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店欧拉好猫款电动汽车有卖吗？，

向光而行 阅读摘录

记得丘吉尔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学习不好，上中学的时候非常调皮捣蛋，所有老师都非常讨厌他，他也觉得自己很讨厌，自己就混。“二战”爆发以后，德国来势凶猛，英国政界的那些政客就说我们肯定打不了，我们先议和，这个过程中丘吉尔就站出来说，我们大英帝国有着光荣的历史，怎么能轻言议和？我当时看那个过程就想，过去我们总觉得不好好学习的都不是好学生，可我们没有想到，在一个民族最关键的时刻，是这么一个人挺身而出。最重要的是，他后来用了一些很聪明的方法，声东击西，最后愣没让德国过海峡。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觉得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要因为这个人学习怎么样就完全低估他整个人的价值。

当时我看《戴高乐传》，戴高乐讲了一句话，在战争期间那么乱的情况下，他当时想和苏联联手，有人就说，那是共产主义，我们不能联手。戴高乐说，在这种时候民族利益至上，所有的民族都要自救，如果我们不联合，谁也救不了我们自己。看到那一段我就想到，这就是人类，别看人类怎么争、怎么抢，最后人的利益是相通的，最终我们会有共通点。

后来看《林肯传》，当时南北战争，最后他被刺杀，我就在想，一个白人为黑人争利益，而且他把整个美国扭转过来了，这样一个政治家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而被刺杀，所以一个杰出的人物可能就是一个殉道者。

很多人说我为什么不能改变的时候，他们的思维是：这样能让我变得更好吗？这样我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吗？这样想其实就会很难。因为有一些改变在一开始是不一定能看清楚的，而是在你做了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的。所以改变的本质不是说我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我选择了它，而是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些不确定性和新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改变，因为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性就意味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让人焦虑的，所以这些人就觉得这让我太焦虑了，什么都不确定，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我们要理解，环境对我们有限制，可它不是决定性的，最终做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环境来决定的，你就有理由把所有一切不幸的遭遇都归为环境和他人，这时候你就像把自己变成了环境的提线木偶，它决定你这样那样，人是没有力量的，你就变成了一个受害者。但你要想，环境就是这样的，确实有很多不幸，也许我遇到的事也不一定公平，可我想怎么做？我想怎么样？当你回到“我想怎么样”的时候，“受害者心态”就变得不那么重了，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有选择的人。

其实两个人要结婚，一定意味着其中有一个人要有一定的改变，只是这个改变最好是自愿的，比如我爱他，我要和他经营一个家，所以我愿意改变。如果你告诉他，你应该这样改、应该那样改，通常就不奏效，因为他为你改变，这是他的付出、他的担当。他是一个好男人，这是人设、形象。你让他改，其实是在暗示他这个人不好，他有些缺点，他要改，这其实包含了一种否定。有时候夫妻关系里，为什么你要对方改，对方一般不会改，而且告诉你很多不应该改的理由，就是因为对方不喜欢这种否定的信息。如果你真想让对方改，你也要知道，原来我这种否定的信息让对方很不舒服。

“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我为爱我的人改，让你觉得认同我、爱我，我当然愿意为你改。可是你否定我，不接纳我，我为什么要改？我一定告诉你，应该改的人是你，这时候就变成了夫妻之间的一种角力或者纠结。我一般会说，既然你没办法让伴侣改变，你只能用你的改变带动对方的改变。夫妻之间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一般来说，你没办法改变他；好消息是，其实你可以影响他。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改变带动他的改变，你来影响他。

比如前段时间，有一个女生说，她的先生每次回家后，不好好看书，也不好好学习，经常刷视频、看娱乐节目浪费时间，她希望他上进一点。可是女生不停地告诉对方，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男生就很烦，说我想休息一下怎么了？说得也对啊，我工作已经这么忙了，我回家想休息一下怎么了？后来我就告诉她，你可以尝试说，我们一起创造一个积极的家庭氛围好不好？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而不是单独的某个人要改，这样他就能参与，也能出主意，共同去营造更好的家庭氛围。所以，本质上是用女生的改变去影响对方，而她的改变就是包容。

叔本华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太近，又不能太远，有点像冬天的刺猬，必须靠在一起才能互相温暖不至于被冻死，但如果靠得太近，双方的刺就会刺痛对方，把对方刺得鲜血淋漓。

觉得叔本华这段话揭示的就是人性的基本矛盾。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在关系里付出不行吗？付出就会有期待，这个期待得不到就会变成一种要求，要求没办法满足就会变成一种怨恨，所有的付出也会变成关系里的一种压力。如果不付出，那更不行，两个人之间就真的走远了，所以所有夫妻都是在亲密和保持自我的边界之间找一种平衡。

这种平衡怎么找到？我也不知道。人生要面对很多矛盾，这种矛盾需要每一对夫妻慢慢想办法去适应，有些夫妻就是我跟你稍微远一点，有些夫妻觉得可以更亲密一点，有些夫妻觉得他们是亲密的，可是最好有一个边界，而这个边界怎样才合适，大家都在摸索。亲密关系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唯一的确定答案就是，人都有两个需要。

一个需要是我希望能跟你亲密一点，这样在我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支持、认同，这是我们找伴侣的意义；另一个需要是我希望能有一些空间发展自己，而不是有了这段关系就完全被束缚，我希望有一些事我自己能做主。这两个基本需要是不变的，接下来就是相互协调，怎么能够既满足你的需要又满足我的需要，就是要找一个这样的满足而已。所有成功的夫妻都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办法，不成功的夫妻是因为他们没找到办法，而且他们认为问题在对方身上。

所有人都会遇到很多伤痛、困难和挫折，这些挫折和困难要怎么走过去？我们不是回到过去疗愈它，而是往前走，让新的经历、新的经验、新的体会来疗愈它，我们通过创造新的经验代替旧的创伤经验，人是这样不断成长的。

关于如何创造新的经验，每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办法。俞老师的建议大家也可以参考，他说背上包去旅游，我觉得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场地也是一个办法。但你不要想我这样做马上就可以把自己治好，核心还是做一些不一样的，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可能有变化，变化就意味着有机会。

“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

没有科技的人文可能是愚昧的，但没有人文的科技一定是危险的。”

很久之前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还是“瘴气”“上帝降罪”，后来我们知道传染病的病因是病原体，比如病毒、细菌等微生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传染病的认知越来越准确，但人类的一般特点是，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

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们掌握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从青霉素开始，链霉素、土霉素、金霉素慢慢出现，大家突然觉得我们对感染可以毫无畏惧了，我们又变成地球之王了。隔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地球之王还是微生物，因为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待了几十亿年，而从农业社会开始算起，人类也才“统治”地球一万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所能制造出来的各种办法，微生物早已尝试过。但人类太自大，就像马克·吐温讲的，“我们总是踩着相同的韵脚，前人犯过的错误，后面继续犯错，不断地自大”。书中的SARS（非典型肺炎）和新冠都是我亲历的。我写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在于，人类必须要敬畏，必须和地球上的众生，尤其是微生物，更好地和平相处，不然人类没有未来。比如现在的多重耐药结核菌，长期来看，它的影响要比冠状病毒厉害得多，但现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出于人口密度原因，以及交通工具的使用与发展，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只会越来越紧密。我们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携带了各种各样的微生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不可能逃开微生物，所以还是尽可能地友好相处，共同分享蓝色星球，才是最合适之路。

许多人因为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没有及时隔离，从而将病毒进一步扩散。这个时候，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预防才是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只治不防，只会越治越忙。那么，怎么“防”呢？除了日常戴好口罩、勤洗手，还要及早大规模筛查、确诊感染病例、及时集中隔离，防治互相结合变得尤为重要。

有一个公共卫生假说认为，很多疾病就是因为太干净才产生的，比如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就是因为孩子没有机会接触到微生物产生免疫，到后来病毒来了，就会引起一次不可逆转的、严重的，甚至终身永久性的损伤。还有，一个人到了国外，如果七年左右出现了哮喘症状，很大的原因就是环境太干净导致的。另一个说法是菌群失调，就像我们说的水土不服，本质就是菌群问题。山西有一种特产叫炒祺，就是把面粉加鸡蛋、加油等配料，在白土中炒熟来吃，其实有点像吃土。

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方式不是吃保健品，而是三件事：规律睡眠、适当运动、保持快乐。这三件事说起来简单，其实挺难的。第一，睡眠要有规律，不能因为今天高兴就晚睡，明天不高兴就早睡。第二，运动要成为习惯，人要对抗自己的懒熵。第三，即使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最近我有句话传得很火：远离渣人，远离破事。

应该活在相对平和的世界里，不为五色而目盲，不为五味而口盲，也不应该被七情六欲所左右，这非常关键。

一般来说，人类寿命到了70岁，就有很大的可能开始得肿瘤了；过了80岁，就开始得老年痴呆，这叫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这没办法，人总会死，没有A病就有B病，我们的寿命可以延长，但病一直都在。想延缓老年痴呆，或者如果真的得了老年痴呆该怎么办？学音乐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定要学一种乐器，因为乐器会运用远缘的人类脑区。弹琴也行、弹吉他也行、吹笛子也行、弹古琴也可以，总之，学一种乐器。我奶奶活了106岁，在105岁的时候还能弹琴，她那时候可能已经不太认识我了，时清醒时不清醒，但给她一把琴，她还是能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再者，确实可以学学数学，因为万物皆数。坦率地讲，理工科也有鄙视链，最聪明的人不是学物理就是学数学或者计算机的。今天为什么高考结束后，大家都讨论作文？因为讨论不了数学或物理，太难了，只能讨论作文了。我也一直在看数学，因为真正牛的数学大师，实际是通过直觉驱动的，他感觉的就是对的。像我们看黎曼几何、欧拉公式，心里真的会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哲学感。我尤其推荐大家看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讲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自己不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起来，这是用数学方法证明的，这个象限领域里所看到的公理实际是无法自证的，必须用第三视角来看。这就告诉我们“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中国顶多是算术能力比较强，真正的数学思维逻辑，万事可以分解成数的逻辑，我们还比较欠缺。

第一，医学的本质不是治愈，而是安慰。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叫特鲁德，他的墓志铭上就写了三句话，算是道破了医学的本质，第一句话“很少被治愈”，医学能治愈的病其实少之又少。第二句话“有时是帮助”，卡了鱼刺，我帮你取出来，长了一个早期肿瘤，我帮你切掉。最后一句话最关键，“总是去安慰”，医学的本质是安慰，所以一定要学会安慰自己，如果有能力就去安慰别人，抱一抱、拍拍头、拍拍肩、发个微笑、点个赞。这是第一个，医学的本质。

第二，我们怎么能够与外界相洽？我常说要探索天地的宏伟，才能感受到人类的卑微。一个人真正到大山里看看几十米高的树，在山海之间体验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感觉，就会明白众生平等，进而就会有超脱生死的达观。有时候感觉人类很搞笑，你很郁闷，为了解除郁闷就选择蒸四只螃蟹，那四只螃蟹是不是比你还郁闷？人家活得好好的，就因为你郁闷，想吃螃蟹，就把它们四个蒸了，还是活蒸，如果都从一条“命”去讲，人的命和螃蟹的命是否有区别？这可能是个哲学问题。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个外星人，他也能吃人，我们又怎么去判断和理解？从某种程度来说，人要学会自嘲，在天地宏伟当中，找到与众生的平等，就像我们，很大程度上都一样，我们不能做的事比我们能做的事多太多了，自嘲一下，放下，开开心心就挺好。

一个人要能够把自己放得心平气和，既不傲然于世，凌驾于一切之上，也不自卑到尘土，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

第一，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家庭、家长，不是学校、老师。对家长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慎施于人。换言之，要反求诸己，想让孩子看书，自己先看，想让孩子背古诗，自己先背。现在很多家长，考古诗，他自己开卷，让孩子闭卷答，孩子没背出来还骂孩子，但他自己一首都背不下来，这很搞笑。我会和我女儿一起背很多诗，这是我父母小时候教我的方式，尽管孩子可能还不能理解古诗中深层的含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对唐诗宋词的韵律、感觉就培养出来了。

第二，培养孩子的复述能力，让他们尽量用简单的方法把一件事说出来，读出来。我会经常鼓励孩子们，换各种各样的说法进行表达，我们就比谁的说法多，这实际就是锻炼了他们打比方、作比喻的能力，比喻再高级点就是隐喻，他们对语言的应用就会得心应手。我觉得让孩子加强复述是很重要的环节。

第三，关于多语言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功能核磁看到我们做事时具体是哪个脑区在活跃。像我们初中以后才开始学英语，我们的母语和英语是在两个脑区。我在复旦大学专门测过核磁，给我看中文时，是这边的脑区亮，给我看英文的时候，是另一边的脑区亮，证明我面对两种语言的时候，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区活动，但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来做这个测试，这两个脑区就会非常接近。很多欧洲小国，比如卢森堡或者比利时，那里的人可能会德语、法语、英语，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语言。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南方人，比如广州的朋友，既会讲粤语也会讲普通话，会讲潮汕话、闽南话，还会讲英语。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学习双语最好的时期是孩子2～6岁的时候。

仔细想想，不管多难的语言，人类哪一个婴儿学不会？两岁的时候都学会说话了，反倒长大以后20年还学不好英文。家长们可以让孩子更早接触多语言环境，当然前提是母语要学好再去学，不局限于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只要想学都可以尝试。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孩子越早接受就越不会抗拒，自然而然地顺利听下去了，尤其是听力。听力是随着年龄增长一直在减损的，孩子越小听力的连接能力越强。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会鼓励公众演讲、鼓励辩论，按照逻辑的方式归纳、演绎。但在中国或者整个东亚民族中，不太鼓励个性，这会让孩子顾虑太多，把很多事憋在心里，不善于表达，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更多给孩子营造创新的环境，花式鼓励他们去表达。比如1+1可不可能等于10？有时候我家丫头问我这问题，我就说当然可以等于10，二进制的时候，1+1就等于10。比如问企鹅会不会飞？当然会飞，把海水当成空气，企鹅就是在海里飞，海水只不过是密度更高的空气。这就是鼓励创新，告诉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

你在演讲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公司，一定要选志存高远的公司，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当时选华大基因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我经常会问我的同事或者朋友，做小事容易还是做大事容易？很多人说做小事容易，我说错了，做大事容易。把事做到足够大，这个事就容易了，因为做大事收获大、成就大，高人、牛人自然都来了。咱俩商业上肯定都算不错的，但如果咱俩去摆摊，开个拉面馆，弄个包子铺，我们能干过更努力的人吗？不能。现在有人一说创业，要开个咖啡店、奶茶店，我心里就突突。

一个人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就像您觉得要去帮助更多人留学，而不是自己去留学，就像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生命科学。做大事容易，一定要志存高远，20岁的时候跟对人，才有机会在30岁的时候做对事。

俞：做小事、做大事都难，但做大事至少体现了两个能力：第一，对自己的期许拉高之后，不自觉地会付出更多努力，这样哪怕只达成了一半的期许，也算是一种结果。就像爬山的时候，如果爬香山，你知道它就500多米高，我们不会提前准备太多，但如果要去爬泰山，1500多米高，我们就一定会预先准备好干粮和力气。

第二，当我们想做大事的时候，周围遇到的合作者、战友、领导一定都是做大事的人，不自觉地就会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韩信、张良只有跟了刘邦，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在项羽手下是没有长处的，有长处也发挥不出来。

所以，并不是做大事容易，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志存高远的心，让我们感觉这件事值得。你选择华大基因，可能跟我当初选择留在北大有点相似。当初我可以回到家乡的大学或者中学教书，那时候回家乡各方面都更方便，但如果我回了家乡，就不可能有今天，也不可能有新东方。这就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一起在这个舞台上玩的人本身的水平和水准都很高，就不得不向他们看齐。

我们今天呼唤科技创新，然而科学的创新就是要否定之前的科学，科学不只会和愚昧斗争，科学也会和科学斗争，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一定是对过去科学的总结、归纳甚至是颠覆。听话的孩子做不了科学创新。我们不能一边提倡创新，一边在教育上否定大家不一样的思想。

很多不听话的观点最终使科技前进了一大步，比如“人猿相揖别”，也是因为我们和猿类共同的祖先确实发生了几个不一样的突变，使我们这一支的大脑越来越大，最后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持续地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慢慢进步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特别辉煌的时期，就是唐宋。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巅峰。但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尤其是科学革命以来，维萨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年代之后，中国的科技贡献就越来越少了。中国在这方面一直领先到宋朝，为什么后来越来越不行？这当中的原因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中国过去比较崇拜或者说独尊儒术，会把大量的精力放到从古书典籍中寻找答案，不会创造自己新的流派；第二，因为隋朝的科举制度，人们都在想办法当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对自然科学越来越没有兴趣。今天，我们大部分人衣食无忧，有机会、有能力鼓励更多人做一些科技创新。

死亡诗社》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很震撼，“我不要在我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没活过”。最近马斯克也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宇宙最终会归于死寂，会消耗完所有的能量，然后自己就停止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生命科学有一个基本观点——死亡是一种程序。如果没有死亡，每个出生都是悲剧，因为有了死亡，才使得人类在生死之间、七情六欲之间体会到生的意义。对我来说，生命的长度固然重要，但我更在意生命的广度、丰度、深度、温度。换言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到今天应该给世界留下什么？我们只能留下一点点东西，也许过了500年，还有人提俞敏洪一个字，提尹烨半个字，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人记住你，那你就没有真正地逝去。

真正的死亡不是离开世界，而是再也没有人记住你。反过来想，孔子、苏轼、李白这些人死了吗？没有，他们活着的时候，哪有今天的江湖地位。他们是用自己的文脉永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义务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正能量，要相信如果这个宇宙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讲的每一段话，都已经用信息的方式永久驻留在此刻的时空之内了。

奢侈品为什么越卖越贵？就是因为只有卖得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显示出不一样，越卖越贵，最后就内卷。永远不要和别人比，那是内卷，我们应该自卷，自己跟自己比。

1543年是科学革命的元年，一是有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问世，即“日心说”的复兴，这是向外看太空的；二是有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这是向内看人体的。这两件事情都做到了，科学革命才开始了。既要关心星空，人类是不是能成为多行星的物种，也要关心人类的内心，人类能不能把人性的恶牢牢地用人性的爱给控制住。我想这不仅仅是孩子，可能是每个成人都要进行的终身必修课。

有人认为，宇宙早晚都会爆炸，地球就没了，人类文明最后也会烟消云散，那如果是这样一些终将消失的、虚的东西支撑我们活着，感觉这个意义不够充分。

这就像在说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吃饭。有时候也有人说，既然吃饭是为了大便，为什么不直接吃大便，遇到这种挑事的就没意思了。这个本质是什么？虽然宇宙会归于虚无，会走向死寂，但依然不耽误我此生为人的目的，因为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旅途中的风景，你体验过的一切就是你的一生，即使宇宙没有能量，但俞老师的信息还在。信息的承载是不需要能量的，我们还不知道物质和能量之间的信息，会以什么方式永久驻留在今天所谓的时代空间内，但我相信应该有，因为人生总要心存美好。

每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几种人：第一是高人，他能给我们指一条路；第二是贵人，能相助我们；第三是敌人，能帮我们进步，包括小人，很大程度上讲，我们都是被小人成就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在生命中遇到特别难的事情，应该有可以请教的老师或者高人，这非常关键。我们为了避免遇到一些自己看不懂、看不透的问题，平时应该储备一些可以当成老师的人，让他们给一些中肯的建议，这个人未必是亲人，有时候甚至关系会更远一点，所谓旁观者清，可能他们给的建议会让我们耳目一新。

孔子到了70岁才随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离孔子的境界还差得远。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今天做的任何选择一定有错的成分。关键在于，不论对错，既然做了就不要后悔。人从来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只会因为没做什么而遗憾，当然不包括为非作歹的事。年轻的时候，不管自己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只要没有伤天害理，做了就做了。在这个过程中吃一堑，长一智，失败得越早，成功得越早。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看着别人的失败和教训，从而避免自己的失败，这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每种科技都会取代一些工作，但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科技最终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工作，但需要一个缓冲期让这些新的工作产生。就像刚刚有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预测现在滴滴司机或者美团小哥这样被互联网创造出来的工作，但是他们会在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衍生出来。长期来看，AI还是会带来很多工作的，我们可能只知道一些，还不知道全貌，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这个问题可能会被部分化解。麻烦的是，AI本身是有智慧的，所以它能马上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在还没有帮助我们创造很多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已经被取代了。所以AI的工作取代速度和力度也会超过过去的科技，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可以考虑的是，到底什么工作不会被取代，一方面是很有创意的，有关分析能力的、跨领域的、跳跃式思维的，这些是年轻朋友应该去努力发展的方向。

那如果一个50岁的工人这辈子只做过某一种工种，他被AI取代之后，还有15年工龄，这时候让他去做科学家、艺术家、CEO是很困难，也不符合常理的，那还有什么工作是可以做的呢？有几种：一种是可以在已有的工种上做AI还达不到的事情，比如现在AI虽然可以搬运，但是AI还不像人的手这么灵活，也没有人类手眼协调得这么精确；另一种，AI是无法处理陌生环境的，这种情况下有些工种AI就处理不了，比如水管工，因为水管工要分析理解水管的情况，要大胆地敲破墙壁，AI不见得适合做这样的事，所以可以找这类的工作。

再有一种，未来服务业会大大增加。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创造了这么多价值和财产，会出现更多的中产或者有钱的家庭，很多事情可以交给机器人做，但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人来做，比如一个好导游，可以告诉我们去周围哪里游玩，好的餐厅在哪里，或者未来可能有新的工作产生，也许有大厨可以到家里来做菜，也许每年换季的时候整理师可以帮我们把衣橱里的衣服换了。这些都是一些过去不会想要找人来做的事情，但这些都不是AI能做的，因为这需要一定的创意，来家里做菜的大厨至少要知道你的口味，要做前所未有的菜；整理师帮你清理衣橱的时候要把它弄得香香的，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此外，人与人之间会有交流，所以我们需要有温度的工作。比如护士，或是老人院和孤儿院的看护，这类工作是有温度的，能让大家心中感到温暖。这些工作AI一方面不会做，即便会做，至少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人们是不会接受一个机器人来做老人看护的。当然，这些工作在今天可能并不是社会里最受追捧或者收入最高的工作，但随着供需的改变，我相信这些工作以后会有更大的市场需求，他们的工资也会得到更好的提升，人们也会更愿意做这类工作。

