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沿海文明，季风影响下的人们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第十三章 追逐季风：亚洲的沿海文明
|日本
|航海的阿拉伯
|东南亚
|科罗曼德与古吉拉特
|中国福建
天空是黑的，海是白的。它像香槟般冒着泡沫，涌到距我们站立之处不过几英尺远，刮过来的海浪泡沫刺着我们的脸。不难想象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为什么认为风是从海底刮上来的，而风往上冲入大气时会使海面的水沸腾。
我们站在强风中摇晃，彼此扶持欢乐成一团。站在我旁边的一个皮肤苍白的高个子男人大声问我：“先生，你从哪儿来的？”
“英格兰！”我高声答。
这个信息被风与浪掐住截短，变成一个渐弱的和弦，传递给他旁边又旁边的人。
“你为什么跑来这里？”
“为了这个！”
——
亚历山大·弗拉特（Alexander Frater），
《追逐季风》（Chasing the Monsoon）
乘着台风的人：航海的日本
即便是今天，大部分的日本人仍然住在他们向来居住的地方——被后面的山挤在窄窄的海岸上。他们依偎的海是可利用的，但也是可怕的，这海没有名字，但自有显而易见的统一性：从东京湾到九州岛的太平洋沿岸日本，小海湾与航道都是同一个系统。埃德蒙·布伦登的诗写出了日本土地与海洋的共生性，按西方人的标准看，他对日本已经有非比寻常的理解。我写这一章的时候正在读他于1953年写的一首古怪的十四行诗：
“船啊，大风将要再一次
把你推入深海。”
古时的老诗人就是这样
对一个民族说。
如今每位观赏日本的老者
都会记起他的话；
容光焕发的船只就要离泊——
看它是多么闪亮！
海洋、波涛与潮流，
仍然有不解的谜。
没有一位船长知道所有答案或水有多深；
这是片陌生之海。
祝愿这艘船与它所承载的一切，
有顺风伴随它与它勇敢的同伴。<1>
日本人虽然未必被归类为航海民族，但他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航海民族，自古以来就仰赖变幻莫测又很不友善的大海与外界交通，主要的食物也来自大海，根据《古事记》的神话传说，掌管沧海的须佐之男性格变化无常，时而凶暴时而英勇。在与掌管高天原的姐姐天照大神立下互不侵犯的盟约后，就开始为非作歹，破坏天照大神的田地，填平灌溉用的水沟，放掉闸沟中的水。传说说明了在内陆耕作稻米是多么辛苦的事。<2>1820年的一幅日本全景画显示了日本历史的重大吊诡之处：一个濒海民族竟然长久处在孤立状态。陆地风景是按水手惯用的识别地标来画的，有城堡、寺庙、山峰、可利用的港口。岛屿围绕着海湾，似乎往外伸出要拥抱大海，突显出活跃的船运，以及陆地与水的亲密关系。
按日本最早的传说，海神的女儿把鱼钩、财富、胜利赐给火远理命，在他的梦中化为一条龙：就如盘绕的蛇，在日本航海者面对台风所卷起的海浪中很容易认出来。<3>镰仓幕府主政时期，日本的政治轴线叫作“海道”，连接起京都的朝廷与将军幕府。<4>按著名的诗歌描述，尊佛的儒士在这个海岸上于睡梦中被海浪打湿了衣袖。<5>3世纪末，一位中国讽刺作家曾经取笑日本人出海时要在船上带一位虔诚者出海，目的是为了保平安：“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6>
公元4世纪晚期与5世纪早期，日本人最初建立的国家从关西往海上扩张，及于邻近的海湾和岛屿。日本船队也投入了朝鲜半岛的战争，<7>据说日本在7世纪的海军有400多艘船。<8>海也是文化的来源：稻米种植、冶金术、书写文字、铸币、佛教、帝国政府官僚的模型，都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来。隐岐之岛町神龛周围多岩石的树林地中遍布着许多还愿供品，是日本4—9世纪与外界接触的片段记录。<9>传统的新年船按习俗要定期“把世人从夜晚唤醒”。<10>浮世绘的画面中，经常出现船只被海妖折磨、经历风暴或忍耐无风之苦的情景。至今日本最著名的艺术作品也许就是葛饰北斋于1805年前后所画的《神奈川冲浪里》，图中捕捉了巨浪化作泡沫之前的凶猛瞬间。<11>
记述934—935年渡海返乡之旅的《土佐日记》道出了大海的险恶。作者自称是一名女子，记录的是超过1000年以前从四国南部的高知县前往大阪湾的航程。地图上的这一段路看来很短，但是以当时日本的背景而言，这算是从遥远的边疆走回首府。作者说：“人家说日记是男人写的。现在我倒要让别人知道女人家能写出什么来。”
作者描述自己的部分时常受到质疑，因为许多人不相信这会是女性的作品。<12>但其实当时日本最卓越的作家不乏女性，女性更是数十年后日本文坛的要角。由于《土佐日记》不是用日本男性写作时惯用的汉字撰写，用的是日本假名，这部作品在日本就被归入女子之作。但认为作者是男性的另一派学者则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当时没有女性撰写类似的作品。但这个论点是可疑的，因为经严格认定，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这种文体，也根本没有男性会自署为女子，或者用日本假名来写作。第二个理由认为，《土佐日记》中某些幽默的表达方式不可能出于女性之笔，尤其是风刮起女人裙裾之后的窘迫场面。<13>但这也许是因为隔着上千年的时间与文化距离，难以领会当时的讽刺。作者体现出对中国诗文引经据典的学识，却又声称汉语不够好，如此诙谐的自谦可能是虚张声势。可以确定的是，窘迫场面无论男女一样好笑，作品这样的表达颇有真实性。<01>
读者因为一部佳作而欣喜的时候，通常可能会忘了考虑文学技巧与内容事实之间的差距。然而，《土佐日记》中添油加醋的部分即便令人认为这些事情不大可能全是真的，读来仍会觉得是十分可信的日本海域真实经验。
《土佐日记》处处流露出对海洋的恐惧。航程一开始，旅行者在“持续一整天直到夜晚”的送别中祈祷“渡海平安”，并且进行博取海神好感的仪式，把符咒和珠宝、镜子、祭奠的米酒等献礼投进水里。船要起航了，划桨手全身紧绷。“恶风阻止我们前进。云散去后，我们于黎明前出发。我们的桨刺破了月光。”航行了7天之后，他们被逆风延误，在大凑苦等了9天，以优雅的方式写诗抒发渴盼之情。下一段行程中，他们带着不祥之感划离安慰人心的海岸，“越来越往海里去。每一落桨，岸上岗哨就退得更远。”
恐惧渐增，山与海都变得黑暗，舵手和船夫唱起歌来激励大家。到了室户，恶劣天气又耽搁了5天时间。等到终于再次起航，“以船桨刺破月光”时，突来的乌云令舵手警觉：“要起风了，我要回头。”接着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心境二度转折——黎明天气大晴，“船主焦急地左右观看海面。有海盗吗？可怕呀！……我们每个人都急白了头发”。作者承认自己害怕，文绉绉地求告神祇：“诸岛的大神，您可知拍岸的浪花与我们头顶之雪孰白？”
躲避海盗的技巧各式各样：向“诸神佛”祷告，或朝着危险所在的方向抛下纸符咒，在符咒漂走的同时祷告祈求“保佑船速加快”。最后，船员们决定夜间划行，这是危险的应急手段，只有迫于更大的危险时才采此下策。他们在掠过鸣门外阿波的恐怖旋涡时又不停地祷告。航程进入第3个月的头几天遇上强风，一直不得前进。舵手阴沉地低语：“船上有住吉三神（海神）要取的东西。”再怎么投下符咒纸也是徒然。一筹莫展中，船主宣布：“我要献上宝镜！”于是将宝镜投入海里，风便转了向。船于次日轻松进入大阪港。作者写下结语：“我们经历了许多难忘之事与苦难之事，但不能一一赘述了。”<14>
因为作品是日记体，所以可以精确算出航程的时间。启程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次年二月十六日才到达目的地。这一趟全程不过640千米的海路，在海上与进港等候顺风的时间总共55天。行进这么缓慢的原因不一：地位高的乘客可能为了表现威仪而放慢步调，他们可能比一般人更不愿意趁着夜晚赶路；船只大、船夫多，所以为方便取得淡水与补给品必须靠近海岸行进，而不能走空旷海域的捷径。也许作者是为了戏剧效果把时间拉长，以便把精彩的插曲都安排进去。不过即便如此，55天的时间还是太长了，毕竟旅程的规模如果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也会显得失真。
