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锁了5年的大象突然发疯伤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见证它的死亡
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就是奉命行事。
——派特·巴克，《重生》
世界上的万物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本书、一幅画、一面镜子。
——阿兰·德·里耶
如果奥利弗生活在19世纪末而不是21世纪初的话会怎样？维多利亚时期的旁观者可能会看到非常惊恐的他站在我们的卧室窗户旁，会以为他是一只疯狗，然后当场开枪打死他。如果他生在刚刚步入20世纪之时，新闻记者、爱狗人士、在人行道上目睹他从公寓窗户跳出来的人可能会认为，他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严重的思乡病或者是伤心过度。
140多年来，我们形容行为异常的动物时使用的词汇往往和用在人类身上的是一致的。和人类的诊断结论一样，动物们从来都不是稳定不变的。兽医、动物园管理员、博物学家、农民、宠物主人还有医师，都在其他动物身上使用过“臆症”和“精神忧郁症”、“强迫症”和“情绪障碍”这样的词。
诊断结论就像是鲸鱼骨紧身胸衣和伊莉莎白领一样，来了又去。也就是说，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其他动物都被颇为尴尬地塞给了这种诊断结论，直到出现另外一种更恰当或者更流行的诊断结果为止，这时人们或者他们的医生会认为这种结果能更准确地形容他们或他们的动物。
比如，在20世纪初，将乡愁和伤心过度作为诊断依据，后来用医学方法治疗和处理精神问题的倾向日益明显。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治疗过各种形式的精神异常的医生变成了专家，而心理疗法的程序使个体病患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更为稳定。到了20世纪中早期，这些医生成了众所周知的“精神病专家”。
努力了解其他动物的思维的过程常常反映出人类精神健康方面有着不断变化的观点。人们用他们现有的概念、语言和推理去理解令人困惑的动物行为。比如，伤心过度和思乡症这类精神障碍现在听起来可能略显古怪或者落伍，但是如今的网瘾症和注意力缺乏症可能到了22或23世纪也早已过时。这么说来，看到历史上那些动物精神失常的例子，以及我们如何与其他动物比对诸如思乡症、伤心过度、精神忧郁症、癔症和精神错乱之类的疾病，这好似一面能映照出人类精神疾病历史的镜子一样，反映出的问题并非总是让人感到欣喜。
被狂犬病折磨的动物们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动物精神失常的起源令人困惑且难下定论。甚至“精神失常”这个词也有着多种不同的含义。在16世纪，精神失常只是一个形容“发疯”的普通词语，而到了18世纪，它变成了大不列颠用于描述“愤怒”的标准术语，后来北美使用了这个定义。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任何行为奇怪或者有攻击性的动物都可能被视为患有狂犬病，无论他们是不是处于狂暴状态。直到19世纪末，有些发疯的动物才被认为是患上了心理疾病而非生理疾病，有些病症还要到更晚才被认识。
患狂犬病的狗尤其可怕，因为这种病起初并不明显，有时它会在被感染者身上潜伏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它引起极其折磨人的痛苦并导向必然的死亡。这种疾病之所以如此可怕，也是因为它的主要载体（或者说至少是人类认为的主要载体）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今天，我们很难想象19世纪末的城市居民害怕发生接触感染。狗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宠物。当然有些狗跟衣着光鲜的人更亲近，而且占据了我们当代所说的城市中的小狗公园，这种性情凶猛的动物中的大部分已经被驯养得耳朵耷拉、眼神犹如小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狗可以非常随意地散步、追逐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尽管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螨病、早逝或者饥饿。令人仓皇失措的是，他们表现出了潜在的狂犬病且更加难以控制。疯狗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尽管人们的恐慌和狂犬病对公共健康造成的真正风险往往不成比例，但风险是真实的，让人窒息的恐惧也都是真的。
公众对疯狗的焦虑仅从极具煽动性的新闻标题就可以一见端倪：《疯狗横冲直闯：面对狂犬病，康涅狄格州人心惶惶》《被疯狗占据的房子》《陷入恐慌的林恩》《郊区要求处死狗……狂吠的野兽在走廊里游荡时全家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直到1885年，路易·巴斯德成功地接种了第一例狂犬病疫苗后，这种疾病被广泛传播为生理接触即可传染的舆论才得以停止。在巴斯德之前，狂犬病的症状往往被认为是发疯，而不是被感染的信号。历史学家哈里特·利特沃认为，感染狂犬病的人不仅被认为是运气差，而且还是一种惩罚——感染该病的动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活该，而且是因为他们不洁、罪孽深重、太过淫荡或者有太多未得到满足的性冲动。在英国，人们认为穷人的狗更容易患上狂犬病，上层阶级那些娇生惯养、看似腐败的狗也是一样。
感染也被认为是由狗与别的动物相互传染而来的，尤其是常被恶犬袭击的马，被咬后他们会被隔离起来静待狂犬病发。有时，这些马匹就直接被枪杀了。在20世纪初，一头驴被一匹疯狂的狼咬过之后，患了狂犬病的驴子又杀了一只大驯犬，从一匹马的脖子上咬下来一大块肉，还在死亡谷攻击了一群矿工。1890年，在几百公里外的地方，有一只疯猞猁袭击了一匹马，杀了一只狗，咬了另外一只狗，弄伤了数只猪，追着一群牛到处跑，最后有一个女人用火枪打死了他。有些情况下马戏团的动物也会这样。在芝加哥，有一位名叫梅布尔·霍格尔的小姑娘和她的父亲在参观一所珍奇博物馆的时候被一只猴子咬了，据说那只猴子的嘴角有泡沫，所以他被假定患有狂犬病并被处死了。
然而，并非这些动物都患有狂犬病。由于很多人用“发疯”来描述狂犬病的症状以及表述精神失常，所以要分辨其中的差异并不容易。早在1760年，当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发表诗歌《挽歌：哀悼一只疯狗》的时候，因狂犬病发疯和其他形式的精神失常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诗歌中写道：“打一开始，那只狗与那个人称兄道弟/一旦愠怒渐生/那只狗，为一己私利/越发癫狂，他咬了那个男人。”不论这只狗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他都没有得狂犬病。他之所以咬自己的人类伙伴，是因为他“痴呆”了。
称一只动物疯了不仅用来解释不合常理的怒气，也用来描述动物的奇怪行为、攻击性或者其他形式的精神失常，比如癔症、忧郁症或者思乡病。1890年，有人在大海中发现一艘遇难船的残骸里面竟有一只小狗和一只猪。据说这只狗因为失去伙伴而发疯了。如果动物遭到虐待的话也会发疯，比如纽约中央公园里一头名叫斯迈尔斯的犀牛，在1903年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据人们了解，发狂的马会突然直接从中央公园、威廉斯堡、弗吉尼亚或者任何地方狂奔而过，而且身后仍然挂着马车车厢或者拽着骑马的人，他们的结果通常都是一命呜呼。还有一些马患有“马类精神失常”，他们会突然攻击马夫或者骑马人，并有可能踩死他们。发疯也被用来解释其他看似古怪的动物行为。1909年，新奥尔良棒球队的吉祥物猴子亨利被对方球队的球迷嘲笑之后忍无可忍，被人们认为是发疯了。他从体育馆的笼子里逃了出来，然后爬上了正面的看台，结果造成人群惊慌四逃，并导致在球赛在第7局时被迫叫停。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在“疯狂狂欢会”上大叫不止的疯猫、在去屠宰场路上疯了的牛，还有不止一只发疯的鹦鹉和几只难以管束的好莱坞灵长类动物。1937年，就在意大利与希特勒结成联盟之前，墨索里尼在一次欢迎他访问利比亚的游行中被一头发疯的公牛袭击，这件事情成为一则国际新闻。他毫发无伤地逃过了袭击，并赞扬了利比亚人对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
很多被归为发疯的动物的故事都会被大肆报道，但其中广为流传的多与大象有关。1880年，《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发疯大象的早期代表性文章，内容是一头从某天开始威胁到附近村民的印度象。跟踪他的警察发现了一些被毁坏的建筑物、被踩踏的尸体，而且他还原路返回攻击追逐他的人。“（那头大象）不只是野蛮——他是‘疯了’，和人类的疯子一样狡猾、残忍，”记者说道。“但是精神失常本身是这种动物智慧的献祭品，因为突然彻底发疯意味着拥有强大的脑力。猫头鹰就从来不会发疯，他们可能会变‘傻’，或许他们天生就是傻瓜。但就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说的，弱小的心智无法聚集足以伤害自己的力量。”
