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计划生育之车引发的反思
说到保时捷，普罗大众的第一印象是速度和奢侈，是源自德国斯图加特的跑车鼻祖。
保时捷在历史上的壮举多不胜数，它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Ferdinand Porsche）是大众集团的奠基者之一，另一位是阿道夫·希特勒。二战期间由波尔舍操刀设计的象式坦克歼击车（游戏红色警戒里坦克杀手的原型）一度把苏军逼上绝路。如果汽车界效仿NBA设立名人堂，作为最长寿的跑车，保时捷911定能名列三甲。
如此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百年汽车企业，在二十多年前，却被中国狠狠忽悠了一遍。而这次忽悠背后蕴含的反省，很难被察觉，又十分被需要。
中国人做事比任何人都更喜欢计划。我们的经济要计划，生育要计划，自驾出门车上带多少块面包多少瓶水你妈都会计划。1994年，国家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提出“鼓励个人购买汽车”的政策，于是随后便有了“中国家庭轿车计划”。
计划大致是这样的：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各大汽车企业专门为中国设计一款“人民之车”，中标企业将会与一汽合作，成为中国新时代家庭轿车的供应者。
这计划听着就很社会主义，能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无上光荣的，所以奔驰和保时捷都前来应征。
奔驰交出的答卷是一台两厢小轿车，直接取名FCC（China Family Car），甚至不惜在官图挂上“吉A01688”的假车牌以表忠心，用张爱玲的话说是“低到尘埃里”，换雍正爷就会说“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
另一厢，保时捷的觉悟有过之而无不及，仅用四个月就捣腾出眼前这款C88，“China发发”的俏皮隐喻愣是把FCC这种“王富贵”之流的土味名字秒成战五渣。
1.1L自吸发动机，66匹马力，错色拼接的保险杠和车身，蝴蝶大灯下面的转向灯像两颗小酒窝，不禁让我联想到口袋妖怪里面的卡咪龟。
好的设计是有灵魂的，或许C88的灵魂是日本动画片里的一只王八精，但八万八的价格足以使它当年在捷达和桑塔纳那两张价值二十多万的国字哭丧脸面前显得像宝宝耶稣一样讨人喜欢。
要成为“人民之车”，只依仗好看和便宜是不够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响应基本国策，将思想觉悟落实到工作中去方才使整车的精神水平得到升华。德国人大腿一拍——“有了！”
出于安全考虑，保时捷为C88配备了儿童安全座椅，一张。
保时捷标志的中心是一匹马，右上方和左下方的黄色条纹是成熟麦穗的颜色，这种暗示我国还处于落后的农耕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万万要不得的。所以保时捷贴心地为C88设计了全新的三环型车标，寓意由爸爸，妈妈，以及一个孩子组成的幸福三口之家。
一台计划生育之车由此诞生。
直到这一步，C88的量产看似顺理成章——相貌端庄，价格合理，你情我愿。然而人生漫漫长路，总难免遇上个不付钱的嫖客。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以下情节仅为个人臆想，纯属虚构，切勿当真：若当年C88要真照计划那样和一汽合作，以八万八的价格登陆中华大地，桑塔纳得卷铺盖走人了。眼看这“中国家庭轿车计划”不是大腿就是大敌，大伙都想把它拉到自己炕里。除了一汽和上汽以外，湖北二汽，川汽，天津汽车都想分一杯羹。当时有兴趣参与计划的远不止保时捷和奔驰，三菱、福特、克莱斯勒等二十家企业足够让每个人都吃上香饽饽。然而群雄割据是太子最不愿意看到的，他晓得市场守恒定律，本该只属于他的东西，这些阿猫阿狗凭什么染指。于是找皇上告状，皇上摸了摸龙须，说了句“天地万物﹐朕按需分配给你们才是你们的﹐朕不给﹐你们不能抢”，计划就被无限期搁置，直到最后取消了。
如今C88只能躺在保时捷博物馆里，博物馆的馆长曾说：“中国政府只说了句谢谢，不花一分钱就把我们的点子拿走了，你看现在中国的汽车，很多都曾经有C88的影子在里面。”忙活大半天，连实车都造出来了，结果只是陪太子耍猴，自己是那只猴。当年保时捷的CEO Wendelin Wiedeking特意闭关苦练，就为了在发布会上能用普通话向领导们介绍C88，想想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要知道，二战后美国接管了西德，对西德进行大规模的“去国家社会主义化”，以至于德国往后培养起来的民主理念和老美是极其相似的。一座西方人权灯塔，为中国献上一台计划生育之车，保时捷冒着被乡亲父老翻脸的风险，得到礼仪之邦的回应，也仅有礼仪而已。
礼仪改变不了世界，知识才是进步的原动力。造车，德国是有知识的，所以献出了知识，中国当年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理应尊重知识。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突飞猛进，淘宝和微信的成功，互联网经济的兴起，让人们有了种“中国科技处于世界顶尖行列”的错觉，实则我们只是将别人的知识运用得好。如此一来成本是极低的，长期身处其中，一次次享受其带来的短暂快感，便彻底忽略了创造的重要性。当下的我们，太缺乏像以往四大发明那样改变世界的知识。
大知识家伽利略主张日心说，与当时主张地心说的罗马教廷处于对立面。政教合一，天主教义不容置疑和侵犯，所以伽利略被推上了法庭，后来他屈服了。晚年他向弟子安德烈亚忏悔，说到他当年不应向权势屈服，为出卖灵魂而感到悔恨。悔的不是因为他出卖了科学知识上的良知，硬把明知是对的一套学说说成是异端邪说，而是悔他当年差一点就有机会能让他的学问传播给人民百姓，让大众从此拥有质问权威，反抗资本和力量的依据。但他当时放弃了这个机会，这是他最大的悔恨。
我们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却甚少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解释。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需要知识，知识的起源是质问，是观察。引用梁文道先生在节目《一千零一夜》里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真正的批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只要你激情，只要你投入，它还要你冷静，它要你抽离，要你看穿一切的虚假，进而产生改变的原动力。”
写在最后
如您所见，一千零一页是一个看似说历史，实则说了什么我也不太确定的栏目。一些东西想说，又不好意思直说，便借车的名义，意思意思，您若觉得还不够意思，那这事儿就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