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丹青》——女史箴图卷
中国美术史开卷之图：《女史箴图卷》
《女史箴图》是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之作，也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被誉为中国美术史的“开卷之图”，是世界美术史上公认的中国超级国宝，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由于年代久远，原作已佚，现在世界上仅存两幅临摹品，一幅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纸本墨色的摹品，笔意、色彩皆非上品；另一幅是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唐代绢本设色的摹本，纵24.8厘米、横348.2厘米，风格古朴，色泽鲜艳，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是公认的画中极品，也是目前世界上尚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专业画作之一。画卷上仅历代题跋、签章就占据了一半版面，且每一个在上面留有名字的人都曾声名显赫。这一幅唐摹本，就是我们下面要重点说的版本。
“女史箴”是什么意思呢？《周礼·天官·女史》解释道：“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女史是中国古代负责皇帝嫔妃礼仪教化的宫廷女官，以知书女子充任，经常跟随在皇后左右，随时记载言行并制定嫔妃应该遵守的规章制度，后来成为对知识女性的美称。箴是一种内容以规劝、告诫为主的文体。
公元290年，晋惠帝司马衷登基（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二子，西晋的第二代皇帝），于是中国历史上随之出现了一个昏庸无能皇帝的典型。有关他最出名的典故就是“何不食肉糜”：
有一年全国闹饥荒，百姓流离失所，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吃树皮，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大臣们向这位皇帝报告灾情，详实的陈述实情。这位高高稳坐龙椅上的皇帝，在听完奏报后大为不解。他毕竟是深居皇宫，锦衣玉食，没有经历过饥荒，更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自然也就无法体会此时此刻民不聊生的处境。
这位“善良”的皇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经过苦思冥想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他说：“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后世也将晋惠帝的这种无知看作是昏君的行为，作为一国之君却不知民间疾苦，真是枉为人君。
正是因为这样一位荒唐的皇帝，朝中大权被皇后贾南风独揽。贾皇后为人心狠手辣、妒忌凶悍、专权残暴、荒淫无度，引起朝中众臣的强烈不满。大臣张华便收集历史上各代贤妃圣女的事迹，以韵文形式，拟女史口气，写成《女史箴》一文，婉转劝戒贾皇后，被当时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流传甚广。全文共计336个字，讲的是宫廷女性应该具有的操守品德，有叙述，有举例，写得非常生动。画家顾恺之根据原文内容分段作画，除第一段外，每段都有箴文，共114个字。各段画面形象地诠释了箴文的含义，故称《女史箴图》，旷世名作由此问世。简而言之，《女史箴图》是顾恺之根据张华的文章画的一卷插图性画卷，就是我们自小熟知的连环画。
前面刚说了，《女史箴图》原有12段，唐摹本流传至今，现还存自“冯媛挡熊”至“女史司箴”9段内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每段画面讲的都是什么故事：
第一段：“冯姬挡熊”
“玄熊攀槛，冯媛趍进。夫岂无畏？知死不吝! ”
画的是建昭元年，汉元帝带着后宫佳丽在虎圈观兽搏斗，有一头黑熊突然跃出围栏，朝着汉元帝直扑而来，冯婕妤立马挺身挡熊救驾的故事。画卷中的冯婕妤长带宽衣，身姿娉婷，但面对跑过来的黑熊豪无惧色，临危不惧的精神表现的很突出。
相较于佳丽妃嫔的惊恐后退和手执武器护卫的惊惶失色，冯婕妤昂首挺立，整个人都散发着从容赴死的淡定，勇敢的神态跃然纸上；
第二段：“班姬辞辇”
“班妾有辞，割驩同辇。夫岂不怀？防微虑远！”
画的是班婕妤辞谢与汉成帝同车的故事。汉成帝想要与宠妃班婕妤同辇而行，班婕妤却坚辞不就，并劝说成帝：“圣贤之君，有名臣在侧。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有嬖幸之妃在旁，我如果与你同车出进，那就跟昏庸的他们很相似了，怎么能不令人凛然而惊呢？”汉成帝一细想，班婕妤说的很有道理，因而长叹了一口气，同辇出游的希望只好作罢。这事随后被成帝的母亲王政君听说了，大为感叹：“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画面中八个宫人跟着车辇，汉成帝坐在辇中回首看着后面步行的班婕妤，似乎在怪她不肯同乘。辇后班婕妤侧身站立，面容庄重美丽；