：为什么五胡进来以后没有把中原变成草原？没有把中原胡化？在讨论这个问题前，需要先回应另一个话题。讨论中国史、外国史的时候经常有一个说法，历史上往往是野蛮战胜文明，比如日耳曼蛮族摧毁了罗马，“五胡乱华”也是其中一例，西晋很文明，五胡很野蛮，包括女真战胜了大宋，蒙古战胜了大金，大清又战胜了大明等，都说是野蛮战胜了文明。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野蛮从来战胜不了文明。那类似于清战胜明、金战胜宋等这些历史，怎么解释呢？

这些历史根本不是野蛮战胜了文明，这些历史是有组织战胜了无组织，真正的力量来自组织能力。当然，并不是说文明无组织，如果一开始完全没组织，肯定无法建立文明，但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是可能腐坏掉的。

我们说宋被金战胜或者明被清战胜的时候，其实是文明输了。以明朝为例，当时的《四书》、《五经》、四大才子、晚明小说、戏曲、艺术等，从审美来说，这些水准都非常之高，但这仅仅是文明的外壳。如果文明只是外壳，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文明必须能自我组织起来才行，自我组织起来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想象共同体的故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故事。基于这个故事，大家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自我组织起来，大家也都认同这个组织方式。

在明朝初期，大家全都认同，但到了明朝后期，由于宦官、党争等，导致上下交杂争利的状况，从上到下离心离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文明的外壳，但已经欠缺了文明的实质，组织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仅仅在靠着历史的惯性苟延残喘，这时候如果有别的有组织力的力量冲击过来，就扛不住。当时的大清就是一个有组织力的力量，他们冲了过来，明朝扛不住就输了，但这不是野蛮战胜了文明，是有组织战胜了无组织。

反过来说，对于真正有活力的文明，野蛮从来不是对手，真正意义上有活力的文明可以碾压野蛮。野蛮和文明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野蛮能够自我组织起来，但它的自我组织往往是基于部落认同、血统等，基于这些能够形成的组织规模就比较小。文明是基于更高级的理念以及更高级的治理技术，只要仍然有上下姻亲的状况，文明所能凝聚起来的力量就会远远大于野蛮，因为它能组织起来的资源多得多，差着几个数量级。所以只要文明真的有凝聚力，野蛮根本不是对手，而野蛮能够战胜文明的时候，意味着这文明实际已经自我衰朽，只剩下一个外壳了。

为什么“五胡乱华”的时候没有胡化中原，而是他们本身被汉化？原因就在于胡人的那些组织方式、观念系统等，只适用于小规模共同体，无法适用于大规模共同体。中原，是一个庞大的汉族人群，必须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可在西晋末年，这些人的自我组织能力已经丧失了。所以“五胡乱华”的起点根本不是胡人进来，而是中原汉人自相残杀。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那些姓司马的王爷彼此杀得一塌糊涂，最后杀红了眼，把自己手下的兵都杀没了，他们仍想着仇杀，可他们自己没兵了，怎么办？只能找一些胡人做雇佣兵打仗，于是两边对掐的司马王爷各找了一拨胡人帮自己打仗，打到最后司马王爷都打死了，胡人却被他们引进来了。

这时候中原汉人的自我组织能力已经彻底丧失掉了，胡人需要把这些汉人重新组织起来，但这是一个大规模群体，没办法用草原上小共同体的方式去组织，想要组织这些大共同体，仍然要用这些汉人能接受的方式。所以，他们进来之后，没有胡化汉人。

胡人汉化也有问题。魏孝文帝到后来努力完全汉化，但他的努力汉化有一点问题，他迁都到了洛阳。在这之前，北魏定都大同，大同就在长城沿线，是农耕和游牧、中原和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定都于此，可以同时兼顾农耕力量和游牧力量，两边的资源都可以动员起来，迁都洛阳后，他只能动员中原力量，不能动员草原力量。此外，他开始改汉姓、说汉语、着汉服、跟汉族通婚，他不认草原了，你不认草原就不能指望草原还认你。这对魏孝文帝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因为整个北魏的军事基础在草原，如果草原不认他，有可能这个帝国就会崩溃。所以魏孝文帝去世后过了十几年，整个北魏就发生了严重内乱，之后就崩溃了。

我们在古代怎么定义汉人？

古代不是用今天的户口本、身份证来定义汉人的，而是用文化，即儒家文化。

要想展开儒家文化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需要一个前提，人们得是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才行。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果父母还在，你跑得很远，也不知道你去了哪儿，万一父母出点什么事，你就没办法回来尽孝，这在儒家看来是大忌。

所以，要在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儒家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才能够展开，而这种定居的生活方式则是农耕。农耕有一个最硬的约束条件，一个纯自然性的约束条件，就是降水量。如果一个地区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几乎无法靠农耕作为主要生活方式活下去，这就带来了一个效果，400毫米等降雨线构成了农耕的分布基线，也构成了儒家思想传播或者儒家生活方式的传播分布基线。

古代文化用儒家来定义汉人，意味着400毫米等降雨线构成了汉人的分布基线，而400毫米等降雨线就分布在长城。这并不是说皇帝量了一下哪里是400毫米，就在哪里修长城，而是在农耕帝国能够推进的最北端修建了长城，他们能推进的最北端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的位置。

这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就古代的技术条件而言，长城以北不可能将农耕作为主要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长城以北不可能按照儒家方式来生活，也就不可能成为汉人。甚至长城以南的人本来是汉人，如果他们想到长城以北定居，只要还想活下去，就必须游牧化，一旦游牧化，就意味着从文化上他们就不是汉人了。这是我们过去很少关注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长城以北和长城以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应的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这边是农耕的，那边是游牧的。这边是用儒家的方式来自我认知，那边是用萨满教或者别的什么方式自我认知。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完全不同的军事和财政逻辑，完全不同的观念系统，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用一方来化掉另一方的，用胡化汉或者汉化胡，都做不到。

今天中国有这么大的疆域，横跨长城南北，一定是有一个朝代的统治能够横跨长城南北，然后留下了这个疆域。如果以前的朝代仅仅是在长城以南，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领土。能够同时横跨长城南北的朝代，一定得有二元统治的手法和技巧，中原的地方按照中原儒家的方式来统治，草原按草原的方式来统治。

中原和草原的玩法完全不同，意味着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必须懂这两种玩法。只懂其中一种就无法统治另一方，纯中原、没见过草原的，搞不懂草原；纯草原、没见过中原的，也搞不懂中原。只有来自中原和草原过渡地带的人群，才会都见过中原和草原，才能建立起二元统治的帝国，北魏、辽、金、元、清都是这样。二元统治的帝国主导者只能来自过渡地带，从中原的视角来看，过渡地带的人就是胡人，但正是这些胡人建立起了一个横跨长城南北的大帝国。所以，中原提出了“天下大同”“大一统”的伟大理念，但是，是胡人把这个理念彻底变成了现实。

那佛教起到了什么作用？从“五胡乱华”时期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都知道，佛教最初是在东汉来到中国的，传说东汉的第二个皇帝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见西方有仙人，用白马驮着经书过来，于是他在洛阳建了一个白马寺，这就是佛教最初进入中国的样子。但其实从东汉一直到魏晋时期，佛教虽然已经进来了，但它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小，原因在于佛教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是完全异质性的，所以排斥反应特别强。

在那个时候，基本只有胡僧以及过来做生意的胡商信佛教，中原人被劝信佛教的也有，但数量非常小，完全不成气候。佛教什么时候才开始大规模、成体系地进入中国呢？恰恰是在“五胡乱华”的时候。在胡人君主统治中原之后，必须得用儒教的方式才能统治汉人，但一旦用了儒教，胡人君主的血统就成了问题，于是胡人君主面临了两难的困境：如果不用儒教就没办法统治汉人，如果用了儒教，血统又不纯正了。这些胡人君主就想到，也许可以找另一个文化，多一层正当性的背书，有一个正当性的加持，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自己就能当皇帝了。另一个文化从哪儿来？在当时只能从西域传过来。所以对于“五胡乱华”时期的胡人君主来说，他们有充分的动力举朝廷之力把佛教引进来。

就关系到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胡人君主举朝廷之力引入佛教，但如果直接引入会存在一个问题。佛教在东汉时期就传进了河西，但它和本土儒家的排斥性太强。但在“五胡乱华”时期，有大量水准非常高的汉人知识分子受不了中原的混乱逃到了河西，于是河西就有了儒教。当时的河西仍然由胡人君主统治，当地的汉人在人数上也不占压倒性优势，于是河西就有一个特征，既有高水平的儒教，同时儒教又不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下，儒教愿意和佛教平等对话，有了平等对话的基础，佛教就知道怎么和儒教相融合了，胡人君主也就可以把佛教引入中原了。

翻译《金刚经》的高僧鸠摩罗什，正是因为在河西待了17年，才懂得怎么和儒教相融合，之后他作为高僧被带到长安，佛教才真正开始进入中原。

朝廷能具备相对地方的碾压性优势，首先是要有财政汲取能力，有多大的财政能力才能养得起多大的兵，然后才谈对地方是否碾压。足够大的汲取能力意味着得有汲取机器，这个机器就是官僚系统。帝国越大，汲取能力越强，官僚系统本身就得越有效率，才能完成汲取过程。我们常说明朝的皇帝不靠谱，滥用太监，是因为明朝的官僚系统太强大，导致对皇上的掣肘非常多。当皇上不得不跟官僚系统博弈，就搞各种盘外招。那些盘外招通常都是由太监来执行的，于是显得明朝太监特别横行。实际上，太监是作为皇帝的“白手套”，帮皇帝实现他想在官僚之外搞的事。

朝廷想汲取大规模资源，就得有一个特别有效率的官僚系统，而且规模很大、很复杂，才能完成足够大规模的积蓄。但官僚系统本身有它的利益，官员是会腐败的，会在里面搞自己的利益，这就要求皇帝要有能力去约束、制衡官僚体系，否则官僚体系腐败起来，就没皇帝什么事了，天下就坏掉了。问题是，皇帝要想有能力制衡官僚体系，前提是皇帝对世事人心的洞察能力得特别强。

开国的一两代君主能力都足够强，能够制衡官僚体系。但从第三代开始，皇帝就长在深宫里，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宫，也没见过民间的模式，对人性等很多东西根本摸不着门。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制衡官僚的能力就会大幅下降，一旦这个能力下降，就意味着社会、文明的衰朽。但毕竟它的财富规模总量足够大，靠惯性还能维持一百多年，但一百多年之后，就维持不住了。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周期，600年一个冰期，600年一个暖期。大致上，到了两三百年的时候，北方的游牧者会南下，如果南方上下一心，碾压游牧者没有任何问题，一旦南方已经离心离德，游牧者就能打过来，朝代就崩溃了。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过程。

北宋也是一样的，北宋末年官僚系统非常衰败。朱熹的《朱子语类》记录的是朱子和他的学生在上课时的各种各样的谈话，其中有一段朱子专门和学生议论古代政事的内容。朱子是南宋人，他说北宋末年徽、钦二帝，但凡要做重大决策，就没有不出错、不出昏招的时候。这一系列决策之中，出一两个昏招，都有可能导致亡国之难，更何况接连出了那么多昏招，想不亡国也不可能。为什么会出如此之多的昏招？因为没有人肯负责了，而且也到了王朝末年，那个周期到了。

关于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历史周期。朝代建立之初，君臣一体，上下一心，在这种情况下朝代会比较顺利地往前走，是一个上升曲线。但有可能过了一百多年，就逐渐进入下降曲线。再过一百多年，就会出现天灾人祸叠加在一起的情况，内部就会出现农民起义，最后颠覆朝代。

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是因为灾民没饭可吃，但凡有饭吃，没有人会出来玩命。没饭吃意味着什么？农民起义后，首先会涌向有饭吃的地方。有饭吃的地方一定是这个帝国的财政核心区，也肯定是这个帝国最富庶的地方。起义军冲过去占领财政核心区之后，对朝廷来说，麻烦就来了，财政核心区彻底脱离了控制，也没钱剿灭农民军，朝廷就崩溃了。历史上几乎都是这样，没有出现过例外，唯一的例外就是清朝。

太平天国起来以后，也冲到了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占领了财政核心区。按照以往的历史规律，这个朝代就会灭亡，但大清居然没有灭亡，还中兴了一下，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清朝在江南之外找到了其他的财政来源。当时最重要的财政来源是海关关税，以及曾国藩他们征收的厘金，即各省之间的过境税。能够靠过境税、关税养活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意味着对外贸易的规模足够大，如果对外贸易规模很小，关税是不足以养活如此大的军队的，也不足以拉动内地的跨省贸易。

当时对外贸易的茶叶、瓷器、丝绸等都是在江西、湖南、福建、云南等地生产，在上海、宁波、厦门等地卖出去，这会有一个漫长的商品运输过程。这些商品跨省运输的过程，就给曾国藩他们带来了征收厘金的机会。只有足够大规模的外贸，才能带来足够大规模的关税和厘金，从而才能让晚清的曾、左、李、胡这中兴四名臣有机会剿灭太平天国。

左宗棠提收复新疆时，大清刚刚消灭太平天国，左宗棠跟太后反复陈说一定要收回新疆，最后说动了太后。但太后明确告诉他，要收复新疆，这场战争肯定特别花钱，我们刚灭了太平天国，国库没钱，这军费得另想辙。太后就说，我没钱，但我给政策，你可以贷款。于是左宗棠就到英国汇丰银行贷了一大笔款。贷款用什么做抵押？用海关的关税做抵押。汇丰银行给左宗棠发放的这笔贷款从哪儿来？是汇丰银行在伦敦的金融市场上发行了6个点的债券，把融到的钱拿到了中国，给了胡雪岩8个点的利，胡雪岩又给了太后12个点的利，太后再把这笔钱拨给左宗棠。

这里面最赚钱的当然是胡雪岩，但左宗棠毕竟拿到了军费，拿到了军费才能收复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大清不仅靠着关税获得了自我保全的手段，大清还通过汇丰银行间接地和伦敦金融市场完成对接，从资本主义世界发行债券，融到资，然后发放军费收复新疆。今天中国之所以能保有新疆，也和当年远在伦敦的金融市场有着直接关联。

所以，中国近代史也有另一面。我们不能只站在二维的角度看问题，也要纳入别的要素，进到一个更高的维度，这样才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立体的中国史，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也会有更平和的心态。

今天跟清末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政治上完成了一种新的自我整合。晚清时期，我们被动加入了世界经济秩序，但只要是被动加入，很多东西肯定都没准备好。当时中国人口非常之多，劳动力成本也非常低，但如此便宜的劳动力却很难真正转化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原因在于中国规模太大。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里面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超大规模性来解释。首先，我们有足够大规模的池子，有足够低的成本可以汲取，能够维持大一统，这是超大规模性带来的一个特征。

超大规模性又带来一个特征就是大规模人口，尤其在大清进来之后。明朝时期，中原和草原仍然处于对抗状态，天天打仗就没办法减税。大清进来后，中原、草原都成为一家，战争的规模和频度也急剧下降，大清皇帝就可以减税，所以康熙说“此后人口繁衍永不加赋”。交税少了，老百姓就能多养几个孩子，所以在大清时期出现过一次人口爆炸，导致中国出现了大量人口。

从中原的角度看，多子多福肯定是好事，但人口过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太多。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无论是什么活儿，给点钱他们就肯干，这就导致了极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的代价就是，我们很难出现内生性的技术跃迁。任何好的技术跃迁都会节省劳动力，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所以那些能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无用武之地，也就不会出现那些技术，就没办法内生性地出现技术跃迁，进而没办法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以技术跃迁为前提，不能出现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已经经历过工业革命的国家过来打你的时候，具备碾压性优势，因为你是冷兵器，人家是热兵器。所以超大规模性可以解释两件事：第一，中国为什么能维系大一统；第二，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

紧接着第三件事来了，中国被西方打了之后，被动地加入世界秩序，但这种加入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风险。如果中国的规模比较小，被动加入世界秩序后，有可能西方靠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能整体性地拉动你的经济，比如韩国这样小规模的国家，首都人口就占了全国人口的一半，外部世界拉动一个城市，拉动它的首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把首都拉动起来了，首都向外渗透一点，整个国家就被拉动了。这对小规模国家而言是可以的。

但对中国这种规模的国家来说，就不可行，因为规模太大了，大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作为整体拉动起来，只能拉动局部，比如一些口岸地区，上海、广州、武汉、天津等，其他地区根本拉不动，仍然处在传统社会状态之下。这会带来什么结果？会导致那些口岸地区比如上海，它和纽约、伦敦的联系有可能远远大于和300里地之外的乡村的联系，整个社会就会高度撕裂，完全二元化。

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越拉动，内部越撕裂。这种撕裂也不可持续，迟早会引爆内战，引爆内战之后有可能把之前发展的成果一把清零，这在近代发生过很多次。所以我们必须先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用政治力量确保整个国家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这样我们人口众多、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才能释放出来。所以，中国20世纪的革命就非常重要，我们通过革命完成了政治上的自我整合，自我整合得差不多之后，再让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刚改革开放时，我们劳动力成本低，有政治力量确保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进去，不会再出现近代那样越被拉动越撕裂、越二元化的状况。但如果仅仅靠劳动力成本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肯定会变富裕，劳动力成本一定会变高，按理说到了那会儿就没有机会了，也发展不下去了，可中国仍然继续发展下来了，这里就有意思了，这还是跟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有关。

在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世界进入一个对创新效率要求前所未有之高的阶段。在冷战结束之前，各个国家多半处在经济匮乏的状态，任何产品有得用就不错了，但冷战结束之后，没几年就开始进入经济过剩的状态，人们就开始挑三拣四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继续卖产品，就必须有足够多的创新，和别人差异化竞争才有机会继续占领市场。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后，发达经济体对创新效率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大。要做足够好的创新，有一个前提，得把生产流程都交出去，不能放在自己手上，一旦放在自己手上，如果有一个新创意出现，整条生产线都得重改，创新的成本就会非常之高。所以在那个时候，发达国家为了确保创新效率，就必须把生产环节外包出去，大规模外包需求就出现了，中国正是赶上了大规模需求外包的时间窗口，迅速崛起。

大规模外包的时间窗口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发达体在外包，对应的得有人能承包，对承包来说，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干活得足够有效率。干活没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必须足够专业化，但一旦特别专业化，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风险，自己被锁死在上游特定的创意上了。

第二，要有足够的弹性。上游之所以要外包，是因为要把转型风险甩出去。上游的创意随时会变，锁死在上游特定的创意上面，当创意一变，外包就活不下去了。为了能活下去，不至于风险都背在自己身上，就要确保自己足够有弹性：不能太专业化，一旦太专业化，一定会丧失弹性。

但是，不专业化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想死都没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承包方，效率和弹性必须同时满足，但这两个条件又彼此矛盾，怎么才能同时满足？中国就逐渐演化出一套玩法，把效率和弹性放在不同的位阶上同时实现。

在单个工厂层面，在东南沿海可以看到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极度专业化。我调研的时候看到很多案例，专业化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他生产的东西一旦特别专业化，他的产品有可能被还原为一个极为基础的生产要素。还原到这么基础的生产要素之后，反倒会带来一个结果，他跟别的产品通配性特别好，能和各种各样别的产品互为配套关系。就像搭乐高，单个企业只生产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每个企业生产的乐高积木形状都不一样，所有的企业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他们生产的东西拼在一起，可以拼出千奇百怪的东西来。

所以，在单个企业层面上确保了专业化和效率，这些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在供应链网络上可以不断动态重组配套关系，确保了弹性，效率和弹性就被放在不同的位阶上同时实现了，同时他们加在一起构成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也就是说，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是能承接大规模外包的基本前提。

一旦考虑到供应链网络要素，网络规模就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当网络规模超过某个门槛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会实质性地改变某些成本构成结构。过去考虑成本时，经济学层面的基本分析方法就是成本三要素：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和资本成本。可是在供应链网络中，在制度经济学里，加入了第四个成本——交易成本，即彼此之间交易时，是否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彼此之间难以信任，以至于需要加上额外的信用手段才能完成交易。这会带来很多交易成本。

供应链网络一旦大到一定的规模，会带来一个质变，即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大幅上升，而劳动、土地、资本这三个要素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大幅下降。一旦到了这一步，劳动力价格即使上涨，也不会对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构成挑战。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早就突破了那个门槛，所以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崛起、制造业往中国的转移、中国向世界开放所带来的成长，确实跟历史上很不一样。

当时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文章，都在说中国有可能会被越南替代掉，越南即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会不保。当时我就想看看这个转移到底是怎样的逻辑，是否会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

2019年，我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在越南调研以后，顺着他们的供应链网络脉络、线索，我又从越南回溯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做了一系列调研，通过这一系列调研，我得出几个结论：首先，至少在当时而言，所谓从中国往越南的转移其实并不是转移，而是中国供应链溢出到越南。如果是溢出，中国并不需要对这种转移有过多的紧张或者担忧。

其次，为什么会有这种溢出？这与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有关。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在1990年全球的经贸结构中，各国贸易中7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只有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半成品贸易，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我写《溢出》的时候是2019年，我拿到的数据是2018年的数据。到了2018年，这个数据正好反过来，各国贸易当中，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半成品贸易，只有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这意味着差不多30年前，绝大多数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而30年后，绝大多数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

如果把一个产品从最初的原材料、零配件到最终的成品所发生的物理空间称为经济空间，经济空间和国家主导的政治空间在30年前大致是重合的，但在30年后，已经完全不重合了。完全不重合就意味着贸易战在30年前能起到的作用，并不能在30年后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特朗普的贸易战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一个原因。

此外，管理空间由国家主导，当经济空间和管理空间不一致时，经济空间则无法再由国家主导，而是由商人主导。商人主导经济空间就面临一个问题，它是另一个空间逻辑，国家实际上没有办法有效地管理这个空间，但在这个空间中仍然需要一系列的管理规则，因此我在《溢出》中提了一个假说：有可能需要出现一种新的商人秩序。

国家没有办法针对经济空间制定规则、主导管理，因为国家要主导、控制规则可适用的范围，只能以本国国界为限。但经济循环已经完全超越了国界，所以经济空间没有办法以国家为主导，但又需要有对应的规则和治理，这些规则和治理从哪儿来？只能由主导这些经济空间的商人生成出来。我在《溢出》中提到商人秩序，目前还没有出现，但未来早晚会出现。如果它不出现，这种经济空间会遇到很多问题，相对而言，付出一定成本来建立秩序会更划算，否则损失会超过商人为此付出的成本。

在国际上，中国现在看上去经济力量很强大，但我们要区分清楚，这个强大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层面。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在中低端制造业，少数发达经济体的优势是创新产业、知识产权、高技术以及一些高端制造业，那么中国主要比拼的就是成本优势，他们则主要比拼技术优势。