从日本水域航行的艰辛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等到轮船问世以后才大展身手，这比用什么固有的锁国心态来解释都明白易懂。除了最邻近日本的诸岛屿之外，朝鲜半岛和中国都曾间或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垂涎的目标。但是，日本人若要从东边到亚洲大陆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只能走可怕的台风带，这得冒着船在背风岸撞毁或在北部湾被岩石砸烂的风险。日本人偶尔为之的印度洋航行（例如10世纪的《宇津保物语》主人公所说的被怪风刮到波斯的奇遇），竟然借助季风就能迅速完成辽阔的旅程，令日本人大感意外。相形之下，日本海域的风就显得成事不足。
季风对日本的远程航行是阻力，对沿亚洲西边海岸的航行却是助力。拜季风系统带来的顺风所赐，印度洋的一些沿海文明在中世纪就有非凡的发展，而当时只有斯堪的纳维亚人曾渡过大西洋，太平洋仍是不可渡越之海（见第十五章）。其中最可圈可点的，就是阿拉伯人写下的一页。
季风带来的商旅大队：阿拉伯人及其海域
西方游记作家和电影人给我们营造的阿拉伯人印象，充满了浪漫的传奇与沙漠的无情。甚至阿拉伯人的自我形象也透着海市蜃楼般的感觉：他们过度美化了居住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和他们帐篷式的营地生活。
其实，真正的沙漠居民从来就不多。阿拉伯人所创造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明，孕育于狭窄而肥沃的长条海岸地带，介于沙漠与大海之间的阿拉伯半岛边沿地区。特别是在阿曼、哈德拉毛、也门的海岸地区，都有创造沿海文明的相同地理条件：陆地可以维持生计，但是没有再往陆地扩张的余地，除了往海上发展，再没有可用的空间。
阿拉伯文明的起源就是沿海文明，这可以有两种意思。因为沙漠也是一种海——无人居住，看来没有道路，不断被风吹得卷曲变形。沙漠中的绿洲就像岛屿，沙漠也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虽然通常比海洋稀少——最重要的是，沙漠是人们必须越过的障碍。在早期阿拉伯的历史上，海与沙漠的作用是相似的。举例来说，航行红海比越过西部阿拉伯沙漠更艰难。据中世纪描写航海最杰出的作家伊本·马吉德所述，红海“暗藏着许多无人知道的地方和事物”。16世纪晚期的人依然认为红海“险恶甚于大洋”。<15>正是因为红海太不利于船运，古代曾经渡过红海的人莫不以此为傲——例如，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派往远方购买香料的水手都在她建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陵墓庙宇墙壁上留下名字。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绝大多数时候，从遥远的东方运到也门的货物会移交给骆驼商队，再运到埃及或叙利亚。
甚至条件最好的海岸地区也不是轻易就能建立航海文明的地方。阿拉伯海岸从来不曾出产造船所需的大量木材，没有可航行的河川，就海岸线的长度而言，一等港也太少。波斯湾沿岸适合船只停靠和淡水补给的港口始终不足，而且间距又太远。甚至季风系统——大自然赐予航海民族的宝贵礼物——也难以配合早期阿拉伯航海者所需。印度洋上赤道以北在冬季都是刮东北风，其余三季的大部分时候则固定刮南风和西风。贸易船和探险船若能把航程安排在可以利用季风的时节，就能有把握顺风去、顺风回，此外，洋流也完全跟着风向走。所以，印度洋是世界上最早的远程航海舞台。反观阿拉伯海，阿拉伯人必须穿越的这一段印度洋海湾全年都有暴风肆虐，季风又强烈到危险的地步，要想穿越此地，非得有高强的造船本领不可（见第十五章）。
阿拉伯的早期考古资料如今仍不完备，不过新的工作成果正持续加入。根据现今阿曼境内的发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便开始有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当时种植的作物是高粱，驯养的动物包括狗、骆驼、驴、牛，可能也驯养了有驼峰的瘤牛，这些居民留下了一堆堆的椰枣果核。到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阿曼（可能也包括巴林）开始成为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重要贸易通路。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早期开始，楔形文字记载中就常出现“迪尔穆恩”这个地名，位置虽不确定，但必然是在这个区域之内。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这300年中，“麦甘王国”这个名字也常在楔形文字中出现，一般认为指的就是现今的阿曼。<16>
阿曼在此期间也增添了石造建筑和印度河谷式的装饰图章，并获得了擅长熔炼黄铜的名声。已有充足证据显示，阿曼的锻造业除了炼制本地矿藏的金属，也炼制外地输入的金属与矿砂。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这个区域的货物集散地在巴林，迪尔穆恩也变得与巴林岛关系特别密切。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用加工凿磨过的石灰岩所兴建的庙宇证实了当时的繁荣盛况。同时期的也门（阿拉伯半岛富饶的西南角）兴建了复杂的灌溉系统，并发展了芳香剂的出口贸易，输出当地盛产的乳香和没药。来自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印度的货物都由也门的掮客经手，或是必须缴纳通行费给当地的政府或部队。
印度河谷文明萎缩，也牵连了阿拉伯的经济（见第八章）。阿拉伯文明显然因此停滞，一直到公元前700年以后印度洋贸易恢复了繁荣时才有所改观。亚历山大大帝死前曾经表示想要从海上征服东阿拉伯，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当时的东阿拉伯包括宏伟的大城泰吉，用凿磨过的石材修筑的城墙共长2540米，城墙厚度平均有4.14米。<17>海岸上的城市格尔拉（位置可能在现今的朱拜勒一带）曾是阿拉伯香料与印度造产品的集散中心。大量的哈塞特语文书仍在持续出土。富裕的中途站费莱凯岛曾经在公元前3世纪与公元前2世纪先后被波斯与希腊殖民者占领，可想而知这里是有贸易良机的。<18>
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阿曼在罗马与希腊人的记述中一直是名声响亮的商业中心。也门则是一个人们“日常生活就需要肉桂香料”的地方。一本希腊文印度洋贸易指南的作者认为：“似乎任何民族都不如赛伯伊（即《圣经》中的示巴）人和格尔雷人富有。凡是从亚洲运到欧洲的东西，他们全都承销。是他们使叙利亚变得多金，并且为腓尼基人的事业提供有利可赚的贸易和上千种其他东西。”<19>
阿拉伯的航海历史再度中断——或至少是几乎从现存古文献中完全消失——是在“黑暗时代”，也就是史学著作所指的先知穆罕默德兴起（7世纪早期）以前。<20>穆罕默德对他影响所及的每个层面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他所创立的伊斯兰信仰不但是一种宗教思潮，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张社会蓝图，备齐了一套完整严谨但十分务实的道德准则、一系列个人品行的戒律，以及民法概要。
