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阳春大地方
吾乡旧有俚谣，道是：“阳春大地方，三只飞机甩勿光。”
阳春在吾村北边，隔溪相望，民国时屋舍俨然，兴盛繁华。因遭三架日军飞机轰炸，它那极具江南民居特色的四进主宅惨遭焚毁，只留下周遭屋室与祠堂，残存于今。这首俚谣，既有对阳春这“大地方”的艳羡，也有对三架飞机掷炸弹这件恨事的叹息，还透露着一种永不屈服的精神：纵然日军派出三架飞机，也不能将其全部焚毁。
阳春是我祖母的娘家，郭姓几百户，聚族而居，唯有几户佃农属他姓，依附主家而生存。郭氏最初的三位太公，从清初开始，建造了三座东南向的七间两弄的屋舍，相连成排，后来其中两座又连建了三排，构成“四斢”（四进）巨宅，前后贯通，遂有“比屋千间”之说。内里总共有两千余根屋柱，皆粗壮圆润，其中外露者九百九十九根，唯最后一根系石柱，相传为避僭越之嫌。
所用砖瓦皆为青砖黑瓦，乃就地取泥烧制，以至在村子西侧、南侧挖了两口六亩和十亩大小的池塘，后来人称“六亩塘”“十亩塘”，成为村子的鱼塘，也是洗濯和防火用的水源。
主屋每斢，自成台门（院落），中间为石板铺成的天井。楼上每个房间的后檐，有走道相连。楼与楼之间则有“走马楼”相接。
每进院落之间有石板铺设的道路，族人称“马路”，共有前、中、后三条马路。屋与屋之间，尚有较小的石板通道，称“弄堂”。纵是阴雨连绵，各室之间，虽穿布鞋来往，亦得不湿鞋底。
巷道所铺青石板，长八尺宽三尺，相传运自绍兴某处，先从水路运至八角亭，然后抬舆而至。所费工夫，略可想见。
两座四进主宅之前，又各建有一座台门。台门外墙均用石条拼接而成，刻有花纹、飞禽、走兽等。
台门内之“大厅”，最为壮观，为三间一统，厅中柱子需二人合抱，横梁亦然。柱下石墩呈大鼓状，门槛则为一尺五寸见方的石条。屋顶椽子皆为粗二十公分的条木。前后门窗系重木镂空，雕有花卉或八仙等吉祥图案。内里照壁均用水磨砖铺设，构成几何图形。大厅梁上吊挂着铜钩，供年节时张灯结彩之用。故凡遇喜事，室内灯火通明，氤氲之气，袅袅萦绕，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叹为观止。
据族人传说，在建造左侧大厅时，一条过海梁忽然开裂，束手无策之际，忽有过路人，告以桐油拌石灰涂之，可作补救。用之，果然见效，而其人则倏忽不见。或疑是仙人相助。此梁今日犹存，弥合的裂缝隐然可见。
阳春郭姓源出汾阳王郭子仪，为其子郭暧之裔，也即《打金枝》中那位小生的后裔。元代先有一支移居诸暨，后再析一支，居枫桥镇郭店村。到清代顺治之初，从郭店又析出一支，迁至沿栎江（亦称栎溪、永宁江）上溯七里之“扬村”，后易名杨村，又改名新江、新山，今定名为阳春村。
此处原为溪谷间的沙滩地，唯其祖宗目光远大，构筑屋宅时有统筹规划，历经数代人经营，屋舍俨然。据说原定建筑，准备筑成八卦形状，但因故受阻。而郭氏一族的建筑规划，直到抗战前夕，也仍未能完工。
乡谣有云：“民国十八年，大水没寮檐。”那是1929年，永宁江水暴涨，越过风水埂，直扑阳春屋宅。室内水深三尺，灶台的陶镬里或有游鱼。但洪水退后，屋室安危无恙，无一倒塌，可见其建造之牢固。
郭姓祖上曾称富一时。据传，一余姓官绅，精于风水，尝经此地，见二山相卫，左为狮子，右为白象，惊曰：“此地必出贵人！”再谛视之，狮子之足向外，护卫似有未周，乃颔首曰：“原来只是富了点。”仍遣媒以女嫁之。
今日斯宅村“千柱屋”，以别致的构筑方式，为人称道，其建筑格局，其实系模仿阳春而来，不仅建造时间晚了一个半世纪，而且限于地形，规模地势也逊色甚多。
斯宅“千柱屋”远景，每排五个台门，前后两进，正屋各五间，各屋相接。
杨村则为两座七间两弄的正屋构成一排，前后共四进，各台门之间留有“马路”和“弄堂”，规模更为宏大。
1942年8月29日，盘踞于县城的日伪军夜出“扫荡”。时有小股游击队宿于阳春郭氏所设的乡校“新书房”（后来为“白米湾中学”所在地），日军于凌晨时分追蹑而至，枪响，游击队皆惊散，日军搜索无获，遂围住阳春，令保长带路，挨户查看，勒令村人皆至“大道地”集中，然后核对有无外人，男子则验看手上、肩头有无握枪、扛枪痕迹。
