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陶瓷——岭南泥土里的文明良种
明代龙窑
南风古灶
南风古灶
南风古灶
申尧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费孝通《乡土中国》）
文化不必具备“血缘”的关系，西方人也一样可以过东方式的生活，要是他愿意的话。反之亦然，因为同为人类，具有几乎一样的基因。所以，在历史上常会看到某一民族或者族群消失，其文化习惯却在其他民族或种群保留下来。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比起世界上其他民族 来说，是“超级稳定”的。不但因为其强大的自净能力和包容能力，还因为这里的“泥土”是最好的“耐氧化剂”，庞大的乡土体系保留了最多、最古老的文化类型。
我们知道，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繁衍，基因不但不断“升级”智慧选择，也保留了许多病毒的基因片段。自古以来，我国不计其数的村社，牢牢依托土地，像一个个携带智慧与苦难记忆的基因，几经毁亡，又顽强地复制、连缀在一起，组成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庞大肌体。堪称人类创造的“神迹”，世界罕有的奇观。
佛山石湾陶瓷便是携带着古老的文化基因，充满活力地茁壮生长在南国大地之上的文明良种。
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的岭南陶作中心
石湾窑窑址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的石湾镇。“很早以前，石湾父老中就流传着‘未有缸瓦，先有石湾’之谚。”（陈志杰《石湾制陶史略》）
人类使用泥土烧制陶瓷，以供贮藏物资之用，从很早就开始了，有资料证明不少于八千年。适合烧制陶器的黏土、石英石、长石等遍布自然界，人类发现在火的作用下，那些物质变成成型的烧结体，相信不会比发现火能烧熟食物更晚。有研究说中国最早使用陶器，但并不能说中国地区是唯一发明烧陶技术的区域。甚至，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上古时代或更早时期，各区域人们独立发现烧陶秘密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至少，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水资源丰富、黏土易得、树木（燃料）葱茏的佛山地区便已经开始制作陶器了。
“石湾大帽冈以东的河宕旧墟、大墩、桥头、塘头显冈，以及镇西的王借冈等新石器时代晚期贝丘遗址，曾发现同一系统的印纹陶文化，其印纹陶器，纹饰尤为丰富，有曲折纹、编织纹、叶脉纹和云雷纹等二十多种，拍印技术相当精细。而且器型形制多样，多采用轮制成型。硬陶大量出现，烧成温度在1100 摄氏度以上。其中河宕旧墟和桥头两遗址，相距不过一公里，而竟有制作磨光红陶或黑陶之区别。”（《石湾制陶史略》）
按上述引文提到了考古界的一桩公案，我国东部地区多出土黑陶，中西部地区反以彩陶出土为多。由是引起文明起源的聚讼，莫衷一是又争论不休。此地在新石器时代既有彩陶又有黑陶，颇为有趣。文明的交通、汇集、变化在此地也恰恰成为一个佐证，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想。也让我们窥探到文化融合的历史瞬间。
除了上述自然条件，人类数量的增加，经济生活的繁荣，也影响包括陶作活动在内的密集程度，技术水平的高低。
例如丝绸，我国除了发明养蚕、制丝技术，还开发了高超的纺织工艺。以至于中亚、阿拉伯在掌握了养蚕、制丝技术之后，依然以享用来自东方的高档丝绸为社会优越身份的象征。因东方织作技术高度发达，东西交通质量的升级也不断刺激产业的发展。
陶瓷技术亦有类似之处。佛山地区还有更多的优势，毗邻珠三角，南向海洋交通的大动脉，北承南下谋生的流动人群。这些因素令佛山无可避免成为岭南陶作中心。
如果以时代划分，南宋以来为一大分水岭，石湾窑于此时形成。中原板荡，大批人口南迁，乃当时的社会情况。“石湾、奇石两地唐宋窑址之叠压关系表明，当时之生产系统与其前代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此时使用之陶窑，已开始由圆形馒头窑向龙窑过渡。”“石湾《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谱》还记载：位于石湾镇内中窑大岸塘的元代龙窑‘文灶’，为其氏族之祖嘗产业，东西长十六丈七尺（62.29米），南北宽2丈5尺（9.33米）。不仅证实了元代制陶生产的延续性，还说明元代已普遍使用大型龙窑、煅烧技术有了明显进步的史实”
