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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月季 | 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元语言共振研究

作者 | 冯月季

摘要

从符号表意的角度来说，网络热点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中生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符号文本，在其意义生成解释过程中，相互关联的符号文本发生了自携元语言层面的共振。处于“后真相时代”的网民作为网络热点事件的解释者，其能力元语言受到情绪化支配，并且对网络热点事件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使用同一套元语言集合，生成单一整体化的意义解释，极易出现网络舆情的极化现象。从社会文化结构上来看，二元对立冲突是导致单一整体性社会文化元语言产生的主要原因，必须寻求破解二元论社会文化结构制约的有效策略，才能找到从根本上化解网络热点事件中舆情极化现象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网络热点事件；网络舆情；符号；意义解释；元语言共振

网络热点事件舆情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大多都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案例举证和数据分析得出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极具实际应用价值，不过稍显不足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基于具体案例分析，具有个体性的参考意义，而缺乏“普遍共相”性价值，并且也难以透视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本文尝试运用符号学中的元语言理论，结合物理学中的共振理论，探讨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内在机制，力图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和方法。

1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以及核心概念界定

网络舆情研究作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核心课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根据中国知网文献搜索，自2013年以来，每年的研究成果都在1000篇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关于网络舆情的研究与过去相比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研究者认为网络舆情并非孤立的热点事件，而是多个有关联的热点事件共同推动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演化。方付建等人通过梳理和归纳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发现网络事件已经从过去的零碎化演变成今天的系列化呈现，表现出四种类别：同标签型系列事件、同主体型系列事件、同类别型系列事件、同时段型系列事件。<1>于倩倩将物理学概念中的“叠加-聚焦-扩散效应”应用到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提出了网络舆情热点事件演化的三种模式：时间链条模式、联想话题模式、热点政策模式。<2>郭小安从“时空”和“符号”两个维度研究了网络舆情联想叠加的基本模式，认为时空是形式，符号是内容。从形式上来看，时空模式是指不同时间、地域的网络热点事件，包含某些共同的敏感要素因而引发网络舆情扩散。从内容上看，符号模式是指网络热点事件的文本与符号修辞引发网民情绪共振，主要包括敏感词衍生叠加模式、情感叠加模式。<3>

基于近年来网络舆情的系列化、叠加化呈现特征，一些学者将网络舆情的这种现象称之为“网民社会情绪共振”，这是从物理学“共振”理论演化而来的一个概念，关注网络热点事件与网民情绪如何发生“耦合”，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因果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朱力、曹振飞梳理了240余起网络热点事件的资料，提出了“结构箱”的概念，“结构箱”即特定区域内网络热点事件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耦合，在结构箱中，网络热点事件的演化要经历导火索、信息传播、情绪共鸣、情绪催化、控制失效五个阶段。<4>周利敏、胡项连从社会风险管理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危机发生与社会情绪共振的关系，他们认为在风险社会语境中，“无察觉危机”正日益成为社会危机爆发的普遍形式，所谓“无察觉危机”是指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或功能突然发生紊乱迫近或突破社会系统承受临界点，但人们缺乏对此警惕性从而导致社会危机的演化，并进而引发社会情绪共振。“无察觉危机”化解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引导，如果政府有效引导公众将危机定义为“天灾”，则社会情绪共振就会趋向于正向的社会情绪；如果引导失败将危机定义为“人祸”，则社会情绪共振就会趋向于负向的社会情绪。<5>

还有一些学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数据模型展开对网络舆情的共振研究。戴建华等人以2013年乙肝疫苗以及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作为数据采集的样本，把区域文化、人群特征、政府介入等作为变量因素，运用郎之万方程建立网络舆情共振模型，通过数据计算得出网络舆情共振规律图，与微博上相关事件博文数量变化的曲线图对比显示两次事件具有明显的共振效应。<6>惠天从数学建模和解微分方程的角度分析了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共振的现象，认为本国民族主义情绪与对象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波动频率具有一致性，当两个国家情绪波动的频率完全一致，就产生了所谓的情绪共振现象，此时社会公众的情绪就容易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从而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7>

上述相关研究文献为网络舆情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特别是将物理学“共振”理论引入网络舆情研究后，摆脱了以往该课题聚焦于孤立事件的分析，从而使得网络舆情研究更具开阔性的视野和多元性的研究方法。不过在笔者看来，上述研究仍然聚焦于具有关联性的网络热点事件本身研究，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究，即考察这些具有关联性的网络热点事件舆情共振的深层肌理，特别是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探讨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原因。基于此，笔者提出“元语言共振”的概念，与一般相关研究中运用“共振”理论分析事件表象原因不同的是，“元语言共振”考察的是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符码。