技术优势很难被替代，但成本优势并不是不可替代，除非你的成本一直比别人低，但即使你的成本一直比别人低，对方也需要去考虑其他的因素。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只从成本角度考虑问题？当不会有安全问题的时候，即不需要考虑是否需要信任你的时候，我就只需要从成本角度考虑问题。但一旦这件事与安全问题相关，我就不会只考虑成本了。

中国的优势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主要比拼的就是成本优势，如果对方不再在乎成本，你的优势就会遭遇挑战。在双方信任关系牢固的情况下，过去曾经的安全问题，今天也可以不再是安全问题，如果双方信任关系变差，过去不是安全问题的问题，今天也会变成安全问题。一旦有了安全问题，成本就不再是考虑要素了，我们在成本上的优势也不能再称为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中心位置能否保得住，怎样才能让产业资本尽量不要流出去，就取决于双方的信任关系。如果信任关系持续遭到破坏，人家不再考虑成本问题，即使流得慢，也会带来影响。

《破茧》里举过一个例子，“二战”之前或者“二战”中的德国一直有一个想法，他们认为德意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是最高等的民族，因此世界都应该听从德意志，都应该绕着德意志旋转，如果你们不肯给德意志这种优越地位，我就打你，打到你承认德意志的优越地位为止。所以，在那时候，德国的力量非常强，他们不是去成就别人，而是想着怎么样让别人服我，结果尽管德国一度几乎把欧洲全打下来，最后却一败涂地，所有的“收获”都吐出去了。

“二战”之后，当时的德国被东西方分割占领，西德首相阿登纳意识到德国必须同时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德国必须完成经济重建，如果不能完成经济重建，有可能西德也会爆发共产主义革命，整个德国都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现象，德国不重建就有可能爆发革命，因此必须重建。要重建就有一个问题，在德国的邻居看来，一个死的德国才是好的德国，如果德国完成了重建，力量变强了，邻国是不可能信任你的。如果无法获得邻居信任，德国重建就不可能成功，如果不能重建，德国又有可能爆发革命。所以，第二个任务，要获得邻居的信任。

一要完成重建，二要获得邻居信任，这两个任务彼此矛盾，怎么才能同时实现？阿登纳意识到，除非我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这个想法，否则这两个任务一个都实现不了。如果我放弃这个想法，德国不再是德国人的德国，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德国的重建就等于是欧洲的重建，如果能到那一步，德国就有机会同时完成两个任务，重建的同时还能获得邻居的信任。

但问题是，什么叫德国是欧洲人的德国？怎么样才能让邻居信任你，接受你的新观点？你得有一个具体的办法，所以阿登纳联手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几个国家成立了欧洲煤钢联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发动战争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煤和钢，煤钢联营里所有的成员国把煤和钢的生产都放在煤钢联营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生产了多少煤和钢对于其他成员国都是透明的，其他成员国觉得不对劲，随时可以叫停。同样，其他成员国生产了多少煤和钢，对德国也是透明的，德国觉得不对劲，也可以在联盟层面上叫停。

双方都可以叫停，都能够透明，相互之间的信任就可以达成了。因为我相信你的发展，你经济的恢复对我不会构成威胁，我一旦觉得可能有威胁，我可以随时叫停，我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放弃了自己是德国人的德国的想法，让德国成为欧洲人的德国，德国的复兴以及德国获得邻居信任这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就同时实现了。

今天的德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远远超过当时希特勒的时候，但不再有任何人害怕德国，相反都渴望、要求德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因为你是一个大国，你有这样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你越成就他人，就越能成就自己，这些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中国都很有必要。

信息茧房”不在国家层面，而在社会层面。社交媒体的出现，在观念传播上带来了两个层面的结构性变化。其一是推送算法，会让你只看到你愿意看的东西，你不感兴趣的东西，几乎看不到。这就带来一个结果，你得到的信息似乎非常之多，但实际上营养非常单一，你只能把自己闭锁在一个非常单向度的信息流中。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信息茧房”。

其二是社交媒体带来的。在社交媒体发展起来之前，人和人之间是一种重社交关系，大家有相当大比例的社交必须在线下完成，线下人和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是多元的、多重属性的，因为线下完成社交意味着我必须跟我身边的人打交道。这是多元的，因为我和他既有观念上的共识或冲突，同时我们还有可能都是AC米兰的球迷，同时我喜欢钓鱼，他喜欢游泳，我们可能还都有父亲的身份、工程师的身份、客户经理的身份……意味着你我之间即便在某件事上对立，但在另一件事上我们仍然有合作的需求，这就是重社交关系。在重社交关系之下，因为彼此的关系特别交错，所以即便在某些事上跟别人观点对立，你也会节制自己释放情绪的冲动，因为你不可能撕破脸以后再也不见，你还有很多事要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

社交媒体出现之后，进入轻社交时代。轻社交时代人们基本上都是在网上社交，这种网上社交使人们彼此之间的身份关系变得非常单一，有可能我和你天天聊得很热乎，但实际在线下没有机会见到，到了某一天发现三观不合，和你破口大骂也不会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此生可以跟你再不联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会节制自己释放情绪的冲动。

在重社交时代，你会节制自己释放情绪的冲动，会愿意跟人进行理性的讨论。但在轻社交时代，毕竟理性讨论很累，远不如破口大骂释放情绪轻松。所以在轻社交时代，人们理性讨论的习惯变得越来越少，网络上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少，纯粹情绪宣泄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情绪宣泄到一定程度，人都会有一种本能要捍卫自己的观点，哪怕自己意识到这个观点可能有问题，但一旦和别人吵起来，也要努力捍卫这个观点。这种捍卫观点的过程，再叠加上推荐算法的“信息茧房”，你就会越发地把自己封闭在“信息茧房”里，世界在你眼中变得越发不可理喻。同样，在世界眼中，你也变得越发不可理喻。这种状况不只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各个地方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们可以普遍感受到这样的现象。

为什么你作为知名经济学家，投资还总是赔呢？我们MBA班的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在MBA项目刚刚开办的时候，很多人来了之后就说，你能不能直接教我怎么赚钱，或者怎么才能换一个更好的工作。然而事实是，经济学教育——即使是像MBA这种应用型的管理教育——恐怕也教不了大家怎么去赚钱和怎么去找一个好工作。

我觉得这背后是一个科研和现实之间的差距问题。比如你去问一个物理学家，说那边有一辆非常好看的奔驰车，能不能给我造出来？物理学家面对这种问题会哭笑不得，说我不懂这些啊！普通老百姓就会说，你怎么可能不懂呢，汽车不也是基于物理原理造出来的吗？如果退回到瓦特的时代，恐怕这么说是有道理的。瓦特当时是格拉斯哥大学一个教授的助手，他们看到一个奇怪的、能干活的机器，就开始研究怎么改良它。在那个分工尚不充分的时代，如果你是某个物理领域的专家，那你就一定要懂得机器应该如何运转和制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学科划分得越来越细，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规范，彼此之间有时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的学科，也是用自己的一套规范的研究方法去理解经济现象。

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因为不仅是经济学家在研究人的行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也可以说自己是在研究人的行为，甚至小说家也可以这么说——20世纪80年代流传过“文学是人学”的说法，认为文学就是剖析人性的学问。但在理解人的行为上，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分析框架，然后用这套分析框架去分析人的行为，包括人在市场中的行为、人与人互动的行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对人性的假设上。经济学家就是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理性人假设，用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构建起了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大厦。

经济学家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经济学家是做学问的，就是用这套模型去分析现实中的人的行为，去解释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经济学家未必就知道怎么去炒股、怎么去买房子，因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工作是理解和解释现实，而不是参与市场活动去赚钱。做学问和实际操作，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经济学的意义

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学问，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这一基础之上的，那么，什么是理性人假设？

经济学家说的理性人假设有两部分：第一，人都是自利的；第二，人有计算能力。有人会说，自利似乎很容易理解嘛，不就是自私吗？但自利不等于自私，出于自利的目的也可以产生利他的行为。比如，迷失在旷野里的两个人相互帮助，可以是完全出于自利的目的，因为两个人都需要对方的帮助。恋爱中的男女大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要满足自己的爱，双方都对另一方好。从广义上讲，参与市场活动的每个人都出于自利的目的进行交易，但最终却能够促进社会产出提高，达到利他的结果。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计算能力说的是，一个人有能力收集、处理信息，计算得失并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

如果在完整理性的层面上，理性还包括第三部分，即人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不同状态出现的概率有完整的了解。这就是说，你不仅要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而且要知道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且对于不同的可能给出发生的概率。完整理性包括我们对未来的预期。

现在再回到最初提到的普通老百姓的疑问和对经济学的种种误解。一方面可能是普通人对经济学缺少了解，另一方面是和经济学本身的假设有关。经济学家从一个带有一定特殊性的假设出发，然后推演出来一套理论，最后再运用这套理论去解释现实。所以从本质上说，经济学是带有解释性质的，而这种解释代表的是平均状态，是一般情况。

但是如果你想要赚钱，只知道平均状态是不行的，赚钱必须关注极值。这也是经济学家好像很懂经济运行的规律，但是到了实操方面，他未必能比得过一些普通人的原因。像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的宋国青老师，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他弟弟是个初中生。他教会了弟弟怎么交易期货，而且是交易国际期货，结果他弟弟赚到钱了，他没赚到钱。现实中赚钱把握的就是极端的情况，需要敢于冒险。而经济学家可能会瞻前顾后，考虑的既有这个影响因素，又有那个影响因素，等你考虑完了机会已经没了。宋老师的弟弟可能就知道一个最简单的“追涨杀跌”的道理，再加上一点冒险精神，他就冲进去了。所以在市场上要赚钱，一定要赚极值的钱，创新也一定要找一个自己能垄断的地方，而经济学家是很反感垄断的，有了垄断，做研究、写模型都很艰难。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原因。所谓的炒股、买房子，其实也是专门的学问，是做金融的人专门去研究的。金融学以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但现在慢慢变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包括股市、债市等，还有房地产，也是金融学研究得更多。

一个金融学家天天研究什么情况下可以赚钱，但即使研究透了，他也未必能赚到钱。第一是金融极其复杂，第二是现实瞬息万变。你把某个方面研究透了，然后去赚钱，但很快大家都知道怎么按照你这个方法去赚钱了，这样市场就会回归均值，谁也赚不到钱。除非你不告诉别人你的方法，但即使你不告诉别人，人家通过你的买卖行为，也能很快推断出来你的方法，所以你早晚会赚不到钱。第三是时间投入的问题。比如有些老年人炒股反而能赚到钱，因为他们愿意花时间天天在那儿看盘，而一个金融学家不可能天天盯着屏幕去看盘。金融学家能够指导大家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规则，具体要应用到哪些股票上面，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把学问和实操分开，学问是要总结普遍的规律，实操一定是应用个性化的策略。在解释现实这个方面，经济学其实和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差不多，都是总结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我们需要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做学问的用处。但这些学问的预测功能并不好，经济学并不能保证你赚到钱。在实操上，如果你没有一个个性化的投资策略，没有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没有找到市场上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地方，那么你是赚不到钱的。

政治决策不是经济决策，政治决策考虑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经济效率只是一个方面，并且在某些时候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而社会稳定，还有公平正义，恐怕是政府更要考虑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只能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告诉政府这是在某些条件下最有效的方法，政府在考虑公平正义的时候不要太降低效率就可以了。

另外，虽然经济学家有共同的假设，但事实上内部还是有流派的。我给本科生上“经济与政治哲学”课程，一个目的就是训练同学们的批判性思维，就是想告诉同学们，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社会现象，可以从很多侧面去理解它，最后能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学家是不是就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形态？不太可能。经济学家不可能没有立场，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他总会带入自己的立场，至少在切入点上会带入自己的立场，这时候他提出来的方案可能就不一样了。

现在全世界各国的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剧，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一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它说的就是这个。怎么来矫正这种全球的不平等呢？作者皮凯蒂提出要征收全球资本税，不仅是一个国家征，而且是全球各国都征，大家征的税率一样，资本家想跑都跑不了。征来的税干什么？分给穷人。很明显，他是站在左翼提出这样的建议的。站在右翼的经济学家就会说，这么去征税的话，资本家是跑不了了，但是他可以不再投资了，这样效率就降低了，整个饼就会缩小，最后老百姓得到的就会更少。还有一些人会说，未必就要去征收全球资本税，我们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再分配。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英国工党的道路。每个建议都可以找到理论支撑，最终都取决于提出者的政治倾向。

经济现象太复杂，经济学家内部就在“打仗”，甚至好多经济学家自己都跟自己“打仗”，而且他自己还没意识到。一个经济学家自己有两个观点，就会说“一方面……另一方面……”（on the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所以杜鲁门就说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那面对这些不同的观点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让不同的理论去竞争，由政治家来做最后的决策。所以在经世济民方面，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只是提供一些供政治家做决策时参考的结论，最后做什么决策需要政治家综合考虑。

心理学家发现，人类的欲望、追求和动机其实分成三大类：一类是Needing，我们需要的、必需的；另一类是Desire，就是我们有欲望去追求的调味品，也就是Wanting；还有一类Liking，是我们喜欢的，用中文来说就是装饰品。

现在很多人会把装饰品当作必需品，比如财富、地位、追求，这些其实是点缀，在某种意义上人不一定非得需要这些东西。我们的家庭、孩子、自身的爱和健康才是必需品。我们在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产生快乐、愉悦、福流满满的感受，这是一种调味品。

从人生的角度来说，必需品必须有，调味品最好也有，但是装饰品，有，很不错，没有，不用着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把一些装饰的东西看作必需品，但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可能都忽视了这一点。

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讲，人类的三种追求其实也是不同的。必需品是人类的一种欲望动机，是生存所必要的东西。装饰品其实更多和多巴胺有关，调味品和血清素有关，必需品和催产素有关。我们在生活中要尽量做到身心健康、情感愉悦，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荣誉、地位、名声固然很重要，但不能本末倒置。

如何找到平衡？有三个重要因素：第一，前后。如果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的前因，我们应该先做这些东西。比如我们不奋斗就不会有收获，不读书就不会有成就，不在某种程度上奉献可能就不会有官位。所以要搞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是什么，要先做前面的事情，再做后面的事情。

第二，缓急。先解决急的问题，再解决不太急的问题。现在连饭都吃不饱，就一定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那就不要想着去创造美。

第三，轻重。分清楚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这个重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而言；二是对社会而言。中国文化其实是集体主义文化，生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去做国家需要的事才会更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信任、欣赏。

从理论上来讲，围绕上述三点，比较能帮助我们做好平衡。但是，这也是大方面上的三个原则，更多的还是要结合每个人的情况去看，因为每个人的环境、条件、经历都不一样，这也是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个体化的原因。

普遍适用的建议，要多追求一些没有定量标准的事，少去追求一些有定量标准的事。像财富、地位、等级其实都有标准，有时候容易让我们产生挫折感，挣了一个亿，就会想两个亿、三个亿，特别容易变成数字的奴隶，这就像KPI，用一个定量指标来控制人，就特别容易让人丧失个人自由、个人意志。而那些有无限前景的事情，比如爱、智慧、知识，都是没有定量指标的，需要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思考一些无限的问题。

很多父母，包括职场人士、老师、管理人员，特别喜欢用指标来控制、评估一些事情。本来大学谁好谁坏其实没有答案，但现在非得搞出指标，清华第一还是北大第一，这些都没有意义。智慧、优秀、卓越都没有标准，非得搞出标准来，人为制造了很多冲突、麻烦，“内卷”都是这样产生的。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活得好，一定要追求那些无限的问题，多聊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朋友聚在一起从来不聊这些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就是侃大山、闲聊，这才是真正幸福的源泉。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就是崇尚笨拙。曾国藩跟大部分人的人生哲学是相反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尚窍”。原来有一句话叫“遇着绿灯赶快走，遇着红灯绕着走”，追求高效率。但是曾国藩说，做事要做笨事，做人要做笨人，用人也要用笨人，这个思路放到今天来讲也是很奇特的。

这一点可能跟曾国藩的个人资质有关。过去考秀才的难度是很大的，那个时候考中秀才的概率是1%～2%，大致跟今天考一个好本科的难度差不多。历史上能留下痕迹的人基本上都是伟人、天才，我们能查到绝大多数历史人物传记，考秀才基本上只考一次，最多两次，但曾国藩反复考了七次，这对曾国藩来讲当然是一种磨难。

但是考完秀才后，曾国藩考举人和考进士都很顺利。他考举人考了一次，又过了4年中了进士，然后就跑到北京当官。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回头一看，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是湖南湘乡人，在湘乡所有的同学当中，所有比曾国藩聪明的人都失败了，只有曾国藩这样一个最笨的人考科举成功，所以曾国藩就想：为什么我这样一个笨人能成功？可能就是因为我比别人笨。

于是，他总结笨可能也有些好处。

第一，笨鸟先飞，肯于付出。

第二，笨人做事比较踏实，不懂得投机取巧，所以基础打得比别人要好。曾国藩虽然考了七回秀才，但这七回都没有白考，他把科举考试需要的所有基本知识点全打通了。他的积累比别人要厚，他的基础打得比别人要深。后来曾国藩总结了笨人做事或者做笨事有什么好处，你比别人要慢，但后期你就比别人快，而且越来越快。聪明人做事前期会很快，能很迅速做成事，还能迅速把这事做大，但是到后期，各种前期绕过去的问题、钻的空子都会找补回来，导致后期可能会走得很慢。

第三，笨人往往抗打击能力比较强。最好把这个“笨”发扬到极致，说不定做事情会比别人好。这就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人生哲学，我认为这是曾国藩人生的第一块基石。

后来曾国藩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一直沿着用笨人、做笨事的思路展开。比如，曾国藩带兵打仗，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打呆仗”就是打笨仗，曾国藩打仗没用过任何一个奇谋妙计。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他给皇帝写了道奏折，他总结说，我用兵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用过任何一计。他说我这个脑子也不是很灵光，用不了计，完全是靠稳扎稳打，用最笨拙的方式把太平天国给镇压下去。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

包括曾国藩用人也是要用笨人，曾国藩的原话是：“军营中宜用朴实少心窍之人。”企业用人一般愿意用心眼多的人，看起来特别聪明、机灵的人，但是曾国藩喜欢用看起来笨的人。他的很多做事方式跟我们是完全相反的，这可能恰恰是他把事情做成，而且做得很大的一个原因。

人的一辈子来说，不管笨还是聪明，有两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第一就是抗打击能力，人生中一定要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能够把人生和事业坚定不移继续下去，并且有可能再次辉煌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正常人不论笨还是聪明，都要坚持打好坚实基础。不能因为聪明而取巧，也不能因为笨而放弃。最怕的就是聪明但是取巧，最后变得很浮躁、不踏实。要不就是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就放弃，最后连机会也没有了。从曾国藩的人生经历来说，他不能算是真正的笨人，从他写的家书来看，每一封都充满了智慧。但他也确实不能算是顶级聪明的人，确实属于非常坚守、非常努力的人。

王阳明和曾国藩，年轻的时候都立志要变成圣人，他们俩的性格特点、发展特点、背景特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圣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王阳明，“半个”圣人是曾国藩。我也不太懂为什么曾国藩就只配当“半个”圣人，但是他跟王阳明确实有很多可以对比的地方。

首先，他们的出身背景不一样。曾国藩是普通农民家庭，几百年、世世代代是在社会的底层——农民阶层，但王阳明的父亲是状元，他是官宦家庭出身，所以王阳明的成长环境比曾国藩要好太多。

第二点，智商不一样。曾国藩绝对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曾国藩是所谓的中人之资，他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特点。王阳明则是天才型人物，从小读书，读什么通什么，所以王阳明不光是读尽了儒家的书，他对佛家、道家也有很深的研究。

第三点，他们做事的特点也不一样。曾国藩总是做笨事，但是王阳明一生做事效率都特别高，比如用兵打仗，王阳明用兵打仗那么多次，每一仗都会用心，每一仗都会用各种非常高明的计策。所以，这是这两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最根本的是，这两人治学做事的思路也完全不一样。曾国藩的治学思路是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要把每一件事情研究透、讲透，融会贯通，掌握万事万物背后的根本真理。王阳明青年时代也曾经要“格物致知”，最后放弃了这个思路，开始向内求。这两个思维方式是完全相反的。

把这两人做对比挺有意思，他们俩是在两个极端上的人，成圣的终点一样，但道路完全不一样。

我认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王阳明的形象，很多是虚构出来的。明朝有一本《王阳明年谱》，是王阳明去世后，他的好多弟子花了30年时间修成的一本年谱，这本年谱中有大量神化王阳明的地方。当然有的是王阳明活着的时候自己讲的，有的是他的弟子后来添上去的，所以王阳明的生平事迹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构的，有极大夸张的成分。所以，如果学王阳明掌握不好，很有可能会走火入魔。

从一个最基本的角度，看看王阳明和曾国藩这两个人家庭教育的成败，就能对王阳明的心学和曾国藩的思路具体效果做一个对比。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曾国藩的两个儿子都成才了，曾国藩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代代人才辈出，而且曾氏家风一直非常正。我们过去说富不过三代，但是曾氏家族100多年能做到持续的兴旺发达，跟曾国藩树立的家风是直接相关的。

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王阳明也有两个儿子，但这两个儿子都没成才，在历史上默默无闻。这两个儿子有一个是王阳明亲生的，有一个是他收养的，虽然王阳明对这俩孩子也花了很多心血，也写了很多家书，但是在他死后，两个孩子因为争家产展开了长期的内部斗争。特别是后来明朝给王阳明复爵后，两个孩子的后代为了争名号开始打官司，相互指责对方不是王阳明的血统，这官司打了40多年，一直打到皇帝那儿，最后朝廷做出裁决，伯爵给了其中一支，失败一方就拿着刀跑到紫禁城门口挥刀自刎了，造成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巨大丑闻。所以，阳明心学或许可以教化全天下，却教化不了自己的子孙。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学习王阳明更要当心。

但我们学习曾国藩可能就更放心些，因为曾国藩从来不谈过高之理，不谈任何非常玄妙的道理，讲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曾国藩可能更适合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去学。如果认为自己是天才、超天才，就去学王阳明，这是我的理解。

曾国藩作为一个笨人，一开始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有很多短板。所以，他在官场上一开始是个“愣头青”，在咸丰上台的头几年，在职场上得罪了很多人。首先，他把最大的领导咸丰皇帝给得罪了，因为咸丰皇帝上台之后不久，曾国藩写了道奏折叫《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翻译过来就是：“皇上，我给你指出你性格当中有三个致命的缺点。”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曾国藩不会当官，他给领导提意见提得太直。