我祖母娘家的楼上是族人共有的谷仓，阁栅绵密，楼板厚实，可供承重，亦避潮湿。郭姓一族，族田广茂，地块丰腴，亩产甚高，所收租谷，亦极丰厚，岁末，族中分粮，各家可得数百上千斤。亦有懒汉，无所事事，只凭族田公产，日子也过得不错。
当日军围村时，夏粮才方晒干，佃农将租谷缴完，金黄的稻谷，堆至屋脊。日军搜村时见此状况，恐其襄助国军，次日便遣飞机轰炸。
8月30日下午二时许，三架日机从西大山的白茅尖方向飞来，至村子上空，盘旋一周，确认目标。有乡人躲于小山上，机上之人，毛发可辨。
日机先投燃烧弹，再投重磅炸弹一十九枚。第一枚燃烧弹就直接命中我祖母娘家的那栋楼屋。硝烟顿起，大火熊熊。有人被炸死，亦有人被烧死，其余村人四散躲避。
不一会日机离去，村人返回救火。忽有传言：“日本佬来了！”遂又惊散。待知是误传，再回来救火，连进四斢的屋宅，其中第二、三、四进，皆已焚烧殆尽，仅余断垣残壁，唯南首两大厅所在的两个院落及祠堂等，幸而无恙。
当三架飞机呼啸而来之时，我父亲与其小叔正在溪滩地里耕作，初以为目标是吾村，紧张得气不敢出，后见投到溪对面的阳春，才觉侥幸。
抗战那些年，我家迭遭变故。我祖父因被日军捉去当民夫，颇受惊吓，卧床年余，不幸去世，但请医所费甚巨，家中无以为继，祖母遂将陪嫁的金器送往娘家，请外太祖母觅人出售，换作零用。然而，这些金器尚未来得及售出，祖宅便被日机焚毁，后来扒摸灰烬，发现那金饰被高温熔化，凝结成团，幸然尚在，于是送了回来。
我父亲请人制作成几个金戒指，作了他用。最后还余下数钱，做成一条翠边，祖母甚是喜爱，插在鬓边，她去世时，就给带了去。
我祖母郭香云（1900-1963）遗像
我外太公郭文科，育有三子。大舅公郭开泰，诸暨中学校（中专）毕业，曾任国军某部军需官。抗战期间，在江西某地行军途中，他将驾驶室位置让给了衔低而年长的同僚，换坐到车厢，道窄路险，失控翻车，不幸遇难，驾驶室的同僚则安然无恙。二舅公复泰，会计出身，抗战中迁成都，在铁路局工作，后家于彼，仅闻育有四子，余皆不详。三舅公兴泰，亦从军，曾驻南京，内战后期，随军退至西南一带，因不愿赴台，遂家焉。
我祖母的娘家，在国难之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惨不可言，大舅公郭开泰更是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然而在“土改”中，家中仅存老弱，村中有人恶意欺侮，划其成分为地主。我父亲那孤独的大舅妈，只好以地主婆身份，随女儿客居东北，后虽得享百岁遐龄，其魂犹不得返故里。
亦或以是之故，复泰、兴泰两位舅公，终生不曾返乡，其后人亦早与阳春族人断了联系。我曾很多次想象着天降机缘，能与我父亲的表兄弟们续上联系，可以抚慰父亲的心怀，遗憾的是直到他以九五之龄离去，也仍未能如愿。
前些年郭氏重编家谱，我亦获赠一部，煌煌四函。观其中郭文科一支，除其子及孙名字尚存，其余一概无载。那战火焚余的宅基，早已是鹊巢鸠占，此间再无其后人之音讯。
【回音壁】
黄仕忠：钱家山下村，并无姓钱之人；杨村，亦无姓杨之家，实为郭姓族居之地。我小时候，多以大队为名，不讲村名，也不重视村名的写法，此村或写作扬村、杨村、阳村。“文革”中，其村属“新山大队”，建有“新山学校”，系“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远近闻名。我在这里读初中，班主任郭恒松老师给予我很多肯定和帮助。
1974年夏天，我从新山学校初中毕业，然后去了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后来才知道，上高中需要推荐，首选贫下中农子弟，我家是中农，姐姐和哥哥高中毕业，队里定名额时，就不同意我再上学。据说是恒松郭老师（因校中郭姓老师太多，所以我们通常在前面加名字）为我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也要让学业好的学生去上。有了他这句话，我就读成了中学。