“元语言”原本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近年来元语言概念被引申到符号学的研究中，用来表达解释符号文本意义的符码集合——人们解释符号文本的意义资源或控制符号文本的意义规则。元语言主要由三部分构成：文本自携元语言、文本接收者能力元语言、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三种元语言要素在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任何一个（或相关联的一组）网络热点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中都会被受众当作一个符号文本来解释，其意义的生成和演化取决于该网络热点事件背后的元语言要素，多个具有关联性的网络热点事件成为符号文本组合，其表意形式就呈现为元语言共振效应。从这个层面来说，元语言理论完全可以运用到网络舆情研究当中。笔者认为，只有从元语言层面展开的网络舆情分析，才能从根本上剖析网络舆情演化的社会文化结构性矛盾，并进而提出可能性的解决问题方案。

2网络热点事件作为符号文本的

自携元语言共振

众所周知，机器人(robot)一词的最初由来，即是取意于“奴隶、奴仆”。现在，许多领域的机器人所做的仍然是人类认为是枯燥、危险的工作。随着机器人智能水平的提高和应用范围的扩大，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外观跟人类接近、拥有较高智能的机器人，应该拥有一定的道德权利，至少我们应该尊重机器人，而不是把机器人当作纯粹的工具。不过，如果机器人可以拥有道德能力的话，人类对机器人道德能力的预期与普通人可能会不大一样。在道德能力方面，人类可能对机器人道德能力的期望较高，也就是说人类与机器人的道德地位是不对称的。

高度发达的网络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被互联网中介化，公众的认知基于社会热点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中生成的各种符号叙述文本，网络舆情的生成就是社会公众对网络热点事件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网民围绕热点议题制造各种符号就是争夺意义，维护或建构话语合法性的文化实践。”<8>然而任何符号文本都不是一个恒定的客体，艾柯（Umberto Eco）认为：“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9>78根据艾柯的诠释学理论，文本在诠释的过程中处在“封闭漂流”的状态，文本的符号衍义过程是一连串的否定性叙述，艾柯假设符号衍义从A到E，“在这个符号衍义过程中，一旦我们接受了符号E的意义，那么，关于符号A的意义就会被剔除”<10>31。符号文本在媒介空间中同样表现出“封闭漂流”的特征，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批判了当今大众传媒的拟像与仿真特质，大众传媒的拟像运动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大众传媒对事件进行有选择性或主观预设性的报道；第二，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社会事件变成媒介事件，显现出抽象性的信息；第三阶段，媒介事件引发更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关于事件的信息逐渐汇聚，以至于最后事件本身退出媒介场域；第四，媒介与事件不再具有关联性，媒介信息相互指涉，不再指涉事件本身，媒介成了自身的拟像。

从符号文本的生成衍义机制来看，受众获得的不过是媒介退出了事件本身而仅仅是按照自身的表意逻辑演绎出来的符号文本，在今天被习惯于称之为“后真相”，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依靠背后的元语言集合。上文指出，元语言由三部分构成，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指的是“文本是解释的对象，但是文本作为传达的环节，也参与构筑解释自身所需要的元语言集合，为此提供的元语言组分数量相当大”<11>234。例如文本的体裁、各种伴随文本或者某些符号活动都是文本自身携带的释义元语言要素，文本自携元语言会对文本接收者形成某种解释的“压力”，指导、提示，甚至强制接收者按照某种意图或者某个方向解读文本的意义。

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受到六种因素的影响，他提出了符号六因素说（图1）。

雅柯布森认为，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对其中的某些要素会有些侧重，当其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成为主导时，就会出现相应的意义解释倾向。例如，当符码成为解释文本意义的主导时，就是所谓的文本自携元语言指导或提示符号文本的意义该如何解释。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通常以伴随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就网络热点事件生成的符号文本来说，文本标题、网友或媒体评论作为伴随文本构成了自携元语言主要构成要素。