犹太教与基督教，以及对阿拉伯地区异教传统固有仪式与教导的尊重，共同启发了伊斯兰教。伊斯兰学者深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以世俗用语来说则是“至圣”。他的教诲与以前的宗教信仰都无关，断然脱离过去而自成一派。但是，早期追随他的人显然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夏甲之子以实玛利的后代——自居。他们显然也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商人社群中吸收了一神教与上帝选民的概念。<21>就世俗层面而论，穆罕默德似乎与他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先知一样，因为看不惯周遭社会中的浪费、不平等、混乱无序才愤而进行改革。
他自称所倡导的教诲源自真主，是由天使亲自传授给他的。《古兰经》就是这些启示的完整记录，其教导确凿而使人拜服，如今信众数以亿计。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传给追随者们一种强悍有力的社会组织方式，一种由真主通过他所启示的独一信仰之路，以及向不信真主者开战不但有理而且神圣的信念。为主道而战的人被应许死后进天国享受和人世间一样的逸乐。穆罕默德赋予穆斯林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对抗潜在敌人的一系列优势。他逝世不过100年，指定的继承者就以“信道者之统帅”的姿态建立了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伊斯兰教得以传播到军队势力所及之外的地方，靠的是更为隐形的文化力量——阿拉伯贸易商。贸易把活生生的信徒范本带到各城市，安置穆斯林担任港口监督、海关官吏和专卖者的代理。传教的人也循着贸易航线而来：有寻求赞助方的学者，一路上力行穆斯林劝人归主的誓约；有积极的灵修者寻求锻炼机会，找当地的萨满巫师挑战苦行与特异功能。苏菲派的人士在某些地区功不可没。苏菲派信徒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能与通俗的万物有灵论及泛神论信仰感应共鸣，却“领会到真主比自己颈上的血管还要亲近”。15世纪早期，马六甲的王朝结盟引入伊斯兰教，以后苏菲派信徒便聚集在这里。100年后，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苏菲派信徒便转入爪哇与苏门答腊。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苏门答腊西北的亚齐成为培养苏菲派传教士的首要据点。苏菲派传教士一旦出发，或是他们的论述一经流传，就会撒播狂热的神秘主义种子，有时候论点未必符合正统。例如，主张千年王国论的沙姆斯丁自认为是末世的先知，但1630年他死后，所有的著述都遭到焚毁。
阿拉伯文明因穆罕默德的影响而彻底转变，随后又通过伊斯兰教的传播被进一步改造。当罗马与波斯衰败时，希腊、罗马和波斯曾经拥有的深厚艺术与学识传统落入穆斯林手中，使阿拉伯的文化遗产更丰富。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世界一直是显要阶级，但是帝国既然扩大，地位和权势就得与其他民族共享。《古兰经》以阿拉伯文写成，所以阿拉伯语一向都是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力量，但14世纪至17世纪的扩张使伊斯兰世界转变成多语言的社群。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马来语，以及通行程度略低的蒙古语和其他中亚语言，都在伊斯兰世界达到了与阿拉伯语并行的宗主地位。与此同时，征战与皈依正顺着海洋一点一点把印度洋变成一片伊斯兰海域，在几乎无从察觉的情况下逐步改变（见第十五章）。
甚至连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也在扩张的伊斯兰世界中变了样。如今世界上有数千万人没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祖先，却自认为是阿拉伯人，以阿拉伯语为首要语言。最初造就阿拉伯文明的沿海社群只占现今阿拉伯人的极少数。伊斯兰世界已经不只是一个沿海文明，其中包含数量极多的陆地游牧者与大陆内地居民。不过我们只需看一看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地图就会发现，伊斯兰文化多少世纪以来的传播都延续着从海上航道与沙漠路线推进的方式，所走的路与最初阿拉伯文明联结外界时相同。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文化在沟通和理解方面非常成功，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阿拉伯文化的范围被大海和风所限定。西印度洋成为一个伊斯兰湖，伊斯兰教在东方的香料岛等地中占据了优势，不仅是因为或主要因为这种文化的吸引力或适应性，更多的是因为风向东吹。在航海时代，从也门出发，到达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比苏伊士更容易，去后者的航程需要30天，期间要面对红海北部遍布岩石的浅滩和莫测的风向。在印度洋世界偏远边缘的部分地区，如非洲和印度，伊斯兰教仍然是一种明显的海洋文化，只在内陆有零星的渗透，广阔而几乎未受影响的腹地一直对其怀有敌意或漠不关心。同时，尽管伊斯兰势力可以通过陆地战争征服地中海东部和南部海岸，但如果没有海上力量的支撑，很难到达更远的地方：在地中海海岸，风向有利于北部的抵抗者，在传统的航海季节，风从西岸吹来，为守军提供了天气预报。<22>在地中海北部的大半岛上，伊斯兰势力在三个不同的时期，通过大量的人力和海军投入，艰苦地将其征服了；然而，最终西班牙、希腊以及巴尔干半岛不能坚守，意大利只遭到零星袭击。事实证明，伊斯兰文化几乎和伊斯兰征服一样难以逆风传播。
蛇之环：东南亚的海域
伊斯兰教在最东方，通过阿拉伯湾与印度洋传播出去，遇到了其他古老的沿海文明，并让伊斯兰教的种子在此开花结果。按佛教的宇宙观，这里就是“莲花藏世界”的边缘。<23>
我们稍一大意就会忽略发源于距离海洋很远处的东南亚文明，这些重要的文明可能在全盛时期也与海洋没什么关系。吴哥古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以务农为主的内陆国家。伊洛瓦底江中游的蒲甘也几乎是一样的情况，虽然与缅甸沿海的贸易社群维持合作关系，在11世纪时还成为任意掠夺这些社群的霸主，但它基本上仍是个内陆国。<24>中世纪时期的爪哇以及近代早期的马塔兰（在印度尼西亚）就倾向于往海上发展，但投入的主要是高原内地的战士贵族，而他们的大庙宇与大都市都建在内陆。越南人建立的国家开始从事航海，是以红河的稻田地区为根据地的。南亚与东南亚的每一桩大规模的海上贸易与海上势力扩张行动，都有种植大量稻米的农业腹地为后盾。相较于前文谈过的大多数例子——腓尼基、斯堪的纳维亚、荷兰、阿拉伯沿海，以及较特殊的日本，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沿海居民有很多选择的余地，海上的前景很好，陆上的也不差。中国福建省的处境其实与之颇为相似，容后文再叙。
就我们所知，第一个下定决心放眼海上的国家是扶南国，领土沿着暹罗湾海边，寿命相当短。中国在公元3世纪注意到这个地区的潜力，官员们特别挑中扶南作为进贡贸易伙伴。几乎可以确定，这里的文化从印度传入。按中国的史料记载，这里是知识的宝库，富裕的程度足以缴纳黄金、白银、珍珠、香水为贡品。<25>在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及孟加拉湾的贸易中担任中介，奠定了扶南繁荣的基础，但是如果中国与这些地方直接进行贸易，其实更节省成本，佛教僧人从海上前往印度求法，证实这样做是可行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5世纪早期的法显，他在《佛国记》中激昂陈述搭乘漏水船只在海盗横行的海域历险的情景，这样的地方却似乎无法阻止人前行。<26>扶南后来被高棉吞并，有心建立海权帝国的国家便向外移到印度尼西亚的群岛。