一年之后，《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糟糕的大象》，里面全是那些发疯使坏的大象的累累罪行。1871年，英卧儿在人们试图牵制他的时候被处死。巴纳姆马戏团一头名叫阿尔伯特的大象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杀死了自己的驯兽员，随后被士兵枪杀。1901年在印第安纳州，一头名为大查理的大象把自己的驯兽员扔到河里两次并站在驯兽员身上，导致驯兽员溺水身亡。几年之后大象托普茜在美国科尼岛被处以电刑，因为她多年来共杀死了三个人，其中一人给她喂食点燃的香烟。还有柑橘、玛丽、特斯科、贡达、罗杰以及许许多多的大象，都被枪杀、处以电刑、绞刑或被勒死，因为他们曾对自己的管理员、骑象人、马夫、驯兽员或者旁观者非常凶狠，通常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有着充分的理由。
从理论上讲，大象可能感染狂犬病，但他们的大部分所作所为并非是因为身患疾病，而更像是对糟糕的待遇和虐待做出的反应。这些发疯的大象很有新闻价值，不仅因为他们毁坏建筑和车辆、踩踏民众，还因为他们总是用惊人的方式表达自己：选择特定的人发泄自己的怒气或者实施报复，等待最具毁灭性的恰当时机采取行动。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圈养的大象会突然间变得很暴力，追逐他们的管理员、马夫或者驯兽师。这类事件如此常见，以至于自19世纪开始，“狂奔”这样的词用于专门形容此类事件。此类事件在19世纪和20世纪层出不穷，而且到了21世纪也依然存在。
1994年8月20日，在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的布莱斯德尔剧场，几千名观众坐在看台上吃着棉花糖和花生，一头20岁的雌性非洲象泰克走了进来，这是国际马戏团的表演节目。她头戴金色的五角星头巾，而她的驯兽员艾伦·坎贝尔身着亮闪闪的蓝色连身裤。就算是从图像晃动的家庭录像带中也能看得出来，此时的泰克好像很不安。她开始在点燃的火圈旁边快速转圈。坎贝尔感到很挫败，开始推她、戳她，希望能控制这头转圈的大象。她大声吼叫，然后把一直站在她旁边的马夫打翻在地。很快，她弯下自己前腿的膝盖并用全身的力量把他压在地上。然后在他身上打滚、踢他，就像踢一根很轻的木头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坎贝尔在一旁追逐泰克、企图阻止她，但是她把坎贝尔也打翻在地上，开始踢他，比踢她的马夫时更用力，还弯下膝盖把他按在地上撞击。就在她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坎贝尔翻到了一边，一动不动。
“看上去就像是那只大象的腿上拴了一个布娃娃一样——那个男人的头就是这样动来动去的。”一个带着自己的女儿去看马戏团表演的女人接受了电视节目《动物袭击》一集特别节目的采访，“然后大家纷纷惊慌失措，离火圈最近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不是在表演节目：台上出事了。”
在坎贝尔不再动弹之后，泰克回头转向她的马夫，踢他、在地板上揉他，随后他失去了知觉。这时，坎贝尔看上去像是死了或昏过去了。人群中开始有人尖叫、慌乱。大家推挤着涌向剧院出口。泰克把一扇沉重的木门卸了下来、扔到了6米开外的地方，然后冲了出去。她冲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有一辆警车跟在她后面，然后她又冲到了附近的街道上，造成了交通拥堵。十几辆车汇集在剧院周围的街道上，大批警力迅速赶到现场，他们的枪都瞄准了泰克。
泰勒·罗尔斯顿开着车路过威马鲁街时发现泰克跑向了他的汽车。“一开始，我很困惑，”罗尔斯顿告诉《火奴鲁鲁广告报》的一名记者，“一头大象朝我走了过来，而警察就跟在后面。”
罗尔斯顿突然转向躲开了，正好看见泰克追着一位马戏团的小丑进入了一片空地，同时另外一位马戏团的工作人员将两扇大门关起来，试图把她锁在里面。她冲过那道脆弱的防线来到他面前，踩坏了他的腿。然后警察就开始朝她射击。“那时，我心里正在想‘我不想看见大象被杀’。接下来我就发现，她正在血淋淋地奔向我。”
警察向泰克开了80多枪。被她追过的人里面只有驯兽师艾伦·坎贝尔死了。在坎贝尔和泰克死亡的新闻出现后，更多关于大象的案例浮出了水面。根据美国农业局和加拿大的执法记录，在事发前几年，泰克曾跟着另外一个马戏团表演，有人看见她的驯兽师当众殴打她，她尖叫着用三条腿屈身下来避免被打。后来，只要那位驯兽师一走过泰克身旁，她就会尖叫并避开他。驯兽师声称是因为泰克企图用象牙戳他弟弟所以才惩罚她的。她之前就曾两次企图逃跑。1993年4月，美国大马戏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嘉法圣地活动中心表演期间，她冲出了活动中心，毁坏了一部分墙体（造成了1万多美元的损失）并跑到了楼上的一个阳台上。后来，她的驯兽师哄她下来了。同年7月，在北达科他州博览会的表演上，泰克再次从驯兽师那里逃了出来，踩到了一位负责大象表演的工作人员，踩断了他两根肋骨。泰克归霍索恩公司所有，而这家公司的老板兼管理者是小约翰·库尼奥，该公司把动物租赁给全世界的马戏团和其他娱乐公司——包括瓦加斯马戏团和沃克兄弟马戏团，已有30多年的历史。这家公司在执法部门的记录可谓劣迹斑斑。2003年，美国农业部没收了他们公司的一头大象，这也是他们历史上第一头被没收的大象。大象名叫黛莉，当时她的皮肤脓肿、多处器官受损，还有严重的化学烧伤——有一位驯兽员把她的脚泡在未经稀释的福尔马林溶液中。一年之后，美国农业部指控库尼奥有19项虐待及玩忽职守等违法行为，而且强制没收了其全部大象，共16只。
除了受到虐待，或许也可以用发情狂暴状态来解释雄性大象的发狂行为，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发情狂暴期间荷尔蒙激素水平骤升，而且会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处于发情狂暴状态的雄性大象被认为更有攻击性且更固执，他们的阴茎可能会勃起，太阳穴那里的汗腺会分泌出黏液。有时，这些雄性大象会变得十分暴力，发情狂暴期被形容为因性发狂的罪魁祸首。
19世纪中期，在英国伦敦埃克塞特交易所动物园里，有一头名叫吒呢的亚洲象，曾经很温顺的他每年都会出现性兴奋状态，这使他变得过于暴力，他的管理员因此而担心不已。1826年3月，他被处死了，实施的过程血腥而漫长。砒霜对吒呢不太有用，注射了三针之后他只是更加不安而已，后来他们叫来了一群士兵用火枪对他连续射击，但他仍然没有死去。最后是一位管理员用剑给了他致命一击。
在20世纪初，贡达曾是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里一只平易近人的明星象。但是他到了性成熟期之后，据纽约动物学会的威廉·霍纳迪称，就变得“特别难管且十分危险”。他的发情狂暴期反复发作，而且长达6个月，这段时间他变得异常暴力，以至于每年他都有半年时间不得不在极端约束中度日。纽约人对于要如何处置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一战”爆发前夕，纽约多家媒体纷纷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和社论，讨论着他的命运、将他锁起来是否符合伦理道德以及他可能会被处死等。最后，贡达在象屋里被枪杀处死了，由著名的猎象人、动物标本剥制师卡尔·埃克利负责执行。他的象皮经脱水、折好后被送到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它至今仍在那里，保存在天文馆下一个巨大的金属架上。贡达因疯狂的行为而被处死与很多大象的命运相同，他们的生命权取决于人类如何理解他们的正常心智，人类照顾他们，也会限制他们，甚至指控他们。
被处死的大象提普
1889年1月1日，一头18岁大的亚洲象提普走出帕翁尼亚渡船，踏上了纽约23街。他是亚当·福瑞波献给纽约的新年礼物。福瑞波拥有自己的马戏团，他是P·T·巴纳姆和林林兄弟家族的竞争对手，后者因为在南北战争期间向美国政府出售马匹而大发横财。福瑞波马戏团的表演包括俄罗斯杂技演员、怀俄明州的牛仔、“谐星猪、驴、狗”、自行车战、野蛮人博物馆、畸形秀、一个名为杰克的袋鼠拳击手和一头有名的“亚洲之光”白象。表演的亮点之一便是大象在空中钢索上骑脚踏车、走钢丝，还有打倒人类拳击手。这些表演也包括了提普在内，但不知为何（福瑞波称此举为慷慨），这头大象被送给了纽约市，成为该市拥有的第一头大象。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提普起初还算是一位可爱的名人，但后来他成了一个暴力型精神失常动物的实例，博物学者、王牌猎手、动物收藏者以及几千名纽约人因为他而分成了两派，彼此之间激烈辩论，而他则是那个顽固不化的罪魁祸首。然而，在新年第一天的那个下午，提普看上去似乎很平静，为迎接他的到来，中央公园将关动物的围栏增高，便其看起来更像动物园。据送他来的那个人所说，提普“温顺得像只绵羊”。他价值8 000美元，而且曾是福瑞波马戏团大象表演中的明星。起初一些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没有提出质疑：作为一个雇用扒手在自己的马戏团表演期间下手的狡诈商人，既然提普能为福瑞波增加知名度，为什么他会想到要放弃一头价值不菲且受过训练的健康大象呢？
福瑞波是从著名的动物收藏家、动物园主人卡尔·哈根贝克手里购得的这头大象的，后者是从意大利国王翁贝托处购买了提普。或许，提普是在他出生的那片森林里被捕获的，和当时的许多亚洲象一样，被迫和母亲分离。又或许，他是一头圈养母象生下的，但在刚断奶时就从母亲的身边被带走了。不论事实是怎样的，他的童年和他辗转意大利、德国到最后抵达美国的漫长旅程无疑是十分艰辛的。他被迫不断地适应陌生的环境。他吃的应该是干草、糠麸或者有时候会有葡萄酒，而不是他生来就喜欢的青草。他应该从来没有在泥水里打过滚或是在河里游过泳，而是对着酒桶或者吸着软管喝个大醉。他还被长时间用链条锁在硬邦邦的地面上，他可能会通过倾斜身体来缓解膝盖和脚踝的压力。他在棍棒的威胁下接受训练，而有些表演技巧对于大象来说并不容易，比如骑脚踏车。当青春期的荷尔蒙开始涌动，点燃了他对雌性伴侣的欲望时，提普可能对他遭到的严格管束感到更加沮丧。