1990年代以后，撤公社为乡，撤队为村，需重定村名，因枫桥镇另有一杨村，定名在先，依照不重名的原则，定字作“阳春”，这也是清代郭氏一族的曾用之名。我祖母是杨村人，故我的血脉里有一份郭家的血统。
此文写作时参考了郭恒巨老师主编的《郭氏族谱》以及郭润涛兄所撰的序。润涛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当时永宁公社上榜者亦仅我们两人。他今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为不负恒巨老师之心意，他花三月工夫撰成谱序，追溯郭姓源流，记录的乃是正史；我做文学研究，则是从一个外孙的角度，记下其中一支的离合悲欢。
刘勇强（北京大学）：“原来只是富了点”的传说，似自豪而稍加节制，似艳羡而略打折扣，大有意趣。
黄子晋（后辈）：我们曾去参观过斯宅大屋，千柱之屋，连廊相接，宛若迷宫，令人叹为观止。杨村大宅，实远胜于彼，规模则大上一倍，若能保留至今，不知该是何等壮观。
蒋思婷（学生）：杨村屋宅在国难中惨遭焚毁，已经令人痛惜。说到其后人失去音讯，又使人难过。但再想一想，这样的故事，在过往的岁月中，曾在无数村庄里发生，所以更让人为之叹息。
麻永尧（中学校友）：仕忠师兄所述，与我儿时所闻大抵相符，花了功夫的。据少华送我的《诸暨志》，诸暨郭姓是从东阳分蘖的，再分至郭店（郭少华、郭兴浩老家），后再分至阳春。初代太公建宅，工程巨大，按风水布局，人工建造南面的风水埂、北面的小山头、种植村口树（香樟、银杏，一株尚存，十人合抱），其住宅之排水系统十分宏大，道地皆为青石板铺设。老人言，奇怪的是，这么多青石板，其石塘在何处，一直无法找到。
儿时群孩戏玩，常念：阳春大地方，走个暗弄堂（楼高弄暗，穿廊而过，雨天可穿布鞋），两房两祠堂（指新老书房和新老祠堂）。生儿（领取）二石米，生女减一半。
杨村东南角有一老梦山（土语，即晾网山，形似），依风水讲，太突兀，火旺，故在村宅东南角开挖一大塘，即“阳春大塘”。现大塘因道路扩建，填了不少，有些渺小了。
我外太公家受日本鬼子伤害很大。清章是我外公，他有四兄弟，房子烧没了，大舅被枪打死在稻田里。故我母亲至今一听到日本两字，便两眼冒火。
郭巨松（中学校友）：据《阳春志》，阳春村原名扬村，约在嘉、道间，易名“杨村”。1950年8月，改名为“新江村”，以开通不久的新江而得名。“大跃进”时，新江、网山、凤山三村合并，各取一字为村名（新江村取“新”字，网山、凤山各取“山”字），名“新山”。
1962年，三村分别成立生产大队，原新江村沿用“新山”为队名。
1983年，撤社改乡、撤队改村，欲将村名恢复为杨村，但枫桥区东一乡有石海杨村，因地域命名不得重名，遂取“阳春白雪”一语的“阳春”二字，以谐音杨村而作为新村名。其含“阳”字，示郭氏系汾阳王后人，“春”为四季之始，寓繁荣昌盛、兴旺发达之意。
2006年，行政村合并，阳春村与网山、聚英二村合并为大行政村，仍以“阳春村”为村名。
又，日寇扫荡时，疑村中有抗日游击队，强迫村民集中于大道地，四周架上机枪，封锁村口进出通道，让云照保长辨认。并入村中，逐户搜查。至后书房，发现仓库数座，贮满租谷。过得三日，下午二时许，有三架日机从白茅尖（西大山）飞临村子上空，盘旋一周，先丢燃烧弹，继而丢下炸弹十九枚，房屋顷刻之间成了废墟，阳春巨宅，仅剩南首一带。此次灾难，被炸毁的房屋有：云照5间，云斌5间，……等，共计133间。
骆建平（复习班同学）：记得当年在白米湾上补习班（1978年春），教历史的宣老师给我们讲日本佬杨村掼炸弹，这神态、这语调严肃而风趣，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作为驻村干部落在阳春村。到村的第一天，做了两件事：先是去拜访了住在大台门边上的润涛兄的父母；再是由村支书、村主任陪同去看了杨村大台门。台门的确很大！虽被炸残，比之我家住的枫桥通源台门要威严得许多。当天中午，我们还在台门里村支书妹夫郭赤峰家吃了晏饭。
郑尚宪（厦门大学）：我也来一篇《老虎应》。