其次，他还给皇帝上奏折，说现在满朝当中没有人才，所有的高级大臣都不对皇帝负责，没有人指出朝政存在哪些严重的问题。这样一来又把朝中的同僚给得罪了。那时候曾国藩是府第，所以朝中高级大臣见到曾国藩都不跟他打招呼，比如人家孩子婚礼，他看到有一桌有空位就坐下，结果他一坐下，这一桌的人全站起来走到别的桌去了。他在京城非常受冷落。

后来在北京待得很无聊，正好他母亲去世了，他就回老家，再后来又跑到长沙创办湘军。回到湖南官场，他又把湖南的大小官员全给得罪了，湖南所有的官员都抱团欺负他。他创办湘军的时候他们不给他提供各种资源，湘军创建成了之后，曾国藩又带领湘军到江西打仗，结果江西所有官员也抱团欺负曾国藩。

从咸丰上台一直到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官场是非常痛苦的，受中央到地方所有人的排挤。到了咸丰七年，由于各种原因，曾国藩又被罢官，当然这个罢官不是表面上的罢官，是咸丰皇帝让他在家给父亲守孝3年，剥夺了他的兵权，这对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曾国藩那年46岁，得了失眠症，在精神上非常痛苦。有一个叫曹静初的中医来给他看病，给曾国藩把一把脉，说“岐黄之术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这个病不是身上的病，是心里的病，吃中药只能治身上的病，心病需要读黄老之术、读《道德经》。

于是曾国藩就开始一遍一遍地读《道德经》，一边读一边反思自己做官这么多年的经历，后来曾国藩就想明白了，官场排挤他，一方面有湘军体制上跟官场不吻合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曾国藩的个性。曾国藩从青年时代就要学做圣人，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也确实忠心耿耿为大清王朝服务，心态上容易以圣贤自居。用圣贤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自然认为别人都是小人，对待别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此外，他办事的手段都很简单粗暴，我是副部级，我到了湖南地方，我要求你配合我，某年某月你必须得给我提供什么东西，不给我提供就把你汇报到皇帝那儿去。这种办事方式跟地方官场的作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受到各级官员的联合排挤。

读了《道德经》后，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于做事太刚强、太强硬，所以他就开始结合《道德经》反思自己做官的方法。到了咸丰八年，他再次出山，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在官场上见到任何人都非常客气，主动向对方请教，要求对方指出自己为人行政有哪些问题，多提提建议。求人办事，先请人吃饭，吃饭不好使就送一点钱，或者替对方在湘军里安排一个亲信，打仗的时候这个亲信即使没参加，也会汇报他立了什么战功……这样他在官场上马上就如鱼得水，各方面的官员马上给他提供各种资源，帮助他很顺利地平定太平天国。所以，曾国藩在中年时代、在四十六七岁，对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一开始曾国藩想的比较单纯，他想向中国社会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潜规则挑战，后来他发现这个挑战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是想办成事，就要适度地妥协和退让，但是曾国藩也会注意这个妥协、退让的度，所以终其一生，他把握的度就是要做到外圆而内方，他内心很多原则是从来没有动摇的，只不过他做事的方法发生了改变。比如，在经济上，他学会给别人送钱，在办事方面，有时候不得不去行贿。但是他把握住了一条，一生从来没把任何一文公款用于个人消费，所以他骨子里实际上是一个清官。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曾国藩经历了一个圣贤修炼的过程，他要学做圣贤，应该是在29岁、30岁时，立了一个志向。曾国藩人生的第一个目标叫作学做圣人，这个有点不太好理解，但在传统时代，很多读书人都是这个想法。因为传统时代程朱理学有一个基本思路，每个人都有圣人的资质，只要百分之百去努力，最后有可能达到圣贤境界。所以，从29岁、30岁开始，曾国藩开始写修身日记，给自己定了12条日课，有各方面的要求。比如，最简单的，要求自己每天静坐一个小时，每天都要写日记，用圣贤的标准反思自己前一天的所作所为。曾国藩这段时间的圣贤修炼是非常痛苦，但也是非常深入的，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动力，奠定了他后面一生做人做事的基础。

跟他相比，我想今天大部分人没有这样一个脱胎换骨、学做圣贤的过程，我们可能在很多诱惑面前不像他表现得那么坚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对程朱理学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程朱理学是一种非常僵化刻板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东西，实际上程朱理学对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时间规划能力，以及改变性格，很多地方还是很有效的。我们对传统文化很多时候要更加深入、一分为二地去看，不能标签化地去加以理解。

什么叫圣人？按照过去民间的说法，圣人能做到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就是无所不知，叫圣人。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掌握了大本大源的人。用过去的说法，叫“内圣而外王”，具体去研究每一件事，把所有事情背后的规律都研究透，最后就掌握了宇宙背后的根本真理。做什么事都能找到最恰当的角度，做什么事都能把这个事做成。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人格，我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人能够真正达到圣人境界，因为“他”不是凡人。

所以，曾国藩后来对圣人和小人有一个很精辟的说法，他说“人不可能终生做到圣人”，比如颜回能坚持一个月圣贤的标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一天当中，早晨起床的时候神志比较清醒，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精神力量比较强，处理很多事情都能恰如其分，这个时候进入到了一种圣人的境界。但是到了下午，神志开始没有那么清楚了，各种私心杂念都上来了，可能有些事情处理得不是很得法，这时候有可能变成一个小人。

圣人和小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这个人说他常做圣人，他做什么事都不会犯错误，这个人肯定就是一个骗子。所以，我认为曾国藩这种对圣人的理解是更切实的。

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在文化心态上有一种圣人崇拜，我们相信会有圣人，我们特别崇拜那种没有缺点的人，但事实上这种人是不会存在的。

曾国藩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镇压太平天国，第二件是开启洋务运动。第二件事实际上很多人的评价是比较复杂的，特别是因为曾国藩晚年处理过一个天津教案，说他顶了一个“卖国贼”的头衔，所以我这本书中还有一个重点是分析曾国藩为什么会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这个帽子戴得合不合理，涉及曾国藩对外交往观念的一个转变。中国传统历史上对外交往有一个定式，但是曾国藩扭转了这个定式，这也是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做的一件大事，留下了非常大的文化痕迹。关于这一点，我的判断和大部分写曾国藩传记的作者是不一样的。

曾国藩活得比较短，61岁就去世了，如果能多活20多年，中国晚清史可能会有一些不同。

后来的李鸿章其实部分继承了曾国藩的一些理念和传统，但从气度上来说，可能李鸿章不如曾国藩。

张宏杰：李鸿章做事缺乏曾国藩尚拙的精神。李鸿章一生做事很多地方是投机取巧的，他把自己比方成一个裱糊匠，很多事情只是外表给装潢一下，但骨子里是没变的，他也认为不可能变。有一些具体表象，比如他办北洋水师时，虽然花了重金从西方引进了一支舰队，但是后续的训练、更新都没有跟上，有很多地方做得不扎实，最后在甲午海战中败北。我想如果让中年时代的曾国藩去创办北洋水师，最后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曾国藩家乡有个他弟弟为他建的藏书楼，他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还在吗？

现在叫“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保存得很完整，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景点。富厚堂面积还是很大的，曾国藩毕竟是侯爵，所以是按侯府的规模来修建的。但是这个侯府修得非常有特点，是天下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一个侯府，里面很多主体建筑外表看着是用青砖修的，但里面是用土坯，千方百计地降低造价，只有富厚堂当中的藏书楼通体都是用青砖，而且柱子也都选用最好的木材，所以富厚堂花了很多钱。

曾国藩就很生气，责问自己弟弟，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不是让你简单修理一下吗？他弟弟说钱主要花在藏书楼上，藏书楼的造价是很高的。曾国藩一听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曾国藩一生对藏书非常重视，他说我不会给子孙留银钱，但是我会给他们留很多书，所以曾国藩一生积累了30万卷藏书。虽然后来这30万卷藏书都没有了，但这座富厚堂却很幸运地保留了下来。

但这个富厚堂曾国藩并没有亲自去看过，因为本想将富厚堂作为他将来退休后养老的地方，但曾国藩没等到退休就去世了。

曾国藩在他的生命历程中遇到了几个贵人，第一个叫穆彰阿。曾国藩刚进入官场头10年升迁很快，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皇帝道光很欣赏他，但道光皇帝之所以欣赏曾国藩，是因为当时的首席大学士穆彰阿向道光推荐了曾国藩，他认为曾国藩是个人才。

第二个贵人叫肃顺，肃顺是咸丰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对于晚清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是咸丰时期的顾命八大臣之首，所以后来慈禧搞了政变，把肃顺杀了。肃顺愿意重用汉人，虽然他是一个满人，但是他认为当时满人已经不出人才，所以必须重用汉人，他极力向咸丰推荐曾国藩。咸丰对曾国藩是有成见的，曾国藩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因此他不想用曾国藩，但肃顺不停地向他力荐，最后咸丰任命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这对曾国藩来讲当然也是一个贵人。

但是曾国藩对升迁路上的贵人态度不太一样，别人要是遇到所谓的贵人、帮助自己的人，肯定会马上和这个人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和贵人连接在一起。但是曾国藩没这样做，曾国藩跟这两个人都保持了一种有节制的个人往来，频率也没有很高，也没有太多的私人交往。

曾国藩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尚拙”，他一生所有做事的思路都是瞄准最远大的目标，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曾国藩很早就想清楚一个道理，在传统政治当中风险是很高的，尤其是大人物的政治风险，你跟这个人跟得特别紧，最后一旦他有了不好的结果，你可能也会受连累。他跟穆彰阿、肃顺都明智地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后，曾国藩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肃顺被慈禧抓起来后，从肃顺家里搜出几千封书信，都是各地地方官写给肃顺的表忠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的信，慈禧太后因此对曾国藩就更为信任。我想曾国藩这种“尚拙”的人生哲学在他人生的很多阶段都有体现。

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很值得现在很多人学习，能让人赏识他，但是又没有发生互相勾结的关系，给自己留了很多余地。

曾国藩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其实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政坛的优秀人物，这也对我们很有启发。那你觉得，如果一个人已经功成名就，应当用怎样的心态去培养和成就他人？

曾国藩对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曾国藩带兵打仗时身边会有一个幕府。所谓幕府，就是将军的参谋本部，一般将军的幕府有20多人就够了，曾国藩的幕府却有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人才的半成品，是他准备培养的人才。曾国藩把自己的参谋本部变成了一个人才培养学校，校长就是曾国藩，不管打仗多么累、多么苦，战况多么复杂紧张，曾国藩都会定期给这些幕僚出题目，让他们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发表自己的观点，然后自己加以批改，提升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而且曾国藩每天在吃饭时都会把他们聚到一起，讨论问题，曾国藩就具体的事情对每个人加一两句点拨，使他们成长得特别快。所以，曾国藩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培训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在人才培养上花这么大的精力，是因为他有一个根本的认识，万事以人才为第一，什么事都要以人才为基础。

比如沈葆桢和左宗棠，或多或少在当上大官后有点忘恩负义。曾国藩在处理这两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还算比较大度，我读到比较感动的地方就是左宗棠到了西北去讨伐，收复新疆伊犁的时候，缺乏钱粮和资源，曾国藩在背后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并没有以此为契机来置左宗棠于死地，这种气度也是蛮难得的。正是因为这种气度，曾国藩去世以后依然被所有他培养出来的人才所敬重。

曾国藩作为一个领导者，身上最鲜明的特点是他是一个心胸非常宽阔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叫“奇葩”的人，他也能包容。曾国藩一生中给自己做的事经常总结各种口诀，到后来他在各种口诀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叫“恕”，宽恕的“恕”。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问题，天底下没有完全无缺之人才，也没有完全无缺之交谊。意思就是天底下没有完美的人才，也没有不产生矛盾的人际关系，只要不是根本问题，不是君子小人的问题，都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这样才能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一起做事业。

这一点在曾国藩和左宗棠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左宗棠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一般人很难跟他相处，但曾国藩跟他相处得很好。曾国藩跟他相处主要的方法就是做减法，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曾国藩会先退一步，他不会去激化矛盾。后来在左宗棠去世后，有人评价曾国藩和左宗棠，一般认为左宗棠做人属于豪杰那个层面，但曾国藩是圣贤这个层面，所以这两个人达到的人格境界是不一样的。

一个一生不断在反思进取，甚至蜕变的过程，自己不断地走上新台阶。你觉得人是能一辈子进步的吗？还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实际上就定格了，进步不了了？

确实，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人生定式，特别是人到中年，很多人对自己放弃要求了，就变成了所谓的“油腻的中年人”。但曾国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角度，他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彻底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曾国藩在46岁那一年被皇帝剥夺了兵权，他就进行深入的自我反思，完成了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调整，这件事发生在他快50岁这样一个似乎不可能有太大进步的时候。曾国藩后来也会以自己为例，经常跟自己的弟弟曾国荃说，人到中年仍然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改变的，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天下无事不可变，关键在于想不想变。

原来我想人到50岁应该是非常老了，我1972年出生，所以到今年4月份满50岁，但我现在感觉50岁之后的人生仍然是很宝贵的，仍然可以做很多事，包括身上很多地方想调整，仍然是有机会去调整和改变的。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不能放低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上天给你的礼物，而不是一个器物，所以一定要抓住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第一，曾国藩有尚拙的精神，做笨事、做慢事的精神，换句话说，在做事的过程中会把控风险，把风险放在第一。曾国藩带兵打仗的时候是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什么叫“结硬寨”？每天晚上安营扎寨花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大，但这样可以有效防止敌人来偷营，提高湘军的生存能力。所以，他做事的特点是从每个环节去把控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且把基础打得最扎实，这一点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启发意义。

我们曾经有一种比较浮躁的心态，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在全世界最厉害，我们有新的四大发明——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等，但一旦有些国家制裁我们的芯片，才发现基础研究还差了一大块，现在还要在基础研究上补课。实际上曾国藩这种“尚拙”精神对我们永远是有启发的。包括做企业，如果注意各个环节都把控风险，那企业可能就会发展得好一点。曾国藩永远是把风险放在第一位的，这可能是他尚拙的一个体现。

第二，曾国藩在团队内部，对待下属有一个特点，不用权术，他的领导力来源真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诚”这个字。他给亲弟弟写信时，都是说掏心窝子的话，他说你记住永远对待下属不要用权术，永远用最直接的方式、最短的交往距离跟他们相处，说话不妨直一点，不要绕弯子，可以形成团队内部都实话实说的风气，降低交往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曾国藩晚年有一个秘书叫赵烈文，是从绿营到曾国藩的大营来的，他说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大营中每个人都特别实在，办事都办实事，没有任何一点虚套，但他感觉国家正规军90%都花在表面功夫上。所以，湘军能做成事，跟曾国藩这种尚诚、尚直、减少人际交往距离的做法是直接相关的。

第三，曾国藩永远把人才放在第一位。他懂得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曾国藩对人才说过一句话，“梦寐以求之，焚香以祷之”，每天早晨我上香的时候都祈祷遇到一个人才，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梦到自己发现了一个人才。

第四，曾国藩会给人才提供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待遇。这点可能古人能做到的比较少，因为过去古人做事往往都容易唱道德高调，尤其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程朱理学的信徒，存天理、灭人欲。但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时候，把握住了最根本的一条，湘军的军饷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到四倍，指士兵的工资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到四倍，军官的工资是国家正规军的五到六倍。曾国藩说做事的根本是经济，首先要把经济问题解决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什么精神力量，所以这也是曾国藩做事“尚拙”的一个体现。

举个例子，我们的历史课本讲了很多农民起义，但中国式的农民起义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的。中国式农民起义的特点是为了改朝换代，所以从秦朝到清朝在不停地改朝换代，每隔一二百年就有一次大的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

但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欧洲历史看起来非常混乱，几十个小国打来打去，王位也不停更迭，但是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农奴率领别人造反，把旧的国王推翻自己做国王，欧洲历史上所有的国王都是贵族出身。日本也这样，从有天皇的那一天一直到今天，天皇都是一个家族传下来的。所以，中国历史的很多特点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份的，这一点只有以世界历史文化为背景才能看得清楚，也只有做了对比之后才能够更有利于我们跟外界、跟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否则我们和人家谈事情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中国的很多事想不明白，我们对他们的很多事也想不明白，就妨碍我们跟外界进行真正的有效的沟通

比尔·盖茨说，一个优秀的程序员超过1万个普通的程序员。这个世界不像过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现在这个社会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赋能给每一个“超级个体”，个人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于是我发现，如果总想保持整个公司的平均水平，公司很容易就变得平庸，反而会有高风险。因为一旦出现巨大的黑天鹅事件，这个公司所有人都差不多，那就没有人能拯救这个公司。我们需要想办法提高公司的活跃度，让公司里的年轻人都想要冒头、想要尝试、想要成为李佳琦和李子柒这样的“超级个体”。我们俩在抖音上不算最大的网红，有比我们大得多的IP，就是由这些“超级个体”一个一个打造出来的。

怎么保持团队的生命力，让团队成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重新认识每一个个体对组织的冲击，就是这本书的责任。我的核心是“生物态、反脆弱、十倍好”原则。

企业一旦走向轨道，都会有一个计划，我特别怕创业者拿到投资后马上变得刚性，只能按照这个规划来，达到他的远景和目标。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能从新东方里找出一个罗永浩或者李笑来，为什么不能扶植他们做大？

这一点上，像彼得·蒂尔就做得很好，他如果就认死理，只做PayPal，别的都不做，就没有FaceBook，没有YouTube，也不会有SpaceX。

“生物态”的核心是敬畏心，敬畏各种可能性，而不要相信固有的想法和故事。比如，诺基亚其实原本是卖木材的。我昨天跟TCL的李东生先生在一起，他们是卖电话的，但之前是卖磁带的，而且是山寨TDK的磁带。

我们认识的这么多创业者都成功了，一定要相信运气和随机性的成分。当一个公司做得很顺利，长久之后，创业者特别容易误以为是因为自己的经验。越相信自己、越崇拜自己，越会执着地要求别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外部环境一旦发生变化，经验就不是很管用了。只有开放、包容、谦虚，对不确定性永远保持敬畏，才能打造出一个让新东方所有年轻人都踊跃成长的生态。

而且我始终强调，不要投太多钱，才有可能会干出一个完全新的事，否则他们只会干出一件老事儿，一个旧东西。

凡是钱投得比较多的项目，反而失败概率比较高。这会造成两个问题：第一是拿到钱的人会觉得反正有钱，他就会缺乏自己认真去思考商业模式或者试错成本的专注度。第二是会缺乏那种要从有限资源中奋发出无限未来的心态。新东方做得比较到位的项目都是投钱并不算太多的项目。

樊登：约束条件非常重要，是创新的必备。埃隆·马斯克造火箭的时候，他的员工要开party他会给钱，随便花。但如果员工要拿钱去买一个发动机部件，他却不批。员工很生气，说你正经事不给钱，喝啤酒倒愿意给钱。他说我如果给你足够的经费，你造出来的火箭跟NASA不会有区别。在约束条件之下，大家反而可能做出一个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刚才你提到运气，常常也有人问我，是靠奋斗还是靠运气？我认为运气这件事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天天坐在家里运气不可能降到身上，但如果到社会上去闯，有目的、有方向，运气也许就来了。

另外，我也比较相信“运气总是留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我周围的大学同学、社会上的朋友，最后能成功的，一般都是基于两个维度。第一，他们确实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比如，我的大学同学中有很好的翻译家，有已经做了终身教授的人，也有很好的企业家、同声传译、外交家，这些人无一例外都算成功人士，他们从进大学之前到后来的人生中努力学习、努力进取，把自己的专业做得非常好，这是他们能成功的基础。第二，他们在不断尝试。凡是我身边比较成功的朋友、同事，他们都有比较好的人生创新意识，不会拘泥在一个岗位上，即使原来的岗位已经给他们很安定的生活，他们也愿意为新的机会去努力，这样就有了新运气的产生。

我的运气也是来自于放弃了北大讲师安逸的生活，最后纵身一跃，进入了创业的大海。

马克斯·韦伯说过一句话，“现代社会中人的信仰是没办法用理性分析的，因为理性分析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法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你相信什么事情以后，纵身一跃。我们在认定那个人、那件事情很重要时，就得纵身一跃，大不了最后我们在大海中游不动了，再游回岸边就是了。

樊登：在人生中不满足于一个固定的岗位，这个孔子讲过：“君子不器”。“樊登读书会”的教育理念就是君子不器。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把大家教成好家长，或者教成一个好的创业者，或者是一个好的科普人士，我们是希望大家有全方位的可能性。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东西其实并不值钱，也就几百块，但我希望大家在遇到这些机会后能发生变化，自己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您提到纵身一跃，这是一个心理疗法，叫作“ACT”，即“接纳承诺疗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实验，我们的外国老师海斯，他让我们的学员站在台上，问他们现在怎么下这个台阶，我们一般人下台阶都会先探一只脚下去，挨着地，然后再下这个台阶。他说，你现在想想假如这个台阶有两米高，你的脚怎么都探不到，你的人生很有可能就被卡在这里了，这时候需要做的就是跳下去。我们要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当我们被卡在了某个地方，往往是因为自己患得患失，没有安全感，总想用过去的方法伸一只脚探一探再下去，但像您离开北大，就没法探，只能跳。人要能够接受猛地一跳，才有可能面对新的创业挑战。

讲过一本书《刻意练习》，连帕格尼尼、莫扎特这样的人，后来都被研究者证明不算有天赋，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音乐家，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这个东西。为什么化学家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化学家，数学家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数学家？是因为他更早接触，有更多练习的机会。

我参加辩论赛时，并不是最好的选手，只是因为喜欢激烈的辩论活动。为了准备一道辩题，要读很多书，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向我们全部开放的，想借多少都可以，我们甚至可以用三轮车拉一车书回去，读书，准备比赛。

我们1996年得了全国名校冠军，1998年得了全国大专辩论会冠军，1999年得了国际大专辩论会冠军。我们队伍就没有输过，核心训练方法就是读书、比赛、演讲，整天就干这个。我们那时候规定，一辩发言3分钟，不能看时间，直接站那儿就开说，时间必须控制在2分55秒以内，以此来培养自己对于语言的精度，天天都这么练。我记得1999年我们去打国际辩论赛，最后已经练到我们只要一看到对方的选手，脑子里面已经完全知道他们要说什么话，这就是一个刻意练习的过程。