在中央公园的象屋里度过的前几年，作为一个景点，提普的生活可谓平淡无奇。然而到了1894年，《纽约时报》宣称提普“要么改，要么死”。文章认为，除非这头大象能收敛自己的脾气，否则他会被处死且他的骨头将被送到位于上城区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的管理员威廉·斯奈德极力主张处死提普，他认为这头大象疯了，而且打算杀死他，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斯奈德说的没错。有一天清晨，这位管理员去喂提普，大象突然弄断了把他的象牙锁在地上的铁链，然后用自己的鼻子用力击打斯奈德，把他掀翻在地，之后又企图踩死他。斯奈德大声喊叫，公园的一位保安及时赶来把他从提普那里拖走。
这头大象静静等待了三年之后才再次对斯奈德下手。一天下午，在这位管理员结束当天的工作之前，他走到提普的围栏前，要给他本就沉重的脚镣再加上铁链。斯奈德马上意识到提普准备发起攻击，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跳到一旁，提普就用自己的象牙击中了他。巨大的力量使斯奈德飞撞到墙上，大象迅速地走过去，趁他俯卧在地之时用象牙刺他。但是提普没有刺中，而是重重地撞到了围栏上，震动了整栋楼。斯奈德得以“象”口脱险，他对提普恨之入骨，下定决心要看着他死。
中央公园委员会就如何处理提普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商讨。新闻报纸上每天都在讨论他的处境以及留他一命的利弊。人们因此聚集在提普的围栏前，新闻报道更是铺天盖地。当初把提普卖给福瑞波的动物贩卖商哈根贝克赞成处死他。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动物园损失热门景点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得到很好的陈列品之间进行了衡量。有一位委员注意到，把提普锁了5年可能就是造成他脾气暴躁的原因，但是他现在非常危险，不得不锁上。辩论的重点主要围绕着两大问题：除了斯奈德以外，提普并没有追逐过其他任何人，但他将来会不会去追别人？提普能不能为当初企图杀害管理员而负责？尽管越来越多的报纸认为提普疯了，但比起精神失常，他更像是沮丧。他几乎算不上疯狂，也可能是正处于发情狂暴期。或许，提普变得非常沮丧，他在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他这么做最合乎常理的原因就是，他可能想过，杀死那个极力约束他的管理员，他就能摆脱束缚。
随着中央公园委员会对提普的命运展开讨论，民众也纷纷加入其中。一位记者声称大象有足够的智慧发疯，人们附和着他的观点，他们认为提普聪明狡猾，极力主张处死他。显然，支持处死提普的人认为杀死管理员斯奈德需要进行计划并等待最佳时机，提普必须有自我意识和推理能力才能做到。他们号召提普要么改、要么死的做法证实他们相信依照提普的智力，他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接受处罚。另外一边是新成立的保护动物权益组织及其活跃分子，他们督促中央公园委员会将提普视为一种应该得到怜悯的动物，而不应该因他的行为责备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类似于今天法庭审判中进行的精神失常的辩护。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一拨的动物权益拥护者建立了动物权益协会，并倡导给予某些动物更为人道的对待，包括圈养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一部分图书反映出人们在动物保护方面的态度变化，比如1877年首次出版的《黑骏马》。就提普这件事来讲，或许那些希望能放他一马的人认为他根本没有聪明到会发疯的程度。
1894年5月10日，中央公园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致决定处死这头发疯的大象。他们称提普还在福瑞波的马戏团时已经杀死了4个人，而到了中央公园后又追逐过至少4个人，并企图杀死他们。公告中还提到他的一次逃跑未遂、他强大的力量、象屋的脆弱不堪，还有巴纳姆马戏团一位工作人员的证词：他一直都觉得提普对公众安全构成了威胁。
行刑当天的公园里人山人海，所有人都挤在提普的围栏前面，希望能向他致敬或者一睹提普之死。新闻图片上都是人挤人的场景，大家戴着礼帽和软呢帽、身穿深色外套抵御春寒，眼神里充满了期待。第一次执行死刑是把苹果挖空、在里面填满氰化物，但他不吃，试了涂氰化物的胡萝卜和面包也未能奏效。同时，又来了上千人蜂拥至围栏边上等着看好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代表带了来复枪到场，他们想就地枪决提普，但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主席不同意。直到管理员斯奈德端来了一大盆湿糠麸，提普才在食用后身亡。斯奈德把氰化钾胶囊搅拌在糠麸里并揉成一个大圆球。提普很快就吃掉了。几分钟之后，他看上去在颤抖，然后嘴角出现了血沫。他最后用力把除了脚踝上的锁链以外的所有链条都弄断了，企图从他的围栏里逃出去、奔向公园绿油油的草地。那最后一根锁链拦住了他，他倒在了地上，临死时发出了微弱的吼叫声。
在提普被处死的117年后，我来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他。我四处搜寻资料、查阅书籍，有一套红色书脊的方形大部头里面收录了所有动物、植物、矿物和人工制品的信息，这是1869年博物馆创立之初的捐赠品，我在里面找到了提普的条目。1894年，他在死后的第二天就被运到这里，成为编号为3891的标本。官方记录中称3891号标本由颅骨和下颚骨组成。他的象牙被保存在博物馆的象牙墓穴中。他的骨架也存放在博物馆，不过书中并没有提到。
几天之后，我跟随博物馆哺乳动物馆馆长经由一个狭窄的金属楼梯来到缩在屋檐下面的储藏室一层。“非洲的在这里，”他说，“亚洲的在楼上。”他指的是博物馆收藏的大象颅骨。巨大、笨重的颅骨按顺序摆放在地板上的浅盘里，上面盖着塑料布，以免屋顶渗水损坏标本。前两个颅骨属于一头母象和她的小象，我看了标签，他们于1909年被泰迪·罗斯福和他的儿子克米特杀死。
到了二楼，一只灯泡孤零零地挂在天花板上。这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看上去像是下了一场灰色的雪，让人感到有点儿压抑。一长排颅骨顺着地板一直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骨片安静地躺在它们中间，那是已骨化的下颌碎片和眼眶碎片。最高的颅骨几乎与我的腰齐高。在那一排最末尾紧靠着斜顶的就是提普。由于时间的关系，他的颅骨已经泛青，曾是象牙驻地的口腔那里是分开的，就好像大吃一惊合不上嘴似的。曾经，有一群人把他的尸体用马车拉到了附近的牲口棚，然后连夜在灯光下工作，剥下了他的象皮、清理了他的骨架用于展览，自此以后，他一直留在此地。在我看到提普的颅骨时，我想到他在公园里受到的审判和他去世后作为一个标本的漫长而古怪的经历。提普并非只是代表了亚洲象的遭遇，更多的是象征着沮丧的情绪。人们说他疯了，并不是因为他患上了狂犬病或者他的确是精神失常了，而是因为他对那个管理员表现得很暴力，管理员企图控制他、锁住他，并把他的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都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围栏里。糟糕的状态使他疯狂，而他的疯狂让他陷入更加糟糕的处境。人类倾向于惩罚自己误解和害怕的东西，提普就是这样的受害者。在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大象由于憎恨和报复而杀人，而疯狂能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上。人们对提普的行为、他越来越受到禁锢的世界和他最后被判以死刑的态度反映出的是他周围那些人的焦虑：有些人对造成提普疯狂的原因忧心忡忡，而有些人只是随波逐流。
致命的思乡病
其他形式的易受感染的精神失常也会折磨非人类动物。这类疾病中的一些已经绝迹，就像是诊断患病的候鸽和渡渡鸟一样。尤其是思乡病和乡愁这两种病，男女老幼和部分动物都会有，从住在水族馆的海狮到宠物鸭都难以避免。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思乡病被视为一种类似肺结核或猩红热的生理疾病。人们认为这种疾病会让人衰弱、死亡甚至自杀。这种疾病发作的方式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恐惧，他们害怕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远离家人并移居城市的孤独感、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还有火车和蒸汽船送来的大规模移民。“乡愁”和“思乡病”这两个词可以交替使用，都被视为可能引起致命的疾病。比如，在南北战争期间，经医生诊断，有5 000人患上了思乡病，而且其中的74%都死于此病。有些情况下，军乐队被禁止演奏《家，甜蜜的家》，害怕战士们听到这首歌会引发致命的思乡病或者乡愁。在战争结束后，这种疾病更为常见了，因为美国人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涌入了美国，很多人都非常想念家乡。
某些人群被认为比白人男性更容易患思乡病，比如非裔美国人、北美土著居民以及所有的女性，而且很多心理学家和社会时事评论员认为，这一定是达尔文进化论在起作用的证据（也就是说，那些死于思乡病的人没有文化且不适合美国，美国欢迎的是适应力强且身体健壮的人）。一位慈善工作者在1906年观察到：“乡愁……是对理想的移民进行自然选择的首要且最有效的协助因素。”
人们在其他动物身上也发现了关于失去、渴望、体力衰退和演化适应性的想法。由于很多异国物种也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所以动物被看作一面方便的镜子，反映着这类执念。在19世纪末，各种交通工具使人类能够到达前所未闻的地方，对非人类动物亦是如此。当这些动物抵达他们新的家园时，他们的行为往往让人们联想到自己的处境。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在提普长眠的地方往下几层楼就是哺乳动物收藏馆。这里的走廊看上去很像典型的中学教学楼的走廊，排列着很多储物柜。不过这里没有课本，也没有活页夹，而是存放着大猩猩的颅骨、红毛猩猩的皮肤，还有小小的硬纸盒里放着按物种分类的牙齿。当你轻轻地推开大门时，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扑鼻而来。
