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会徽的起源、演变
何新先生在《关于耶稣会的神秘标记与“xp”》文中提到的耶稣会会徽/标志，以及不同的解读：天主教和共济会。
↑图1：耶稣会会徽：“太阳，十字架，IHS，三颗钉子”
耶稣会会徽的演变
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可以较为明显地揭示耶稣会会徽的大致演变过程。
↑图2：利类思《超性学要》
这是目前所见最原始的耶稣会会徽标识，字母为“lns”，没有太阳，没有十字架，没有钉子。
年代显示为“顺治甲午”即1654年。
↑图3：《西方答问》
图3是图2的进一步发展，图3中的“甲”图显示：字母“lns”的“n”上出现“十字架”，原为一只像狐狸一样的小动物。
图3中的“乙”图似乎是对图甲的简化，出现十字架、钉子，只不过“n”的写法既不是“n”，也不是“H”，而是一种“n→H”的过渡形态。
年代显示为“崇祯十年丁丑”即1637年。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答问》的年代绝对比《超性学要》晚，且《超性学要》的年代1654年比《西方答问》的1637年要可靠可信，或者说，《西方答问》是伪书。也就是说，耶稣会会徽标识始于1654年，《西方答问》成书于1654年之后。
↑图4：《天主教要》
图4显示：字母IHS、十字架、钉子已经跟现代一样，并多出“耶稣”二字，外部装饰的比图3更美观些。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二字是“耶”在右，“稣”在左，那么，问题来了，“IHS”的顺序到底是什么呢？IHS？抑或SHI？现在都认为是IHS。
年代不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主教要》年代要晚于《超性学要》和《西方答问》。
利类思卒于1682年，如果健在，可以求证于利类思。据此，显然，所有具有“IHS”的标识，其年代应晚于1682年。
↑图5：《天主圣教圣人行实》
图5的装饰明显比图4要漂亮豪华。
年代显示为“崇祯二年”即1629年，显然不可信，应系伪书，其年代当晚于1654年。
↑图6：《轻世金书》
图6出现了“太阳”，到此，耶稣会会徽的标识因素都齐全了。
年代不详，“小引”的落款为“阳玛诺”。
↑图7：《圣教日课》
图7“太阳”周围出现“居上天神，居中世人，居下恶鬼，悉忌而散，吾主耶稣圣号”的汉字。
年代显示为“天主降生壹千㭍佰壹拾伍年”即1715年，这里明确以耶诞纪年，应判为19世纪。
↑图8：《未来辩论》
↑图9：《天主圣教实录》万历甲申岁秋八月
图8、9出现把“太阳”圈⭕起来的图案。图9年代显示为“万历甲申岁”即1584年，明显错误，《天主圣教实录》系伪书。
↑图10：柏应理《天主圣教要理》，康熙乙卯年嘉平月
图10在太阳圆圈⭕外另有汉字“居上天神，居中世人，居下恶鬼，悉忌而散，吾主耶稣圣号”。
年代显示为“康熙乙卯年”即1675年。
耶稣会会徽的起源
图2最原始的耶稣会会徽标识是什么意思？
根据《超性学要》，该标识位于《超性学要自序》落款“利类思”之后，如图11。
在《超性学要自序》之前，为该书的《序》，该《序》落款之后也有类似的标识，为“胡世安”的印章/印信。
同理，所谓耶稣会会徽标识应为“利类思”的个人印章/印信。
根据“利类思”的印章/印信中的字母为“lns”，那么，“l”是什么呢？
因为“n”是小写，所以，“ls”也应为小写。小写“I”上应有点“i”，显然不是。因此，我认为，“l”应为“L”。
如果“lns”是利类思的个人印章/印信，那么，“ls”符合“利类思”的“利思”，可是，“n”与“类”对应不上。
如果“lns”作“耶稣”解，那么，“ls”符合“耶稣”音，且“l”必须作“i”解，相当于发
也许，“Ins”是利类思此人的真正本名。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耶稣”一词在罗马尼亚语中为“Iisuse”。总之，所谓耶稣会会徽标识的源头系“利类思”的个人印章/印信。
↑图11：利类思《超性学要》
虽然如此，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后来西方传教士真把“lns”当作“耶稣”理解了，成为“IHS”（这里I为i的大写）。