苏门答腊海岸上的室利佛逝（即三佛齐王国），在7世纪的中国史料开始被提及时便已经很有规模了。671年唐代僧侣义净路经此地，发现首都的僧众已多达千人。室利佛逝是既收港口费又窝藏私掠船的国度，背后有河川相互衔接的陆地为后盾，用以供应所需的士兵和稻米。宫廷里因为有印度教和佛教的学者助阵而文雅精致，但同时仍保有异教施法术的传统，用法术对大海威逼利诱曾让目睹此景的穆斯林大感惊奇。据说室利佛逝的“邦主”曾施法术使鳄鱼帮他守卫河口，并且年年以金砖为礼博取海洋的善意。<27>当然，这如果与威尼斯人在类似仪式上的花费比较，其实也不算太挥霍（见第十一章）。
法术奏效，巨港这个首都也就变成商人们熙来攘往的地方，连这里的鹦鹉都能说4种语言。<28>室利佛逝的航海实力集中在崎岖不平的苏门答腊东岸，有外围岛屿和红树林湿地，有深海湾和船舶避险处，有天然的珊瑚礁防卫，有充足的鱼和龟可以捕食。这里发展沿海文明的潜力因此显而易见。不过，室利佛逝的强盛与存活（11世纪初一位广州贸易行政官员曾说，人人皆云其国力强盛）要仰赖中国的惠顾，尤其是购买檀香和乳香，室利佛逝还为此设置了主要贸易站，除此之外，还要仰赖海上安全。<29>
室利佛逝在8世纪时有一个竞争对手爪哇，即所谓的“山之王国与南边大海的帝国”。767年，爪哇侵略者被唐朝军队逐离了北部湾附近的越南山西地区。774年，他们劫掠越南的南部：占婆的碑文胆战心惊地描述着：“那些生在异地的人，食用比人尸更恐怖之物，令人恐惧。他们非常黝黑且消瘦，如死亡一般险恶，乘船而来。”778年也有碑铭记载“乘船前来登岸的爪哇军队”的侵略事迹。916年贸易商苏莱曼的回忆录里，有一则关于某位“年轻而暴躁”的高棉国君的故事，这位国君肆无忌惮地说，希望看到爪哇国王的脑袋“被大盘子盛着端上来给我”。爪哇国王便率领一支快捷而隐秘的远征军，“直往柬埔寨而来。他轻而易举逆河而上到达首都，进入王宫，逮住国君……‘我只想用你希望拿我试验的方式对待你，不骚扰你的国家就回去。’”他便立了一个新国君，把斩下的旧国君的头送给新国君当作礼物与警告。“从那时起，高棉人每天早上都面朝那国王的方向叩拜，向他敬礼。”<30>
那个时期的一大吊诡之处是，苏门答腊留下了贸易与扩张势力的记录，却没有留下大型纪念建筑；爪哇留下了大型纪念建筑，却没有贸易的记录。不过爪哇另有更清楚的航海功业证据，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雕刻来记录的。如果要按本书提议的标准来判断文明，爪哇的确有一些时段可以评定为最精彩的时期，尤其突出的是公元8世纪和9世纪夏连特拉王朝大兴土木的时代。由于室利佛逝强盛时代的爪哇君主们没有发展海上战略的急迫性，所以能把大量财力与人力投入佛寺建筑，成果甚至超越了印度。佛寺中的巨大宇宙图示似乎在宣告，唯有赞助建造佛寺的爪哇君主，才能拥有登上天界的特权与统治人世的权威。
最令人惊叹的遗址是婆罗浮屠，大约建于780年至830年间，正值夏连特拉王朝兴盛之初，共使用了50万块大石材。这不但是一个新兴王朝的自我彰显，也是佛教世界观的体现。当时佛教在爪哇的权势最高层里还算是比较新的潮流，婆罗浮屠显然是原来预定建印度教寺庙的地点，但居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却突然改变了。<31>这批建筑的外观模仿了后方的群山，从某些角度看比那些山还要高，是独特设计的成果。它们不是寺庙——这些建筑物没有内部空间——而是带着朝拜者往上走的层层平台，模拟逐步上升到最高峰的神秘经验，象征佛教宇宙观中心的须弥山。<32>婆罗浮屠不仅仅是宏伟的石造建筑，而且是一部石头写成的书，用雕刻来提醒人们精进修持。其中表达最明确的就是讲述道德训诲故事的浮雕作品，我们也是在这里见到了未曾留下档案的那些商人和船主。
最著名的浮雕之一描绘的是希卢前往希望之乡的旅程。希卢是传奇的僧人，国王卢尔德拉耶那的忠心臣子。国王的逆子作恶多端，曾打算把父王的灵修导师活埋，幸亏希卢干预而未得逞。希卢听从忠告逃离宫廷，神奇地躲开了一场将宫廷掩埋的沙暴。浮雕中的他被带到一处幸福海岸，放眼所见都是谷仓、孔雀、各式树木和殷勤的居民。他乘着顺风的船而来，这船有舷外浮杆，甲板上熙熙攘攘，两支主桅和船首斜桁上飘着帆。<33>可以知道雕刻者确实见过这种场景，他清楚知道船的每个细节与功能。
不远处还有一件这位雕刻家的作品，把航海民族的价值观表达得更真切。它描绘了海难的景象：船员正把帆降下，乘客正挤入一条拖在大船后面的小船，小船上还安装了桅杆，这一幕来自一位有德商人麦特拉堪耶诃的故事。麦特拉堪耶诃原是贝拿勒斯（今瓦拉纳西）的商人之子，父亲在航海中身亡。小时候就立志要继承父业，母亲为了保护他，就骗他说父亲生前是开店铺的，后来又说是制香料的、是锻铁的。他先后投入这三个行业，每次都赚回本钱的双倍利润，又把钱财都散给了穷人。其他商人为了除掉他，就把他父亲的实情都说了。雕刻者于是呈现了他断然无情地辞别母亲的场景。他随即踏上商人之旅，每到一个城市都有许多友善的飞天迎接，而且数目一次次加倍。然而，他在最后抵达的城市里不但没有受到同样的欢迎，反而因为对母亲的不孝被绑上苦刑轮受罚。施刑者告诉他，苦刑要持续六万六千年，直到有人接替他的位置才可以被释放。他却要求不要让别人来受这个苦刑，宁愿自己永远受折磨。此话一出，他立即被释放，并且升入了极乐世界。<34>这是经商的世界才会出现的艺术品，这类灵性的证据也只可能来自经商社会。它显示着商人的理想精神，说明商人也能成为圣贤与英雄，经商就像朝拜圣地，要一路行善走正道，最终才能成就目标。
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爪哇后来成为先进航海技术与拓展海上事业的发祥地，却没有证据显示在这些大兴土木的时代，有可以与室利佛逝竞争的远洋商业行为。公元927年的一件碑铭透露了爪哇可能有往海上发展的打算，碑铭上赞扬了僧伽罗人、印度人、孟人（居于缅甸东部、泰国西部）的到访，<35>不过最后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史料中查不出东爪哇夏连特拉王朝与苏门答腊邻邦一直以来的关系如何。碑铭记录或文献暗示他们曾在不同的时期发生过战争、王朝结盟、领土竞争，甚至可能互相征服过，但是资料无法连贯。
中世纪后来的时间里，爪哇一直是商业兴旺且有航海潜力的地方。按公元1178年记载：“世上坐拥大量珍宝货物的富庶外邦，以阿拉伯人之国度为其中之最，其次为爪哇，室利佛逝居于第三，诸多他国又再次之。”<36>帝国复兴是在14世纪中叶从位于夏连特拉权势中心以东的根据地满者伯夷开始的。
公元1365年，这里的一位御用佛教学者文那达·普拉潘卡写了一首诗献给自己的童年玩伴，也就是当时的国君哈扬·武鲁克。这首诗是赞扬国君的颂歌，也是向邻邦夸示国威、声明积极扩张政策的宣言。诗中详细描述满者伯夷王宫的美妙，提到几个入口的铁门，还有糊了钻石的瞭望塔，其中还说，满者伯夷如同月亮与太阳，王国境内的其他众多市镇就如同“天界星辰”。哈扬·武鲁克出巡时阵势浩大，“车舆无数”，或是坐在狮形宝座的轿子上，接受外邦宫廷献上的梵文诗歌。按诗人的叙述，哈扬·武鲁克所统治的国家除了印度之外在全世界无与伦比，而事实上它所占据的面积只比爪哇的一半略大一些。由于哈扬·武鲁克政策冒进，所以始终没有把潜在的国力完全发挥出来。满者伯夷的野心大得自不量力。诗人列举的进贡国连苏门答腊、婆罗洲岛、南马来亚、暹罗湾、柬埔寨、安南各地都算在内。诗人甚至声称中国和印度都向哈扬·武鲁克称臣，并且夸口说：“其他各大陆已经向英明的君主表示心悦诚服了。”<37>爪哇的势力范围根本不能符合这么大的野心。但是，宫廷诗文流露的侵略精神，已经使满者伯夷得以在对抗苏门答腊商业竞争对手的歼灭战时撑下去，远程扩张所必备的技能——造船、地图绘制、航海——也不输给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了。<38>在这个时期，爪哇岛的木材仍和邻近的岛屿一样多。现在的地貌是在很久之后（从17世纪开始），由于大量砍伐森林而形成的。<39>
与此同时，沿着中国南海的各个文化因为靠近富裕的船运航道而渐渐有了转变。北边的安南人和南边的占婆人维持内陆稻米耕作的文化原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到了7世纪和8世纪，海岸社群便开始经历类似荷兰模式的转变：从捕鱼变成海盗，从海上劫掠变成经商。到了10世纪和11世纪，安南人和占婆人都成为可畏的海上强权，彼此的劫掠凶猛到足以同归于尽的程度，并且都向中国进贡玫瑰露、希腊火、宝石、檀香、象牙、樟脑、孔雀、阿拉伯花瓶，要求中国援助。<40>这些进贡品都来自货物集散中心。除了在交战时彼此互掠而来的奴隶之外，两国都无法自行生产出多少可供外销的货物。