有一位台湾辅仁大学的辩手叫林正疆，他是1995年的最佳辩手，但他其实口吃，说话很结巴，他就每天冲着镜子练。1995年那场辩论赛太强，虽然最后南京大学赢了，但林正疆是最佳辩手，后来他成了很著名的大律师。

口才的练习核心，第一多读书，第二多练。我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会做演讲，现场五六千人，但都没有特别紧张的情绪。这一点我相信您更有感觉，一开始肯定会哆嗦，但是讲多了，慢慢就可以把速度放慢，可以开玩笑，可以等着别人的掌声。

学数学还有个很重要的好处是理解自然界。有一本书叫《深奥的简洁》，是查理·芒格推荐的，这本书告诉我们自然界中看起来非常随机的事情，比如猫身上的花纹为什么是那样，北京为什么没有事故也会堵车，各种各样的分布，都有数学规律，而这个数学规律里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自然对数。

我们过去学过常用对数lg和自然对数ln，ln的底数是2.7182，以2.7182裂变是速度最高的方式，自然界都是以亿级别的方式在进行裂变，这就是老子讲的三生万物。我最近才把这事想明白，好几本书串在一起，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6，不是4？因为2.7182是最接近3的数字

如果对成年人的沟通提三个最好的建议，您会提哪三个？

樊登：第一是不去控制。要尊重对方，人和人是自由的、独立的、平等的，哪怕对方是你的员工、爱人、孩子、父母，都不应该用控制的态度跟他们谈话，一旦展示出控制的态度，对方一定会自我保护，会反弹。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哲理。

第二是优先处理情绪，而不是优先讲道理。对方的情绪无非就是生气、不愿意说话、愤怒等，这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情感有所反应。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不高兴，我这样说话让你觉得不开心，对吗？只要说这个话，对方点头了，情绪水平就会下降。在沟通中点头很重要，如果说一句话，对方猛摇头，情绪水平就会上升。对方在很生气的状态下是不说话的，这时候要想办法说出一些话让对方能够点头，对方的情绪水平才能下降，才能和我们好好说话。

第三是尽量多问而不是多给建议。我们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其实心里都有答案，只是自己不说出来，或是不愿意，或是不接受。这时候如果告知对方，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他就会认为我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所有的建议在对方听来都是批评。

有一个技巧很重要，在建议之前多问一句话，比如：“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有一个类似的状况，可能会对你有帮助，你要不要听一下？”我们问了这句话，对方说“好啊，你说”，效果就会好得多，因为我们是把控制权交给了对方，让对方觉得他在掌控自己的人生。如果能掌握这三个建议，就已经很厉害了。

樊登：孩子的大脑需要在轻松的环境下才能成长，孩子的大脑皮层发育来自于轻松和自我探索。但很多父母非得把孩子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导致孩子回到家天天跟父母作战、吵架，那他的大脑皮层就会发育得很慢。

有一个研究数据，有的人直到30岁大脑皮层才发育完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30岁以后不打架了，老实了，回归家庭了，是因为他的大脑皮层在30岁以后才发育完整，但实际上他们应该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发育完整。

大脑皮层管理着我们身为一个人所需要具备的东西，情感、想象力、好奇心、语言等。我们大脑中有一个东西叫杏仁核，是动物所需要的东西，如果孩子的大脑皮层发育得慢，他的杏仁核就会发达，结果就是这个孩子会更动物性一些，比如总是暴怒或者不说话，打或者逃，到了青春期就会很困难。

杏仁核的过度发达还会导致他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因为一个人总在跟别人打架，怎么可能会注意力集中？他会分泌很多压力激素，压力激素就会伤害海马体，导致记不住东西。很简单的验证就是，当家里面有人吵架，孩子的记忆力就下降，有人骂孩子，孩子成绩就下降，上课就走神，这就是大脑的问题。

当我们给孩子一个轻松的、愉快的、可以自我做主的、可以自我探索的世界时，他们的大脑皮层很快就能长起来。这就叫自驱型成长，人的自我驱动力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现在的孩子总会每天为了拿到手机玩而和父母斗争，可能就会破坏他们的大脑，但如果我们对孩子好，能让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他们是不会对自己不负责的，他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了不起的、厉害的好人。这时候只需要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了不起的好人，比如爱因斯坦、牛顿、钢铁侠、孔子、王阳明等。我儿子当时三四岁，听我讲完爱因斯坦，就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特别好奇地问。孩子们会有这种内驱力。

在当爸爸之前，我把所有育儿书都看了，看完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实践。现在我儿子上初二，这么多年我从没有大声跟他说过一句话，从生下来到现在都没有过。他的成绩在班上永远前几名，他还特得意，而且他还会自己往前学，自学高中内容，学物理，因为他有兴趣。我发现我身边，凡是家里亲子关系好、教得也好的孩子都是很活跃、很自然的，他们跟父母在一起不会害怕。

父母不要总想掌控孩子，而是要学会做他们的副驾驶，如果孩子将来不想当物理学家，而是想做快递员，那也得认，那是他自己人生的选择。但很多父母就不认，觉得自己的孩子必须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很痛苦。

就是要教会孩子怎么应对情感，怎么关怀别人、理解别人，这是在3岁以前最需要下功夫的。我在孩子3岁以前下了很大的功夫，陪他聊天，遇到什么问题给他解释，然后用反映情感的方法教他，他的情绪就很稳定，遇到各种问题他能处理。比如玩iPad这种事情我们完全交给他自己安排，但他会自己上表，每天20分钟，因为他更珍惜自己的眼睛。

而且，塑造一个孩子最好的机会是在他做对事的时候，而不是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当他表现出自律能力时，我会马上告诉他，你刚刚这个行为叫作自律，你知道自律有多重要吗？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律就完了，但你可以自律，你很棒。他就特别得意于自己的自律，人就这样慢慢被塑造出来了。

商业的核心是满足、迎合，教育的核心是改变。

提到书对我的改变，我想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最近讲了他的传记，就发现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很简单，缺钱。他跟托尔斯泰的区别是什么？托尔斯泰写一本《战争与和平》，能写好几十年，慢慢写，因为托尔斯泰是大贵族，他不缺钱，一辈子就写这一本，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穷得要命，就先答应了很多连载，答应了很多出版商，因为只要没有这笔钱，他就破产了，于是整天写写写，量大出奇迹。当他写的量足够大时，《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这样的经典作品就出现了。

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锻炼这个能力，这时候我就发现费曼学习法很适用。有时候我们光靠脑子想，是想不明白事的，所以可以尝试用写的方式去写明白，但这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对象感。没有对象感，我们就不知道表达的感染力和穿透力，这时候就需要找一个人，对着他把事儿讲出来。所以我和脱不花都有一个特点，我们能毫无心理负担地把同一段话跟这个人讲、跟那个人讲，再跟另一个人讲，每讲一遍，自己的脑子就又梳理了一遍，又清楚了一遍，渐渐就会找到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这个表达方式其实不是为了影响他人，而是为了让自己整理得更明白。

我一直记到今天，他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活成一支蜡烛，不管旁边的人是什么感觉，总之我们要点亮”。

罗振宇：有很多种方法，最核心的方法也是你我都在用的方法。看看身边让我们佩服的人，他们在看什么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我去朋友家里玩，就会问他们最近在读什么书，让他们把最近的书单交出来，有时候还会问朋友哪个段落好。即使不为了读书，为了了解朋友的思想动态，我也会把这本书买来看看。

我自己逛书店的时候，有一个独门方法，就是翻看这本书的倒数第二章或者第二小节。道理很简单，现在很多人写书其实没那么多可写的，但为了写成一本书，他必须扯那么多话，通常一本书的序言、第一章以及最后一章都是用心写的，越写心气越不行，所以看看倒数第二章，水平有没有下降，就能对这本书做出基本判断了。

现在读书界弥漫着一种观点，觉得二手知识没价值，要读原典，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是学界的学阀、知识的既得利益者，要么是自己也不读书的人。人类知识从来都是二手知识，孔老夫子也是把别人的东西嚼完了再吐出来。

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就缺少这样一个给自己设置学习任务的环节。课堂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学习任务，比如这本《阅读的方法》，我写了25万字，24章，大家觉得最值得读的是其中哪三章？为什么？如果能把这个道理想清楚，这本书就介绍完了。

把抽象的事情变成自己手头的一个任务，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但事情往往能通过这个创造变得清晰。今天下午我和同事开会说，为什么肯尼迪在美国那么伟大？就是因为他把赢得冷战这个虚化的任务变成了登月这样特别具体且有时间节点的任务，赢得冷战没法干，但全美国所有的科学家、商人、金融家、媒体记者都知道登月。所以，把目标具体化，这是读书的好方法。

最近学习了一个词，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个词真是能颠覆我们这代人，叫“软技能”。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工业社会恰好又特别需要各种各样的硬技能，所以现在年轻人一毕业的确都会使用Word、Excel、Python，都是一些硬技能。但我从“35岁现象”中琢磨出一个核心问题，现在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大量硬技能合格，但软技能不过关的人。比如，前面提到的情商、口才、沟通、写作、学习能力，其实都是软技能。硬技能其实是会贬值的，就算是一个做饭的大厨，也得靠软技能才能活着，才能搞定顾客、徒弟、老板，才能在这个社会上利用更多资源往上走。

我昨天遇到一个朋友，我问他，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厂不要35岁的人？他说不要就对了，如果一个人35岁还在到处投简历，就证明他在35岁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人脉、社会网络发展出来。35岁的人不应该再去投简历，即使是跳槽也应该有别人帮忙内推，在同行业内有声望，然后通过声望在社会关系中完成一个顺利平滑的转移。

经常说一句话，“修炼自己，造福他人”，一个人只要能做到这两点，哪怕不怎么说话，他的软实力也会很了不得，他周围就必然会聚集一些很重要的社会资源。

在读书的道路上，我们一直非常纠结。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三代不读书，全家一窝猪”，虽然说得不太雅观，但我觉得是这个道理。人应该往自己的脑子里拼命装东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坚决不能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所以读书的边界还挺难掌握的，要是读得不好，就容易读成一个书呆子，这个后果更可怕。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菲茨杰拉德说的这句话特别重要，“一个人同时保有两种矛盾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一等智慧的表现”，这句话真的救了我。

人类就有两个最伟大的思想家：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达尔文。柏拉图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构建的、有理式的，是由思想决定的世界；达尔文认为这个世界是生物自动衍发出来的。当然，这本书里的“进化论”不是生物学角度的，而是分享了一整套中国人原本不太熟悉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用这套思维方式去看商业、产品等。

我素来认为哲学是无为之学，哲学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导致客观方面的巨大变化，哲学主要是改变自己、改变主观。哲学的意义不在于改变客观世界，而在于改变自我。最近新版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出版，他们做了很多签名名片，让我题词，我就写了一句话，“哲学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改变自己”。如果学了哲学就可以改变客观世界，可以多产钢铁、多产粮食，那完全是把它变成了狗皮膏药，哲学没有这个功能。我素来认为哲学没什么实际用处，哲学只能改变自身，不能改变世界。

人实际上是一种哲学动物，不管你愿不愿意，主观有意还是无意，你实际上都要考虑哲学问题。看哲学书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使我们对自己有意无意考虑的那些哲学问题更加明晰，因为我们会知道，别人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那些哲学史上的先贤也和我们一样，也对那些让我们心灵感到困惑的问题同样困惑。

追求智慧是每个人的天性，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常识。人生活在常识中，常识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指导，但我们在遵循常识的过程中总是会进步，总要思考一些无用的问题，甚至是无聊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思考。哪怕一个一辈子没走出过深山老林、大字不识的老农民，也会在茶余饭后偶尔想，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哲学问题。

我在哔哩哔哩的《西方哲学史》讲演中，第一讲就讲的是看门大叔三问的哲学基本问题。一个看门大叔哪怕没有任何问题，有一个人来到单位，他也会把你拦下来，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都是哲学问题，不思考无所谓，不思考这些问题，或者不有意地思考这些问题，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如果在生活的同时能够有意识地、带有反思性地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可能人生会变得更加自觉或者变得更明白一点。

大家不妨在生活中仍然按照惯性来发展，但是你心里是明白的，哲学的意义就在这儿，不能直接让你改变客观环境，但它可以改变你自己，让你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得意还是失意，你都能够有一种自嘲或者一种更高的观望，以一种更高的眼界来看待自己，甚至带有几分自我嘲讽的意味，这样人就会活得豁达一点，我想可能无非就是这个意义。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绪论里一开始就谈到的一个问题：哲学、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异同在哪儿？科学一定是追求某种有确定性答案的问题，这种问题也许已经有了确定的答案，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肯定会有，这一点大家都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探索微观世界，我们可以不断地把基本粒子、基本元素进行分解，分解到某一种程度，我们以为到头了，但也许后来还可以分解。还有关于宏观世界、宇宙大爆炸、这个世界怎么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实验手段，通过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得某种终极性答案。

但有些问题本身就是没有终极性答案的，这些问题就属于哲学问题，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可能给出终极解的范围。所以，罗素认为，那些没有确定性、超出确定性知识范围的问题，往往都属于哲学问题。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当然，这些问题也属于神学问题，只不过和哲学不同的地方在于，神学会依着某种权威，比如《圣经》的权威、《古兰经》的权威，或是《般若经》等，以这些不同的经典或者某些权威人士、权威机构的观点来确定它的答案。但哲学不一样，哲学只能诉诸理性，而理性在这样一些终极性问题面前，往往会感到自己有点束手无策。

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探讨的问题就是一些没有终极解的问题，因为人类必将会面临这些没有终极解的问题。我们面对的世界一部分可以说是已知的，或者是可以获得确定性知识的，但还有一部分，我们得承认，不管人类智慧发展到什么水平，我们都不可能给出终极答案。

西方哲学更多偏向于形而上学和唯心的一面，偏向于如何解决这个世界整体上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偏向于解决人实际上每天面临的问题，比如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怎么解决内在的纠结，即内心的灵魂，还有心灵上的纠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哲学走的路径和中国哲学走的路径好像完全不一样。

中国哲学，即孔子、老子、庄子的思想，基本都是以人为核心来看待我们如何在宇宙世界上、人类社会中生存。西方哲学是到了近现代，才出现了尼采、叔本华这样更关注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灵魂的思想家。像康德这样的人，解决的都是大问题，都是所谓宇宙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世界这样让人无比敬畏的问题。但中国从一开始，从2500年前出现孔子、老子开始，关注的就是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那么关注宇宙客观世界到底从哪里来。尽管老子也说过“道可道，非常道”，但他更关注的是人如何生存得更好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哲学算是真正的哲学吗？

赵林：中国哲学当然可以算是真正的哲学，只不过它关注的核心、关注的中心问题可能不一样，这确实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是相关的。

西方自希腊开始，人们是在一种小国寡民、分离主义的现实状况中生活，而且又都是面对着大海，所以希腊人往往对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兴趣不大。关于建设一个发达、繁荣昌盛的国度这件事，他们好像也觉得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他们可能在面对大海的时候，就更多地思考一些比较超越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发展脉络，我在《古希腊文明的兴衰》里讲到希腊这种感性的艺术，从雕塑、建筑、绘画发展到悲剧，最后从悲剧发展到哲学，它有一个逐渐抽象的过程，这种抽象和他们的生活背景有关系，因为他们是个人的、自由的，每个个人面对着苍穹，每个个人面对着无限的世界，就很容易走向形而上的道路。

中国不一样，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看起来好像是西周的分裂导致了东周的春秋战国，实际上当年西周也只不过是天子制，周边的蛮夷、番邦只不过是对它称臣纳贡而已，后来就明显走向了一个分离，再后来走向战国、走向秦汉、走向统一，这个国家越来越大。所以，现实的政治问题、生活问题、伦理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人们就开始关注人和人的关系，而不太关注那种超越的、形而上的东西，尤其不太关注人和神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有关。

赵林：对，和政治环境和意识有关系。

比如，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即以中原为核心的汉民族之间的那种互相冲突的状态，导致人不得不时时去关注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关注生存之外抽象的东西。

赵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这种自西周以后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血缘关系使得所有人都成为整体中的分子，这个分子和整体相比微不足道，所以人首先要考虑自己如何能与自己所处的伦理团体、伦理社会实现更好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个人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总会受到压抑。

相反，希腊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摆脱了血缘关系的纽带，固然人也有血缘关系，但血缘关系对社会生活来说不会成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公民关系，是一个一个原子式的、单子式的个体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一来，实际上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人，会相对比较自由，可以摆脱一系列按照血缘关系形成的伦理纽带，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开始思考一些比较超越、抽象的问题，而不是考虑那些和现实紧密相关的伦理关系问题。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哲学产生于先秦，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哲学主干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更多关注伦理关系，所以中国哲学走向了一条比较伦理化的道路。从孔孟时代开始，后来到两汉，再到魏晋，特别是后来到了唐宋，逐渐就形成了哲学的伦理化，或者说伦理道德哲学成为了东方哲学的主要内容。

但西方不一样，他们摆脱了血缘伦理关系的纽带，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孤立的，他们考虑天地问题，考虑某种人神关系的问题，尤其西方又有很浓郁的有神论背景。而中国自西周以后，宗法社会逐渐代替了这种尊神事鬼的殷商文化氛围。所以，西方人神的维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天地不是表示一种伦理意义，更不是表示一种自然意义，而是更多代表一种人和超越人的更高力量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在这种有神论的背景下，就很容易把哲学思考上升到形而上，形而上学就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主要内容。

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当然是哲学，但中国哲学更注重伦理学的内容，而西方哲学更注重的是形而上学的内容。而这种形而上学当然不在一个伦理关系中，看不见摸不着，又不是把自然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自然对象来理解，所以很容易招致唯心主义这样的评价。

我总觉得哲学是在最后，就像黑格尔那句名言说的，“密涅瓦（Minerva）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飞行”，密涅瓦就是雅典娜，智慧女神，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就是智慧的象征，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起飞，所以人到中年以后，可能哲学才可以真正地高高飞翔起来，而此前的哲学都隐蔽在艺术、文学、历史这些具体的知识背景后边。

本身艺术里边就有哲学，文学里边也有哲学，历史里边更有哲学，但无论是一个时代、一个人，还是一种文明，都要到了黄昏的时候，哲学才能真正高高飞翔。这是水到渠成的，因此我始终不认为，只有从事哲学专业的人才研究哲学或者才有资格谈哲学。很多研究哲学专业的人只是为了找口饭吃，有很多人甚至读到了博士，博士毕业以后，可能一辈子再也不读哲学了。哲学更多是我们主观上的一种感悟，和人生体悟联系在一起。

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维度和他们有神论的背景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西方哲学离不开一个赖以发展的重要背景，就是基督教文化背景。其实我后来更多的是做基督教思想史、基督教宗教哲学，所以我从纯粹的西方哲学史后来转向了基督教思想史的研究，然后由这个进一步再往前。毕竟西方在基督教之前还有宗教，还有希腊、罗马，所以我的研究兴趣可以说是顺藤摸瓜，自然而然就会从基督教思想史转向希腊、罗马，就一定要追根溯源。

西方整个发展源头都是从希腊文化来的，希腊更多提供的是一些务虚的文化形态，罗马更多提供的是一些务实的制度形态

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包括哲学和各种文化形态在内，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综合、历史发展的结果。它有三条腿，一条是希腊，一条是罗马，一条就是基督教。这三个东西，一个为西方现代提供了一套务虚的文化形态，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戏剧都是希腊人开创的；一个为后来的西方提供了一套务实的制度形态，比如法律、行政管理、国家制度、军队建设、行省分布、公共工程，这都是罗马人提供的；还有一个就是信仰和与信仰相关的一套价值观念，这个观念包括契约精神、诚信意识、家庭伦理，以及近代发展出的自由、民主、平等这样一些观念，都和基督教的背景有关系。正因如此，这三个东西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

所以，从哲学到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必须从古到今地打通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古希腊只是我做的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罗马，罗马对今天的西方制度影响太深太深了，将来等那本书出来以后，我再和俞老师具体谈谈罗马文明和罗马帝国的兴衰，对了解今天整个世界格局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是金庸在小说里提出来的。在小说里有这么一个段落，郭靖要保卫襄阳，反抗侵略，他的对手忽必烈问他，郭叔父，你这么大一个英雄为什么要为赵宋的君臣卖命？郭靖给了他一个回答，郭靖说，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和奸臣所用？郭某一腔热血是为了神州千万百姓而洒。年少的时候，我看过去就看过去了，后来才理解郭靖对于他为什么参加这场战争，有着自己明确的答案，我一腔热血是为了神州千万百姓而洒。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的侠义小说。

可以想一想，之前历史上一流的著名侠义小说，那些英雄人物，他们也斗争、英勇、献身、流血，但有谁是纯粹地为了神州千万百姓而洒热血？没有。宋江，忠勇忠义，他的热血是为了神州千万百姓而洒吗？肯定不完全是。大英雄展昭，他的热血是为了神州千万百姓而洒吗？不完全是，他一半是为了包大人而洒，为了朝廷而洒，不是为了百姓而洒。所以，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金庸的爱国主义里还有着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几者是结合的。他的小说里有一种时代的光辉，小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这是他小说里打动人的地方。

恋爱是文学里一个永恒的、特别伟大的母题，但我们去看金庸成长的过程，他一开始写小说，他书中的恋爱完全就是一个添头和陪衬。金庸最开始写的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把里面恋爱的部分拿掉，那个书也成立，不影响书的完整性，恋爱就是个陪衬。

后来金庸意识到，爱情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文学母题，所以他接下来的小说，比如《射雕英雄传》，如果把郭靖、黄蓉的爱情拿掉，这本书就没法看了，没价值了。接着金庸开始探索，他做了个尝试，能不能把爱情当成一个英雄豪杰人生的最高价值。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赞成的，我们会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但金庸做了这个尝试，在他后来的小说里，爱情的成功变成了人生成功的最高标准。杨过、小龙女追求什么？他们也为国为民、伸张正义、行侠仗义，但他们最后人生圆满是因为爱情而圆满，爱情在金庸小说里越来越重要。

接着金庸开始对自己做了一种突破，就是爱情很重要，但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就是人的自我意志。人不是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的，爱情不是人的终极目标，典型的就是令狐冲。令狐冲和任盈盈非常相爱，但他们遇到一个难题，有人提出来你们想在一起，那你们就加入魔教。令狐冲觉得我和任盈盈固然相爱，但如果让我加入魔教，牺牲掉我的个人意志，让我个人不得舒展，那我受不了，任盈盈也觉得如果让冲哥加入魔教，他们两个人不会得到幸福。在80年代特别流行一首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令狐冲就是“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典范。