现在我手上《超性学要》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即如上图11所述，结构分为：序、自序、凡例、卷之一，共16页（含废页）；另一个版本结构为：序、叙、卷之一，总共339页，没有自序、凡例，多出署名为高层云的“叙”。这样安排的用意就是，抽掉具有“利类思”印章/印信的“自序”，毁掉耶稣会会徽标识的源头，把世人导入歧途，为西方胡编乱造创造条件。
这说明，《序》《自序》是可以人为调整的，不能完全相信西方。西方这种抽毁、调换、增加“序”的情况，就像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的工作一样：对旧报纸、书籍、期刊、小册子、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照片进行修改、销毁、重印、存档。这颇为符合蔡正元总结的“美国外交七定律”中的“第二定律”，即“如果美国怀疑你做了什么坏事，那它自己肯定做过”；既然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这么详细，言之凿凿，说明西方曾经做过。看来，要全面审查所有明末清朝所谓传教士著作的各种类型、性质的“序”，我在《《几何原本》真相大揭秘》中已对《几何原本》序提出质疑。
耶稣会会徽的异变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有把“IHS”误解为“JHS”情况，如下图12：
↑图12：耶稣会会徽标识上的“JHS”
图12是源自微信公众号文章《澳门博物馆收藏的耶稣会标志瓷器》，其真实性无法核实，尽管我尝试去核实，无奈查不到。不过根据下文所述，应该是真实的。该文注意到了“IHS”和“JSH”的问题，但认为是“工匠绘制时的失误所致”。
甚至还有“JHS”的镜像，如图13：
↑图13：戴璐，《澳门东望洋山圣母雪地殿壁画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郑工 研究员
这些瓷器上的字母“有的不仅顺序反了，连‘J’的钩都向右弯了；还有将此标记来个水平180度的翻转，成一个镜像的‘JHS’；更有甚者，把‘S’的上下两个弯变成同向，近似于反写的‘3’，各种写法，无奇不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制作工艺上的失误呢？……但仁慈堂瓷器出现的诸多错误已经不仅仅是镜像问题了，细看这些‘IHS’标记，可以说画工完全是自由挥洒，不拘章法。
“明清之际随着东西方航道的打通，中国瓷器大量外销，在这些外销瓷中，不少是专为外销而特制的产品，其造型和图案纹饰是根据国外客户的要求而设计的，17世纪以来就有专门为圣保禄学院这样的宗教机构打造的瓷器。仁慈堂的藏品虽然是以‘IHS’为装饰主题，却并不足以证明它们是为耶稣会士门专门打造的，因为到了19世纪中国的外销瓷被大批量地制造并贩卖给中国南部的西方商人之时，带有这种独特的宗教意味的瓷器已经在世俗的收藏家和买家中广受喜爱。当时基督教虽然已经在中国传播了近300年，但其信徒数量放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还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生产这些瓷器的中国画工完全有理由不知道‘IHS’的含义，更有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从左至右的西方文字缩写，因为这些字母跟中国的象形文字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对于一个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的画工来说，它更像是图案而不是文字，而且是一个能够丰富传统装饰纹样的异域风情的图案。于是中国画工以其充满想象力的智慧对‘IHS’作了西方人无法理解的改造，他们把单个字母当作这个图案中的装饰元素，前后左右随意变化。仁慈堂瓷器中的‘IHS’，除了H的中间位置没有变动以外，其他的各种变化都尝试过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既然‘I’和‘S’都可以随意变化、调整位置，为什么单单‘H’原地不动呢？或许可以用中国传统装饰讲究对称美的原则来解释。总之，画工是以他自己的理解和审美在不断地修正这个‘图案’。
