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往事｜我在文革中惊心动魄的经历
作者叶瑚球
我当时所在部队为38军112师。
112师随军到达华北后驻防保北地区，师部住新城县（现为高碑店市），部队代号为4793。"文革"期间，部队奉命负责保定地区北片的涿县（现为涿州市）、新城县、易县、涞水县、雄县、定兴县、容城县、安新县8个县的支左任务。
保定地区旧行政图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师部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开始由师副政委苗敬芬（后任38军政委、解放军总医院政委）、副参谋长隋光正（后任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主持，后改副师长刘庆贤（后任38军副军长）负责，成员由我、刘丕训（后任38军军长，北京军区装备部部长）、文泽明（后调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唐林、李秉兴等10多人组成。支左办公室分三个组，我和刘丕训、文泽明三人一个组，我任组长，主要任务是：深入第一线调查了解各县的动态，写成材料供领导参阅。
我们当时的交通工具是三轮摩托车，我们小组深入第一线时，三轮摩托机动灵活开车就走，简单快捷。"支左"开始时，我去过涿县师范，涿县中学和松林店中学；徐水中学（移防初期335团驻徐水固城，后移易县）涞水中学，新城县中学，定兴中学。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县的群众组织，与保定的"工总派"和"工筹派"两大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重新洗牌迎合了保定形势分为两大派，相互串连、相互支持。
我第一次去的地方是涿州师范学校，是334团所支持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却被县人武部所支持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所发现，他们紧紧围着我们谩骂，撕掉了我们的红领章，我还挨了几拳殴打，初尝了对立面群众的厉害，但我们始终做到了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我们的忍耐和牺牲，稳控住了局势。
战友唐林在"支左"办公室中是一位老同志，经历了战争年代的锤炼，为人耿直，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又充满睿智和灵气。他走到哪个县，都会替受压的群众组织出谋献策，帮助他们解决疑难问题，成了编外"顾问"，深受群众欢迎，赢得了"唐司令"的美称。
我与唐林共事多年，耳濡目染从他身上学了很多，如深入各县第一线调查中，在枪林弹雨中临危不惧，如何注意安全等。如：1969年2月，336团一个连队去安新农场执行生产任务，经县城不久就遭到对立面武斗据点的枪击，打坏军车，打死1名打伤多名战士的流血事件。师首长派我和文参谋一起去现场调查事件的经过，写出报告送军部。
明知去现场途中要经过固城、容城、安新三个对立面武斗据点，要冒着极大风险，但我豪不犹豫地接受任务，在返回的路上，经过容城时竟遭到一个据点的开枪射击，好在司机小王是经历过多次风险的人（后他提升小车排排长），他猛踩了油门冲过关卡，躲过了危险，圆满地完成任务。
回到家里，妻子听了我的诉说后，担忧地说："你每次去各县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两个孩子还这么小，我该怎么办！"说得我心中也不好受。后来我每次要深入各个县调查，她都惊恐万分，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不见我回家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直到我安全返回，她才悬着的心才下来。在保定文革两派斗严重的那个年代，她为我担惊受怕，也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涿县"工总派"头头丁德进（省军区转业干部，时任城关派出所长）、张德春（县最大企业，动力厂工人）、付长信（县师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升任保定市电大校长），他们经常到师"支左"办公室反映文革情况，如：当地驻军六航校对群众观点不明朗，他们很多学生和工人去六航校静坐数日，自己做劝导工作不起作用。根据他们的汇报，师决定派部队干部去做工作，后来我跟随师政治部主任姜国政（后任38军政治部主任）去涿县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取得很好效果。
在雄县，到过咎岗武斗点，在城内工总派的大据点（设在城北的一个工厂）和炮团"支左"的战友，一起与造反派头头杨风鸣（省劳模，多次参加在北京谈判的代表之一，后是保定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起研究雄县及保定文革形势。
涞水县粮库在小铁路旁边（当时窄轨道的小火车），是一个很大的武斗据点，工总派的指挥部，我随赵轩副参谋长深入多次，与他们沟通和交流意见。
保定行政图 图片来自网络 侵删
1969年7月22日，38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7.22"布告，提出制止两派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这时，我的工作重点是协助各县在公、检、法的军代表办理在文革期间、在本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立案工作。
例一：新城东风中学外语老师姚健，文革两派斗争激烈时逃到鸭绿江畔投朝鲜（当时两国关系恶化）被定叛国罪。
例二：农机站工人罗长江，深夜强奸铁道兵14师（代号8737部队）总机班上厕所的女兵（二单位紧挨一起）。
例三：易县有一家庭成分富农女子，与一退伍战士结婚后关系紧张，丈夫有病长期吃中药无效死亡，怀疑她药中放了毒药。在当时既没法医的鉴定结论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凭一些现象、群众的证言的推断以杀人犯立案，判死刑（只能是当时的产物）。
例四：1968年大批知识青年，从北京和天津满怀理想和激情，毅然背起行囊，告别城市和家人，来到容城县知青点农村大舞台，等待他们不是青春燃烧的激情，更多的是生活的艰辛和遭遇。
有一名从北京来的女知青，被一个家庭很穷、30多岁的民兵连长看中，从没有离开过城市，从没有见过农村真正生活的她，处于无奈的情况下不情愿地与他过起夫妻生活，后来被北京的父母发觉，反映到有关部门，被以迫害知青立案判了15年等等，有的县对有严重"打、砸、抢"人员进行立案。
我收集这些典型案件资料后，送到保定公、检、法军管会。当时的负责人是：38军政治部的袁文纲检察长、114师司令部王祝金副参谋长（后任副师长）。他俩对我很热情，不仅请我吃饭外，还请我留宿，还要我介绍办案经验。同时，要求我们抓紧搜集整理各县那些继续破坏社会秩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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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8月10日，保定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圧反革命分子宣到大会"，我带领保北8个县军代表到现场观摩学习，回去后各县都模仿这一形式召开宣判大会。
在各县召开公判大会前，每县都有死刑犯和数十个犯人，我负责师警卫连执法队训练，8个县4天执行完，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大会，累得我们喘不过气。
因我经常深入"支左"一线，熟知当时情况，我曾两次给留守的司、政、后三大机关，作保定和我师8个县文革的形势报告，让留守的机关人员多了解"支左"一线的情况，知晓在第一线"支左"人员的艰辛。
中国农业大学在涿县城西有一个实验基地（或分校），那里也有两派，其中一位主管干部是113师的一个营级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爭后干部转业的，与涿县工总派有密切的联系。经人介绍我们认识了，他邀请我去北京校部两次，拿回很多造反派办的小字报和有关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讲话等。成立师高炮团选址，他还给我提供实验基地的资料（即高炮兵团全部营区就是中国农大的基地）。
注此文首发于公众号38军子弟。https://mp.weixin.qq.com/s/z2hdIip1yyKctEUxB_qg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