第三段：“世事盛衰”
“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日中则昃，月满则微。崇犹尘积，替若骇机。”
画的是人猎杀鸟兽于山水之间，意思是日月有常、万物莫不盛极而衰，维持中庸平和是明哲保身之举，也是一种美德。
画中绘有一山，山顶有彩云萦绕，骄阳在右，明月在左，日中有三足金乌，月中有玉兔，暗喻“日中则昃，月满则微”的道理。山坡有老虎蹲坐回首，山峡有露颈之马，山下有奔驰两兔，山旁有两只鸟儿嬉戏，一只飞翔于空中，一只立于石上。
山下有一个持弩的猎人，跪右腿，弓左腿，瞄准老虎，搭箭瞄准欲射，表现了“替若骇机”；
第四段：“修容饰性”
“人咸知饰其容，而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饰，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
画的是两位妇女对镜梳妆，告诫女性不要只爱打扮而不修养德性。其中一位妇女正对镜自理，镜中映出整个面容，画家巧妙地展现出那种顾影自怜的神态。另一妇女照镜，身后有一侍女在为其梳头，梳头的少女头梳高髻，上插步摇首饰，表现得尤为秀丽。旁边放有镜台。三个人的姿态各不相同，却都让人感觉到幽雅文静，姿态端庄。
第五段：“同衾以疑”
“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则同衾以疑。”
画上一张悬挂有帷慢的床，床前有几。床帏间夫妇相背，女子侧坐于床内，一只胳膊搭在窗权上，面容严肃，显得警觉和迟疑。男子坐在床边，鞋子还没有穿好，表现出仓猝而起的样子，回头正看着女子。
这喻指夫妻之间也要互相善待、信任，否则，尽管是夫妻，即使睡在一张床上，也是咫尺千里。此为训诫女子应知道言语之善对维系夫妻感情的重要性；
第六段：“微言荣辱”
“夫出言如微，而荣辱由兹。勿谓幽昧，灵监无象。勿谓玄漠，神听无响。无矜尔荣，天道恶盈。无恃尔贵，隆隆者坠。鉴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则繁尔类。”
画的是夫妻二人并肩端坐，妾侍围坐、群婴罗膝。并坐的夫妻对面一妇女怀抱孩子，孩子手中正在玩一个圆球，另有一个孩子在地上爬着回头观望。旁边的一位妇女正在给面前的小孩梳小辫，孩子不太高兴，挣扎不肯梳，似乎是着急要和其它孩子玩耍。画卷的上边有一中年人端坐读书，两旁有两个少女也一同观看，像是在讲解讨论书中的内容。这段画面意喻后妃不妒忌，则子孙繁多；
第七段：“专宠渎欢”
“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仇。结恩而绝，职此之由。”
画的是男女二人相向对立，男子对女子举手做相拒之势，因为欢爱不可放纵，恩宠不可专擅。规劝女子不能刻意争宠，专宠必生傲慢；
第八段：“靖恭自思”
“翼翼矜矜，福所以兴。靖恭自思，荣显所期。”
画一个贞静妃子端坐，微微低下头来，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意思是女子若想尊贵，必须谨言慎行，尤其要慎独；
第九段：“女史司箴”
“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画了三个女子的形象，一个宫廷女官在劝导两位嫔妃。独自站立的女子是女史官，右手执笔，左手托着一本书，正在写着什么内容。对面有两位女子，一女子回首与另一女子形成对视，相顾而语。
作为一件情节松散的长卷，《女史箴图》是集教化与审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画卷环境布置闲雅，人物美丽娴静，五官细致入微，情态自然大方，着装多以下摆宽大的白色衣裙为主，风格简雅，只在头发、裙边或衣带等处染以浓色，微加点缀，飘飘欲仙，雍容华贵，呈现了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女性形象。整个画面静中有动，既典雅宁静，又亮丽活泼，卓越高妙的画技无懈可击，给人以和谐的大美享受。难怪远至宋代米芾、近到明清诸家，都称赞它画品高古端丽、笔彩生动、气韵绝伦。
人物画是中国画的一大画科，以线条表现人物的神情为主要特点，力求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以求人物和整体布局的统一。晋代以前的中国画家就善于用细线勾勒人物，这种线条均匀而有节奏，连绵缠绕，顾恺之则将这一技法推向极致。人们用各种极美的比喻来描述他线条带来的美感:春蚕吐丝，流水行地，以形写神，皆出自然，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高古游丝描。《女史箴图》中的线条连绵悠缓、自然均和的节奏感，与色彩配合创造了美妙的韵律，波状翻转的衣褶、飘带和精心梳理的发型等都表现出飘逸动感的活力，充满了艺术魅力。