在类人猿区其中一排的末端有一个储物柜，标签上写着：“西部低地大猩猩，铸型，动物园，无数据。”这是约翰·丹尼尔，或者说至少是他没有被放在灵长类动物馆进行展览的部分。自1921年起，他的皮肤被固定好并装上了玻璃眼珠放在灵长类动物馆里，他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游客，有点儿像类人猿思考者的姿势。约翰是一只西部低地大猩猩，1917年人们在加蓬的森林里捕获了他，并把他送进了伦敦一家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里。他古怪而不可思议的生活经历把其他动物的思乡症和乡愁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现象非常合乎情理。
约翰·丹尼尔曾是一位超级巨星。现在，除了少数研究马戏团的历史学家和大猩猩的死忠粉丝外（后者称自己为猩猩爱好者，他们有时会相约一起度假，访遍美国动物园里的大猩猩），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在20世纪20年代，约翰·丹尼尔有着不可思议的表现，他能做出本应是类人猿、科研对象和马戏团表演动物才会做的倒立，并因此扬名天下。他短暂而令人好奇的一生首次大张旗鼓地向西方世界证明了，大猩猩不是嗜血的野兽，他是一种满怀柔情且十分聪明的动物。用善良和爱对待他们，他们就能茁壮成长；遭到否定时，他们也和人类一样容易产生情绪方面的压力。
在1915~1916年的某一时间，约翰的母亲在加蓬遭到一位法国军官的射杀，之后约翰被捕获。在他还不到两岁的时候，英国政府订购了一批猴子用于实验，于是他和这批猴子被动物贩卖商约翰·丹尼尔·哈姆林收购后运到了英国。哈姆林在英国伦敦东区有自己的商店，他在整个大英帝国范围内收购和出售异域动物，并被认为是黑猩猩茶话会的首创者。那些登台表演的黑猩猩会身穿衬衫和裤子坐在椅子上喝茶，这种表演一直到20世纪都是西方动物园的一项保留节目。据说，哈姆林像养孩子一样将黑猩猩养在自己家里，他们穿着衣服与他的家人一起在餐桌上用餐。据报道，其中有一只黑猩猩会在哈姆林的商店里开门迎客，并转身跑去找人帮助等待中的客人。当那只年幼的大猩猩抵达英国时，哈姆林立即用自己的名字为他取名，并把他出售给德里–汤姆百货公司，该公司一心想在几个月后的圣诞节时打造一个热门景点。
一位名叫艾莉丝·坎宁安的年轻女士，还有她的外甥梅杰·鲁伯特·潘尼，二人看到了百货商店橱窗里的大猩猩。他们感到非常好奇，就把他买了下来并带回了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家。但不久，大猩猩得了严重的流感，坎宁安说他走路摇摇晃晃、体重过轻，并且认为他很孤独。“我们很快就发现根本没办法让他自己在家里过夜，因为他每天夜里都会尖叫，基本上是整夜都在叫，他看起来既孤独又恐惧！”艾莉丝这样写道。
她认为，造成约翰内心恐惧的原因是以前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只有他独自留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工作人员告诉艾莉丝，每当他们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哭叫。艾莉丝和鲁伯特认为，约翰对黑夜的恐惧使他的体重增长过慢并引发了病态的行为，于是他们决定为他在鲁伯特的床边上搭一张床。约翰很喜欢这个新的睡觉的地方，夜里也不再尖叫了。他逐渐长大而且体重也开始增加。艾莉丝希望约翰能成为他们家的一位成员，并把他当作一个人类孩子，所以她开始教他如何梳理毛发，怎样用餐叉、用玻璃杯喝水、如何开关水龙头和门。他学会这些只用了6个星期，然后他就可以出入自如了。
约翰并不是什么都吃，但是艾莉丝并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他还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的话，他可能还吃着奶呢——大猩猩一般会吃奶吃到三岁左右。约翰总是想喝牛奶，而且每次都喝很多，尤其爱喝热牛奶。他还很喜欢果酱，特别是新鲜的柠檬果酱。这只大猩猩只要还吃得下玫瑰花，他就不会再吃放了几个小时的柠檬果酱了。“花开得越漂亮，他就越喜欢。”艾莉丝写道，但是他从来都不吃已经凋谢的花。
约翰也喜欢家里来客人，每当这时候，他就会在新来的客人面前异常兴奋，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出风头，在门口迎接客人，牵着他们的手进屋，带着他们在屋子里参观。他喜欢闭上眼睛在屋子里乱跑，这样很容易撞上餐桌餐椅。据艾莉丝说，他很爱把废纸篓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撒得满地都是。随后，他会蔫蔫地听话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
一天下午，艾莉丝穿上了一件颜色明亮的连衣裙准备出门。约翰像往常一样跳上了她的膝盖，但是艾莉丝把他推开并告诉他：“不行。”因为她不想让他弄脏自己的裙子。被训斥后，约翰躺在地上哭了几分钟后站起来环视了一下屋子，捡起一张报纸铺在艾莉丝的膝盖上之后跳了上去。报纸上的油墨还是弄脏了她的裙子，但是艾莉丝对他的做法过于惊讶，所以并未理会。
约翰的过人事迹席卷了英国和美国的新闻报纸，他和人类相似的本性引起了一些著名博物学家的兴趣，比如作为纽约动物学会会长及布朗克斯动物园园长的威廉·霍纳迪。霍纳迪自1905年起便一直试图保护纽约市的一只大猩猩，当时他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动物学会会员年幼的女儿写给他的。“我父亲说我可以赠送一只大猩猩给你们，”她这么写道，“请为他下单吧，我想要给他取名为‘芝士’。”
不幸的是，对霍纳迪来说，想要购买一只能够活到可以在动物园展览的大猩猩实属不易。在约翰·丹尼尔出现之前，人们认为圈养大猩猩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其原因是思乡病、乡愁或者悲伤。在少数几只能活过几个月的大猩猩中，有一只名为黛娜的年轻雌猩猩是R·L·加纳博士捕获的——加纳是一位当红的博物学家兼动物收藏家，而且他相信大猩猩能够说话。1893年，他决定在加蓬测试自己的理论。加纳在森林里放置了一个笼子并取名为“猩猩堡垒”，然后他搬了进去，等待会说话的猿猴接近他。这件事并没有发生，不过加纳和一只黑猩猩交上了朋友，还给他取名为“摩西”，并试图教他说英语。这件事也没有按照原计划发展——摩西并未学会说话。1914年当他再次来到这里时，加纳偶然间发现了一只大猩猩幼崽，为她取名“黛娜”，然后把她带回了纽约。她病恹恹的，但活了11个月，这足以使她躺在婴儿车里、戴上带花边的白色帽子和红色的手套被人推着在布朗克斯动物园四处参观了。据说，她喜欢看北美野牛。
看来，约翰·丹尼尔是第一只能够在人类世界中茁壮成长的大猩猩，这使得很多博物学家惊讶不已，因为他良好的健康状态和他的饮食、居所的温度或者他所处环境的其他物质条件并无关系。相反，这似乎是因为他拥有充满爱意的家庭生活。这一发现对西方科学家和动物园园主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就在三年前，霍纳迪曾声称，不要指望一只大猩猩能够在圈养条件下存活。他认为，当成年大猩猩被捕获时，他们“野蛮而顽固不化的本性”使他们不能被圈养，而即使是幼崽“被捕获并得到教化”，他们也可能很快就死去。约翰用自己生龙活虎的状态反驳了这一观点。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艾莉丝和鲁伯特想方设法促进约翰·丹尼尔健康发育，并向他的智力提出挑战，激励他但从不教他耍小聪明。“他基本上都是自学。”艾莉丝说。他们回乡下别墅时会把他视为一个普通的火车乘客，并不是把他关在笼子里，或是拴上铁链和皮带。他喜欢花园和木头，但是害怕开阔的牧场。他害怕成年的奶牛和绵羊，不过倒是喜欢小牛犊和小羊羔。有时，他们会带约翰到伦敦动物园游玩，不少游客对此赞叹不已。
约翰·丹尼尔还在发育中，很快他将成长为一只体型巨大的雄性大猩猩或者银背大猩猩。艾莉丝和鲁伯特觉得不能让一只重达270多斤的成年大猩猩在公共场合四处闲逛了。约翰也不能被独自留在家里，因为他会非常焦虑，一直吼叫到家人回来为止。艾莉丝和鲁伯特试着找人帮忙照看他，但事实证明这根本行不通，因为大部分人曾试图体罚这只幼年大猩猩。据艾莉丝说，他们从来都不打他：“教训他的唯一办法就是告诉他，他太调皮了，接着从我们身边推开他。然后他就会在地板上打滚、哭喊，表现得非常懊悔，抓住一个人的脚踝并把他的头靠在我们的脚边。”
艾莉丝和鲁伯特决定要帮他找个新家。他们在英国本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但这时有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开价购买这只年轻的大猩猩，并声称他代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私人公园，约翰的所有需要都会得到满足，而且余生都可以在一个花园里度过。事实并非如此，这位买家实际上是林林兄弟家族马戏团派来的代表，但等他们发现真相早就为时已晚。1921年3月，约翰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纽约的船。在纽约，他被关在了旧麦迪逊花园广场大厦一间冷风穿堂而过的楼塔里供人参观。