到金庸最后一本书《鹿鼎记》，金庸干脆做了一件事——不要爱情。《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有爱情吗？我觉得他没有爱情。他有7个老婆，但哪个真心爱他？好像都要打个大问号。甚至金庸把爱情变成了嘲弄、调侃的对象，在小说里谁爱得深，谁就会被调侃，谁就步履维艰。金庸就是把自己最擅长的武器练好之后又抛掉了。

我觉得爱情的本质还是让自己更完善。我在另一半的身上发现了可以让我更完善的东西，比如我没有耐心，可我遇到她之后我变得有耐心了；比如我不会共情，遇到她之后我学会了共情，所以爱情还是会让自己更完善。但让人完善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鹿鼎记》中，金庸只是把爱情写回了生活本身的样子

金庸年纪大了之后，试图对他的小说进行一些修改，你觉得这是什么心理因素导致的？

六神磊磊：第一，小说里确实有一些bug。因为小说是连载的，会有一些时间线、故事情节对不上的地方，老先生想完美。第二，跟他的性格有关。有一次他碰见几个青城山的人，青城山的人就说，你怎么把我们青城派写得这么坏，金庸先生道歉说不该把你们写那么坏，就想改。倪匡就说，凭什么改呢？难道青城山就没坏人吗？所以也和他性格有关系，他希望得到好的评价。第三，我觉得金庸先生渴望能够提升自己文学的地位，他希望他的文学有意义。意义是很害人的，他想给他的文学加上“价值补丁”，比如我觉得这个小说里好像不够正能量，我给它贴个价值补丁，可能这几个动机导致他在晚年不停地去修改。

虽然侠的文化有几千年，但古时候的侠跟我们今天讲的侠不是一个意思，就像大家都说我追求正义、信奉正义，但现在大家都能发现，在网络世界，你讲的正义和他讲的正义不是一个正义。我也说热爱和平，他也说热爱和平，可是你讲的和平和他讲的和平不是一个和平。侠也如此，古时候的侠，它的精神、本质是一种忠诚，主人对我好，给我钱，我这条命就是你的，我不需要认同主人的理念，我也不需要对主人的事业有什么思考。俞老师对我好，我的命就是俞老师的，俞老师看谁不爽我就把他干掉。这就是古时候的侠，比如荆轲、聂政、专诸。金庸的侠不一样，他的侠为国为民。

但我觉得侠对文化产生了一个效果，我们的侠和诗歌联系到了一起，共生，我们的诗人往往带有侠气。大家都愿意相信李白是个击剑高手，其实他不是，他不会武功，我严重怀疑他吹牛，但我愿意信。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小男孩，他是当地背诗的小达人，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诗，我就私底下问他最喜欢哪首唐诗，他给我的答案是《侠客行》。那么小一个小男孩，都有这种侠的精神情结，这个有意思。

为什么我们喜欢诗歌，尤其是唐诗？艺术有一个终极的使命，就是消除人们的孤独感，艺术家燃烧自己的生命，消除你的孤独感。比如，我失恋很痛苦，但我会想起来在某年某月，有一个比我更敏感、更深刻的灵魂，他也像我一样经历了失恋的痛苦，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没那么孤独，我觉得可能有人在陪伴着我。有个人在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我会发现原来不只我一个人这样痛苦，千千万万比我更敏感的生命也这样痛苦，这可能也是我们喜欢诗的原因。

不仅是中国古代的规律，也是世界性规律。有两条可以套在任何一个国家身上的规律，一个国家成立所做的事就两个：第一是建立一个官僚系统，不论是公务员也好，还是民选也好，总之要建立一个精英系统，精英系统控制社会不乱套，所有的政权都有这个目的，这是绝对的。第二是如何从民间收取足够的税收养活精英阶层。从人类有史以来，所有国家都主要做这两个事情。

第一我要建立一个治理体系，第二我要从民间抽出足够的税收养活这个体系。但这里要有一个平衡存在，不能把民间抽过了，抽过了就不稳定，但抽不过也不行，抽不过治理体系本身就建立不起很好的稳定架构，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就是这样两个目的的结合和循环，哪个国家做得更好，哪个国家存在的时间就更长。当然还有外来冲击，如果仅考虑封闭性系统，就这两个目的。

丝绸之路大历史》中对明代跟清代做了一个比较。明代对社会的控制力和清代是完全没法比的，明代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清代就完全没有。比如利玛窦（中国天主教开拓者），他如果想真正渗透进明代的社会，他是能做到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就能跑到肇庆，后来又去了南京、北京。虽然过程比较缓慢，但总会有人接受他，而且地方官还有一定空间和权力，利玛窦要来一个地方住，地方官说可以基本就可以了。但到了清代，这个操作空间就完全没有了，清代任何命令都是从皇帝这儿发出的，如果一个外国人要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住，肯定要上报给雍正。从这个角度讲，明朝的集权还是不能和清朝比，我完全赞同你说的这一点。包括隆庆开关，给海外贸易商人开了一个口子，当然很多人也会讨论隆庆开关能不能称为一次明朝的改革开放，后来也发现，达不到这个级别。

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分析了，比如，汉代之后建立的儒教系统，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等，这些大家分析得比较多了，但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个节点，就是大蒙古国。

我一直认为大蒙古国带给东西方所谓的遗产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建立了一个所谓蒙古人的和平，虽然杀戮很多，但杀戮完成后，他们就在如此庞大的疆域内建立了非常庞大的帝国，一直到东欧、西亚、中亚等。而且蒙古人非常重商，受阿拉伯的影响，蒙古人建立了非常重商主义的传统性政治。建立之后，对欧洲的影响是非常正面的，不管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都派出了使者直接穿越亚欧大陆，到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甚至到元大都。

有一大批人都沿着这条路过来了，包括马可·波罗。他们以前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眼界，中国对他们来说就是传说，都是在斯特拉博或者一些古罗马作家的书里面才写到的地方。但蒙古人的扩张突然就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开放，他们可以一直走到最东部，甚至元大都都有传教士驻扎，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开了眼界之后，他们对东方的财富、文化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觊觎。虽然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闭锁，但最后他们就是要冲破出来，所以这对他们思想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这是对西方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但对东方的影响却正好相反。

宋代时候，北宋相对开明，但北宋加上南宋的两次灭国后，他们反思的结果恰巧是相反的，他们认为一定要驱除鞑虏，一定要守好地盘，把那些人驱除出去，然后封闭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分野时代，一方面开了眼；另一方面要闭上眼。再加上朱元璋是以“驱除鞑虏、赶走鞑子”的旗号来完成统一的，所以他必须坚持这样的国策，进而造成了明朝闭锁的状态。

明朝发展了一种所谓的朝贡式贸易，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在以前，贸易就是民间来做，但是明朝建立的这种朝贡式贸易，一方面不准民间做贸易；另一方面因为大家有贸易需求，特别是海外，所以就把贸易伪装成一种朝贡形式。

比如，一个暹罗使团要来中国，中国说我给你70个朝贡团的名额，暹罗国王派出的真正使节就一个正使、一个副使，一共两个人，剩下68个名额，就卖给68个商人，这些商人都带着货到中国来，到了广州海关后，选出8个大商人跟着两个真正的使节去北京，这些大商人把货物带上，献给皇帝，他献的值100块钱，皇帝就返给他500块、1000块，这就看皇帝的意思了，总之皇帝返还的价值比他们朝贡的要高不知多少倍。这帮人是最赚钱的，而且一路上还要管他们的吃喝接待，他们进到中国就不再花钱了。剩下那60个商人，就可以在广州卖东西。所以，小商人赚一倍的钱，大商人赚几倍的钱，回去的时候明史上就会记上一条，暹罗使团来朝，送了什么什么东西，但他们不会写，我们其实赔本了。

明朝形成的这样奇怪的制度，贸易变成了赔本买卖，只是面子上有光，对外援助花费了很多，但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浪费了很多民间资本，所以明朝把贸易变成了没有利润的贸易形式。

为什么一个国家这么强的航海能力，却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转成了明朝“片帆不得下海”的国策呢？

郭建龙：这个可以稍微延展一下。首先，中国的航海在很长时间内是落后的，到唐代的时候都还落后，那时候南亚人、波斯人、印度人的船都比中国领先。但是因为唐、宋、元这几个非常开放的朝代，中国的造船业突然就崛起了，到元代的时候就领先世界了。到了明朝，虽然郑和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和最好的船，但他用的技术都是前面唐、宋、元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民间技术，本身并没有开发出更好的技术。

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可以用当时积累的技术建立起非常好的船队，但他的舰队本身并不以贸易为目的，他没办法产生利润，只是把舰队带出去，打了场大仗，抓了几个人，带了一些奇珍异兽回来。到明成祖之后，政府就养不起这样一个先进的舰队了，如果当时能有贸易，可能就能养起来，但当时政府养不起来。所以，郑和舰队裁撤掉的时候，大部分明朝官员投了赞成票，其中有人就写三保太监下西洋没有什么作用，花费很大，不如停了吧。

明朝初年，洪武时期和永乐时期都有对外用兵的积极时期，所以才会产生出郑和这样的团队和组织，但因为没有利润，朱棣死了之后，明朝政府就决定不养了。同时，朱棣永乐时期已经禁绝民间造舰队，政府要做的事民间不能做，因为这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必须由政府掌握。政府不去做，民间又不能做，很快就会完蛋。所以，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强大的、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短短几十年之内就垮塌式地消失了。

地理上来说，中国太适合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了，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诅咒，因为它太幸运了，除了现在的美国之外，在新大陆发现之前，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中国更得天独厚。

欧洲是支离破碎的，印度中间高两边低，非洲更不用说了。真正能形成这么大一片低地且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了。而且这片低地又被一圈高山和沙漠保护得严严实实，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只要占有这块地方，保持和平自然，就能发展到全世界领先水平。同时，这又不利于对外扩张，容易产生一种保守心态。如果地球变成了一个国家，可能我们的儒家思想更适合这样的地球国。

中国在思想上其实有两次反叛，但都失败了。从汉代建立儒教之后有过两次反叛，一个是魏晋时期，从国家层面到个人内心的反叛，通过内心寻求一种正义感和平安感，寻求一种思辨性，寻求一种逻辑，寻求变迁黑白的能力，从内心去寻找，来对抗外在的压迫，然后到魏晋的玄学，慢慢佛教进来和玄学结合起来进行了一次反叛，这次反叛基本到宋代的时候就结束了。到宋元之后，明代这样铁板一块的儒学状态，到了王阳明时期又产生了第二次反叛，也是用自己的内心来反叛外在的压迫。可以看到这样两次明确的反叛周期，但最后都没有成功。

苏东坡是一个特别喜欢开玩笑的人。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他有一段时间内心很郁闷，但后来他想开了，然后写出一篇又一篇非常豁达潇洒的诗文。更有意思的是，苏东坡还发明了东坡肉，开始做各种各样的饭菜，还常常跟朋友一起开玩笑。这种情况下，他人生遇到的困顿就开始消解了，甚至把困顿当作自己生活的一种常态。比如，他被流放到岭南，相当于流放到了荒蛮之地，但他找到了生活中的各种乐趣，没肉吃的时候，他发现当地人不要羊蝎子，他就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回来，甚至有人白送给他。羊蝎子上是没有肉的，他就把羊蝎子煮熟或者烤熟以后，用牙签、筷子一点点地挑里面的肉吃，一边吃一边说，谁能享受到这种美味呢？如果我不被贬到岭南，我这辈子怎么可能享受到这种美味呢？杨贵妃当初吃荔枝，一骑绝尘送到长安，结果苏东坡到岭南以后，日啖荔枝三百颗，觉得自己的生活比神仙还要好。再后来他又被流放到海南岛儋州，可以说又成为中国古代文人中第一个学会吃海鲜的人。

我听说中国的农民，给自己种菜和粮食的地，和作为商品来卖的菜和粮食的地，是分开的。他们也知道过度的农药和化肥是有害的，所以给自己种地还按照有机的方式，但作为商品种的时候好像不太在意这个问题。在中国农村是有这个现象吗？

石嫣：这个现象叫“一家两制”，一个家庭两块地，其中一块地给市场种，可能会追求产量，还有一块地给自己家里种，这些一定保证它是安全的。我们研究时提到，现在有些会员在家里吃菜也是“一家两制”，买我们这种有机蔬菜，把有机蔬菜给小宝宝吃，但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可能还吃普通的蔬菜，这也是一种“一家两制”。

是因为有机蔬菜比较贵吗？因为有机蔬菜现在还相对比较少，所以比较贵。此外，对有机的信任与否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石嫣：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最核心的。虽然绝大部分人一提到食品安全，或者提到更健康的食材都会说我想吃，但真到了要购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对比普通蔬菜和有机生态蔬菜的价格，会犹豫，因为价格差异确实相对是比较大的。另一个就是信任问题，很多人都会说愿意去购买这样的蔬菜，但怎么能知道我买的东西是真的有机？

这两个问题体现在农场生产的时候，其实就会促使我们成本更高。因为如果不能建立信任，我们就得通过各种方法去影响，或者让消费者来体验，或者要做大量关于农场如何生产的介绍，以此让更多人能认识到真正的蔬菜生产过程。比如，有的人可能会说，是不是一年四季只要有虫眼就是有机的？其实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大棚里生产这些蔬菜，虫子绝大部分也都休眠了，这时候很多蔬菜是没有虫眼的。

我知道你们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会员，我周围的朋友也有你们的会员，吃了好几年你们的蔬菜和粮食，一直觉得比较好，但前提条件是你要赢得这些会员的信任。现在中国打着“有机农场”或者“有机食品”概念的牌子越来越多，我们先不谈价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怎样能分辨出他们确实生产的是有机食品？有什么路径或者辨别方法吗？

石嫣：其实农业是真正最难监督的，农业是24小时在生产的行业，晚上可能大家都看不见了，菜还在长。有人说我是不是给农场安一个摄像头就能监督，其实不一定，比如我们浇水的时候，在浇水的管子里放一些化肥或者药品，你在摄像头里根本无法监测到，甚至有时候悄悄用了化肥，在最后产品的检测过程中也很难检测出来。完全靠检测手段，还是完全靠摄像头监督，都很难真正确保农业的生产过程是按照有机标准去进行的。

对我们来说，现在推动的社会化农业，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直接建立信任关系。每个消费者花的钱，其实不只是支持了有机蔬菜和购买了健康安全的食材，而是真正支持了这些愿意在乡村扎根，并且真正在从事生态农业的人，让他们能够在乡村获得一个有尊严的收入。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会真正考虑，除了追求农业的产量以外，如何致力于带给消费者更健康的产品。

我自己的农场，包括现在全国从事生态农业的群体里，我们都在强调，生产者给消费者生产的是保护消费者生命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些菜是天天要吃到消费者肚子里去的，我们必须建立起这个责任感。而消费者对于生产者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保证生产者的生计。你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未来都能吃到安全的食材，不光是你自己要吃到，还要保护我们的土壤、水、空气等环境的健康，归根结底，是要让从事生产的这群农人能在乡村干，而且踏踏实实地干，不要总是想怎么去挣更多钱，或者简单追求产量。

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信任问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如果生产者确实是百分百被消费者信任，比如我百分百相信这个有机农场不管是人前人后还是山前山后，不管什么地方出来的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消费者是愿意付更高的价钱来购买的。这意味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任的建立，源头首先还是生产者，因为生产者是少数，消费者是多数。

做农业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的过程，我朋友告诉我，一块地要变成有机农田，至少3年不上化肥、不上农药，还要引进一些生态平衡机制。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花钱甚至没有收获的过程。做农业和做商业或者做贸易相比，是一个卖功不卖活的事情，你怎么做到的？

石嫣：能够坚持这样的标准，最核心的有两点：第一，要从事有机农业，首先技术上得过关。很多人一说有机农业就觉得不用化肥或者农药就可能绝产，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理念，我们仍然可以在生态种植技术上做到相对的高产，但这必须要有技术的保障。第二，能够坚持有机标准，就需要真正市场的支持。如果我一开始种出来的菜没有人买，可能一两年下来，我就很难坚持了。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想怎么能找到我的第一批客户，最开始我就是通过影响我周边的老师们来发展的，比如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老师们，因为他们一定是最信任我的。

你认为一个人“思维里的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墙”到底怎么拆？

古典：我觉得其实有几个大的层面。首先，心理层面。比如抱怨、指责，总觉得一切事情都是别人的原因，不是自己的原因。像我现在做公司，年终述职的时候，有人一上来就说，为什么今年做得不好？因为大环境不好，形势不好。这种人其实倾向于把问题丢给别人，而不是自己，这是心理层面。基于心理层面，会有四个比较外显的方面，第一是职业方面，职业发展很容易会有墙，比如在大公司做什么才真正值得等；第二是情感关系，比如亲子关系、亲密关系，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恐惧，什么是依赖；第三是身心健康；最后一个是财务方面。

一个人的成长就像一张桌子，中间是心理层面，向外体现出来的就是工作能力、赚钱能力、跟社会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以及他跟自己的关系，这五个大方面都会有自己的思维障碍和墙，但最关键的其实是和自己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经常抱怨别人的人，会有三种类型，第一，有受害者情结。遇到问题的时候，这群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受害，因为对他们来说，把责任推出去是一件极其舒服的事情。第二，成年人经常会做对错的判断，而不做得失的判断。举个例子，过马路时，可能人行道是绿灯，汽车道是红灯，但走到一半，有一个大卡车加速冲过来，躲不躲？明明大卡车是错的，但你也会躲，因为这是你的生命。同样的道理挪到日常生活中，有人却很难做出判断，总会因为对错与否去埋怨他人。其实成年人活到一定阶段，应该能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元价值观，谁都很难指责对方的对错。第三，有轻度自恋或者极度自恋。这样的人会觉得，我是最好的，既然有问题，肯定都是你们的问题。所以，一个有抱怨情绪的人，首先要识别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三种情况。

斯多葛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三种事，第一种事是你完全影响不了的，比如自然气候，这种完全影响不了的事就不要去管；第二种事情是可以部分影响的，比如冬奥会，你能决定要不要好好发挥；第三种是完全可以影响到的。对于爱抱怨的人来说，除了识别自己是不是个抱怨者以外，还可以做三件事，第一，如果这个事情是你完全不能控制的，就不应该再关注它；第二，如果这个事情可以部分控制，那就需要搞明白事情的边界是什么，什么事情是你真的能决定的，比如心情不好你管不了，但你的反应是你能控制的；第三，百分之百能控制的事情不要丢，比如你内在的原则、心里面的良知、对人的价值。一个人如果能外在识别情况，内在调整状态，他就会慢慢有所改善。

你说过一句话“无趣之人就是无胆之人”，我印象很深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古典：有趣的反面是安全。我觉得大部分人活得没趣味，不是因为本身生活没意思，而是因为他们只在自己的安全区里工作。

怎样让一个人从无胆变成有胆？

古典：两个方面，第一，增加认知。比如骑马，直接让你上马可能不行，会害怕，但如果你真的花时间提前在网站上看很多关于骑马的教学，怎么保持平衡，虽然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是需要磨合，但这些知识能给你一些胆量。所以我觉得首先要增加认知，虽然身体没动，脑子和眼睛可以先学习一下。第二，不要迈大步。很多时候无胆之人需要一些小成就来推动自己，而不要一下迈大步。

最近特别反对“自律”，因为无脑的自律根本就坚持不下去，比如你逼自己连续写作21天，其实逼不下去。我觉得，自律应该是找到自己的规律，而不是自己逼自己。

我在《商业简史》和《商业洞察力》中都简单写过商业两个最大的障碍：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信用不传递。

信息不对称是指别人不知道你到底会什么。信任不传递是指别人凭什么相信你？你出了问题谁担责？在过去，很多机构都是通过售前解决信息和信任的问题，这个成本太高，那我们就得向社会不断输出我们的价值，不断释放善意。

那现代人让孩子多读书，会不会也变成书呆子？还是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指向？

韩焱：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未来学家、教育学家戴维·索恩伯格在《学习场景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他发现人类学习分成了四大场景，一个人总自己在那儿读书，实际上只是用了一种学习场景，叫洞穴场景，就是一个人钻到洞里，和外界没什么接触，只跟书籍对话，自己看到知识之后就储存下来。此外，还有三种场景，一种叫营火，就是一对多，老师一个人讲，很多人在听，这是一种集体传授智慧的方法，我们大量的知识都是通过营火这个场景获得的。另一种场景叫水源，所有动物要喝水都会聚集到水塘旁边，各种动物就会有交谈，这就像我们会在公司的茶水间讨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多对多的场景，大家聚到一起迅速把局部的经验扩大到整体。最后一种场景叫山顶，我们必须要去实践，必须要亲自爬山，在这个过程当中应用我们曾经学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承接一些任务，亲自去完成它，就是在工作中学，比如我们承接了领导交代的一个任务，最终完成了，这也是一种学习场景。只有不偏好任何一种学习场景，从洞穴到营火到水源再到山顶，都能够有所经历，才是一个真正的学习者，才不会变成所谓的书呆子。

山顶上有一个庙，早上老和尚带着小和尚下山，一路阳光灿烂，风景特别好，小和尚很开心。晚上化缘回来，他们走到山脚下，还得爬回庙里，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们只有一个小灯笼，小和尚很担心，就问老和尚，师父，天这么黑，路这么远，悬崖峭壁上还有野兽出没，咱们俩就只有这么一盏小灯笼，怎样才能回到山顶？老和尚很淡然，说了三个字：“看脚下”。这个故事非常鼓舞我，在人生的很多阶段，我们有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黑天，只有一盏小灯笼，但我们还有生命力的微光在，我们就应该用这点微光走好我们的路。人生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的希望感。

纽约大学教授斯科特·加洛韦（Scott Galloway）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在判断自己或他人的成功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来那样美好或糟糕。”

比尔·盖茨就读的中学是当时世界上极少数拥有计算机的学校之一。

就连这所位于西雅图郊区的湖滨学校获得一台计算机的故事，都相当值得一提。

比尔·道格尔（Bill Dougall）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海军飞行员，退役后进入中学教授数学和科学。“他认为单纯靠书本学习是不够的，学生还需要实际经验。他还意识到，我们在上大学前需要懂点儿计算机知识。”已故的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回忆道。

1968年，道格尔向湖滨学校的家长俱乐部提出，希望能用年度旧货义卖赚到的钱——大约3,000美元——租借一台与通用电气公司的主机终端相连，可以用来进行分时共享的电传打字30型计算机。“分时共享的想法在1965年刚出现，”盖茨后来表示，“有的人非常有远见。”当时绝大多数大学研究生院拥有的计算机都没有比尔·盖茨在中学8年级时接触到的计算机先进，而盖茨深深地迷上了它。