这幅唐摹本的画卷流传有序：宋徽宗政和年间收入内府，《宣和画谱》著录，画面盖有“政”、“宣”、“御书”诸印，还有瘦金体书写的《女史箴》词句11行（详见后文关键词）。至南宋绍兴年间藏于内府，有“绍兴”、“内府图书之印”、“睿赏东阁”诸印为证。后又归贾似道收藏，有“秋壑图书印”。明代又先后藏于严嵩、顾正谊、项墨林、张孝思等人。清代归梁清标家藏，有“梁清标印”。乾隆年间归内府所藏，乾隆印章最多，且在卷后画兰花一枝。乾隆皇帝之后，皇室把《女史箴图》摹本珍藏在圆明园。
1900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攻陷侵入北京，洗劫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英军一个上尉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并携往国外。后来《女史箴图》被人拿到大英博物馆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以区区2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早就对公众全面开放，但《女史箴图》却一直深藏库房秘不示人。在存放《女史箴图》的斯坦因密室登记册上，只有上世纪20年代两个日本人来现场临摹过的记录。
由于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欠缺，加上想要模仿日本画作的装裱方式，1914到1915年期间，《女史箴图》被大英博物馆按照日本画的方式，将其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进行装裱，由此历代收藏家和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残忍无情地裁剪下来，形成了历史断层。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长348厘米，高25厘米；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长329厘米，高25厘米；第三段是乾隆朝邹一桂所作松竹石泉，长74厘米，高24.8厘米。
关于这幅图卷，这里还有一个未曾考证过的传说。二战时，日军在东南亚横行无忌，自然也侵犯到了英国在这里的殖民利益，比如缅甸战场，日军对在缅甸的英军展开了绞杀行动。1942年2月，日军进攻缅甸，驻缅英军向中国求援，中国派出了孙立人将军率领新三十八师加入战争，驻守在缅甸中部的曼德勒。4月，英军一个师被日军七千多人围困在仁安羌。危急时刻，孙立人率军前往救援，两天之内打垮日军，从而使得这数千英军得以解围逃脱。这次解围被称为仁安羌大捷，它是二战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盟军唯一的一次胜利。
作为被解救方，英国政府自然想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解围，于是给到了当时国民政府两个感谢的选项，以作为赠礼。第一个选项就是归还《女史箴图》这幅价值连城的宝贝。第二个选项就是送给中国一艘最先进的军舰。
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非常矛盾，因为这两样东西他都想要，一个承载了我们的文化和历史，另一个则可以快速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虽然《女史箴图》弥足珍贵，但在那个救亡图存且面临着亡国灭种最大危机的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重要的就是和日本人进行战斗，保家卫国，最为迫切的是急需大批军用物资，一艘能够杀伤日寇的军舰显然远比一百幅《女史箴图》都更重要，更有价值。所以，蒋公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考，选择了军舰。这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要回这件国宝的最佳机会。
关键词：
1、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东晋时期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出身于高门士族，曾任桓温、殷仲堪参军、散骑常侍。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画家是三国时吴国一位叫曹不兴的画家，但他的名气仅限于当时，顾恺之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被写入史书、留下个人传记的著名画家。
“恺之，世以为天才杰出，独立无偶，妙造精微。”（《宣和画谱》）他幼承庭训，博览群书，多才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善画肖像、历史人物、道释、禽兽、山水等，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后世诸多成语来源于他的轶事或者艺术理论，比如渐入佳境、点睛之笔、迁想妙得、云兴霞蔚、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等等。