关于约翰·丹尼尔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出现恶化迹象的首批报道在他抵达美国后便马上就出现了。《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称他是“想家”了，并且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等待某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人群中，来看望他”。“只有本森先生（把他从英国带到美国的那个代理人）到来时，他才会动一动，然后穿过铁栏杆去和这位朋友握握手。”
约翰在笼子里一定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寂寞和孤独，或许这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首先，他被迫和自己的大猩猩母亲分离了，接下来他像一个浑身长毛的人类小孩一样被抚养长大，在他4岁时本应该发育得和人类小孩差不多。约翰·丹尼尔从艾莉丝和鲁伯特身边被带走后的感受，可能就像一个相似年纪的人类孩子和他的父母及他内心唯一的家园分离后一样——坐在冷冰冰的屋子里，只有陌生人的注视陪伴着他。当约翰听到英语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他很有修养，知道大猩猩该如何表达爱和情感，也懂得大猩猩如何表现悲伤。
很快，马戏团的人和媒体都在报道这只年轻的大猩猩真的要死于孤寂了。艾莉丝发现约翰的真实处境后，立刻动身乘汽船前往纽约，但是她没能及时赶到。在抵达纽约的三个星期后，约翰·丹尼尔死了。《纽约时报》的记者称是思乡、禁锢和照料不当杀死了他，至少有一个人认为他实际上是死于肺炎。或许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因为约翰的寂寞和孤独可能削弱了他的免疫力。在他去世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他不思饮食，蜷伏在他的铁床上，用一张毯子把自己裹了起来并背对着笼子正面和前来参观的人。当一位马戏团演员的妻子不时地陪伴他，在他额头上放温热的敷布并给予他所需要的关怀时，一切都已无力回天。林林兄弟家族马戏团里有一位工作人员了解约翰，他认为约翰和所有其他的普通动物一样，之所以被制成博物馆里的标本，其原因在于：“我自己都觉得，如果能允许他按照过去的习惯生活的话，他可能还活着。”
他无法延续自己正常的生活习惯，而是被关了起来，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钱。林林兄弟在将约翰用于展览的三周中，即使他无精打采、神情难过地一直盯着墙看，而不是像马戏团大部分的展览动物一样欢快，林林兄弟还是赚回了购买他的成本——3 200美元。如果他还活着而且能继续吸引那么多人前来参观的话，约翰大概能在20世纪20年代为马戏团每年赚回5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60多万美元。
自己心爱的大猩猩死了，艾莉丝一定十分痛苦。不过她对猿猴的兴趣并没有减少，约翰·丹尼尔去世后不久，她购买了另一只大猩猩幼崽，取名为约翰·苏尔坦。他也住进了她在伦敦的公寓和乡下的别墅，但是这次她没有让他远离自己的视线。她与林林兄弟及巴纳姆和贝利马戏团签订了合同，以“约翰·丹尼尔二世”的名义展览这只大猩猩，但她依然保有大猩猩的所有权，并规定自己要一直陪伴其左右。她还要求他们一起住酒店，他在出门乘汽车、火车和船时要坐在自己旁边的乘客座位上，不能像马戏团的其他动物一样关在柳条箱里面。
约翰·丹尼尔二世和艾莉丝于1924年4月24日抵达美国纽约，当时他3岁。第一位约翰·丹尼尔当年是待在一个笼子里乘船横渡大西洋的，而约翰·丹尼尔二世则是和艾莉丝一起乘坐头等舱。他们抵达纽约以后，就立刻一起住进了位于西34街和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豪华酒店——马克阿尔宾饭店，在这里，他得到允许可以在屋顶玩耍并进行练习。这只大猩猩和他的前任一样被放在马戏团里进行展览，不过这次艾莉丝陪在他旁边，而且每天展览结束后他们都一起乘出租车回酒店。他和艾莉丝还一同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有约翰·丹尼尔——那只年轻大猩猩的尸体被固定后略显怪异地陈列在那里。参观当天，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耶基斯来到博物馆和他们见面，同行的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以及知名王牌猎手兼动物标本剥制师卡尔·埃克利，后者负责制作博物馆的重要实景模型，他的作品包括陈列在非洲哺乳动物馆里的一个山地大猩猩家庭——位于一座烟雾弥漫的火山模型前。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在马克阿尔宾饭店拜访了约翰·丹尼尔二世，他谨慎地说：“威廉·詹宁斯·布莱恩还没有来看望这位访客，但是约翰应该一定会成为达尔文先生的一位熟悉的贵客……所有达尔文先生肯定而布莱尔先生否定的观点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证据。”在约翰返回英国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闻名天下的斯科普斯猴子审判案，詹宁斯·布莱恩在其中强烈反对当时美国公立学校开设的进化论课程。
在约翰·丹尼尔二世的整个马戏团展览生涯中，他走遍了美国和欧洲。在这期间以及和艾莉丝住在英国的那些年里，这位天真、爱玩的小家伙在人多的时候会显得有点儿“神经紧张”。当表演期间和小丑们在一起时，他会很轻松，和年幼的孩子们在一起时也很温柔，只是偶尔会咬他的女主人。在逗留伦敦期间，他有一位私人医生——一位热带病专家。尽管这位医生注意到了他的行为表现，但他还是在1927年去世了。
在他去世100年后，纽约人仍然可以看到第一位约翰·丹尼尔。他被剥制后的尸体存放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三楼的一个玻璃柜里，他的旁边是黑猩猩梅溪，这是另外一只由人类抚养长大的猿猴幼崽，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比较解剖学家、大猩猩猎人哈里·雷文。约翰自去世后就一直被存放在那里，而遗体的标签上只写着“大猩猩”，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及他非凡的一生。楼上安放着他的颅骨和骨头，金属储藏柜里有一只小小的橘色金属罐，上面有一张手写的标签，里面放着他的乳牙。我想，在他长牙的时候，艾莉丝一定就是用这只小金属罐保存他的乳牙，并在他去世后交给了博物馆。上面的字体写得十分漂亮，又透露出些许的谨慎。他的牙齿很小，只是上面留有时光的淡淡痕迹。
约翰在英国的生活以及随后到美国的旅程都发生在“一战”后，这场战争带来的心理影响达到了人们未曾想到过的程度：390万美国男性在军队里服役，其中有72%被送上了战场。很多士兵都因为得了思乡病而不得不在前线接受情绪问题的相关治疗。难以纾解的思乡病不仅本身很危险，而且被视为精神即将崩溃或者“情绪炮弹休克”的信号。在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新闻报纸上常出现关于思乡病的报道，或者号召募集资金为前线的战士们购买乐器，以缓解他们的情感伤痛。思乡病和乡愁也用以解释源于某些原因的离弃，但其中不包括胆怯。那些远离前线的战时新娘也饱受着思乡病的折磨，她们中有不少人用煤气自杀或带着孩子一起跳进美国的旧金山湾。
思乡病并不是一种新的疾病，《牛津英语词典》早在1748年就第一次将这个词收录其中，不过思乡病致死的报道出现于世纪交替之时，并且“一战”期间和战后的确诊病例日益增多。新进城的乡下小伙子们被认为是最容易患上思乡病的人群，不过其他人也同样饱受折磨，从被带到美国芝加哥参加1904年万国博览会的日本艺妓，到一个男人因为思乡过甚而偷了一只与他温情对话的鹦鹉。
其他动物也会死于思乡病和乡愁。1892年，有人用火车将一头骡子运送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独立镇的一个农场里。三周之后，这头想家的骡子据说又出现在了田纳西州，报道称他长途跋涉600多公里回了家。芝加哥的报纸曾报道过一些因思乡而哀号的狗，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班牙与美国交战期间，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得到了一只名叫乔可的吉祥物猴子，据报道，他非常想念最早认识的西班牙船员，结果他服毒自杀了。他的死因是登船之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同年，一头名叫金果的非洲大象被装进木箱里，从英国乘船送往美国纽约，以接替巴纳姆马戏团的大象俊波。金果因为绝食而死在了船上。他的尸体被人们从船上推进了大海，报道称他可能是因为思乡病而死。在约翰·丹尼尔死后不久，一只年轻的雌性山地大猩猩刚果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约翰·林林家中去世，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耶基斯曾对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纽约时报》慎重地写道：“她的死因并不清楚，但她可能因为长时间的寂寞，积郁已久，而且非常渴望有同类与自己做伴。”
甚至连禽类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一战”接近尾声时，旧金山有一家人从平房搬到了公寓里，家中的小男孩被迫遗弃了他的宠物鸭子沃德斯。小男孩把她带到了金门公园并把她留在了那里。接下来的几天里，她不停地嘎嘎叫并到处寻找主人，《旧金山纪事报》后来报道，沃德斯因怀念旧友而死。这则故事旁边的报道是《因伤势而意志消沉的士兵跳楼轻生》。