明清石湾窑在大量生产普通日用和建筑装饰用陶外，更以善制供日用、陈设或文房使用的各式器皿和题材丰富、塑造生动传神的各类陶塑而闻名。影壁、瓦脊、琉璃瓦等建筑陶瓷技术随之而兴，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此地陶瓷行业的兴盛，“亦促进了其它行业如木柴业、水陆运输业、酿酒业、丝织业、典当业等，以及饮食业和商业的兴旺发达。以至明代以来，石湾遂逐渐成为附近各乡村的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中心。”（《石湾制陶史略》）
（图片）镇岗南风古灶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其依岗之山势而建，因古灶窑口向南，故名南风灶。高灶位于南风灶西侧，为同时期龙窑。南风古灶之高灶陶窑是我国仅存的最古、至今仍用、沿用传统陶作工艺的柴烧龙窑，具有珍贵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除了镇岗南风灶，此地还有章岗文灶和望楼岗大灶等古窑。
“冲击与回应”下的南国陶都及其他
为什么中国文化如此“稳定”？西方研究汉学的专家虽然不少，领域不同，观点各异，但有一个共识值得注意，即“冲击与回应”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是跳跃式的，除非外力，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传统中国不是不变的，也不是静态的或停滞的。正相反，它曾经有过不断的变化，并且变化多端。可是变化总是在一个明显的文化形式与规章制度形式的范围之内。”（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文化之所以这么稳定，恰恰在于拥有“不间断”的智慧，也就是费氏说的明显的“范围”。
实际上，中国一直没有停止与其他文明的密切交流，潜在民间的巨大力量，暗潮涌动从没停止过。佛山是“冲击与回应”的桥头堡之一。岭南地区利尽南海，从很早的时候就是沟通内地与海外的重要通道。一旦北方发生战事，北方的大量民众便南迁讨生活，定居下来并逐渐向周边发展。这应该属于费先生所说的“曾经有过不断的变化”之内的。其明显的文化形式，便是以“汉”命名的文化形式，其明显的规章制度形式，便是以“儒释道”综合思想为代表的社会伦理系统。南下的异族侵略者，也是上述文化形式和规章制度的被征服者，武力的南下、移民的南下、文化的南下，在历史的某一节点上，形成了以南方为核心的文化“基因库”。
北宋后佛山逐渐兴起为比广州更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商业活动随之活跃。“石湾瓦，甲天下”，“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石湾窑，不过江”这是明代以来流传的民谣（实际上故宫博物院有不少馆藏文物，见下文）。这些都透露了石湾地区不但是南国一大陶瓷工业中心，还是陶瓷交易的海上通路之要津。
“清代是石湾窑之鼎盛时期……在我国陶瓷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佛山则是繁华的商贸重镇，对石湾制陶业有很大的刺激和促进……随着国内外石湾陶器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制陶业生产体系不断扩大和完善，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艺术陶和园林建筑陶异军突起，烧制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制陶生产进入其全盛时期……据民初时的统计，全盛时期陶窑达一百零七座，各行商号近千家，大小寮场作坊千余所，直接或间接从事制陶生产的陶工数不下六万人之多，可见其时制陶业之盛况”（《石湾制陶史略》）
石湾陶瓷不但流行民间，还为上层社会所重视。“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数量宏富的中国古陶瓷文物中，370余件来源于清宫旧藏及故宫博物院建院后入藏的明清以及近当代生产的石湾陶藏品，造型丰富多样，釉色装饰典型，制作工艺精湛，无疑堪称国内外公私收藏石湾陶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批传世品。”“原属清宫旧藏的石湾陶藏品现计有约80余件”（黄卫文《故宫博物院藏石湾陶整理与研究》）
“南海石湾一隅，前际大江，后枕冈埠。无沃土可耕，无货物贸易。居民以陶为业，聚族皆然。陶成则运于四方，易粟以糊其口”（清初《三院严革私抽缸瓦税饷示约》碑记）。
发达的商业文化孕育的产销方式
烧陶工艺各地自有大不同者，然非本文宗旨。本文旨在从一大块包含复杂信息的组织中间，切开一个断面，从中发现此种文化饱蘸了传统“滋味”、最可称道之处。即分析最体现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商业文化特点，寻找古老的文化基因。“分行”制度就是这样独特的现象。