顾恺之的主要成就是绘画艺术。他的画被东晋著名宰相、大才子谢安称为“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品评说：“自古论画者，以顾生之迹，天然绝伦，评者不敢一二。” 历代著录的顾恺之作品有上百件之多，可惜因时代久远，大量作品与真迹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顾恺之作品有三幅：《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
在中国美术史上，顾恺之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改造画风的巨匠。唐代张怀瓘对其画评价甚高，云：“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他作画，意在传神，如人物画最能传神的莫过于眼睛：“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晴，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千百年来被中国画坛奉为圭臬，成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个魂魄和内核。
元代书画家柯九思评价顾恺之：“人称虎头为画中之圣，予又谓为画中之神，八百年来继起亦多矣，诚无有逾于此者。”历代美术界对顾恺之推崇备至，丝毫不吝于画圣、画神、宗师、画祖这样的称谓。1985年，顾恺之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138位可立塑像的历史人物之一，这应该是对他历史地位的最好认可。
2、金章宗完颜璟“瘦金体”书法
金章宗完颜璟，金朝第六位皇帝，是金朝最高统治者中汉化最深的，也是一位文人雅士型的皇帝。元人燕南芝庵将其与历史上的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并成为“帝王知音者五人”，足见其汉化程度之深。
完颜璟喜书法，精绘画，知音律，善属文，诗词多有可称者。人们喜欢把金章宗与宋徽宗放在一起，金章宗甚至被视为宋徽宗的转世灵童。两位才子皇帝最相同之处是对书画的酷爱。金章宗对宋徽宗很是崇拜。周密说：“章宗凡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甚至，“闻宋徽宗以苏合油烟为墨，命购得之，墨一两黄金一觔”。靖康之耻后，宋内府名迹，几乎尽为金章宗所收。他还仿照宋徽宗收藏印的样式，也制作了七枚收藏印，即“内府葫芦状印”、“明昌珍玩”、“明昌御览”、“明昌中秘”、“明昌御府”、“群玉秘珍”、“御府宝绘”方印。
完颜璟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笔迹神行皆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李白《上阳台帖》的后面一向被视为宋徽宗所跋，实际是金章宗所书写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图卷左端书有《女史箴》一则，明清以来诸画谱均认定为徽宗手书，后来经过外山军治氏仔细辨识，最终才确认它出自章宗之手。从哪里辨别出的呢？依据原来在避讳上。
避讳，是古人严格遵从封建等级观念的一种表现。主要是指在言谈和书写时，凡遇到与君王、长官、圣贤、长辈的名字，或读音相同的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加以回避，或缺几笔，或换个字，以表尊重。《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
章宗的父亲是完颜允恭，《女史箴图》卷尾的瘦金体题跋，文中“恭”字缺两笔，外山军治氏认为这是避章宗父亲允恭之讳，这也是认定这段题跋为金章宗模仿宋徽宗瘦金体而写的最重要证据。
王伦成，字道醇，笔名零落尘，80后，海门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建筑文化顾问，南通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企业文化专家和工程建设行业信用专家，先后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山东大学工商管理学专业，做过高中语文老师、大学辅导员、景区文化策划、企业品牌文化、行政办公室等工作。
为坚持自己的兴趣与爱好，笔者一直有志于佛教文化、中国古建筑、古典园林、中国美术史等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在国内相关刊物发表了数篇专业论文，并于2013年出版了《汉传佛寺建筑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2-15227-8），2016年出版了《文心意匠—苏园寻梦》（现代出版社，ISBN 978-7-5143-4786-9），连续多年荣获海门市建工系统先进个人、江苏省建筑业优秀通讯员、全国建筑业优秀通讯员、全国建筑行业信息宣传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