福建多山地，易守难攻，且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经济落后，日本人对它兴趣不大，所以抗战期间，沿海各省份中福建受日寇荼毒最少。除了厦门被长期占领（1938.5—1945.9），福州两度被占领各几个月外，其他县市都没遭受铁蹄蹂躏。不过这不等于就不受战火影响。
我的家乡仙游县是著名的甘蔗产区，宋代修纂的《仙溪志》里，已有本地制作蔗糖的记载。仙游蔗糖产量高品质优，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一种固定且成熟的产业链：农民大量种植甘蔗，到冬天砍收下来，土法熬制成糖，卖给专门经销的商户——大大小小的“糖行”，再由他们通过种种渠道销往全国各地。世世代代，许多农民靠种甘蔗混个温饱或小康，而不少“糖行”商户则靠经销蔗糖发家，蔗糖成了仙游县的支柱产业。
抗战期间，这蔗糖还曾演绎出一出造富神话。
老人们常常说起，抗战爆发后，因为怕日军飞机轰炸，全县遍植甘蔗，连许多原来种粮食、蔬菜的田地，也都改种甘蔗。一旦听到空袭警报，男女老少往甘蔗地里一躲，就不用担心挨炸。
两年下来，敌机基本上没有来过，但却实实在在造成了灾难。原因是粮食种少了，不够吃，粮价猛涨；而甘蔗种多了，榨出来的糖又因为战争影响，运不出去，糖行纷纷倒闭。糖价奇低，粮价高企，广大蔗农糖卖不出去，粮食买不进来，生计成了问题。
有道是“乱世出英雄”，这时有一个商户挺身而出。此人年轻胆大，逆势而为，把家里的房产、田地全都典当出去，筹了一大笔钱，又借了许多高利贷，趁糖价极低，收购了全县一大半蔗糖。仙游人形容一个人胆大，往往说他“老虎都敢骑”，此人姓吴，名某应，因此得了个“老虎应”的外号。
几个月下来，“老虎应”除了满仓满谷堆积如山的蔗糖外，几乎一无所有，眼看就要完蛋。谁知天无绝人之路，随着战线向内地推进，沿海一带战事稍缓，交通逐步恢复。“老虎应”抓住时机，几乎雇佣了全县所有的河船，将囤积的大量蔗糖沿木兰溪顺流东下，运到莆田涵江出海口，装上大货船运到福州马尾，从海路销往上海，再从外地运粮回来，一来一往，获利百倍。
经此一役，“老虎应”成了全县首富，名震遐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下乡时已是七十年代，三十几年过去了，老人们犹津津乐道“老虎应”的发家神话，以及衍生出来的种种轶事。我听得多了，觉得这些传说真假参半，演绎成分居多，但有一件是确切无疑的。
话说“老虎应”成了全县首富后，其账房先生自然也就跟着沾光，于是拿钱回老家盖房。有人嫉妒，就向“老虎应”告发其贪污，乡下正在盖的房子就是赃证，于是“老虎应”带人前去查访。
到那一看，房子盖得差不多了，但规模并不大，也就是一般乡间常见的三开间格局。“老虎应”勃然大怒，责令立马停工。账房先生吓了个半死，赶紧上前解释。
“老虎应”不容分说，大手一挥，叫过工头，命令他把盖了一半的房子拆了，就地重盖一幢五开间大厝，“所有费用我出！”接着转过身来，训斥账房先生：“你盖这么小的房子，不是打我脸吗？人家会说我‘老虎应’只顾自己发财，对待下人那么刻薄！”
于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一座五开间豪宅（俗称“五间张”）在村头拔地而起，远近闻名。
说来也巧，这位账房先生老家离我们村不远，我们每回去公社交公粮、挑肥料，都要路过其村庄，有时还会在那所豪宅边上歇歇脚。
每当此时，这则轶事就会被人提起，该村人也引以为傲，可见实有其事。至于“老虎应”本名，我问了几个人，则无人说得出来。
大概是1973年吧，一次我爸带我去表叔家走亲戚，路过一片河滩，一个放羊的老头看到我爸，远远迎了上来，一口一个“郑先生”地叫着，还掏出半包皱巴巴的卷烟敬我爸。
我爸问：“你现在还抽卷烟？”
对方略显尴尬地说：“没办法，叶子烟我卷不来。”
两人点了烟，聊了几句就分手了。
我问此人是谁，我爸说他就是“老虎应”。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传说中的风云人物竟是这般模样，后悔刚才没有多看他几眼。
