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曾令娥：步步生莲
步步生莲
文/曾令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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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道州，往山林，为寻一朵莲花。
石山围绕如屏，山势从西至东，逐步隆起，远望像一条匍匐不动的无足大虫，山脚有泉，从石窦中涌出，为濂溪河源头之一。在这之中拢住一村落，其中有一老宅。
老宅看上去平平无奇，传统湘南农村徽派建筑——方形，三间堂式，砖木结构，外围青砖蓝灰墙，同其他“仿古如古”的民宅融为一体。老宅也特别，几段残破的石阶托着一扇黑色敦实的大门，还在抖擞着千年间宾客络绎不绝的风光。
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曾住于此。
大门轰然开启，一道高高的门槛为宅子更添几分庄严，跨进宅子，一迈千年。
许在过去九百多年前，一个清癯少年每天都以这种声音隆重迎接一个新的早晨。顺次穿过莲花石鼓、莲花照壁，莲缸、莲花雕饰的天井，走过六级石阶，进入中间一楹的堂屋。睹面及立小神龛，中设祖宗红木牌位。左右厢房为居室。没有想象的宽敞，屋顶明瓦里透过雨后新射出的阳光，投在乏善可陈的檀木座几上，投在稍显不平的砖地上，紫红与灰褐相互拥抱，右厢是居室，一张大床，床头雕刻朵朵并蒂莲，灰尘在愉快地舞蹈。
四处可见的莲花，昭示着主人的喜好，周敦颐爱莲，世人皆知。
作为海峡两岸中学教科书中的古典范文的《爱莲说》，就是周敦颐知虔州期间所写。他应朋友之邀，做了一篇不到120字的散文，就是名传后世的《爱莲说》，这是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的事情。当时只是乘兴而写，孰料成为千古名篇，世代传诵。《爱莲说》明为赞莲，称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实为言志，抒发自己洁身自好的追求。宦海浮沉，周敦颐正像莲花不蔓不枝，亭亭净植于历史的泥淖之中。
周敦颐走入仕途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分宁县主簿，当时分宁县有一桩拖延了好多年也没有了结的案件，周敦颐审讯了一次，就真相大白了，老百姓交口称赞“老吏不如也。”也就是说，周敦颐比断案老手都厉害。
三年以后，周敦颐调任南安军司里参军，在查看死刑犯案卷时，他发现有个囚犯所犯罪行按律不该斩，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转运使王逵，以严苛刻薄著称。周敦颐为囚犯据理力争，王逵非常恼怒，坚决要处死。周敦颐忍无可忍，把朝廷的委任状摔到王逵面前：“老子不干了！官，你可以让朝廷收回去；要我用杀人来讨好你这上司，我做不到！”这下可把王逵镇住了，他愣了好久，慢慢回过神来，仔细一想，周敦颐说的确实有道理。就这样，周敦颐救下了一条人命，他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事迹也传扬开来。
至和二年（1055）周敦颐出任洪州南昌县的知县。南昌县是南昌市（当时叫洪州）的属县，和分宁县两县相邻，早在14年前，周敦颐担任分宁县主簿的时候，就以清官能吏著称。他到南昌后，一时间，奸邪屏气，河晏风清。有一次，周敦颐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昏死过去，一天一夜后方醒。人们找来了中医，发现他不再呼吸，脉动消失，心脏也已经停跳了，断定他已死亡，赶紧帮助料理后事。大家发现他的家里只有一个破箱子，破箱子里只有几件破衣服和几本旧书，还有他的全部官俸等的结余——不足100文钱。
治平四年（1067），周敦颐从虔州（今江西赣州）通判任上平调到湖南永州后，回家乡拜祭祖先，侄儿周仲章上门看望，转达自己父亲心愿，希望周敦颐能关照家人一二。父亲早逝，周敦颐得兄长不少帮衬，自然手足情深，何况侄儿一家现在生活困窘，不帮一把实在过不了自己的良心这一关。周敦颐思忖再三，最后谢绝了兄长的请托，拿出家里所有积蓄，交给侄儿。为了堵住家乡人攀藤附木的口子，他写了一篇比《爱莲说》更短的《拙赋》，全文总共只有65个字，托侄儿带回去，并附一首“绝情”诗：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觉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周敦颐少年时受到父亲为官之道的影响，14岁到20岁跟从官声极好的舅舅宦游，耳濡目染舅舅廉洁正直风范。三十多年地方官生涯，周敦颐以胸怀上的广博，视野上的广阔，斩断了腐败滋生的祸根；以决策上的兼听，选才上的兼用，剪除了腐败扩展的藤蔓。因其清正廉洁的行政作风，生前已获得很高的清誉。周敦顾离开永州93年之后，也就是绍兴二十八年(1158），曾迪来到永州，担任永州副知州。