牛奶与黄油之海：滨海的印度
传统的印度世界观看来就像闭门造车的产物。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四大洲（从公元前2世纪起增为七大洲）从这个核心向外辐射。从同轴心的一圈圈岩石周围涌出七个海，分别流淌着盐、甘蔗汁、酒、奶油、凝乳、牛奶、水。现存多数图示的宇宙构造中，七个海以完整圆圈围绕着陆地，逐步向外扩，中心看得出是西藏、三角形花瓣状的印度、一滴露水状的斯里兰卡。这种布局图和诱人的意象隐含了真实的观察所见：世界以大喜马拉雅山为中心，一个大洋分成多个不同的海，每个海代表通往一个“洲”的通路，或至少是代表一个商机：例如牛奶之海通往波斯，清奶油之海通往埃塞俄比亚。<41>然而，我们不可以凭这些宗教性的世界布局图就假定印度人欠缺航海能力，正如我们不能看了伦敦的地铁路线图就说伦敦人不会造铁路。
印度的航海能力有多强，航海历史有多悠久，从《佛本生经》中收集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末期以后的故事就可以看出端倪。在《佛本生经》中，有时候佛性会展现在商人和舵手身上，这推翻了“东方宗教”反对从商、资本事业和航海生涯的说法。“凭星辰知识”领航，被形容成有如神一般的天资。菩萨会保佑水手们在斯里兰卡躲过吃人妖精的种种诡计，并且当场赐给虔诚的探险者一艘不沉之船。贝拿勒斯的一名商人遵从佛陀指示赊账买下一艘船，出售货物之后赚到了2万金币的利润。诸如此类的故事既激励求取利益的动机，也叮嘱品行修持。另一则故事中，有个名叫讪卡的婆罗门因为布施太慷慨而变成穷人，从而决定“行船前往黄金之地，再带回财富”，途中他因被海神玛尼媚卡拉拯救而逃过海难，这位神祇专门在遭遇海难的人中，庇佑经商不忘礼佛与“有德行或孝敬父母”之人。<42>
当室利佛逝海上发展停滞，爪哇海上势力分散，占婆和安南建立不安定的均势时局之际，海上商业与武力霸权真空很可能先后由中国与斯里兰卡填补，甚至蒲甘也可能称霸一时。但是中国欠缺兴趣，斯里兰卡自己有受侵略之虞，而谈到蒲甘，虽然学术研究把这个时期的重心推向扶南一度占领的海岸，但毕竟还是距离海洋太远了。不过，在南印度有个国家曾在11世纪一度称霸海上，有些历史学者认为它可以算是帝国。
朱罗国的实力在内陆，在高韦里河谷地的稻田与谷地上的草原。历代国王几乎无一不重视岸上的安全甚于往海上的扩张。一次远抵恒河的劫掠行动，比航海到最远方的冒险更能彰显王权。就这一方面而言，朱罗国与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不一样。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国家莫不认为“漂洋过海的壮举”可以提高声望与敬虔程度。朱罗国开始表现类似海权帝国潜力时，是在国君与科罗曼德尔海岸商人社群的势力、财富、野心融合之后。像纳加帕蒂南、卡韦里普帕蒂南、玛玛拉普兰这些最主要的港口，都有宫殿般的仓库存放珍珠、珊瑚、槟榔、豆蔻、花色艳丽的棉布、乌木、琥珀、熏香、象牙、犀角，甚至大象，存放物都印上王室的虎形标记，并且用黄金买卖。<43>
朱罗国的历代国君也与同时期温带森林环境中的其他国君一样（见第五章），大肆砍伐树木，建造能彰显帝国气势的城市。按神话的说法，建国君主朱罗在一次追猎羚羊的时候被魔鬼引进森林深处，来到了一个没有婆罗门可布施的地方，于是下令砍树造庙。<44>以后的国君也都以他为榜样。
商人的职业与海盗的事业是交融的。朱罗的商人都拥有海盗军队，而且素有“如狮子般扑向猎物”的名声。<45>与商人关系最密切的国君们显然是帝国野心最强的。俱卢同伽·朱罗一世（1070—1122）曾经减轻通行费征收，幻想自己是“海洋另一端的波斯少女所吟唱”歌曲中的那位英雄（有他立的碑柱铭文为证）。<46>朱罗的海上“帝国势力”大概是以劫掠为主，虽然他们在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有据点与卫戍要塞，可能在马来亚也有，但是仍以劫掠行为为主，劫掠的冲击也足以瘫痪室利佛逝，并且使南印度的寺庙富裕起来。寺庙是君主管理国政的盟友兼后盾，也是战争获胜时的最大受益者。寺庙投资土地与耕种者的收益（耕作改良的资本由寺庙出）可能是削弱朱罗海上势力扩张的原因，衰退状况在13世纪时趋于显著。然而，在海上发展的冲动仍持续着，这种影响从寺庙墙壁上记录的献礼就能看出：献礼从牲口与作物变成外来的珍奇物品和现金，在大约1000—1070年尤其明显。坦贾武尔的宝库里有一顶金冠，价值抵得上供应40盏灯都用不尽的灯油，另有钻石859颗、红宝石309颗、珍珠669颗、手镯、耳坠、金铸的花冠、阳伞、灯台、拂尘、托盘、杯壶等。<47>
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艺术作品的细腻、庄重、敏锐，显示朱罗国的价值标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劫夺与剥削。朱罗的神庙建筑甚至比印度教的传统寺庙更诉诸感官。朱罗王朝进入最初的首都坦贾武尔时，对那里的破坏有如辣手摧花。按纪功碑上的铭文所述，城中的宏伟建筑物就像美少女，这位美少女“美目盼兮，云鬓卷曲，身上罩着布巾，额头上涂抹着石灰色的檀香粉”。<48>之后朱罗的所有艺术都从这种美学出发。在国君拉金德拉（1012—1044）为表彰自己的恒河战功而建的新都里，寺庙有前朝国君在位时所造的丰润王后与女神款步扭摆的铜像，整座城的规划呈现出极大的雄心。一座长25千米、宽4.8千米的人工湖是从圣河引水注入的。按12世纪一位诗人的描述，建筑的景象能使“汹涌大洋围绕的十四世界”全都欣然拜服。因为“周围的风景全不见了”，这正体现了追求文明的本质。<49>
科罗曼德尔海岸在东印度有培养商业中心的独特优势，而在印度西边海岸上则有一长串贸易的国家，从比贾布尔到马拉巴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便利的海港和航海的社群。最典型的沿海文明社会，却是位于海岸最北端的古吉拉特。古吉拉特在印度历史中的地位，就如同欧洲的荷兰与中国的福建：二者都是一心一意往海上发展的远程航海者。古吉拉特的明显特性尚未成形以前，海岸地区原是哈拉帕时代（见第八章）的一个大港洛塔的旧址，与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湾有贸易往来，并且输入在卡纳蒂克所采的铜矿。洛塔航海者的后代成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期的《佛本生经》中海洋故事的主角，也成为《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提及的贸易承包者。《佛本生经》的第360则讲述一位国君派遣一名原是御前艺人的探险者萨加“航遍诸海”找回被掳王后的故事。第463则的主角是盲人舵手巴鲁奇，他发现了不为人知的海域与赚大钱的贸易机会，因为他“仅凭海的迹象就知道海中隐藏了哪一种宝石”。<50>由盲人担任舵手似乎是异想天开，会显得故事不真实，但这应该是从盲人担任沙漠向导而来的传统主题。在沙丘外观难辨又不断移动、改变的沙漠里，眼盲未必是一种劣势。而海浪与沙丘的确有相似之处，这些为励志而编的故事有许多都有真实经历为凭。
古吉拉特的航海事业早熟，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坎贝湾的周围布满河湾、三角洲、河口、岛屿，是一个背后有高原、山脉、沙漠、沼泽的水世界。有说法认为，瞿折罗（即古吉拉特）的唯一利益就来自海上，这言过其实，不过情有可原。韦伯一派的社会学理论学者认为，某些宗教（包括印度教）的价值系统是容不下资本主义的，事实不然，印度教的商人投入贸易的努力态度与遵从神祇的感召是一样的，原因在于，印度教和所有宗教信仰一样，设定的标准都是“理论层面”的，因此很容易被理所当然地忽视。部分原因也在于商人大多在年少时就入行，此时他们还没有做过背离修行生活之事。正如一名跳脱种姓藩篱而上了战场的商人所说：“在战场的商店里做一个吠舍是可能的。”<51>在后来有明确史料证据的时代可以看到，商人凭财富跻身虔诚宗教人士之列，财富也往往花费在宗教和敬神的事务上。商人阶级处处受限制的情形是19世纪才有的，当时经济变迁的沉重压力缩小了工商在经济中所占的分量。<52>
