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鲜活的人物,诠释了什么是“枷锁与自由”
文/木乔简科
编辑/木乔简科
引言
1994年,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推出了一部备受赞誉的励志影片,《肖申克的救赎》。
这部电影以其扣人心弦的情节、紧张的悬疑元素和深刻的人物刻画,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影片的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悬念,而其中的人物形象则鲜明且难以忘怀。
《肖申克的救赎》不仅满足了观众对监狱环境的好奇心,更真实地展现了被监禁生存的真实困境。
影片深刻地探讨了"枷锁与自由"这一永恒主题,将人们的关注点放在了个体如何在压抑环境中寻求自由。
电影主要角色及其人物的人格制度化纠缠
监狱在大众心中往往被描绘成灰色调的场景,充斥着铁门、高墙、电网,以及冷酷、暴力等恐怖元素。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肖申克监狱也并不例外,这个环境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物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到监狱环境"制度化"影响深刻的囚犯,代表人物有老布鲁克斯和瑞德。
他们感到无助、沮丧,顺从地接受了监狱的现实,虽然抗拒,但也不得不与其相处,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环境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依赖。
主人公安迪则是一个异常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凭借坚毅、勇气,更重要的是智慧,与命运搏斗,在众多角色中脱颖而出。
他对监狱环境有着清醒的认知,拥有坚定的人格自觉,他不满足于逆来顺受,不愿意被监狱制度所束缚。
“人格制度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曾提出,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
这一理论深刻地说明了人的社会性质,并揭示了个体的本质与社会化的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因此,人在社会中全身心地、持久地、完全地“制度化”可以被视为正常的表现,可能会被视为异常和非主流,例如在河南方言中的“二”。
在特定的职业和生活环境中,人更容易形成特定的人格“制度化”。与特定的职业和环境相处也会引发一定的冲突和紧张,即人格的制度化与逆制度化之间存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实际经验表明,这个领域涉及一种有着悖论性质的相互纠葛。
从这个视角来看,电影呈现了“一明一暗”两条主线。
明线是展现在观众眼前的监狱故事,其中包括特定囚犯们的入狱背景;他们在监狱生活中的抗争、适应和妥协;不同囚犯之间在困境中互相帮助和实现救赎的情节;囚犯们仍然保留的黑色幽默;特定囚犯对自由生活的坚持不懈追求;狱警的冷酷和残暴行为;典狱长的虚伪、冷酷以及最终的自我毁灭等等。
而暗线则探讨了在监狱这一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人格制度化”现象,特别是包括“人格的监狱化与逆监狱化”两个方面。
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的个性如何在制度化和逆制度化之间产生张力,以及在特定环境下,人是如何在制度化和逆制度化之间纠缠不清。
老布为什么会走上绝路
尽管老布在电影中是一个配角,但他却是囚犯中的“长者”级人物。
在肖申克监狱的长达近五十年中,老布从一个满怀热情的年轻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岁月沧桑的老者。
他的面容显现出岁月的印记,沉默寡言,作为监狱图书室的管理员,他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狱友们服务。
图书室作为监狱的“服务和窗口单位”,再加上老布每天都会推着小车在牢房之间询问狱友是否需要图书,他对监狱的几乎所有犯人和狱警都非常了解。
他的性格温和善良,过着朴实本分的生活,不与世争斗,是一个典型的善良之人。
几十年如一日的"历练",使老布早已"融入监狱",他已完全受到监狱化的影响。
从最初的"不习惯"到逐渐"习惯",再到"必须依赖于监狱",监狱对他而言已不再是枷锁和限制,而是他内心渴望的归宿,成为他理想中的最佳场所。
假释委员会按规定办事,裁定老布已改过自新,可以重新融入社会,老布的枷锁很快即将解除。
随着假释日期的逼近,老布的内心逐渐充满了恐慌,他对即将到来的巨大变革感到极度不安。
老布的行为并非毫无原因:或许是长时间承受压力所导致的过度应激反应,或者是出于一种"精明"和"算计",因为他的个性已经被"深度监狱化"或者说"完全监狱化",只有在监狱社会的秩序中他才感到安全、踏实和合适。
法律是“公正”的,老布最终还是被释放出狱了!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感到一丝快乐或幸福。他困惑地思考着:这是哪里?我该去哪里?