1968年，13岁的盖茨在入学后结识了同班同学保罗·艾伦。艾伦对计算机也很着迷，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计算机并不在湖滨学校的通用课程之列，而是一个独立的学习科目。比尔和保罗一有闲暇时间——每天从放学后直到深夜，周末也不间断——就会去鼓捣计算机，放飞自己天马行空般的创造力。很快，他们就变成了计算机专家。

艾伦后来回忆说，在某天深夜，盖茨递给他一本《财富》（Fortune）杂志，说：“你觉得经营一家世界500强公司是什么感觉？”艾伦说他不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们能自己开公司。”盖茨说。如今，微软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来做点儿数学运算吧。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1968年，全世界大约有3.03亿高中生。

其中有1,800万是美国人。

其中有27万住在盖茨出生的华盛顿州。

其中有10万多一点儿的人住在西雅图。

但只有大约300人在湖滨学校读书。

从3.03亿到300。

放眼全球，100万名学生中只有1名能够进入一所同时具备租借计算机的经济能力和远见的学校读书，而比尔·盖茨恰好是这300人中的1个。

对于这个事实代表着什么，盖茨并没有回避。“如果没有湖滨学校，就不会有微软了。”他在湖滨学校2005年的毕业典礼演讲中这样说。

盖茨非常聪明，而且极其努力。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对计算领域的真知灼见甚至是当时那些经验丰富的计算机专家都无法比肩的，而且他还拥有百万分之一概率的好运气，能进入湖滨学校读书。

现在我来讲讲盖茨的朋友肯特·埃文斯（Kent Evans）的故事。他同样受到了命运的青睐，只不过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是运气的孪生兄弟——风险。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因为微软的成功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在当年的湖滨学校，这个中学计算机天才的小团体其实还有第三个成员。

肯特·埃文斯和比尔·盖茨在8年级时成了好朋友。在盖茨的回忆中，埃文斯是当时全班成绩最优异的学生。

两个人在当时“打过不计其数的电话”，盖茨在纪录片《走进比尔》（Inside Bill’s Brain）中回忆道。“到现在我还记得肯特的电话号码，”他说，“525-7851。”

埃文斯与盖茨和艾伦一样，都精通计算机技术。湖滨学校曾经在排课方面遇到了难题：将几百名学生所选的课互不冲突地排开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于是，学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比尔和肯特——不管怎么看，他们当时还只是两个孩子——希望他们能通过创建计算机程序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做到了。

而与保罗·艾伦不同，肯特和比尔有着同等高度的商业头脑和远大抱负。“肯特总是带着一个很大的公文包，就像律师拎的那种，”盖茨回忆说，“我们经常计划未来五六年内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能做首席执行官吗？我们能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要去做将军吗？还是去做大使？”不管做什么，比尔和肯特知道，他们肯定会一起做的。

盖茨陷入了对与肯特的友谊的回忆，话音渐渐消失了。

“我们本来可以继续一起读书。我觉得我们一定会一起去上大学的。”肯特本可以与盖茨和艾伦一起成为微软的创立者。

但是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了。在高中毕业前夕，肯特在一次登山事故中遇难。

美国平均每年有大约30人在登山活动中遇难，而高中生在登山时遇难的概率约为百万分之一。

比尔·盖茨因为百万分之一的运气进入湖滨学校读书，而肯特·埃文斯却因为百万分之一的风险而遇难，永远不可能去实现他和盖茨立志完成的宏图伟业了。同样的力量，同样的大小，作用的方向却截然不同。

运气和风险都体现出，现实生活中的每个结果还会受到个体努力外的其他作用的影响。二者的本质是相似的，因此你不能只相信其中一个，而无视另一个。二者都可能发生，因为世界是如此复杂，个体的每一个行动并不都能产出预期中的每一个结果。运气和风险背后的运作机制是一样的：在生活这场游戏中起作用的除了我们自己，还有其他70亿人，同时还存在着无数的变量。那些在你控制之外的行为产生的意外影响可能比你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更大。

不过，二者都难以衡量，也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每一个比尔·盖茨都对应着一个肯特·埃文斯，后者同样技术精湛，充满热情，但对他们而言，命运大转盘的指针却停在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你如果意识到了运气和风险的重要性，就会发现在评价一个人在金钱方面取得的成功时，不管对象是你自己还是他人，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来那样美好或糟糕。

——金钱心理学

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它能赋予你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这句话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你之所以能从财富积累过程中逐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是因为你积累的财富能让你对可以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去做有更强的控制力。

拥有一小笔财富意味着生病时就算请几天假也不至于入不敷出。对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拥有这种能力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

，作为大家进入德鲁克思想的一个小小入口。

1.首先管理你自己

“一个人能够真正管理他人，这种说法远远没有被充分证明过。”德鲁克写道，“但是一个人总是能够管理自己。”如果你不首先期望自己达成最高水平的绩效，你怎么可能期望别人这样做呢？德鲁克提出了一条组织绩效法则：领导者的绩效与其团队的绩效的比值是个常数。因此，如果你想要提高你周围那些人的平均绩效，你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绩效。

2.做你擅长之事

德鲁克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无能的。关键的问题不是如何将无能转化为卓越，而是要问：“一个人能做得非常好的是什么？”这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你的首要责任是确定你自己的独特能力——你能做得非常好的地方，你真正擅长之事，然后以此为罗盘，指引你的生活和职业。德鲁克大胆宣称：“用人之短，不仅愚蠢，而且不负责任。”德鲁克强调“用人之长”，是否意味着永远不要直面我们（或他人）的短处？是，又不是。这意味着如果你注定要成为一名长跑运动员，就不要试图成为一名橄榄球中线卫球员。同时，如果你的短处直接影响了你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那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在其篮球生涯末期，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以同样的高度和力量飞向篮筐，因此他开始打造一个自己之前没有的长处——后仰跳投。他消除了影响自己发挥长处的一个关键短处，将他的后仰跳投变成另一项乔丹式必杀技。做你擅长的，而且要越来越擅长；消除短处，但只是对长处有影响的短处。

3.以你最擅长的方式工作（让别人也这样做）

如果你是工具，被放在地球上以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工具如何工作得最好？有些人在晚上工作得好，另一些人则是在上午。有些人通过阅读吸收信息最好，另一些人则通过倾听。有些人整天投入做一件事情做得好，另一些人则在一天中穿插做不同事情做得好。有些人以项目为导向，另一些人则以流程为导向。有些人需要休假，另一些人则盼着假期结束回去工作。有些人喜欢团队作战，另一些人则喜欢独自工作。按照德鲁克的说法，我们习惯于不同的工作方式，就像有人是右撇子而有人是左撇子一样。我很早就发现，自己早上会比下午更有创造力。德鲁克给了我信心，让我可以把早上的时间留出来，作为自己不受打搅的创意时间。按自己的最佳方式工作，这个责任只能你自己承担起来。你越早这样做，你就可以越早开始充分利用自己生命中的岁月，可以越多享受这些岁月累积起来的可能高达数万小时的效果。

4.计算你的时间，让它有价值

德鲁克教导说，要想管理，就要衡量。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时间的去向，怎么可能奢望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呢？在德鲁克的启发下，我制作了一张电子表格，其中有一个关键指标：每天的创意小时数。我强制自己一年要保持在1000个创意小时以上。这一机制让我坚持创意的“长征”——进行研究、开发概念和写作，尽管出差、管理团队、提供咨询这些负担越来越重。除了计算时间，你还必须让你的时间有价值。德鲁克写道，那些完成大量难事的人士，他们的“秘诀”在于一次只做一件事，他们拒绝让时间在“不起眼的一点一滴”中被浪费掉。这需要一种修炼，将时间整合为不同类型的三大块。第一，为个人的思考创造一个完整的时间段，最好是在一天中最清醒的时候；这些安静的时间可能只有90分钟，但即使是最忙碌的管理者也必须有规律地这样做。第二，为他人和必要之事创造大块的故意未做结构化安排的从容时间。第三，投入地参加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利用精心设计的例会来促进对话、辩论和决策；用你的一些思考时间来为会议做准备和跟进的工作。

5.准备更好的会议

“我很抱歉给你写了一封长信，因为我没有时间写短信。”这句经常被引用的俏皮话可以用于会议：“我很抱歉把你困在这个漫长的会议中，因为我没有时间准备一个简短的会议。”卓有成效的人士制定了充分利用会议的“配方”，并且坚持应用这些“配方”。就像烤制美味饼干有很多配方一样，好的会议“配方”也有很多种。不过德鲁克强调了两种常见的“成分”：要有明确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会议？”）和严格的后续行动。那些擅长开会的人，在准备会议上花的时间常常远远多于花在会议本身上的时间。因为准备不充分，不能够把会议开得更短、更好，而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偷走别人的一部分生命。尽管我们都必须主持会议，至少是参加会议，但如果会议对工作没用就不应该开；如果会议支配了你的时间，那么你很可能在虚度生命。

6.如果只做一个决策就足够了，那么就不要做一百个决策

我们每天都遭遇各种情况、机会、问题、事件，看起来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做决策。行还是不行，去还是不去，买还是卖，进攻还是撤退，接受还是拒绝，答复还是忽视，继续投入还是获利退出，雇用还是辞退。这一切可能让人感觉很混乱，但卓有成效的人士在混乱中找到模式。在德鲁克看来，我们很少面对真正独特的、一次性的决策。而且，任何一个好的决策都有间接成本：它需要争论和辩论，需要时间来反思和聚焦，需要花费精力来确保出色地执行。因此，考虑到这种间接成本，最好放宽视野，做出一些可以应用于大量特定情况的重大的通用决策，找出一种模式——简而言之，从混乱走向概念。想想看，这就好比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做投资决策一样。巴菲特学会了忽略绝大多数的可能性，几乎把它们当作背景噪声。他做出了几个重大的决策，其中之一是从以超低价格购买平庸的公司转变为以合适价格购买伟大的“盈利机器”，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复制这个通用的决策。对德鲁克来说，那些把握了巴菲特的精髓（即“无所作为可以是非常聪明的行为”）的人，远比那些做出数百个决策却没有一以贯之概念的人更加有成效。

7.找到你最独特的影响

我的一位朋友在成为一所顶尖大学的管理委员会主席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我怎么才知道我这个工作做得好不好？”我先想了想德鲁克会怎么说，然后回答：“确定对大学未来贡献最大的一件大事，然后像乐队指挥一样来安排实现它。如果你做出了一项与众不同的贡献，我指的是没有你的领导就不会做出的一个关键决策（即使没有人认可你的催化作用），那么你就提供了一项很好的服务。”德鲁克将这一理念应用到自己的咨询工作中。当我问他对客户有什么贡献时，他谦虚地说：“一般来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多于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然后，他特意停顿了一下，加上一句话：“当然，在每个项目中，都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决策，如果没有我，他们做不出来。”请你回答：只有你才能做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

8.停止你不想开始的事情

有一个不断扩充的待办事项清单，却没有一个清楚的停办事项清单，这是修炼不够。聚焦于优先事项意味着清除杂事。有时，处理堆满问题的盘子，最好的方法是干脆把整个盘子里的东西都扔进垃圾桶，然后把盘子洗干净，重新开始。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忙于解决最大的问题，不能因为纠缠于过去的错误，而错失我们最大的机会。把重心从过去转向未来，为明天而创造，总是问自己：“下一步是什么？”然而，当过去的问题喧嚣着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时，当我们生活在过去所积累的遗产中时，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德鲁克以一个问题的形式给出了答案，这是他军火库中威力最大的武器之一：你已经在做的某件事情（从事一项生意，雇用一个人，执行一个政策，启动一个项目，等等），如果现在来决策是否开始，你还会开始吗？如果不会，那么你为什么要坚持？

9.精益运行

德鲁克最重要的洞见，是组织与生物有机体在一个关键方面很相似：内部体积的增长速度超过其表面积的增长速度。因此，随着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能量用于管理内部事务，而不是对外部世界做出贡献。将这一点与德鲁克的另一个真理结合起来一起用：在一个关键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人所取得的成就，比把这个位置分给多个良好的人合起来所取得的成就还要大。找到更好的人，把真正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做，扩大他们的责任，并且创造条件让他们做好工作。要抵制在车上为特定的个人（特别罕见的天才除外）重新设计座位的诱惑，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你不需要的座位。“人越少，规模越小，内部活动越少，”德鲁克写道，“组织就越接近完美。”

10.要有用

在我刚刚36岁的时候，《产业周刊》（Industry Week）杂志的主编汤姆·布朗（Tom Brown）不知使了什么招数，得以让德鲁克邀请我到加州克莱蒙特去拜访他。一天，我在斯坦福大学教完课后，点击我的录音电话机，听到了响亮的带有奥地利口音的留言：“我是彼得·德鲁克。”我给他回电话约定时间，问是否应该通过他的助手来安排，他回答说：“我就是自己的秘书。”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工作人员，没有研究助理，没有正式的办公室。他在一所不大的房子的备用卧室里工作，用一台咔嗒咔嗒响的老式打字机打字，打字机摆在与主书桌垂直的一张边桌上。他在自己的客厅里会见那些呼风唤雨的CEO，不过不是坐在办公桌前，而是坐在一张藤椅上。就以这种简简单单的方式，德鲁克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

如果标记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10天，我与德鲁克第一次会面的那天必然是其中之一。德鲁克致力于解决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社会变得更具生产力和人性化？他的热情体现了他自己的人性。我和他一见面就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打开前门，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说：“柯林斯先生，太高兴见到你了。请到里面来。”他自己的生产力也非常惊人。有一次，我问他，在他的26本书中，哪一本是他最自豪的，当时86岁的德鲁克回答说：“下一本！”之后他又写了10本书。

那天结束时，德鲁克向我抛出了一个挑战。我即将离开斯坦福大学的教员岗位，押注于一条自我创造的道路，这让我有些害怕。“在我看来，你花了太多时间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德鲁克说，“你的生存大概没什么问题。”他继续说：“你似乎还花了太多精力，考虑如何才能成功。但它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抛出一句话，像是禅宗大师的一记棒喝：“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有用！”一位伟大的老师可以在30秒内改变你的生活。——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杜鲁门在1945年成为总统时，他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完成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些改革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推迟了。不过，当他问到需要做什么时，杜鲁门意识到，外交事务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于是，在自己的工作日，他首先安排由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讲授外交政策。结果，他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在外交事务方面最卓有成效的总统。他通过马歇尔计划引爆了持续50年的西方经济增长。

同样，当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接任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的首席执行官时，他意识到通用电气需要做的不是他想启动的海外扩张，而是砍掉那些无论多么有利可图都无法成为其所在行业第一或第二名的业务。

对“需要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包含一个以上的紧急任务。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不会使自己分身。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集中精力完成一项任务。如果他们属于那些在工作中改变节奏从而工作效果最好的人（相当一部分少数人），他们就会选择两项任务。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管理者在一次处理两项以上的任务时还能保持高效。因此，在提问需要做什么之后，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会确定任务优先级并坚持下去。对一个首席执行官来说，优先任务可能是重新定义公司的使命。对一个事业部负责人来说，它可能是重新定义事业部与总部的关系。其他任务，无论多么重要或吸引人，都会被推迟。然而，在完成原来最优先的任务后，管理者会重新设定任务优先级，而不是转到原来清单上的第二项任务。他会问：“现在必须做什么？”这通常会产生新的、不同的优先任务。

有必要再次提到美国最著名的首席执行官。根据杰克·韦尔奇的自传，他每五年都会问自己：“现在需要做什么？”而每一次，他都会提出一个新的、不同的优先任务。

不过，韦尔奇在决定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之前，还思考了另一个问题。他问自己，在清单上最重要的两三项任务中，哪一项最适合他自己承担。然后，他集中精力完成这项任务，其他任务则由他授权给别人来完成。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会做得特别好的工作上。他们知道，如果最高层管理者创造绩效，企业就会创造绩效；否则，企业就不会创造绩效。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第二项实践（与第一项实践同样重要）是要问：“对企业来说，什么是正确的？”他们不会问这对所有者、股票价格、员工或管理者来说是否正确。当然，他们知道股东、员工和管理者是重要的支持者，这些人必须支持某个决策，或者至少默许这个决策，这个决策才可能有效。他们知道，股票价格不仅对股东很重要，对企业也很重要，因为市盈率决定了资本成本。但他们也知道，一个对企业来说不正确的决策最终对任何利益相关者来说也不会正确。

这第二项实践对家族所有企业或家族经营企业——很多国家的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者来说特别重要，尤其是当他们做人事决策时。在成功的家族企业中，只有当一个亲属比同级别的所有非亲属雇员都有明显的优势时，他才会被提拔。例如杜邦（DuPont）公司，在公司作为家族企业经营的早期，所有高层经理人（除了财务总监和律师）都是家族成员。创始人的所有男性后裔都有权在公司获得入门级的工作。只有当一个专门小组判定某家族成员的能力和绩效优于同级别的所有其他雇员时，他才能获得晋升，而这个专门小组主要由非家族经理人组成。英国家族企业J. Lyons & Company（现在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的一部分）遵循了这些规则，得以主宰英国的餐饮业和酒店业达一个世纪之久。

问“对企业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并不能保证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是最优秀的管理者也是人，因此容易犯错和产生偏见。但是，不问这个问题几乎可以保证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29岁的陈立夫本想当一名挖矿工程师，不料却成了中国最著名特务机构的头头，虽不能说是造化弄人，但也是历史发展所决定的。

中统局之所以“破落”至此，关键在于徐恩曾不善管理。

首先，徐恩曾不重视基层特务的生活质量。徐恩曾早晨总要吃一碗香喷喷的鸡汤面，中午是精心搭配的营养餐，晚上则常常参加高档宴会。而中统的基层特务们在中统局的机关食堂里，却只能吃到掺沙子的大米饭。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务们能不离心离德、涣散懒散、消极怠工吗？

其次，闲差太多。徐恩曾盲目扩大中统局的阵容，最后的结果就是中统局成为了一支臃肿的足球队，除了场上的11名队员，其他替补皆是“打酱油”的货色。当时中统局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专员多似狗，科长满街走，秘书无人问，组长人人求。这样一个臃肿不堪、充斥了大量闲职的机构，怎么能够令行禁止，怎么能够行动迅速？与戴笠的军统相比，中统就是一个巨大的肥胖症患者！

第三，队伍纪律涣散。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徐恩曾生性懒散，虽然心机重重，却很难带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统局的各个科室内，常常出现男的聊天，女的打毛衣的场景。觊觎中统局宝座的郭紫峻向朱家骅打小报告的时候，就这样说：徐恩曾经常旷班。

不过，真正导致徐恩曾下台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管理不善，而是假钞案和王素卿走私案。

有人告诉林肯总统，他的新任总司令格兰特（Grant）将军嗜酒。林肯说：“如果我知道他喜欢喝什么牌子的酒，我会给其他将军也送上一两桶。”林肯在肯塔基州和伊利诺伊州的边疆度过了童年，他当然深知杯中酒的危险性。但在北方军队的所有将军中，只有格兰特被证明始终有能力运筹帷幄，率领大军打胜仗。对格兰特的任命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任命，林肯选择格兰特担任总司令，是因为格兰特具备经过考验的打胜仗能力，而不是因为他滴酒不沾，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没有某个短处。

然而，林肯也是吃一堑才长一智。他在选择格兰特之前，已经连续任命了三四位将军，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短处。结果，尽管北方军队在人员和装备上具有巨大的优势，但在1861～1864年漫长的三年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与之相反，南方军队的指挥官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将军却是根据长处来用人。从“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开始，李将军手下的每一位将军都有明显的、巨大的短处。但李将军认为这些弱点无关紧要（他这么认为是对的）。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正的长处，正是这个长处，也仅是这个长处，被李将军利用并产生了成效。结果，林肯任命的“完人”将领一次又一次地被李将军手下仅有“一技之长”的将领击败。

为一个人安排职位，或者为一个组织配备人员，如果只是想要避免短处，最多也只能做到平庸。如果有人认为世上存在“完人”，即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无论被称为“完整的人”“成熟的人格”“适应能力良好的人”还是“通才”），这种想法导致的结果即使不是无能，也会是平庸。有突出长处的人也会有突出的短处。有高峰的地方一定有低谷。没有人在多个领域都长处突出。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在人类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浩瀚整体的映照下，也显得是那么渺小，不值一提。没有所谓的“牛人”。在哪方面牛？这才是问题。

一个管理者，如果关注的是其他人不能做什么而非能做什么，并且因此试图避开其短处，而不是用人之长，那么这个管理者本身就是一个弱者。他可能把他人的长处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但是，下属强大和卓有成效，对管理者从来不是件坏事。美国钢铁业之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为自己选择的墓志铭是：“长眠于此之人，善用更优秀之人。”这句话，既是一个做到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引以为傲的自夸，也是如何做到卓有成效的指南。当然，卡内基所用的那些人之所以“更优秀”，是因为卡内基发现并利用了他们的长处。这些钢铁业管理者中的每个人只是在某个特定领域中和特定职位上才“更优秀”。然而，卡内基才是把他们用起来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关于罗伯特·E.李将军，还有另一个故事，也体现了用人之长意味着什么。他的一位将军无视命令，从而完全打乱了李的计划，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平时脾气好的李将军勃然大怒。等他冷静下来，他的一名助手恭敬地问道：“您为什么不解除他的指挥权？”据说，李转过身来，看着这位助手，十分惊讶地说：“这问得太荒谬了——他有业绩啊。”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知道，他们的下属之所以获得报酬，是为了让他们创造业绩，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取悦上司。他们知道，只要歌剧的女明星有票房，她发多少脾气并不重要。如果女明星只有发脾气才能有业绩，那么歌剧院经理之所以获得报酬，就是为了忍受她的脾气。一个一流教师或杰出学者是否对学院院长和颜悦色，或在出席教师会议时是否表现得和蔼可亲也并不重要。院长之所以获得报酬就是为了使一流教师或杰出学者能够卓有成效地完成工作——如果这包括在自己的行政工作中要忍受一些不愉快（其实是很小的代价）。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从来不会问：“他和我相处得如何？”他们的问题是：“他有什么贡献？”他们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人不能做什么？”他们的问题永远是：“他能把什么事，做得不同寻常地好？”在人事上，他们寻找在某个主要领域的卓越绩效，而不是在各个领域都平庸过关。

人的本性要求我们找出并应用一技之长。事实上，那些关于“完人”或“成熟的人格”的说法，都深深地蔑视了人类最特殊的天赋：能够把所有的资源投入某一项活动、某一个努力、某一种成就之中。那也就是对卓越的蔑视。一个人只能在一个领域（最多也不过是极少数领域）取得卓越成就。