总之，耆那教的社群特别大，维持得也特别久。商人会受到吸引而来，是因为耆那教的创教圣贤筏驮摩那不计较种姓差异，慷慨地担保一切种姓皆可得智慧觉悟，并且能在转世后地位升高。按筏驮摩那的标准，只有苦行的克己生活是真正的功德，而克己就是不残害任何生灵——包括土地、岩石、火、水。至少，创造财富不算坏事，只要拥有财富的人能救济他人的贫困，“辛劳是为了使更多人分享他的所赚所得”，出身的贵贱是“没有实在意义的空洞话”。<53>商人的捐赠为古吉拉特造就了一座座的寺庙，商人也因此受到僧人的称颂，后者表彰他们的勤奋、节俭、慷慨。<54>传奇故事中所说的筏驮摩那的前辈曾经来到沙查扎亚山朝拜，这里的寺庙是耆那教在印度的最大圣地，像糕点师傅的精心创作般美轮美奂，圆顶和尖顶的寺庙占据了两个山头。16世纪来此的葡萄牙人也看出了耆那教的影响力。若昂·德·巴罗斯以为耆那教的教义源自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他所见识到的耆那教徒虔诚信仰的不凡证据是，他们会把穆斯林可能要宰杀的任何牲畜都买下来，“即便是一条眼镜蛇……因为不忍心看它死去，他们认为这是为神效命”。<55>
古吉拉特在中世纪后期的海上发展，可以用自称“海之王”的苏丹的故事来讲述，这个称号所显示的主权宣告意味与同时期欧洲海权国家的主权争议相似。<56>古吉拉特的这段海上发展史也可以用海盗的故事来讲述，按马可·波罗的观察，群集的海盗一伙就有二三十条以上的帆船，“在海上差不多长达100英里，没有一艘商船逃得过他们……他们劫掠完毕后就放了商船，并且说：‘你们走吧，再去载货，也许那些货又落到我们手里。’”<57>或者可以用某些航海家的生平来讲这段历史，例如葡萄牙人所说的那位“穆斯林向导”，曾经指引达·伽马在印度洋上从马林迪到古里（今科泽科德）的航程。传说此人就是当时最权威的公海航行者伊本·马吉德。<58>但为了节省时间与篇幅，最公允的办法还是提纲挈领，从建立著名的第乌港的人讲起。
马立克·阿亚兹于1480年来到古吉拉特。当时他的身份是俄罗斯奴隶，主人因他英勇且射箭神准而将他呈献给苏丹。他凭借战场上立功（另一说是他把一只在苏丹头上排粪的老鹰射死了）获封为某地方的指挥官，这地方包含一处古代海港聚落的旧址，本来已被森林覆盖，经过马立克前一任指挥官的建设后重见天日。等到葡萄牙人航进印度洋时，马立克已经把第乌港变成具有完备防御的货物集散地，吸引了来自红海、波斯湾、马六甲、中国、阿拉伯的行船，他们都以这里为转往北印度的出入口。他的生活作风反映了贸易的经济价值。他觐见苏丹时的阵仗包括900匹马。他用的挑水夫有上千人，做东宴客时供应印度、波斯、土耳其的菜肴，餐具则都用中国瓷器。
他不但有企业家才能，也精通外交手腕。葡萄牙人于1509年击溃古吉拉特船队之后，他与战胜者谈到了他所能得到的最优惠条件：他的港口对葡萄牙人开放，他的客户退出胡椒贸易，由葡萄牙人专营。但是他不答应葡萄牙人在第乌自建要塞的要求，也不听从苏丹想把这整个封地放手给葡萄牙人的意见，显然苏丹觉得葡萄牙人比财富太多、势力太强的臣子马立克还容易驾驭一些。后来，1534年以后，第乌成为葡萄牙人的据点了，人们就把马立克的时代想象成反抗基督徒的黄金时代，但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反映出的不过就是本地势力与后来者实力的势均力敌——他就是不交出控制权。
葡萄牙人最先闯进古吉拉特的势力范围，后来又有荷兰人和英国人。古吉拉特的海上活动却照旧，几乎没有受到干扰。商人发财的机会甚至更多，船运生意也增加了。经商的维尔吉·沃拉曾在17世纪从头至尾主宰古吉拉特的每一处区域市场，并诱使荷兰人和英国人互斗之后两败俱伤，自己却坐收渔利。他分别在不同时期自定胡椒、丁香、黄铜、珊瑚、水银的市场价格，同时是欧洲人主要的融资者，专门借钱给欧洲人，而且（据某位恼火的英国代理商在1643年所说）还“垄断所有的欧洲商品代理权”，<59>在当时被欧洲势力渗透的本土经济里，他并不是一个特例（见第十六章）。
古吉拉特属于周边的、沿海的印度，这与内部的恒河流域及德干高原的广大内陆印度是不一样的。印度的主要国家政府与文明一向都在内陆，而小海岸大影响的现象在中国则更为显著。别的国家印象中的中国是往内看的。其实中国也包含放眼海上的部分，这对中国文化一直都有根本性的影响。中国有个省份的商船占了全国所有远程商船的大宗，也是后来绝大多数华侨的来源地，而华侨正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移民者，也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航海移民者。这个省份就是福建，而福建可以说是在中国文明之内拥有自己别具一格沿海文明的地方。
中国的临海边疆：福建
在马可·波罗看来，中国的海岸拥有全世界最优良的港口，这里的商人不论按什么标准评判，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然而，在靠商业致富以前的福建一直是个险恶之地，狭窄的海岸有瘴气，后面的大山里都是野蛮人。汉人如何移入，什么时候移入，我们无从确知。这里的早期历史不为人知又过于边缘，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公元4世纪以前的税收记录根本不曾提及这个穷地方。然而，我们如果回想前文说过的腓尼基与希腊，或是葡萄牙与荷兰，会觉得正是这种海岸才可能产生重要的商业行为，也许还会扩张成帝国势力。
往海上发展的机会，不论有多大风险，都比陆上的机会更吸引人。这种机会最早体现在7世纪晚期与8世纪的人口调查，当时呈现出人口快速增加的现象。这些增加也许是难民造成的，因为这里偏远，适合避难，难民也甘愿在边缘所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努力耕种。但是，到了9世纪，提到福建沿海“南海贸易”的文件已经多得不计其数，这些贸易都是奢侈品贸易的中转，规模大概很小，货物是要运往长江河口与北方的。这个地区之所以规划成大规模国际贸易的港口，是9世纪晚期与10世纪的军阀和地主们谋求新的生财之道的结果。9世纪90年代的刺史王延彬显然擘画了以泉州为中心的有效独立运作机制。由于他在任期间年年都有来自南海的船靠岸，所以被冠以“招宝侍郎”的别号。<60>
宋朝统一天下后，10世纪60年代起，从樟脑、乳香、檀香、阿魏、没药、香料和药材等福建进贡的物品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海上发展状况。一个世纪过后，泉州港的景象更是“外地商船络绎不绝，货物堆积如山”。<61>说出此话的官员也很清楚，这里的部分优势在于能够成为违禁货物的集散中心。经手货物进出的人专营管制品与违禁品，并与受贿的官吏约好，连合法货物的真正价值也保密。政府虽然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早期屡次规定贸易商从杭州出入，以便做到如实登记，却都没有成功。
自10世纪90年代起的对外贸易记录中，福建商人都占有重要地位。随后的100年间，他们的活动范围包括爪哇、占婆、安南、海南、婆罗洲、高丽。福建海岸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北走的货物可以借助洋流推进，因而大大弥补了陆上交通不便的缺点。12世纪的福建曾经投注大量人力进行贸易的基础建设，修筑水坝、防波堤、桥梁的大事都立纪功碑，称这些工程的目的是威慑鱼龙，使大海有若宫殿。<62>泉州人吃的食物也从外地输入，到12世纪晚期已经有50%是输入品，泉州成为（或至少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海港。<63>按1138年立的寺庙碑文，虽然营利之途有风浪险阻，泉州商人仍凭着祈求家乡庙中的神灵保佑而不畏艰险。