大街上的人们都在忙碌着,但他对这一切感到陌生。时间不断流逝,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老布感到无所适从。
一旦一个人完全适应了某个特定的环境,那么新环境对于他来说就会变得陌生而难以适应。
他感到迷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无法找到归宿。“枷锁”虽然已经解除,但“自由”却似乎变得遥不可及。
老布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太久,他已经习惯了监狱里的生活方式,年龄也已经太大,没有精力和时间去适应这个社会。
监狱制度与正常社会制度之间的转换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异常困难。在无奈之下,他选择在中途之家上吊自尽。
老布自杀的原因可能涉及刑事执行过程中的僵化、出狱后缺乏家庭支持以及社会帮助不足等多方面因素。
瑞德在“制度化”与“逆制度化”之间的挣扎
瑞德是一个深思熟虑、干练机智、善良,且拥有自律能力的囚犯。与老布相比,瑞德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有着清晰的认知,他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仍然怀抱一线希望。
在这一点上,他与电影主角安迪有着相似之处,这也使他与安迪成为了狱中的好友。
安迪刚入狱时得到了瑞德的支持,而剧情的发展使瑞德成为了安迪成功救赎的对象。由于瑞德的个性特质,他在狱中与狱友和狱警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着广泛的人脉。
他利用自己的机智帮助其他囚犯获取违禁品,既让狱警获利,也满足了犯人的需求,同时也为自己赚取了一些报酬,显示出他头脑敏捷、颇具能力。
瑞德对抗拒“监狱化”有一定的意识,然而长时间的监狱体制生活使他感到无奈。他对重返社会的愿望逐渐减弱,他对自己“被监狱化”的经历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担忧。
他曾对一名狱友发表过精辟的言论:“监狱的高墙确实很有趣。你憎恶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适应了这种生活;最终你会意识到自己不得不依赖这个环境来生存。这就是你被监狱体制化的结果。”
出狱后,瑞德深切感受到适应新生活的困难。他说:“我习惯了三十年的请示才能去上个厕所,现在我随便都能去,但我仍需要请示才能适应这个社会。”
安迪为什么能浴火重生
让我们聚焦在这部电影中最为关键的角色——安迪。
最初,安迪是一名年轻的银行家,却因法官失职、法庭误判而冤屈入狱。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沮丧自暴自弃。
相反,他始终怀抱着对未来的希望,保持警觉,抵制着被“监狱化”的内心倾向。他就像一只真正的“无法被束缚的鸟”。
入狱前,安迪是一位事业有成、人生顺遂的年轻人,拥有高智商和情商,典型的“高富帅”代表。
这为他在狱中成为“逆监狱化人格”和“去监狱化人格”的典型奠定了基础。安迪与其他囚犯截然不同,他的行为给已经适应监狱制度的犯人带来了惊喜和希望。
他的人格与监狱体制完全不合拍,经历了许多挫折后,他依然坚守初心。他利用自己银行家的职业特长和会计技能,在狱中帮助狱警逃税,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降低的警惕。
他坚定不移,在狱室里默默挖掘一条通往外界的隧道,最终通过这条隧道实现了越狱。
马克思曾说:“人们之所以获得自由,并非因为消极力量让他们逃避某事物,而是因为积极力量让他们表现出真正的个性。”
狱中的安迪有许多方法来对抗“监狱化”。他总能在监狱这种高度体制化的环境中找到突破僵化的方式,实现他的想法。
他努力阅读《圣经》,经常倾听唱片,用音乐填充内心,以抵御孤独和空虚。为了应对未来的自由,他保持自律,不沾染监狱里的任何不良习惯。他利用无聊的时间培养兴趣爱好,每天在放风时收集石头。
他没有与外界脱节,通过不懈地写信给州议会争取资金,逐步扩展了监狱图书室,帮助其他囚犯实现救赎的愿望。他不仅自己阅读,还引导其他囚犯阅读,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净化了他们的心灵。
电影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要么忙着活,要么忙着死。”
安迪选择忙着活。他像凤凰涅槃一般,经历火的洗礼,重获新生。描述他重新获得自由的情节极为贴切。正因为如此,安迪成为了对不合理和不人性的制度化的抵抗典范。
特定职业带来的人格制度化
“个性首先不应被视为单一性,也不应被视为固有特征,而应被看作个体的成就,个体化则应被理解为个人自我实现的过程。”
影片中同样体现了一众狱警的“人格监狱化”。典狱长诺顿是典型的狱警代表。
诺顿典狱长的人格充满了在封闭和专制环境中长期工作所形成的监狱“制度烙印”:自傲、专横、固执、狂妄、贪婪等“职业病”。这种人格特质在各国文学作品中对旧时代狱卒形象的描绘中也较为共通。
诺顿第一次在狱中与安迪交谈,话题是《圣经》的原文,探讨谁才是真正的信徒。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真相让人大为震惊。
诺顿表面虔诚,实际上却狡诈阴险、贪得无厌。安迪帮助他洗钱,他却毫不感激,对安迪仍然心存傲慢和歧视。
诺顿最终因为杀人和洗钱的罪行曝光,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人格决定命运,诺顿的命运是他人格扭曲和自食恶果的必然结果。
影片中的看守长哈雷,拥有一般狱警的职业特质,同时也表现出一些中规中矩的品质。
他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在下级面前则表现得专横跋扈。这与他外表上的强势和他在中层管理岗位上的地位有关。
最底层的狱警韦利则是一个小人物,身处狱警队伍的最基层,他对囚犯表现出一些同情,这或许反映出他对监狱化人格的警觉,以及对去监狱化人格的某种潜在自觉。
结语
人类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之中。这个社会性决定了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的影响和塑造。重要的问题在于制度的性质,以及它是否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在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人与集体、独立个性与共同体的相互关系,这导致了一种两难困境。
当需要适应不同的秩序或制度时,就会遇到适应的困难和人生抉择。人们需要在适应新秩序的过程中重新调整,这可能会带来阵痛,也可能需要做出重要的决定。
在这个背景下,个体往往需要在保持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做出对制度的选择。
个体是否会选择无条件服从和彻底接受制度,或是在制度中保持自身的独立特点,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和决定的问题。
习惯于一种制度后,转变到另一种制度可能会带来困扰和挑战。这种转变也是一种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社会首先显现为一种制度性存在。人类在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与集体、个性与环境之间的生存和发展,涉及着人的制度性生存中的一系列复杂困境。
在特定历史时期,人的个性发展状况实质上是这一历史时期主要生产力的体现。
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否意识到,我们的选择总是在“制度化”与“逆制度化”之间进行,无论如何选择,都涉及对人格的尊重与抗拒,都与人格的形成和改变相伴,同时也是人性的展现和表达。
无论面临何种挑战,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制度性生存”中找到平衡,怀抱希望,坚守理想,在追求心灵和人格自由的道路上,像安迪一样保持自我觉醒,实现个体在特定职业和环境中的人格塑造与追求发展、追求幸福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