“对仁慈堂瓷器藏品的分析并不能说明它和圣母雪地殿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瓷器作为一种民间工艺相当具有代表性，它至少说明‘IHS’这样一个西方宗教的符号到了中国会被当作图案改造，成为一种装饰纹样。从这个角度出发，关于圣母雪地殿这个倒序的耶稣会会徽就可能有这样一种解释：无论壁画的作者是参考了错误的粉本还是以瓷器画工的思维去改造了这个符号，总之是因为对这个宗教符号认识不到位造成的。相对而言，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画工对这个宗教符号有一定的认识，只不过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书写习惯从右往左写罢了。以上不论哪一种解释，都需要一个逻辑前提：教会对这种错误的书写法是认可的。因为教会人员每天在教堂出入，不会对一个不可容忍的错误视而不见。但历史是由许多偶然性因素促成的，逻辑推断并不能涵盖一切，关于这个倒序的耶稣会会徽，还需假以时日，小心求证。”（戴璐，《澳门东望洋山圣母雪地殿壁画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郑工 研究员）
显然，为了解释“IHS”的异变，学术界作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或设想，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再解释，层层叠叠，显然，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依然疑窦丛生。不过，最后一条分析是对的，即“以上不论哪一种解释，都需要一个逻辑前提：教会对这种错误的书写法是认可的。因为教会人员每天在教堂出入，不会对一个不可容忍的错误视而不见”。
事实上，根据拙文《《葡汉辞典》是伪书，与利玛窦无关》所作研究，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即：在1815年马礼逊《通用汉言之法》中，把“j”删掉的同时，“i-I”取而代之发
可以考虑对这些瓷器进行断代，进而对“JHS”进行断代，有助于作深入分析。
结论
总而言之，根据本文梳理、论证，耶稣会会徽标识系源于“利类思”的个人印章/印信，后被传教士误会、将错就错为耶稣会会徽标识。
这说明，来华耶稣会士之间的联系是松散性的，彼此之间的误会是经常性的，尤其在隔代的耶稣会士之间，更是如此。
但是，西方人对此牵强附会、恣意解释、胡思乱想、胡编乱造，令人啼笑皆非。
“‘SHI’位于一个锯齿纹的圆框内，‘H’正上方立一个十字架，但‘H’中间缺一横。圆框周围有藤蔓花卉环绕。从内容和构图来看 这显然是耶稣会的会徽，但顺序写反了，耶稣会的会徽应该是‘IHS’。‘IHS’取自希腊文中耶稣（IHCOYC)一词的前三个字母‘IHC’，在转换成拉丁文的时候变成了‘IHS’或‘JHS’。最早发现的‘IHC’位于一个公元3世纪的罗马纪念碑上，后世衍生出多种关于‘IHS’的拉丁文解释，有理解‘人类救主耶’( Jesus Hominum Salvator )，也有说是‘凭此符号汝得救’(In Hoc Signo)。这个符号后来由创始人依那爵·罗耀拉（按：1491-1556）选定作为耶稣会的会徽，并增添了一些象征元素，如圣保禄教堂前壁（图14）中的‘IHS’标志，‘H’上方有十字架，十字架底部有形似船锚的装饰；‘H’下方为三根钉子刺向一颗心。这是一个标准的耶稣会会徽，其中的十字架和钉子是耶稣受难的符号， 即罗耀拉所称：‘在十字架的标准下以耶稣为伙伴。’”（戴璐，《澳门东望洋山圣母雪地殿壁画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郑工 研究员）
↑图14：戴璐，《澳门东望洋山圣母雪地殿壁画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郑工 研究员
必须着力强调的是，事实与解释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绝不是事实，必须严格区分。必须重点指出的是，解释往往以讲故事的方式出现、具有开放发散性，而不是以数理式推理论证的方式、具有系统收敛性。必须时刻警醒的是，“解释+权威”往往成为定论，定论往往成为事实，于是，解释=事实，乃至事实和解释完美融汇，难解难分，然后，利用教育、媒体、出版……广为传播，广为接受，以讹传讹，不敢怀疑，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