这位副知州有感于周敦颐为政守拙的风范，就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拙堂”。同时请自己的叔父曾幾为自己写篇说明性记录文字。曾幾，字吉甫，号茶山居士，是理学家，也是大诗人，他是春秋学权威专家胡安国的首席弟子，同时也是大诗人陆游和杨方里的老师。曾茶山当即写文，希望侄儿曾迪深切体会周敦颐的用心，把为政守拙、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自开封入江西，道经九江，爱庐山之美，庐山莲花峰下一清澈小溪，与家乡濂溪相似，因以濂溪名之。后筑堂濂溪前，故号濂溪先生，以示保护清廉（古时濂与廉同音连义）名声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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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定三年(1262)知州杨允恭奏诸理宗皇帝赐御书“道州濂溪书院”6字挂在门楣，“以旌道学之源”。次年，请李挺祖为“濂溪书院掌御书臣”，“辟台门而摹揭”，并拓地扩建，“凡祠宇、讲堂、斋舍咸新之”。既成，集诸生肄业其中，又作记告以兴学之旨。援例以周氏子孙之贤能者，世为书院山长，“以奉专祠”。之后曾五次易址，数度修葺。据说，除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赐御书“学达性天”额，三十年司马史修御碑亭外，其他建筑均按湖南省博物馆存图仿制。
拾级而上，应门、状元桥、濂溪祠、两庑、钟鼓楼、光风霁月堂、太极亭、清风楼、爱莲亭等20余项建筑，中轴对称，尊卑有序。书院内，茂林修竹，清风习习，花香阵阵，檐铃声声。赏碑林书画，拜濂溪祠堂，抚御碑驮龟……急促的雨点声，响起在书院瓦楞上，青砖石面如刚抛过光，踩在上面，跫音也湿哒哒的。
纵览濂溪仕宦履历，他曾历任县主簿、县令、州判官、州通判、知州军等。基本是以基层司法官员的身份，处于时代之前沿。濂溪显然更接近道、法的精神脉络，而非孟子之儒。与韩非一样，濂溪主张法治。但他认识到法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如同一座没有封顶的城堡，应该在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天、地、人、法的直接对话。
不过，濂溪虽然具有朴素的法治思想，然而，就如同我们不能苛责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虽宣称“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却只刑其师、傅一样，我们也不能以现代的法治标准去衡量濂溪的法治思想。即使四个世纪以后为柯克赢得无上荣耀的那一次和国王的交锋——“国王在法律之下”，其结果也是柯克长跪不起才换得詹姆士一世的谅解，更何况濂溪这样一介封建时代的五品以下儒官呢？濂溪所到之处“沙头候吏瞻旗脚，境上乡人待马蹄”，在法治与王权博弈中爆出的法治思想火花———强调“强权在法律之下”“法律是一种普遍的命令”，是明智之士的前瞻，是对老百姓语重心长的教诲，是官员行使执法权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濂溪生活的时代，群星璀璨，大家熟知的曾巩、苏轼、黄庭坚、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毕昇、沈括等，璀璨了中国十一世纪文化的天空。名盛如太阳，光芒过于耀眼，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下，群小哓哓，“乌台诗案”中心的苏轼百口难辩。从这点看，濂溪比苏轼成熟。濂溪尽量低调，低调，低调到尘埃，何况，他只挂着京官的虚衔，并未真正做过一天的京官。远离权利争斗的中心，所管辖的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却有了气势，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濂溪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毋需对别人察言观色的倜傥（对自己的上司李抃亦不卑不亢），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恬淡与冲和，一种不动声色的蓄积与沉淀，一种毫不张扬的陡峭与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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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那口刻有《太极图说》的铜钟旁，“无极而太极……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先生的朗吟犹在耳畔。