又问我爸，他怎么对你那么客气，还喊你“郑先生”（很久没人这样称呼了）。我爸说这是有缘故的。原来“土改”时，县委书记（当时称“县政委”）是南下干部，对本地情况不熟悉，我爸给他当兼职秘书。
一次在审批各区上报的拟枪毙地主名单时，看到有个待决人犯名字旁边加注“老虎应”三个字，书记眉头一拧：“‘老虎应’？这个人肯定很坏！”
我爸赶紧把“老虎应”外号的由来说了一遍，又告诉书记，此人暴富后弃农经商，一度做得很大，商业版图扩张到福州、上海，四十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崩溃，他因此破产回家，当初典当出去的田地一直都没赎回（先是不在乎，后是没钱赎），从经济成分上看，应该属于破落的民族资本家。
我爸四十年代就读于国立暨南大学国际贸易系，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统一战线理论也比较了解，一席话讲得入情入理。县委书记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从善如流，大笔一挥，通知下面把此人放了，把原定的“地主”成分改为“工商业”。
后来又因为小县城里“民族资本家”寥寥无几，作为“团结对象”，还安排他当了县政协委员，因此免受了不少苦，所以一直对我爸感恩戴德。
听了我爸一席话，我不由得驻足回望。只见远远的河滩上，有一大二小三个黑点点，小的是两只羊，大的就是昔日江湖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老虎应”了。
孙启军（羊城晚报）：好呀，我来一篇《眼看楼塌》。
诸暨为古越人腹心之地，鱼米之乡，财帛充盈，《阳春大地方》中图文可证。模仿杨村所建前后两进的“千柱屋”，其规模形制已令人惊异，杨村那两座七间两弄的前后四进的“正屋”，倘若存世，其豪奢与宏大程度，更不知如何赞叹。
可惜这豪奢与宏大早已葬身于日机的轰炸，更令人唏嘘的是这被毁大屋背后的家族命运。杨村郭姓大族，不仅祖屋无端被炸毁，而且后人或因国难而殇或因家破而终生不再返乡，家族中许多人就这样悄然消失在历史和杨村“大地方”的幽深处。身处大时代，这就是命，担不担，受不受，留不留、走不走，其实半点不由人。
由此想到自己的父辈。
爷爷早年在襄垣城里做鞋维生，挣下一点家业，回村盖了两层三开间楼房，楼址选在村中一处向阳背阴的平坦台地，周遭均为古旧窑洞，颇有些顾盼自雄。
父亲叔伯兄弟五人。大爹自小残疾，拖着一条残腿讨生活，终生未出过村。二爹留过东洋，回乡后就在家读书，没出去做事，因会几句日语，被日本人看上，做过一阵虒亭乡的乡长。
三爹、四爹当了八路，在晋察冀一带与日本人游击，两人在部队均勇猛，打到后来，都当了不大不小的官；但打跑日本人后，与国军干，仗越打越猛，人越死越多，两人怕了，就相约开了小差，回到村里。
父亲行五老幺，比三爹、四爹晚一年进部队，却一直跟着南征北战挺了过来。
我小时候在三爹三娘家，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景，是三爹头上那一大块崎岖不平的红色伤疤，父亲后来告诉我，那是三爹在部队当机枪排长时留下的纪念。每逢激战，机枪火力最猛，招来的反噬火力也最烈。那一回，三爹的天灵盖差一点就被全掀了，这是他开小差的最直接原因。
他们叔伯五兄弟，二爹最先走，死于解放初期；其次四爹，死于“文革”初年，跳井死的；大爹和三爹因病死于上世纪70年代，死时都只五十多岁，对村民来说，已是得天年了。五兄弟中，如今只有我父亲仍在，却已瘫痪在床多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陪父亲回乡探亲，那两层三开间楼房破败已久，有些灰头土脸，兀自看得出是两层；十年前最后一次陪老父返乡，祖屋只剩下一堵土墙，瑟瑟立于寒风之中。
大时代的漩涡面前，家族曾经的大屋、财富和亲缘，个人拥有的学识、选择与荣耀，都一如草芥，经不起几下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