这样把经商和敬神连在一起的想法，不可嗤之以鼻。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比韦伯早一步提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说法，把福建的经济繁荣与盛行的“佛门清净”的宗教信仰相提并论。<64>这听来如果令人想到韦伯所说的基督新教与犹太教那种“现世之内的禁欲”，也许正是说中了要旨，因为当时佛教的世界观对商人是友善的。佛教解除了商人在儒家思想中社会地位最低的窘境，从商的佛教徒也不必像印度教徒那样顾虑被低贱种姓玷污的可能。道教对于航海经商者的态度更显亲切：道教有专属航海经商者的信仰，拜海神也拜财神。中国人的扩张路线上处处可见他们自己的庙宇，颇类似西方中世纪商旅路途上总有圣尼古拉的朝圣地和多俾亚的画像为记。
商人成为先锋人物，为商业帝国主义打头阵，从保守官僚精英以陆地为重的规范逃出来，投入航海生涯与侨居海外。在保守官僚阶级的心目中，儒家的大同世界应该是以平和、产量丰足的农民为根本，往海上发展是把资源导向国家领土以外，而且可能会引来有暴行的蛮夷外族，所以在文官的价值体系中一直受到怀疑。因此，中世纪的福建文献往往避而不谈商人成就，科举成绩才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经商的成果虽然得不到称颂，却一直在累积，到了13世纪晚期，元世祖忽必烈有心把用战争建立帝国的传统延伸到海上，福建供应了大部分的船舰和人力。“雄霸四海”的大业虽失败了，征服爪哇与日本的盘算却证明，在朝廷中赞成扩张的谋士已经战胜了传统儒家的保守势力。这种企图心有益于扩大中国人的世界观，可累积更遥远之地的地理与人种知识，并且揭开一个新的时代，一直到14世纪晚期为止。在这段时间，海外投机经商与传统的闭关自守之间，始终维持着小心翼翼的平衡。
根据海港沉船的资料判断，这个时代运到泉州的货物包括从爪哇、高棉、阿拉伯、东非来的芳香木材、香料、线香等等。<65>泉州城里有外国人居住活动的地区，类似唐宋都城里经由陆路往来的商人会馆。这些外国人小区会自己推举领袖，在指定的市场上交易，并在自己的清真寺或其他寺庙里进行宗教礼拜。福建人在海外的社群十分兴旺，但一直到14世纪晚期才在文献中出现。这时期刚好发生了朝代轮替与政策转换，1368年的明朝实施海禁，印度尼西亚巨港的华侨被勒令留在当地，也被迫投入海上劫掠与走私的活动。
15世纪早期曾有一段时间，海外发展似乎有可能成为国家政策之势，福建人一时之间成为担重头戏的技术人员和参与者。<66>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最积极进取也最有海上雄心的皇帝之一。他钦点执行海上大业的人物是三宝太监郑和。郑和于1405年率领“宝船”舰队首次出航，这次任务的目的是刻意要使读书人精英阶级面上无光，占上风的是渴望掌控行政大权的太监、希望动员海军来为海外贸易撑腰的商人、企图重振元世祖时代征服大业的激进派，以及宗教界人士，他们都希望通过鼓励新兴事业来阻止不虔信宗教的读书人独揽资源。
郑和的一连串出洋到1433年告终，经印度洋远及于吉达、霍尔木兹海峡和桑给巴尔。下西洋的成果使宫廷中充满异国贡品，并为宫苑动物园带来各种象征吉祥的珍禽异兽：有麒麟（长颈鹿）、驼鸡、狮子、金钱豹、斑马、羚羊、犀牛，以及长得像黑斑白虎却不食肉不践踏青草的吉兽。郑和的功业激起读书人慎重思考人世间的异同。郑和舟师所到之处宣扬了国威，推翻了斯里兰卡一个王朝与苏门答腊的一名暴君，惩治了海盗，并且扶植马六甲一个渔村成为强大王国和货物吞吐地。1431年，郑和在福建长乐立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中说：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67>
明成祖死后，往海上扩张势力的冲动并没有持续多久。书生大臣与儒家理想重新夺回朝中优势，使得福建商人依法只从事中国海岸的贸易。但是他们会趁官吏疏失不察时，维持并扩张在马六甲、婆罗洲、日本的移民社群。1567年海禁解除，福建人的商业移民主义化暗为明。到了16世纪80年代，每年从福建航往马尼拉的船多达20艘，1603年首次发生屠杀华人动乱，当时马尼拉华侨已有2.5万人，虽然伤亡惨重，但在20年之内就恢复了原状。尽管马尼拉的主权名义上由西班牙人掌握，巴达维亚是荷兰人的属地，实际的影响力却在福建人手中。他们大量移入定居，大规模利用经济，并且用汇款使故乡经济繁荣起来。18世纪有一个笑话说，马尼拉是福建人的“第二故乡”，<68>商人要负责定期运输琉球群岛的官方“贡品”到福建，包括30种金环、57种不同香水的原料、17种珍禽异兽（如白毛猴和台湾小鹦鹉），商人们私下也进行不那么珍奇的货物贸易：进口草席、纸、玻璃瓶、粗纺织品、虾米。<69>
由于不堪忍受困苦，或为了谋求厚利，福建商人数以千计地往朝鲜、日本、东南亚群岛移动。其中有人是大资本家，例如村长凑足了村民的资金前来投资；也有人是小本生意人，例如因为乡下旱灾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只好出走。1544年，一位村民对朝鲜的主管当局表示：“有父子不相顾者矣，有妻子离散者矣，菽水之欢，其能几何。无奈买卖造船，经商于外国，营求微利，庶一家朝夕之欢。驾一叶之轻舟，凌万顷之茫然，鲸波浴日，冒死而不顾，汪涛浸天，轻生而突犯。”<70>这当然是非法贸易者为自己的生计辩解的夸大不实之词。到了16世纪末，投机生意的借贷利息不到2%，贸易得到的获利创造出庞大的暴发户阶级。
曾有一些时候，中国人毫不遮掩的扩张主义几乎就要在华侨世界里掌握势力。17世纪早期一些好勇斗狠的人把贸易与海盗事业合而为一，创下了类似国家政府的格局。据说李旦曾拥有三座银山，一个在日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马尼拉，他凭这些银山养着自己的武装船队。后继者郑芝龙在厦门统御着一个有外交网络的政权，人们称他是“海上大王”。他后来成为四海为家的人物，但是始终固守着传统，包括福建人扩张沿海势力的传统，还有福建省与海洋共生关系的传统。<71>不过，一般而言，中国商人在没有本国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会利用西方帝国势力来保护自己并促进自己的活动。<72>福建人有持续不懈的航海传统，但是始终没有帝国支持，他们一直是“没有帝国的商人”，或只能算有非正式的“帝国”。<73>他们分散为有自我意识、自给，甚至自主自治的小区，是集中了财富与技术的小区。他们对于客居的社会具有影响力，会率先发起新的活动，追逐不引人注目的野心，用心却谨慎地谋求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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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Keene,Antholog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New York,1960),p.29.
<4> D.Keene,Travellers of a Hundred Ages (New York,1989),p.114.
<5> 同上，p.179。
<6>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转引自注2书目，p.12。
<7> D.M.Brow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vol.1,Ancient Japan(Cambridge,1993),pp.124,131,140-4.
<8> 同上，pp.33,207。
<9> 同上，pp.312-5。
<10> L.Smith,ed.,Ukiyoe:Images of Unknown Japan (London,1985),p.39.
<11> Muneshige Narazaki,Hokusai:‘The Thirty-Six Views of Mount Fuji’ (Tokyo,1968),pp.36-7;对比这位艺术家较后期的海浪画，见One Hundred Views of Mount Fuji,ed.H.D.Smith II (New York,1988),pp.118-9,205。