周敦颐自幼“信古好义，以名节砥砺”，在故乡读书时，即手不释卷，早慧的他常常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人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晚年，他在江西濂溪书院设坛讲学，做《太极图》，又为释图，写《太极图说》。在故居拜谒濂溪先生时，望着立在神龛里的先生坐像，我神思恍惚，想来夜半的时候，定然会有一些细微的响声在哪个地方出现，故事里的主人公趁着朦胧月色，定然会施施然走下墙来，演绎那个传颂了千年的故事……
少年周敦颐常去距家不远的月岩，他带了铺盖，在月岩内半山腰仅能容身的小石洞里，垒一张石床。他带来了很多书籍，堆积在石榻上。石洞前有个小坪，他白天在坪里读书，晚上观察天象，冥想一直以来就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万物生生，变化无穷，什么才是亘古不变的呢？
一个晴朗的夜晚，月岩顶上明月精光透射，石洞浑然如满月，向东仰望酷似上弦，向西仰望恰如下弦。上弦与下弦结合成一轮满月，而满月自有上下两弦交融于中。弦弦成满，满中生弦。弦忠于满，从不外溢；满包容弦，从不亏欠。这是多么神奇的演变啊，少年情不自禁地将上下弦月融成满月的景象画在了纸上，然后上下左右仔细端详，那无形的寂寥与万象的喧闹，那满与弦的奇妙演绎，让少年如醍醐灌顶：那满月不正是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道”吗？ “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动如弦，静如满，构成阴阳两极。由阴阳两极化育万物，有如月照万渊，万渊各异，月则一也……
就是那个莲瓣般开合的神奇夜晚，一位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哲学大师横空出世。600余年后，明崇祯十年（1637）三月，地理学家徐霞客一入道州境内就迫不及待徒步直奔濂溪先生降生之地拜谒，夜宿月岩，体验先生悟道的佳境。历史总是后知后觉，世道沧桑，人生苦短，多少思想文本被埋没于地底下，未曾闻见声光，匆遽间便成故纸。这时，谁可以在发黄的纸业间，步步生莲，想象为此消磨的许许多多于渊默中沸腾的月夜？
铜钟敦实，钟声浑厚，余音不绝如缕。“先生之文如黄钟大吕，发达九地，黄启洙泗邹鲁之秘，其可不传耶？”陆九渊（象山先生）如是说。太平盛世缺少普遍意义上的价值牵引，濂溪先生审时度势，另辟蹊径，把那些过滤了情绪的思考化为了笔底的苍茫，删繁就简，化为了对宇宙和个体生命的思考。
文化的基因，生存总是极其顽强，如杂草，只要有些许阳光雨露，它就会茁壮成长。濂溪撰书虽不多，但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还受到了元结哲学论等的影响，是儒、道两家的合流，更是儒、道思想的发展。通过朱熹、张栻、王夫之等人的整理发挥，构成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
稍后于朱熹的著名思想家黄震曾经评论说：
诸子之书,与凡文集之行于世者，或累于百言而仅一二合于理，或一意面敷绎至千百言，独濂溪文约理精，言有尽而理无穷，盖《易》《诗》《语》《孟》之流，孔孟以来，一人而己。若阐性命之根源，多圣贤之未发，尤有功于孔孟，较之圣帝明王之事业，所谓据中天之日月哉!
“文约理精，言有尽而理无穷”，一语中的，说明了濂溪先生为文的特点。“所谓据中天之日月哉!”盛赞了濂溪先生理学的宗师地位。“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治理国家、振兴民族的过程中，思想家、哲学家所起的作用是超越时空、不可替代的。宋明理学给儒学注入活力，使儒学得以继续指引中国人的文明历程，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思想自我更新、文明复兴再造的模式。
传说濂溪先生住所的窗前杂草丛生，他却从不去锄，人问之，答曰:“与自家意思一般”。周敦颐好读书，雅意林壑，不为人事窘束，世故拘牵，思想深邃，同时也具有实践者的品格，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司法官到哲学家，濂溪从容裕如走完了自己57载的一生。无论多么辉煌的物质文明，都会随尘而湮灭，故居屡毁屡建，文化之泉涌流：“爱莲：理学与清廉”“走进清官村弘扬爱莲文化”等类似报道层出不穷；周敦颐千岁诞辰时，电影《爱莲说》首映，“廉洁文化万里行”自道县起步，行至周敦颐终老地九江，楼田村万亩供港蔬菜基地川流不息奏响乡村振兴的强音……
濂溪先生播撒的思想的莲种，在广袤而绵长的时空里，活跃而勃发。
曾令娥，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协会会员，湖南省儿童文学会会员。中学语文教师，第四届全国校内报刊最佳编辑，“全国中考试题研究员”，《语文报》等报刊特约撰稿人。编辑《网络教育读本》等书籍20余本，在报刊杂志发表散文、诗歌、评论等3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