例如在当前社会语境中，“女司机”是一个带有明显性别歧视的身份符号。根据考证，“女司机”这一概念最早出自2008年“武汉女司机被打事件”，此后经过一系列与“女司机”相关网络热点事件的演绎和舆情发酵，“女司机”的网络媒介形象被污名化，这一能指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交通违法、操作不当、道德败坏、不良习惯。2015年5月3日发生的“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将“女司机”的这一网络负面媒介形象渲染到了极致，该事件属于典型的“反转新闻”。事件发生后，《成都商报》官微发布一段35秒的“成都男司机暴打女司机”视频，根据统计显示，有超过半数的网友发布评论谴责男司机的暴行，男司机被警察拘留。事件至此并未终结。次日，随着《华西都市报》公布事发前后男司机行车记录仪视频，视频中，女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故意别车，险些造成男司机发生严重车祸。事件真相披露后，网络舆情迅速反转，网友攻击矛头直指女司机，对其进行人肉搜索，谴责女司机的网络舆论急剧上升。截至2015年5月18日，根据新浪网的统计显示，有68.8%的网友认为女司机活该被打。从当时媒体发布的评论来看，例如《新京报》发布的题为《变道女司机被打事件，自食其果谁都不冤》被多家媒体转发，对网络舆情的喧嚣起了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次事件针对“女司机”的网络搜索热词包括：陋习、不文明、违规、奇葩、路霸、开房等。这些关键词共同构成了一个语义场，成为社会公众解读此类事件一套固定的符码和思维模式，每当社会中有此类事件发生时，先前聚集的语义就会被激发出来并引发社会公众的情绪共振。

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自身也是符号组合，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空间中，信息繁杂，没有人能够知道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给社会公众解释热点事件提供了一种最为简单直接的操作策略，并且被当作固定的意义集合储存在社会公众的记忆中。每当有类似的网络热点事件发生时，这些储存在公众记忆中的符号意义就会被唤醒，迅速成为网民解读此类事件首要的意义符码。2018年10月28日发生的“重庆万江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媒体为了“抢新闻”，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仅仅根据现场图片就武断地发布新闻，标题中的“女司机”具有明显舆情诱导的成分，例如搜狐网发布的《重庆公交与轿车相撞坠入长江系女司机逆行导致》，各大媒体和网络大V纷纷发布“因女司机逆行导致公交坠江”的报道。虽然该事件之后随着真相公布舆情出现反转，但是舆情首次爆发就是围绕“女司机”这个网络符号，进而出现的舆情极化现象，其缘由在于媒介在新闻报道中塑造了公众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将“女司机”塑造成“马路杀手”“不适宜开车”“头脑短路”等负面形象，这些构成了公众对“女司机”媒介形象意义认知的自携元语言。因此，从深层次来说，网络热点事件中网民情绪共振是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共振，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对网络热点事件的意义表征型塑了社会公众对此类具有关联性事件的认知模式。

3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

解释者能力元语言共振

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演化之速度有时候常常超过人们的预期，即有学者所论述的“无察觉危机”，其原因在于导致网络舆情演化的推手并非一个，除了上文提及的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共振因素之外，解释者能力元语言层面的共振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推手。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与解释者能力元语言两者构成文本与意义解释的关系，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具有引导、提示、暗示，甚至强制性推动符号解释者按照文本的意图进行意义阐释。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角力现象，即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说的“编码-解码”理论，解释者是否“顺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意图，取决于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根据霍尔的理论，会有三种情况：霸权式解码、协商式解码以及对抗式解码。那么在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演化中，会出现哪种解码方式呢？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必须明确在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演化中，符号文本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处于何种层次上。

所谓解释者能力元语言，指的是“能力元语言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他的记忆累积形成的文化修养，他过去的所有解释活动经验积累，他解读过的相关文本的记忆，都参与构成能力元语言。……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还包括并非完全由解释者主体控制的感情和信仰”<11>234。从这个定义来看，解释者能力元语言主要由两部分构成：解释经验以及主体情感。而事实上解释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符号化认知，根据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理论，人对社会系统的认知和解释建立在“能指分节”的基础上，所谓“能指分节”就是确立社会文化系统中意义的秩序，巴尔特说：“语言是分节的领域，而意义首先是切分。”<13>49人对意义的切分是基于生活经验基础上对社会系统的切分，这样在人的意识中就有了对生活世界模型化的认知结构。舒茨（Alfred Schutz）认为人对经验世界的体验构成了“经验基模”（Schemata unserer Erfahrung），“经验基模”是“完整的意义脉络，会以‘知道某事物’或‘已知道某事物’的形式出现，它们是经由范畴秩序化而来的材料构成的，当每一项体验出现时，我们就根据这些基模加以诠释”<14>110。上述理论可以印证前文提及的观点：社会公众的认知，源于文本自携元语言对网络热点事件符号意义表征的型塑，它们构成了社会公众认知网络热点事件的“经验基模”。由于人的社会属性，个体的人无法完成社会“程式化”的表意机制，只有通过不断体验外在世界对象的经验完成自我的社会化。