<12> 同注4，pp.21-5。
<13> T.J.Harper,‘Bilingualism as Bisexualism’,in W.J.Boot,ed.,Literatuur en Teetaligheid (Leiden,1990),pp.247-62.感谢Boot教授推介并惠赠此书。
<14> 同注3，pp.82-91。参阅C.von Varschner,Les Relations officielles du Japo avec la Chine aux VIII e et IX e siècles (Geneva,1985),pp.40-5。
<15> G.R.Tibbetts,Arab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London,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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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pls.5,6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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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同注25 ，p.183。
<41> 同注22 ，vol.2,part 1 (1992),pp.337,397,plate 30;vol.2,part 2 (1994),pp.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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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K.R.Hall,Trade and Statecraft in the Age of Colas (New Delhi,1980),p.166.
<44> 同上，p.9;B.Stein,Peasant State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outh India (Delhi,1980),p.322。
<45> 同注43,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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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同上，pp.79-80。
<50> 同注42，vol.3,pp.123-5;vol.4,pp.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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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注52 ,pp.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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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同注52，pp.53-63。
<60> H.R.Clark,Communities,Trade 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1991),p.65.
<61> 同上，p.123。
<62> E.B.Vermeer,Chinese Local History:Stone Inscriptions from Fukien in the Sung to Ch’ing Periods (Boulder,1991),p.156.关于桥梁的部分另见‘The Great Granite Bridges of Fukien’ in C.R.Boxer,ed.,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1953),pp.332-40 和 L.Renchuan,‘Fukien’s Private Sea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ries’ in E.B.Vermeer,ed,.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1990),pp.163-215。感谢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借给我这本有关福建航海历史的重要著作。
<63> 同注60，p.4。
<64> 同注60，pp.135-50。
<65> J.N.Green,‘The Song Dynasty Shipwreck of Quanzhou,Fujian Province,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vol.12,(1983),pp.253-61.
<66> C.Pin-tsun,‘Maritime Trade and Local Economy in Late Ming Fukien’,见注62所引书，pp.63-81,at p.69。
<67> J.Duyvendak,‘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T’oung Pao《通报》,vol.34 (1938),pp.399-412.
<68> T’ien Ju-k’ang（田汝康）,‘The Chinese Junk Trade:Merchants,Entrepreneurs and Coolies,1600—1850’,in K.Friedland,ed.,Maritime Aspects of Migration (Cologne,1989),p.382.感谢包乐史教授推荐此书。
<69> Renchuan,‘Fukien’s Private Sea Trade’ ,pp.176-7.
<70> 同上，p.180。
<71> L.Blussé,‘Mannan-Jen or Cosmopolitan?The Rise of Cheng Chih-lung Alias Nicolas Iquan’,见注66所引书，pp.244-64。
<72> Fernández-Armesto,Millennnium，pp.315-19。Wang Gungwu（王庚武）,‘Merchants without Empire: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in J.D.Tracy,ed.,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 (Cambridge,1990),pp.399-421.
<73> L.Blussé,‘Chinese Century: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China Sea Region’,Archipel,vol.58 (1999),pp.107-29.
<01> 现今已证实《土佐日记》的作者为纪贯之，该书是他以女子口吻所写。—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