百姓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这种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观点，一生主张“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是很赞同的，所以他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又逐字加了旁圈。毛主席还对“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等语逐字加了圈画，深表赞同。

其三，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不可对诸王“溺于私爱”，树置失所，而要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恩骄奢，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忌恨。马周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得出“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的论断。毛主席对这句话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毛主席在天头上连画三个圈，以示切要。

其四，建议唐太宗重视刺史、县令等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主席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画。

马周的“上书”切中要害，言之有物，于平实中见至理，于质朴中显真情。唐太宗阅后“称善久之”，毛主席读后赞赏其为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进一步发挥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李世民通过这篇奏折，看到了马周杰出的治国才能，更加重用起马周来。公元639年（贞观十二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唐太宗曾经对身边人说：“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公元645年（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了宰相（中书令），他同时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淳淳教导，教李治如何治政，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唐太宗曾评价说：“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李世民亲自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如此高的评价，在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因为一直为国事操劳，在长期的工作中积劳成疾，竟一病不起。唐太宗派当时医术最好的名医给马周看病。唐太宗亲自为马周熬药，还命皇太子李治以弟子礼来看望马周，希望他能早日康复。马周也想继续为大唐的发展壮大再多做几年，可惜他的身体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终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只有四十八岁。

马周在临死之前，命家人把他这十几年给皇帝上的奏折统统烧掉，并说：春秋战国时的管仲和晏子经常数落国君的错误而出名，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在这一点上，马周比魏征高明得多，魏征曾经“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唐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马周死后，唐太宗为他举行了规格很高的国葬，并特别把马周的遗体陪葬在自己的皇陵。

《新唐书》的主修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附一赞语，感叹“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唐太宗“锐于立事”，而马周建言“皆切一时，以明佐圣”，君臣之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说马周之才毕竟不及辅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说，以及帮助周武王灭纣的吕望（即姜子牙太公望），因而后世对马周的事迹叙述不多。毛主席不同意此种说法，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