尤其在“后真相时代”，解释经验并非基于对事件的客观判断和认知。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所谓“后真相”指的是大众传媒在对事件的报道中倾向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从而更容易影响公众舆论。因此“后真相时代”的传媒报道内容中，“情感”取代了“事实”成为核心，媒介内容真伪难辨，当然从事实情况来看，公众认知的有限性也不可能掌握诸多事件的全部真相。因此，“后真相”时代，网络热点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中生成的符号文本，其标题、文本细节或文本评论中的自携元语言就成为最有效的引发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在这样的符号文本构造中，公众对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极大程度受到某种暗示或者压力，于是就会产生强烈的情绪代入感。公众的社会情绪与社会整体环境密切相关，根据《2017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和《2017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分析报告》的调查结果，当前社会公众普遍存在生存焦虑、职业焦虑、环境与安全焦虑，当社会集体焦虑心态凸显，社会公众的质疑、谩骂、愤怒等情绪很容易被网络热点事件点燃。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网络热点事件作为符号文本，其文本接收者的解释能力元语言很大程度上被主体情感所左右。从雅柯布森的符号六因素模型可以推导出类似的观点，当符号表意侧重于文本接收者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意动性（conative），促使接收者做出某种反应。意动性是无法检验，无法用正确与错误加以判断的”<11>178。符号文本接收者对文本真伪无法做出客观判断，因此只能根据既往经验对之做出自认为合理的意义解释，这样的意义解释必然受制于符号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影响，情感宣泄代替获取真相成为文本接收者进行意义解释的目的。从社会现实语境来说：“快节奏的生活、欲望和情感的压抑使得人们有大量的情感需要宣泄，当时机到来时，借助无须承担责任的自媒体平台，人们的情绪才能得以充分释放。”<15>美国著名符号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在讨论符号意义解释时曾经提出：符号的品质会推动文本意义解释朝着多个可能的方向发展，其中有一条就是情绪解释项，指的是解释者凭借主体情感对符号文本做出具有强烈个人情感色彩的意义解释。

由皮尔斯的情绪解释理论回到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笔者认为在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演化中，受众的解码方式必然不是协商式的。许多实际的案例表明：受众对网络热点事件的解码方式既是霸权式的同时也是对抗式的。这是因为，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发酵初期，受众对事件认知还处于模糊阶段，此时公众的情绪完全由大众传媒的报道所牵引，此阶段的解码方式由媒介主导，表现为霸权式解码。随着事件细节的逐渐披露，事件的反转层出不穷，这个阶段公众的认知和情绪可能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会彻底否定之前的判断从而使舆情发生极大转折，这个过程充满了从霸权式解码到对抗式解码的转向。

4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单一整体性

从文本解释的角度来说，文本自携元语言与解释者能力元语言层面的共振推动了网络舆情的演化。然而这两者并非网络舆情演化背后最重要的推手，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因其提供了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意义基模”，因而是元语言构成中最重要的要素。可以说，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构成了文本自携元语言与解释者能力元语言的元语言。文本自携元语言就是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的生成文本，解释者能力元语言以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作为文本意义解释的符号资源。在正常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文本接收者面对文本意义阐释的时候，“在不同解释者之间，在同一解释者的不同解释之间，甚至在同一个解释者的同一次阐释中，可以使用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元语言集合”<11>237。也就是说，由元语言冲突而产生的文本阐释漩涡是人类社会正常的文化现象，这符合社会文化多元主义的观念。

不过元语言阐释冲突的论断用于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判断却是失效的，原因在于：任何一次的网络舆情的爆发都凝结成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整体性力量，网民作为文本接收者在情绪上的表达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例如全国发生的多起“宝马案”中，当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在网络空间中的叙述文本被置换成两种社会身份的对立之后，事件中的当事人就成了两个典型的意义符号——社会权贵阶层与底层身份的对抗性。在网络民粹主义社会心态的驱使下，富人为富不仁、嚣张跋扈成为遮蔽一切网络声音的舆情宣泄。尽管在某些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过程中，也存在舆情反转这样的现象。但是整体来看，任何一次始料未及的舆情反转都是极端化的，正如笔者上文所指出的，从文本阐释的解读而言，存在着从霸权式解码到对抗式解码的循环。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在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演化过程中，会出现舆情单一整体化或舆情反转极端的反差现象。从文本阐释的角度来说，在网络热点事件的阐释中，并没有出现元语言阐释冲突，而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元语言阐释共振，所有的文本接收者在面对相同或不同的符号文本时，都使用了大致相似甚至相同的元语言集合。同一套元语言集合被无数解释者解读出某种相同的意义，在网络空间中聚集，符号意义被无限放大，生成群体极化现象。根据阐释学的观点，任何的文本意义阐释都必然受到“前结构”或“前理解”的影响，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前理解”是理解的必要条件，“前理解”“不仅预先假定了一种内在的意义统一性来指导读者，而且读者的理解也是经常地由先验的意义预期所引导”<16>377。“前结构”或“前理解”植根于社会文化语境，从而生成为某种特定理解文本的意义图式。因此，要理解网络热点事件中的舆情极化现象，必须要探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共振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在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舆情彻底反转、网络集体愤怒或谩骂、网络民粹主义、网络反智主义等极端化现象，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具有何种特征，其背后依存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文化结构。