约翰·丹尼尔乘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周围是很多念旧、想家的动物们，他们和20世纪初的人们一样，发现自己远离家乡，要适应周围的一切并不容易。动物也会患上这些疾病似乎在暗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念：骡子、大猩猩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具有自我意识，而且明白自己的地位被取代了。
思乡病和乡愁致死的报道有时也用来为种族等级制度进行辩解，白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以恩人自居，而且让某些人、某些动物看似比其他同类的感情更为脆弱。澳塔·本嘎是一位来自非洲的侏儒人，他于20世纪初被带到了美国并被关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猿猴屋里面展览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916年，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林奇堡饮弹自尽。他的死被认为是他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而患上了严重的思乡病所致。
另外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诊断结果包括了令人不解的行为导致夭折等，那就是伤心过度。就像思乡病或者乡愁一样，极度伤心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性医学问题，既会影响人类也会影响其他动物。同时，伤心过度本身并不完全是坏事，但它也被看作是一种会引发精神忧郁症及其他精神失常的诱因。1888年，有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宣称：“这类精神病院和每个国家里随处可见由于这些情绪而造成精神损伤的人。”
从一个21世纪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由于过度伤心造成的死亡可能是自杀，但是在20世纪，把自杀解释为过度伤心更能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同时也更容易拿到人寿保险的赔偿。尽管有些怀疑分子对给过度伤心的人进行尸检嗤之以鼻，然而媒体仍在不遗余力地报道这样的事件。例如，爱人的心脏在同一时间停止跳动，或者一方跟更年轻的情人私奔之后另一半心碎而死；市场崩溃或投资失败导致银行家伤心而亡；孩子在滑冰时掉进冰窟窿里身亡、被火车撞死或者被绑架时，父母们痛不欲生。即便是杨百翰<1>的某位妻子也会因为丈夫指责她与别人有染而伤心。悲痛的退伍军人和战败的将军也会因伤心而死，就像埃利斯岛上那些饱受折磨的移民一样。丈夫在新新监狱服刑的妇女和某位印度公主也被认为是由于过度伤心而去世的。
这种诊断结果源于一种复杂的道德说教，通常是和行为败坏的风险或者爱的代价有关。这也便于解释反常行为，这种心理基础状态在之后的医学处理上和抑郁症或者自杀冲动的治疗方法大致相同。或许最危险的是，这些故事是带有娱乐性质的。
和思乡病一样，一些主流媒体会报道一系列过度伤心的动物，其中很多都是关于狗的，有时学术刊物也会报道这类故事。犬类死于过度伤心并非新闻。忠实的猎犬会在自己的主人或者伴侣过世后因心碎、悲伤而死，自古以来他们就因此得到传颂并被视为人类的理想伙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爱丁堡，有一只名为格莱菲·鲍尔比的斯凯梗犬，据称他为主人守墓长达14年之久，直到自己去世为止。也有报道是关于一些狗在动物伙伴死了之后，自己也一命呜呼了。1937年，一只名叫泰迪的德国黑背犬在他的马朋友过世后就绝食了，他在那匹马原来的马厩里待了三天后也死了。据说马也会因为伤心过度而亡，但骡子可能就不会。根据一份“一战”时期的资料，一匹马掉进满是水的弹坑之后，“会奋力挣扎想要出去，直到他因为心脏破裂而死。骡子则不然，他没有想象力，也没有这样的生存观。他会镇定、泰然地卧倒在弹坑里面，直到有人来把他弄出去”。
除了忠实的犬类和其他动物伴侣，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过度伤心方面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的动物身上，可能因为这些动物都生活在人类的周围，而且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出现在餐桌上。或许，在将要变成牛排或者鸡胸肉的动物身上，人们缺乏识别和人类相似的过度伤心现象的动机。19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一只生活在中央公园的安静的犀牛鲍姆比、失明的海狮特鲁迪，还有华盛顿一只在伴侣死后拒绝强行喂食的帝企鹅，据说他们都是因伤心过度而死亡的。有时，野生动物也被认为会出现过度伤心的现象，但是大部分情况都与他们被捕获有关。直至20世纪，很多动物都无法被圈养，从狮子到鸣禽等，人们把其中的原因归为动物们伤心过度。1966年，有一头名叫纳姆的虎鲸是第二只被人类活捉的虎鲸，后来被送到了西雅图的海洋馆，那里的观察员看到他反复用头撞击墙壁并大声尖叫，有时从皮吉特湾游过的虎鲸会响应他的叫声。纳姆在一次被网缠住之后就溺水死亡了，《纽约时报》把死因归为伤心过度。那时，人们为了给纳姆找个伴而捕获了一头幼鲸，后来幼鲸被送到了圣迭戈的海洋世界。这头幼鲸成为第一位虎鲸表演者。
很多20世纪的动物管理员都讨论过在他们照料动物期间发现了寂寞、悲痛和伤心的风险，以及在他们看来是伴随而生的心理问题。贝尔·本奇利在1927~1953年期间曾担任美国圣迭戈动物园园长，她曾说过：“大部分动物都会因为孤独而患上忧郁症。他们会因孤独而憔悴、衰亡，这就解释了很多动物之间奇特的友谊。”正是因为这样的友谊关系，所以1924年德国柏林动物园里一只悲伤的猴子开心了起来。当时，管理员为他找来了一只豪猪做伴。
大灰熊蒙纳克的尸体标本
直到2012年，美国旧金山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陈列品要进行修复翻新时，一头雄性北美洲灰熊的大型标本才被摆放在博物馆的咖啡厅门外。来来往往的人在去买比萨和汤的途中会经过他的玻璃陈列柜。他死后比他活着的时候更让人想拥抱他，这只灰熊标本的制作方式让人略感不安。就像是他身体里所有的残暴因子都被抽干了，取而代之的是苏打水。他的面部被做出了一个怪异、别扭的笑容——就是和一个你不想敷衍的人聊天时，你会露出的那种不自然的表情。不过实际情况更糟糕，因为熊根本就不会微笑。他的标本上唯一一处忠于自然的地方就是他的爪子——硕大而且向下弯曲。显然，他是一只不常活动的熊。
这只熊名叫蒙纳克，自1911年他死在美国旧金山金门公园自己的笼子里后，就一直被放在那家博物馆进行展览。在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旗进行重新设计之际，蒙纳克的标本成为备选模特之一。州立法委员认为现有旗帜上面的熊看上去更像是一只多毛的猪，而并非一个雄伟的形象。自那以后，蒙纳克的肖像被复制了几百万次，从拳击短裤、银行标志到旅行马克杯、文身等，都能看见他的身影。然而，几乎没有人记得这只熊曾是一只鲜活的、会呼吸、会抓人的动物，更没有人还记得人们曾担心他因为极度烦恼而有可能死于伤心过度。
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唯一一只被制成标本进行陈列的知名大灰熊，“蒙纳克”变成了一个转喻词，用以表示加利福尼亚州在淘金热前后所发生的生态与社会大变迁，以及旧金山人直至19世纪中期对周围的野生动物的态度变化。美国人会从蒙纳克的笼子旁边走过，或者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消息，他们对其行为的理解方式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像提普和约翰·丹尼尔那时一样。蒙纳克是当时遭阉割的野生动物的一个典型，而人们对其情绪健康表现出的担忧反映了社会大众对这片荒蛮之地新产生的浪漫态度，那些荒原已经逐步因为大屠杀、土著居民的减少以及从陆地进入的可怕的肉食动物（比如蒙纳克）而得到“驯化”。
直到19世纪中后期，加利福尼亚州的森林、草地以及河堤边还遍布着大灰熊。如果你很了解自己的能力，抓一头大灰熊是非常容易的。1858年，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托的一位治安官将大灰熊按照野生的一只15.50美元、训练过的一只20.50美元的价格出售。1831年，捕兽人乔治·扬特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并在纳帕谷安顿了下来，他说那些熊“到处都是——平原上、山谷里、山上，甚至会跑到野营地里，所以我平常一天就能抓五六只，在24小时之内看到五六十只熊并不奇怪”。
在19世纪50年代，著名的捕熊猎人和马戏团老板亚当斯总是带着两只受过训练的灰熊出行，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女士和本·富兰克林，他在旧金山的一家小动物园里还另外有数十只熊用于展览。本·富兰克林被捕获时还是一只没断奶的小熊，所以亚当斯把他交给了一只刚刚下了一窝幼崽的灰狗，还给熊的爪子戴上了麂皮手套，以免伤害那只狗。本在那只灰狗那里吃了几周奶后，亚当斯开始喂他吃肉。两只熊都跟着亚当斯进行了几百公里的旅行，在这期间有时他们会被用链条锁在四轮货车上，其他时候他们都可以自由地跟着队伍行走，有时也会跟着亚当斯和那只狗坐在货车上。华盛顿女士也会驮背包、拉雪橇、搬木头，两只熊都会帮亚当斯捕捉大灰熊，还会在一起用餐的时候做游戏。
到了19世纪60年代，火车站会出现被链条锁住或者用笼子装着的圈养熊，他们在那里表演小节目，或吃候车乘客们给的糖果或者蛋糕。据说有一只熊会吹长笛。人们会买票观看熊和公牛搏斗。有一些加利福尼亚人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宠物来养。演员兼舞蹈家劳拉·蒙特兹位于美国格拉斯瓦利的乡村别墅的门前就拴着两只大灰熊。然而到了19世纪末，熊的数量已是非常稀少。那些没有遭到杀戮的熊藏得更为隐蔽，圈养的熊也没那么容易买到了。这些就在几年前还到处可见的动物，现在被捕杀得几乎快要灭绝了。