以石湾为代表的岭南陶瓷业，在长久的发展时期，在明代的发展高峰期，形成了“分行”制度。正如费正清教授言及的“规章制度形式”。“石湾陶业订定行例，尚有簿籍可稽者，仅传自天启年间，初分八行。今……析为细目，约有五十余行。”（李景康《石湾陶业考》）
据李景康先生《石湾陶业考》一文，摘录（略改）如下：
大行凡九：
海口大盆行
水巷大盆行（水巷亦地名，所制俱次大以下瓦盆）
横耳行（专制高身瓦煲因煲柄横出故称“横”）
花盘行（兼制花盘、花瓶及庙宇瓦脊之人物鸟兽花卉）
白釉行（“白轴”二字以内涂白釉为标准。例如茶盘虽外涂绿釉而内涂白釉者，亦归此行。此外一切器具凡在他行范围之外而外涂白轴或内涂白釉者悉归之）
墨轴行（专制外涂黑轴之大小冚盅，“黑轴”二字以外涂釉色为标准）
边钵行（专制企身双耳大瓦煲）
埕行（制大小瓦埕）
钵行（专制粗用瓦钵）
中行凡八：
塔行（专制大小瓦塔）
缸行（旧称“高钵行”，专制大小水缸、鱼缸、浴盆等器）
红釉行（专制各行范围外之红釉陶器）
扁钵行（专制农家惯用之无盖、无釉大小瓦罂）
大冚行（专制贮藏食物之有盖瓦缸）
下窑煲行（下窑乃石湾地名，此行专造中小型煲）
中窑茶煲行（中窑乃石湾地名，此行专制大型茶煲）
薄金行（专制坟墓所用、安葬骨殖之陶器，因比金箱较薄故称薄金）
小行凡六：
公仔行（专制各种玩具之大小人物、鸟兽及点缀石山之小陶器）
茶壶行（专制挖茶壶）
尾灯行（专制油埕、酒埕之埕口盏）
金箱行（专制瓦棺，俗名“金箱”）
电具行（此行始于民国四年，专制电线、电灯、电钟所需之各种瓷质零件百余种）
各行会之间有严格的分工，也许可以同窑烧制，但决不允许容许跨行经营。保障这一制度得以严格执行的，是行会制度。以下略而述之：
各行会均有各自的行规。内容主要是规定生产经营范围、维护同行利益、保持传统习惯等。涉及范围包括产品规格、工银价格、帮工待遇、入行交银、征收费用、行会活动制度、行友守则等等。行会还规定对行友亲属的周济，予已故者一定的 “寿板金”（赙金）。
如塔行在上世纪40年代末，规定对去世业者予200个塔（以规格最大的计算）的成品价格为寿板金标准。行会对违反行规者的处罚，轻者罚款重者开除。如埕行有业者虚报亲属去世冒领寿板金，后予开除，永不准入行。
行会规定，凡属行会从事的业务、生产经营的产品，未入行者不能从事主要的工作，只能做些帮工，而工银比入行的低两成到五成。入行要交纳一定的行金，行金多少各行会有不同价目，也会变动。入行者若是直系亲属关系，属家族传承，入行金不多；其他属投师学艺，入行金要数百元或千余元（民国时期）不等。抗战胜利后，物价波动很大，很多经济往来以谷米为单位计算。如钵行入行金要两担米，边钵、花盆、缸、横耳、大盆等行比较贵，要
十多担米。而古玩行，为了扩大经营，增加从业人员，实行“卖平行”，入行只需50斤谷即可。入行后，发给证书，俗称为“行簿”，便算编制人员了。
行会的经费来源大致有认捐、抽捐等。认捐即行友自愿贡献，大多数是老板或富户。抽捐形式多样，如按各店工场内每台作车（拉坯车）或每张泥凳抽取。有的在开窑时抽取一定数量的成品，集中到行会，由行会销售以充经费。
“一人入行，无论子孙多少，俱有承袭权利。参加职业之时，仅纳例金三元至八元。数之多寡，因行而异，是以石湾人士，非业陶器者，或富有之家，亦每每入行。盖一人入行，将来可省历代子孙基金也……凡在失业期间，例须本行发资给养，可无冻馁之虞。是则行例实寓救济与互助之深意。”（李景康《石湾陶业考》）
此种行会制度，大约相当于工会制度，其目的在保护产业的生态，维护从业者的利益。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是自然产生的，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发明。虽不一定像西方舶来的制度那样系统，却有深刻的东方文化痕迹。我们不难发现，儒家思想的当位主张、合理主义、秩序理想在此有所体现。此种文化现象在数百年间自然产生，几经发展，在农业社会背景的手工艺商品经济发达的区域，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如行业壁垒、贸易保护等，但总体形成了协调社会矛盾、促进产业进步的效能。亦携带着“智慧与苦难的基因”。诚如李景康先生所言，“其规制未可厚非，不容以‘陋习’二字，抹煞一切也。”
写在最后
记得此前收看“一席”节目时，资中筠先生引用过一句话：不读中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我固然不懂这排比句式所表露的逻辑关系，兴许倒装一下，“屡战屡败”的晦气和“屡败屡战”的坚韧，意义会全然不同。
在我民族文化这样积累了无数先民智慧的大厦之前，本人无意也不敢探讨“进步”与“落后”孰为强弱。在这样五千年以上、无数的天才造作的伟大的作品前面，绝非百年之力所能觕胪，也绝非百年所积的经验教训所可轻作褒贬。然这一二百年亦有大可总结者，陈陈新新相因，无穷无尽，实在是我民族伟大创造力的杰出造作所然。
2018.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