如前文表述，文本自携元语言和解释者能力元语言发生共振，是因为文本接收者在意义阐释的过程中受到同一套社会文化元语言集合的支配，文本接收者只能沿着特定的意图进行意义阐释。这种单一整体化的意义阐释是一种集体无意识。20世纪美国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的“社会行为理论”认为：社会个体在社会行为中要受到社会结构的秩序、规范和价值观的极大影响。在其后的《社会系统》一书中，帕森斯进而完善了他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系统是由那些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系统具有自足性，社会系统的规范秩序和价值观成为维系系统稳定的唯一要素。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整体论，与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价值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索绪尔说：“价值只依习惯和普遍同意而存在，所以要确立价值就一定要有集体，个人是不能确立任何价值的。”<17>159帕森斯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和索绪尔的符号价值论同属于价值整体论，价值整体论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单一整体化。

社会文化元语言的单一整体化离不开其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结构，只有在二元论的系统结构中才容易生成单一整体化的社会文化元语言。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中，“语言”和“言语”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并且也适用于社会文化结构，“语言”相当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规范或价值观，“言语”相当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个体。根据索绪尔的符号价值论，社会个体不得不承受来自社会系统中规范秩序和价值观的制约与束缚。“如此，从社会学层面看，社会与个体就成为一对具有二元对立特征的概念组合。正如语言规则制约着言语行为一样，社会对于个体同样具有制约功能，个体在社会现实中不得不直接面临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或社会道德的束缚。”<18>社会与个体的二元对立相比，社会是强大的，而个体是弱小的。由社会价值整体论就决定了：社会个体在社会规范或社会道德的压力之下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有一种单一整体性的意义阐释。当然，这种单一整体论的意义阐释是在二元对立符号冲突中产生的，在诸多网络热点事件的文本结构中，我们都能很清晰地窥见文本结构中的二元对立，例如权贵与底层、英雄与恶人、善良与丑恶、高尚与猥琐等。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冲突的双方构成了相互角力、压制与反压制的关系，因此在网络热点事件的舆情演化中，除了经常呈现出舆情集中整体式的爆发现象，还常会出现舆情戏剧性、颠覆式的反转现象。

5结语

许多研究者在分析网络舆情共振现象的文章中，都提出了网络舆情演化的社会表象原因，例如“社会仇富心态”“司法欠缺公正”“社会公信力下降”“社会集体焦虑”等，并没有追问社会文化系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也没有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矛盾的可能策略。从社会文化系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来说：“在社会与个体之间并未设定任何中介环节。由此形成的结果是：第一，当个体与社会遭遇时，二者间中介环节的缺失使得社会的结构强制力直接作用于个体，并调节其行为，从而成为无可缓冲的强制性制约；第二，由于社会与个体直接遭遇，必然导致个体最后成为社会规则的被动容器，或以惰性方式实现或体现社会规则。推而言之，这样的理论设计将导致在认知、表现、形塑客观外界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缺失。”<19>在当前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二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然成为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共生的深层次原因。由此，如何破解二元论的社会文化结构制约就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突破口，自然也会成为消解网络热点事件中舆情极化现象的有效路径。

马克思在他的社会结构理论中认为，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性是共存的，这两个方面都源于社会系统中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主体既生存于社会系统中，又创造着社会系统的结构变迁或者推动社会系统的更新和进步。要破除二元论的社会文化结构困境，社会中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推动社会系统宏观和社会主体微观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还需要创造出相当数量的社会中观结构，以此作为社会与个体对话和阐释的空间。三元化的社会文化结构避免了社会个体直接承受来自社会宏观系统的压力和制约，通过社会中观结构的协调，社会与个体之间可以有更多协商、对话和阐释的可能，而不是在二元论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呈现为激烈的冲突和压制关系。从符号意义阐释的角度而言，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三元符号学为此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理据论证，皮尔斯尤其强调社群作为缓解社会系统与社会个体矛盾冲突的中介，“在皮尔斯的思想中，社群的功能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典范：社群意见的一致明确了真理与实在，社群是思想进程到达顶峰的所在之处”<20>。通过社群的调节，社会系统与社会个体之间有更多对话和阐释的多元选择，也更容易达成社会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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