古怪的加利福尼亚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敏锐地观察到这些熊变得越来越稀少了。他决定开发自己的读者群对这种即将灭绝的迷人的动物的兴趣。1889年，他聘请了一位有一定捕猎和设陷阱经验的新闻记者艾伦·凯利，要他猎捕一只大灰熊作为旗下报纸《旧金山观察家》（“日报之王”）的吉祥物。赫斯特希望借捕获一只在这个州已十分稀有的大灰熊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并决定根据那份报纸为他取名“蒙纳克”。
凯利开始在文图拉郡的圣保拉山后面猎熊，但是那些熊都躲开了他的陷阱。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他依然一无所获。凯利被开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几个月之后，一个墨西哥男人在洛杉矶郡的圣加布里埃尔山上利用陷阱捕获了一只很大的大灰熊，并把他卖给了凯利。但这只熊非常狂躁，想要从木制的陷阱里面逃出来，他对着那些木头又撕又咬还用身体大力撞击。在接下来整整一周里，他都大发脾气并且不碰任何食物。光是用链条拴他的一条腿就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最后，这只熊被拖上了一个简陋的雪橇，那群拉雪橇的马也受到了惊吓。为了顺利抵达旧金山，他们乘坐四轮货车和火车完成了剩下的漫长路程。
《旧金山观察家》对他被捕的故事大肆渲染，两万民众在舆论鼓动下纷纷在他第一天到达旧金山伍德沃德公园时就前往参观。他被关在一个钢制的小房子里度过了五六年，直到游客们对他失去兴趣为止。1895年，赫斯特把这只熊送给了新的金门公园。蒙纳克抵达后不久，公园委员会的委员们忙于处理一大堆比这只熊更紧迫的事务，比如公园的领导层对会让马受惊（或者引发暴力冲突）的新机器自行车忧心忡忡。蒙纳克的到来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只是略有提及。这个《旧金山观察家》赠予的大型礼物先是“对陌生的环境进行了抗议并试图逃跑，不过现在他似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且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景点”。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蒙纳克看起来越发忧郁。到1903年，他喜欢在两块巨石之间的坑里挖一个很深的洞，然后整天都待在里面。躺在那个洞里时，他把自己的大脑袋靠在爪子上，然后眼神空洞地盯着笼子的钢条发呆。或许那些巨石可以挡住游客向自己投来的目光，又或许他是喜欢泥土带来的凉意，然而旧金山的2月算不上热，这似乎在表示：他的行为经历了漫长的变化。公园委员会宣布，蒙纳克已经有段时间不再“做他自己”了，而且他似乎陷入了极度无聊的状态。他们还声称，他可能是在为过去无忧无虑、和其他灰熊在一起时的自由生活而感伤，并认为他可能会因伤心过度而死亡。
确实，至1903年时，大灰熊的自然分布数量已经从每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1.609344平方千米）几百只骤减为几十只，而且他们的饮食结构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草类、浆果类、啮齿类动物、幼虫、鱼类，偶尔会捕获大猎物，但是这只成年大灰熊已经先后在一个小小的金属笼子和一个稍大一点儿但简陋且被隔离起来的笼子里生活了14年。之前，他是一头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而四处猎食的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后来，他被完全地限制了起来，吃着完全不同的食物，从不运动，身处一个周遭都是嘈杂人群的环境，偶尔公园里才会顺风飘来一阵野牛的气味；发生在他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极端变化足以改变他的行为。尽管如此，游客如何解读他的行为往往跟这只熊毫无关系，多半与他们自己有关。
旧金山的人们在蒙纳克的笼子前驻足围观，在报纸上读着他的消息，试图解读他空洞的眼神，但他们也在变，或者至少是他们身处的世界在变化。在蒙纳克被捕获的前几年以及被关起来的前期，这个国家无处不在大修公路、运河、铁路和汽船。怀特尼的轧棉机和当时其他的新发明彻底改变了农业。在美国历史上，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在厄普顿·辛克莱1906年出版的《屠场》中，这些城市成为一切烦恼的来源，它们使书中描述的生活变成了现实。西部的荒原被牧草地、农场、放牧场、更大的乡镇和城市取而代之；野牛绝迹，狼群减少，而像加利福尼亚大灰熊这样的动物也灭绝了。这个国家的土著居民遭到大肆杀害，他们被迫离开自己仅存的土地，他们的牺牲无法满足开发、采矿、伐木、农业种植以及这个畜牧业大国的索取。
随着采矿、伐木和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巨大的变化使得美国在19世纪末成为一个经济强国。1896年，蒙纳克已经被关在旧金山市7年了，这时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宣称美国的开疆拓土已结束。他认为美国的扩张不仅让美国与以往不同，而且变得更美好了。
这个国家未经开垦的荒地和野生动物曾在很长时间里被像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人看作是一种民族骄傲的象征，但是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这种昔日令人骄傲的资源或许需要保护了。当蒙纳克在金门公园里把头靠在自己的爪子上时，约翰·缪尔在这个国家的领土上翻山越岭并成立了塞拉俱乐部。很多人加入了新成立的保护野生动物和其他资源的奥杜邦协会，而特纳、罗斯福、缪尔、吉福德·平肖还有许多人痛心于这个国家失去的荒原，并担心这种损失可能影响整个国家，很大程度上会不利于白人和男性。一批新的国家公园建立起来了，从冰川国家公园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
对旧有领土的乡愁鼓舞着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到阿第伦达克山脉进行娱乐性质的露营、打猎；有社会地位的人纷纷追求其他的户外活动，或跟着导游前往大平原。1910年，这是蒙纳克在这家公园的最后一整年，欧尼斯特·汤普森·西顿帮助成立了美国童子军，目的就是教授边远地区的少年们各种技能以防止他们被过度城市化。富有的城市游客和运动员们到新建的国家公园游览，那里配有设施完善的豪华酒店、度假小镇、狩猎监督官和公园护林员。美国西部的观念显得越来越质朴了。
然而，为了实现它，历史被篡改了。像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和黄石国家公园这样的地方现在可以被看作日益堕落、肮脏的城市的解药，只是因为荒原不再是战场，也不再到处都有食肉动物出没。荒原现在可以被视为重生之地，至少对有手段的人来说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努力保护和歌颂这些地方是在试图保护美国最初的神话和把它变成现实的奉行个体主义的边民。对于这种保护野生动物的新观念中所隐含的矛盾，没有比蒙纳克更合适的傀儡了。蒙纳克，他曾是一只凶猛的动物，本可以轻轻松松吃掉金门公园里的普通游客，但他现在被关在了笼子里。他庞大的身躯日益消瘦，他的爪子因为疏于使用而退化弯曲。参观他是一个娱乐项目，比起到蒙大拿旅行住度假酒店要便宜得多。由于大灰熊已经不再对加利福尼亚州民众构成威胁，所以蒙纳克可以成为一种形象——令人怀念而且是这一物种仅存的遗民。人们应该为大灰熊感到惋惜。公园委员会注意到他总是态度冷漠、精神萎靡，而且似乎十分伤心，于是他们请人捕获一只雌性灰熊来给这位年迈的吉祥物做伴。
不幸的是，1903年时的加利福尼亚已经没有大灰熊可捕了，所以有人在爱达荷州捕获了一只雌熊。当她走进蒙纳克的笼子旁边的围栏时，蒙纳克站了起来，在地上撕扯着并使劲地嗅着空气。一位观察员称，这只新来的雌熊“就是‘脾气暴躁’的典型代表。她很凶猛，而且对拍照十分反感……如果老蒙纳克继续忍受无聊的生活，或许结果反而会好一点儿”。最后，蒙纳克和这只爱达荷州的大灰熊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交配了，而且就在1904年圣诞节前，两只幼崽出生了。
蒙大拿（也就是媒体口中蒙纳克的“妻子”）来到了蒙纳克的身边，小熊也顺利降生了，然而蒙纳克表现出来的精神健康问题并没有被喜悦冲淡。就在人们已经发现蒙纳克身上出现了和人类相似的百无聊赖之后，其中一只小熊崽在出生后三天就夭折了，《旧金山纪事报》报道了他那自甘堕落的配偶的虐待行为：“那只可怜的幼崽因疏于照料和对生活的厌恶而夭折。”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一个反常、自私、失职的母亲拒绝给予自己的幼崽任何照料或者安抚。实际上，公园的管理员曾试图唤醒蒙大拿对自己幼小的、毛茸茸的子女的责任感，后来他们把幼崽从她的身边带走了。在小熊崽病死的时候，人们宣称他“为顺应自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时间一年年过去了，蒙纳克获得的关注越来越少，除了有那么一次。在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之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燃烧的废墟。这时，出现了一张海报，内容是大灰熊像哥斯拉一样站立在旧金山的废墟顶端，背后中箭，他咆哮着鼓励居民们要坚强，振作起来，重建被毁的家园。
4年后，蒙纳克被确认为加利福尼亚州唯一一只仍然存活的大灰熊，然而不论是继续圈养还是把他放生，他的生命都不会持续太久了。1911年，在被关了22年之后，公园管理员认为蒙纳克太老了，于是为他实施了安乐死。公园宣布劳动节时会在公园博物馆展出他的熊皮。除颅骨大部分留在了标本里面，其他骨骼都被埋在了附近。后来，他的骨骼被挖了出来，经清洗后交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脊椎动物学博物馆，至今仍保存在那里。蒙纳克和约翰·丹尼尔、提普以及无数在他之前的动物一样成为一个标本，然而和约翰·丹尼尔、提普不同的是，蒙纳克凭借自己的坚韧、决心、运气以及良好的健康状况活了很长时间。的确，他不再生龙活虎，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在我年幼时，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E·B·怀特的《夏洛的网》。马克是一只坏脾气的袖珍驴，我长大的那个牧场就是他的家，那里还住着猫、鸡，有时会有山羊、几只兔子、体型正常的驴和名叫午夜的矮种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已经超出我应该相信这些东西的时间范围，我都认为那些动物会在我的听力范围之外说长道短且相互争吵不休。我以为，如果我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驴棚旁边或者鸡舍后面的话，我或许可以把他们逮个正着，但我从来没这样做过。不过，我那时确信如果自己这样做的话，我应该会听到一些东西，比如威尔伯（就是书中那只会说话的猪）在讨论令人伤心的事情。
在《夏洛的网》的结尾有一幕戏剧性的场景，威尔伯企图挽救一堆卵，那是他奄奄一息的蜘蛛朋友夏洛的，他恳求那只自私的反派老鼠坦普尔顿赶快到屋顶上救下蜘蛛卵袋。
“坦普尔顿，”威尔伯绝望地说，“如果你还继续唆、不敢进去的话，所有的蜘蛛卵都会不见的，我会伤心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坦普尔顿躺进稻草里面，他懒洋洋地把自己的前爪背在脑后，还跷起了二郎腿，显得非常悠闲自在。
“伤心而死，”他学着威尔伯的声音，“多感人啊！”
连虚构的动物都开始对这种想法恶语相向了。
我无法想象，在奥利弗从公寓跳下来后，面对他疼痛不已、满是瘀伤的身体时，如果我问动物行为学家如何治愈他受伤的心灵，他会怎样回答我。或许新闻标题会写着：“患相思病的狗被拒绝后为了寻找家人从公寓一跃而下、数月来日渐消瘦、从十几米的高处跳下后差点儿归西、狗主人面对账单备感绝望”。
很奇怪的是，在第一批动物被认为因伤心过度而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观点的热潮依然没有退去。它还是会时不时地跳出来，用来解释各种神秘的动物之死。大部分兽医或许不会在患者的病历表上填写“伤心过度”，动物就会因此死亡，但如今他们同时也饱受更多的抑郁症或其他常见的情绪障碍的折磨。
2010年，在新西兰的动物园里，两只在15年中从未分开过的老年雄性水獭在一个小时内相继死亡。其实，生病的只有一只，他们的管理员认为第二只水獭是因为伤心过度而死的。动物行为学家马克·贝科夫也写到过动物的伤心过度，在他的《动物的情绪生活》中，他提到了一只名叫乐事的迷你雪纳瑞，这只狗是一位兽医送给自己父亲的礼物。乐事和那位老人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他们多年来一直一起吃住，一同坐在椅子上。兽医的父亲在乐事8岁那年自杀了。乐事从此变得虚弱、孤僻，自他的伙伴去世后，他一直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最后郁郁而终。那位兽医认为这是由于伤心过度造成的，也就是说，这只狗在自己的主人过世后已经失去生存的意愿。
2011年3月，另外一则关于伤心过度的故事在网上疯传。服役于英国皇家陆军兽医队的一等兵塔斯克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的一次交火中丧生。他的狗西奥是一只史宾格猎犬，专门负责探测爆破物。西奥目睹了整个过程，并没有在这次交火中受伤，但是在塔斯克死亡数小时后，西奥突然癫痫发作而死，据目击者称，这是由失去伙伴的压力和悲痛引发的。
像早期关于动物伤心过度的故事一样，当现代的人们讲述这些故事时，在很多情况下仿佛自己就是那些动物一样。我们想象着自己了解那只狗或者水獭的脑袋里和心里的想法。我们看到他们身上反映出和我们一样的情绪和情感，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理解他们的行为。这当然也是一种拟人论，不过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作为人类，我们可以想象自己在失去所爱后会消沉甚至死亡。我们大部分人都认识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
在21世纪初，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脏病专家芭芭拉·奈特森·霍洛维茨遇到了她的第一个心碎综合征病例，这是一种新发现的综合征，特征是胸口剧痛、心电图严重异常。她急忙把患者推进手术室进行血管造影，希望看到血凝块或者心脏病的迹象，但是冠状动脉内根本没有发生阻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心脏病发作。他们的心脏唯一的异常症状是左心室里出现奇怪的灯泡状凸起，致使心脏剧烈收缩。
日本心脏病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确认了这种综合征。看到这种球状组织时，他们想到的不是电灯泡而是章鱼壶，那是日本渔夫用来抓捕头足类动物用的圆形陶瓷壶。心脏肌肉鼓起的部分使心室发生无法预料的微弱收缩，在发生间歇性痉挛时输送血液。因心脏突然出现问题被送进急救室的人由于这个原因而造成胸口剧痛。然而，让奈特森·霍洛维茨惊讶的是，心尖球形不是因为心脏疾病或者先天性缺陷造成的，而是由急性压力和情感伤痛引发的。患者在看到自己所爱的人离世后或在被送进监狱前，失去毕生积蓄或者在地震中幸存时会因为出现微弱的心脏收缩而被送往医院。《共病时代》是她和新闻记者凯瑟琳·鲍尔斯合著的书，她们在书中写道，这种新的诊断结果证明精神状况与心脏健康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确认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很多医生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是比喻性的而非诊断性的”。她和鲍尔斯列举了几组引人注意的公共健康数据，比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出现了大量因为害怕飞毛腿导弹袭击而引发心力衰竭的以色列人，数据显示因惧怕遭到攻击引起的恐慌而死的人数有可能多于因导弹致死的人数。
在“基地”组织发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安装了植入型跟踪器械的美国病患中，他们出现致命心律不齐现象的次数增加了200%。1998年的世界杯期间，英国队在最后一分钟的点球大战中输给了阿根廷队，整个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心脏病发作的人数在一天内就上升了25%。此后，很多欧洲的研究也证实了观众压力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以“猝死”点球大战而结束的比赛似乎对粉丝们尤为危险。
2005年春，洛杉矶动物园的主任兽医打电话请奈特森·霍洛维茨对一只名叫小顽皮的绢毛猴的心力衰竭进行会诊。这种小型的猴子都长着引人注目的白色傅满洲式胡须，即使是年轻的雌性看上去也像是年长的智者。奈特森·霍洛维茨因为能够见到这种猴子而备感兴奋，她像对待人类患者一样和这位灵长类患者进行了眼神接触。兽医制止了她，提醒她这样可能引起这只猴子的“捕捉性肌病综合征”，一旦发作，他们连管子都来不及插，她就会死掉。有一些动物，尤其是高度紧张的被捕食者，比如鹿、啮齿目动物、鸟类和像小顽皮这样的小型灵长类动物，他们在发现自己被捕兽夹夹住、落入猎人的陷阱或者和兽医进行眼神接触时，他们的肾上腺素飙升，其他应激激素也迅速上升。这些泛滥的激素的作用非常强劲，能够损害心脏腔室；心脏收缩会变弱，导致血液循环停止，动物可能因此死亡。捕捉性肌病综合征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猎人们首先发现的。像斑马或者麋鹿这种大型猎物有时候会在遭到长时间追逐之后死亡，而猎人其实根本没有击中目标。自此之后，在动物王国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动物受惊后突然死亡的现象，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挪威龙虾，在美国土地管理局用直升机围捕时受到惊吓的野马。20世纪中期丹麦皇家交响乐团在哥本哈根的一家公园演奏瓦格纳的《唐怀瑟》时，一只6岁大的圈养非洲鹿听到音乐后开始焦虑地踱步，企图逃出围栏，随后便死了。她的兽医援引了“捕捉性肌病综合征”这个术语。
看看过去那些年里，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描述情感健康与障碍，这让我们看到人类在理解自己的思想和心灵方面有着相似的历史。它们不仅揭示了试图将情感创伤和心理状态分离是徒劳无益的，而且也暴露出将疾病与患者过往经历分离的不可能。过去的人们看到的是精神失常、思乡病、乡愁和伤心过度，而现代的兽医和医生们看到的是焦虑与情绪障碍、强迫症、抑郁症和捕捉性肌病综合征。同样，很多现代人或者他们的宠物早已不再害怕马拉的消防车或者忽明忽暗的煤气灯了，但也许过去的人们会因此惊慌不已。
<1> 美国摩门教领袖，拥有多位妻子。——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