有些人的确兴趣广泛，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全才”。但是，在多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还没有出现。达·芬奇尽管涉猎甚广，但也只是在艺术领域有非凡成就；如果歌德留下的不是诗歌而只是他在光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那么即使在最完整的百科全书中，他甚至不会成为一条脚注。伟人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平凡人更不用说了。因此，如果一个管理者不是关注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不是用人之长，那么他得到的结果就来自一个人不能做什么，来自用人之短，结果就是没有成效。如果人事决策是基于一个人没有短处，聚焦在短处上，那是一种浪费——是对人力资源的误用，甚至滥用。

聚焦于长处就是对绩效提出要求。如果管理者不首先问“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他就会接受下属的低绩效大大低于下属可以真正贡献的绩效。他相当于事先为下属的低绩效找好了借口。他远远说不上严格要求，连基本要求都没有做到，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性的。真正“严格的上司”（那些能够打造人才的上司都在某种意义上是“严格的上司”）总是从一个人应该能够做好的事情开始，然后要求该人真正做好这件事情。

补人之短违背了组织的目标。组织就是这样一种工具，我们用它来发挥人的长处以创造绩效，同时中和人的短处并使之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害。特别能干的人不需要组织，也不想要组织。他们单干会干得更好。然而，其余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长处不够长，短处特别多，单干不可能卓有成效。人际关系学派的学者喜欢引用一句谚语：“你不可能只雇用一双手，来的总是整个人。”同样，一个人不可能只有长处，短处总是伴随着我们。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道，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一个编织故事的过程，人类文明是由一个一个故事组成的。你看，一个人要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完善，他就得理解这些故事。

为什么经济学家预测不到金融危机？为什么经济学家提供的一些政策建议最后都失败了？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确实不足。其实贝斯利他们也没说错，经济学家就不是做预测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世界太复杂了，我们能预测得最准确的大概就是股市，因为股市提供的数据多，而且还算有规律可循。但即使是股市，要想完全预测准确，难度也很大，所以还有那么多做金融的人去研究股市。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完全研究明白股市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关于股市最好的结论大概仍然是“随机游走”。经济学家只能去研究一些具有趋势性的东西，特别不善于预测剧烈的变化。对于一个趋势，经济学家可以依靠已有的数据外推，但是，对于出现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的情况，只靠过去的数据根本就无法预测。所以，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它并不擅长做预测。

第二，可能有意识形态在背后起作用。我们刚才讲到的对拉美结构调整的建议，很大程度上是受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向右转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经济学是有风潮的，这段时间流行这个风潮，下一段时间流行另外一个风潮，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后来的90年代，克林顿在美国上台，工党在英国上台，整个西方的钟摆又向左偏了一点，阿玛蒂亚·森能够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这个转向也有些关系。所以，意识形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三，经济学家把现实世界看得还是太简单了。比如对非洲的援助，为什么这几十年下来成效很小呢？一个原因就是，非洲很多地方连国家认同都没有。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才纷纷独立，独立之后需要先进行所谓的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而非洲的现实是，很多人都不认为自己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们忠诚的仍然是他们自己的部落。在这种情况下，给他们的援助，最后很可能落入了军阀的手里，落入了腐败官员的手里，或者当权者部落那里，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起不到什么作用。很多经济学家不研究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就会有问题。

休克疗法就是经济学家不了解政治、社会还有制度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失败案例。休克疗法就是在一夜间把一个国家的制度重新换一遍。然而，当把一个国家的制度推翻的时候，就会产生制度的真空，因为新的制度想要落地运作起来，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组织就会瓦解，出现巨大的衰退。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失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相比较而言，在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中，失败的例子少一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因为采纳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而导致比较大的失误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比较务实，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摸索，不容易犯大的错误。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手里的钱很紧，就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后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来了告诉我们，这样会发生通货膨胀。后来开了巴山轮会议，数十位国内外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科尔奈，乘坐巴山轮顺长江而下，讨论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的问题。到1995年我们就有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直接把透支这扇门给关上了。

再看21世纪的头十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猛增，按理说我们的通货膨胀压力是巨大的，因为这相当于进口了大量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在这段时间做得非常好，摸索出一条路，比如发央票、提高准备金率等，把货币发放的速度控制住了。在之后的十年里，我们的经济进入调整时期，但我们看到货币的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消化过去积攒的货币存量。在通胀压力不高的背景下，释放一下货币对经济没有多大的冲击。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的经济学家就没有犯错误的。我觉得，有时候政府接受了经济学家的错误建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家在投政府所好。他们在猜测政府需要什么，然后就赶紧提相应的建议，这些建议往往包含非经济因素的考量，所以，最后实施起来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馊主意。

——经济学的意义

亚当·斯密所处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马尔萨斯比他稍晚一些。当时工业革命已经有了一些动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英国正在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比如，瓦特改良蒸汽机和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都是在1776年，但是蒸汽机的应用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技术上改良之后，蒸汽机的制造还要花很大的力气。于是，瓦特就跟英国当时最有名的铸铁师联合起来，后来又有一些资本注入，生产蒸汽机。但到蒸汽机真正大范围发挥作用，已经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了。对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来说，英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能够保持这一段时间的增长速度已经很不错了，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的是，英国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工业革命，一个新的文明就要到来了！

马尔萨斯能看到的仍然是过去那种现象——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担心，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产出是呈算术级数增长，那早晚有一天产出的增长会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粮食会不够吃。从学术的角度来说，马尔萨斯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动态均衡的概念，就是说，有两个运动的量，一个是粮食产量，另一个是人口数量，那什么时候它们会到达一个稳定点呢？马尔萨斯认为，当每个人的收入等于他的生存收入的时候，人口就不再增长，粮食产出也刚好足够，经济会进入一种稳定状态。后人把这种状态叫作马尔萨斯陷阱。

在短期内，经济是可以偏离这种稳定状态的。如果粮食产量提高了，那每个人能吃的就多了，人口就会增长，但人口增速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速，最后人口又会被拉回来；反过来，如果粮食产量下降，那相应地人口也会减少，人均粮食增加，最后又会回到原先的稳定状态。特别是当人口增长过快的时候，就会出现后来人们所说的“马尔萨斯杀手”（Malthusian checkers），就是战争、瘟疫等导致人口大规模减少的事件。在工业革命之前，这样的事件反复出现，在欧洲最近一次出现的是始于14世纪并持续了几个世纪的黑死病。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基本同时代，但出生稍晚一点。李嘉图比马尔萨斯要乐观一些。马尔萨斯只考察了粮食生产，而李嘉图把工业生产也考虑进去了。工业和农业不同之处是拥有资本积累的能力，这样经济可以不断扩大。这给经济注入了一个新的动力。在马尔萨斯那里，人口会在唯一的马尔萨斯陷阱附近徘徊。但是资本的不断增加，会推动产出的增加，产出增加后就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尽管长期来看经济仍然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但人口却是不断增加的。

这有点儿像后来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劳动力供给是在生存工资水平上的一条水平线，其价格弹性等于无穷大，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在李嘉图那里，资本家掌握资本，用资本进行再投资，产出因此增加，那产出增加后的剩余给了谁呢？因为就长期来说工资没有变，剩余全部给了资本家。资本家用这些剩余再次扩大生产，整个经济就在一个接近刘易斯所描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下无限扩张。这是李嘉图看到的世界，比刘易斯早了100多年。

李嘉图还提出了级差地租的问题。在刚才的描述中，我们没有考虑资源约束问题，没有讨论人口是怎么喂养的。李嘉图比马尔萨斯稍微乐观一点，他认为土地是可以扩张的。一开始开垦的是比较好的土地，人口膨胀之后，社会就去开垦差的土地。这样一来，原来的土地就会产生超额地租，因为它开垦比较容易，肥力较高。随着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差，成本也越来越高，早期开垦的土地的级差地租就会越来越高。

我们今天记得的李嘉图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讲的比较优势，是成本比较优势。一个国家也许做什么都比另外一个国家有效率，但考虑到两个国家的工资差距，并不是更有效率的国家把所有事都做了，根据成本比较优势就会产生国际生产分工。我们可以想象，把所有产业按照劳动生产率从低到高排列起来，A国任何一个产业中的任何一个工人，可能都比B国同一个产业中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如果按照绝对优势，那A国应该把所有的产品都生产了，B国什么也不用生产。但是，A国的工资比B国的高，高工资就不应该做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而是要把它们让出来给B国，自己专注于做高劳动生产率的行业。这样就产生了A国和B国之间的国际分工，A国专注于做较高端的行业，B国专注于做较低端的行业。B国要赶上A国，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工资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所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B国的工资也会提高。

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经济中必然存在反作用力的例子：即使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它也不会永远爆炸式地增长下去，一定存在一个回拉的反作用力和它相抗衡。

顺便说一下，我总觉得宇宙大爆炸理论也是错误的，宇宙不应该是一直扩张的。我感觉，在某个地方，一定存在一个负反馈力。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似乎就是这种负反馈力。我搞不明白的是，万有引力和宇宙扩张的理论之间是有冲突的吧？除非扩张的力量太大了，远远超过万有引力，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相应的负反馈力。

那么，在比较优势中，这个负反馈力就是成本。这就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的真谛。后来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是基于禀赋（如劳动力或资本）的比较优势，这也是林毅夫老师总讲的禀赋优势。但是，如果禀赋优势离开了2×2模型（就是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它在事实上是没有预测能力的，只有在一定的假设下，才能得出来预测结果。如果变成3×3或者更高维度，你根本就计算不出来比较优势。

我个人觉得，还是李嘉图的成本比较优势最简单、最直观。我给MBA学生讲课，就是讲李嘉图的成本比较优势，而且可以画出动态图。比如，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提高，工资也在上涨，但是工资上涨的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快，而美国刚好是反过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没有工资的上涨速度快，所以，中国一直在增强成本比较优势，中国生产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个模型可以容纳无数多的产品和许多国家，而且很直观，同学们很容易理解。如果你要用禀赋比较优势，就说不清楚了。人类并不擅长思考多维的问题，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组合，而成本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单维的问题，比较清晰，也可以做预测。

到李嘉图为止，经济学仍然是在关注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经济学也讲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但总体而言是在讲一个国家怎么发展。马克思在批评之前的经济学家时，就直接叫他们为“国民经济学家”，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我觉得，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要的贡献是真正开创了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分析市场中的雇佣关系，这完全是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他分析的角度推演下去，就会产生剥削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分析起点是劳动价值。当然，劳动价值并不是他发明的，这是个古老的概念，至少洛克就认为，财产是经由劳动产生的，而只有通过劳动获得的东西才是正当的。马克思将这一概念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由劳动和资本完成，但资本获得收益是不正当的，因为只有劳动者才可能生产价值。资本获得了什么？就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有了剩余价值，那就有了剥削。

后来马克思写《资本论》，是想给出一个更严谨的论证，证明资本主义会制造自己的掘墓人。资本家唯一的目的就是积累资本，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资本深化。在这一过程中，活劳动占的比例越来越少，固化劳动占的比例越来越多，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和经济学里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有异曲同工之处，固化劳动占的比例的不断上升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无利润可赚，最终走向灭亡。

当然，马克思的论证缺少了一些东西，最重要的就是缺少技术进步；随着技术进步的累积，剥削率甚至还有可能提高。另外，积累资本也是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嵌入资本的镶嵌式技术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并不会轻易灭亡。

马克思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技术进步会如此之快，在他那个时代电气化对经济的重塑还没有完全展开。像亚当·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将要爆发的时候一样，19世纪中后期电气化革命也才刚刚起步，马克思也没有意识到电的普及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改变。但是，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马克思的贡献非常大，他让我们去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特别是产权的分配和最终产品的分配。

边际革命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边际革命兴起，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我们讲过，在此之前的经济学主要是关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马克思关注的是政治经济学，而边际革命中的这些人，像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关注的是个体的决策。

也许是受边沁的功利主义的影响，他们在这时候就提出了效用的概念。边沁认为批判社会好坏的基础应该是个人的幸福，整个社会的道德目标应该是最大化所有人的幸福的加总。边际革命的这批人，应该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效用的概念，然后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来分析个人的决策，后来又加上企业的决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瓦尔拉斯。我们今天写在教科书里的一般均衡，就叫瓦尔拉斯均衡，因为是瓦尔拉斯发明了一般均衡这个概念。当然了，如果你读《国富论》，会发现亚当·斯密其实已经把这个框架说了一遍。但是，瓦尔拉斯用数学语言把它写下来，把均衡价格归结为一个平衡供需关系的方程组的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在边际革命中，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就已经奠定下来了。到了马歇尔就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是把边际革命的成果综合起来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就是19世纪下半叶经济学所完成的事情。

但是要注意，现代经济学完成之后的传播也是比较慢的。比如在当时的美国，人们一直就不接受这种思想。那时主导美国经济学的是制度学派，今天叫作老制度经济学派，特别有名的是威斯康星的康芒斯。这个学派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叫作制度经济学派而已。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叫它老制度经济学派呢？因为后来还有新制度经济学派。老制度经济学派像马克思一样关注雇佣关系、产权和产品分配，所以康芒斯不仅做学问，还参与工人运动，做工会的顾问。而且，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建立了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想象一下，现在赫赫有名的NBER，是由一些左翼经济学家建立的。换句话说，在萨缪尔森之前，主导美国半个世纪的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批判性的经济学——批判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再回到第一章提出的问题：经济学有用吗？美国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增长是非常快的，但它并没有像英国的那种真正搞经济学研究的人，有的都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批判社会的人，但是美国照样发展得很好。经济学有用吗？这是对我们经济学家提出的很重要的疑问。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

进入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在凯恩斯之前，是没有宏观经济学这个概念的。凯恩斯的经济学产生于1929年大萧条：大萧条来了，怎么提振经济？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凯恩斯发明了宏观经济学。

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经济整体是如何运转的。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从微观主体出发，在实物经济里寻找均衡。在一般均衡分析中，价格是由供需相等决定的，这是一种均衡关系。经济可以离开均衡那么一点点，但是很快又会回到均衡，所以产出量几乎永远等于消费量。

但凯恩斯说，在有些时候不是这样的，会出现一个非平衡。特别是在萧条时代，生产能力大于需求。凯恩斯明确提出了总量的概念，比如总供给、总需求、就业、利率、价格水平，等等。他特别指出，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组成，由于投资的收益在未来，它和过去说的资本不是一回事，经济学由此进入动态分析的年代。凯恩斯提出了一套基于总量概念的分析框架，它成为日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就政策而言，凯恩斯认为，在萧条情况下，政府应该进行需求管理，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以拉动经济的运转。

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之后受到各国政府的追捧，罗斯福新政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二战之后，美国继续实施凯恩斯式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的滞胀。但这显然不是凯恩斯本人的问题，因为他的经济政策建议是为萧条时期准备的。

新冠疫情来袭，很多国家经济进入萧条，消费不足，因而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再次得到应用，普遍的做法是给企业和居民发放现金补贴，一是防止企业倒闭，二是提振消费。在这个时候，投资因为受预期减弱的影响一时无法启动，消费尽管受个人收入的影响，但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消费有两种，一种是收入引致的消费，它受到收入的限制；另一种是自主性消费，不受个人收入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发放现金启动这部分消费。从目前效果来看，多数国家还是取得了效果。当然，美国、欧盟和日本可能做过头了，新发行了海量的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

在创建宏观经济学之外，凯恩斯的另一个贡献，是把货币重新引入了经济学。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只研究实物经济——这当然是跟金本位有关，货币本身就具有价值。到了凯恩斯的时代，金本位已经没有了，中央银行体系开始建立，国家掌握了自由发行货币的权力，这就增加了货币这个名义变量。凯恩斯在货币与实际经济变量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由此，我们可以研究货币发行如何影响实物经济的运行。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可惜，在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而且其方法开始主导宏观经济学研究之后，宏观经济学家把凯恩斯的这个贡献忘记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有所改观。

经济学大厦的完整建构

接下来，就是萨缪尔森，他把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细化并形成更加严密的体系。我们今天学的中级微观经济学，其实大都是萨缪尔森在1947年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里建立起来的，他用严谨的数理逻辑证明了一系列经济学定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萨缪尔森可以说是新的集大成者，你会发现他在许多领域都做出了贡献。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第一年授予欧洲经济学家之后，第二年就授予了萨缪尔森。

我们之前说过，将经济学大厦最终建构完整的是阿罗和德布鲁。他们一开始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它变成一本书——《价值理论》（Theory of Value）。他们的这部著作有两个显著的贡献。一个是进一步确定了一般均衡存在的一些条件。比如，生产技术必须是凸集。简单来说，就是生产技术必须是规模报酬不变或者规模报酬递减的，不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用数学语言把一般均衡写出来。另一个更为显著的贡献是，他们用集合论的数学语言把一般均衡理论写出来了。集合论是高阶的数学，经济学理论可以用这样高阶的数学来表达，可见经济学的严谨性！阿罗和德布鲁大大地提高了经济学的严谨性，直到现在也不过时。现在美国博士生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微观经济理论》也使用了集合论的概念和工具，但仍然没有达到《价值理论》的程度。

所以，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的体系基本上就完备了。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发展，还在这个框架里面。后来有些人还做了一些研究，比如研究经济离开了均衡，要怎么再回去，但后来大家发觉这没什么大的意义。事实上，经济学家明白，一般均衡理论只是理解现实世界的一个工具，它不是现实。既然是这样，你去研究它怎么达到均衡，就没多大意义。均衡本身就是个分析工具，只是用来理解现实的。

顺便说一下，阿罗其实应该得三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次是因为《价值理论》（他和德布鲁都是因为这本著作得奖的），一次是后面我要讲的社会选择理论，还有一次是他对风险的研究。另外，阿罗和萨缪尔森是亲戚，他娶了萨缪尔森的妹妹。萨缪尔森的一个弟弟也是经济学家，不过因为兄长太出色了，他便把自己的姓改成了萨默斯（Summers）。今天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拉里·萨默斯是老萨默斯的儿子，他顶着伯父和姑父的光环，加上自己极高的智商，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都做得风生水起。

经济学花了100多年的时间，从边际革命开始，进行了几次改造，先是马歇尔的综合，然后是萨缪尔森的综合，最后到达了阿罗和德布鲁的体系。这是一个逐步数学化的建构过程，到了《价值理论》就完备了。我估计数学系的有些人读不懂这本书，因为他们不理解经济学的架构，也就无法理解如何用集合论来进行抽象表达。

刘易斯、舒尔茨开创的发展经济学

既然说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完整了，那之后的六七十年经济学还干了什么呢？经济学在其他方面还是有很多发展的。第一个发展就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这和当时殖民地纷纷独立的时代背景有关系，殖民地纷纷独立，诱导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去研究不发达国家。新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不发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国家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学说，就是说，一个不发达国家内部有两种经济，一种是传统经济（农业），一种是资本主义经济（工业），国家发展的目标就是要让传统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那怎么去发展呢？刘易斯提出了剩余劳动力学说：在传统经济里很多人对整个社会产出的贡献为零，因此是剩余劳动力，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国家可以建设一些公共工程，雇用这些剩余劳动力，他们就有了收入，有了收入之后，他们就有了需求，有了需求，整个经济就活了。

其实在这里，刘易斯已经用到了凯恩斯的一些想法，尽管他没有直接引用。凯恩斯认为，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在萧条的情况下，给经济注入货币是有用的。刘易斯这里也是一样的，政府想雇人建设公共工程，但并没有钱，怎么办？自己印钱。在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通过注入货币，整个经济就活了。

刘易斯的对立面，就是舒尔茨。舒尔茨是林毅夫老师的导师，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系（简称农经系）的博士，和我是系友，至今农经系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继承威斯康星大学的进步主义传统，而是成为二战后一段时间美国右翼经济学的堡垒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之一。

舒尔茨坚定地认为，哪怕是在传统经济当中，基本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适用的。我在前面提到他的“贫穷但有效”假说，说的就是，传统社会不存在所谓的剩余劳动力，也不存在工资和劳动边际产出脱离的现象。传统经济中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很低，但还不至于为零。这和刘易斯的观点刚好相反。舒尔茨用1918年大流感来说明这个问题。按照刘易斯的估计，印度的农业部门至少存在1/4的剩余劳动力。在1918～1919年，印度因大流感死亡了几百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存在剩余劳动力，按理来说工资应该是不变的。但是，舒尔茨根据人类学家的记录发现工资实际是上涨的，因此他得出结论，印度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后来，舒尔茨在1964年写了一本书，叫作《改造传统农业》。在这本书中，他定义了什么叫传统农业，提出了“贫穷但有效”假说。此外，舒尔茨还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很有意思的是，刘易斯和舒尔茨在1979年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个人的观点完全相反，却能够同时获奖，这在自然科学界是不可能发生的。顺便说一下，刘易斯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自然科学界还没有黑人得过诺贝尔奖。

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学说引起了学术界持久的争论。我读硕士的时候，跟着林毅夫老师写论文，林老师让我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林老师是舒尔茨的关门弟子，受舒尔茨的影响，认为中国没有剩余劳动力。我的论文研究发现，的确不存在边际产出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但可能存在阿玛蒂亚·森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村地区存在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分担，当一个劳动力外出务工之后，留在家里的人会延长工作时间，从而让产出保持不变，在这个意义上外出务工的那个人就是剩余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学说很适合解释中国2010年以前的增长。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中国工业基本上可以在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扩张，出口大增，资本快速积累，实现了李嘉图式的经济增长。2010年之后，剩余劳动力基本消失，一个表现是农村地区的工资水平快速增长，返乡就业的人越来越多，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像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十几年里，返乡创业的人建立了两个产业，一个是箱包，一个是灯具，带动了全县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新思想爆发的时代。在刘易斯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学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意识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意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大推进理论。每个企业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为此必须让其生产规模达到盈亏平衡点所要求的最小规模。如果只有一家企业生产，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盈亏平衡点，因为其他人都很穷，没有对这家企业产品的需求。那怎么办呢？需要政府来协调，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建立企业，创造收入，这样所有企业都可以达到盈亏平衡点。

规模报酬递增会产生一种水平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我们叫作金融外部性。就是说，每个企业生产都会创造收入，创造收入后就会对其他企业产生需求。这种外部性和通常所说的外部性不同，不是A直接对B发生作用，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还有一种垂直的外部性，赫希曼模型说的就是这种外部性。比如，铁路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产业，而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下游企业不够发达的话，对铁路的需求就不足，从而没有人去修建铁路。这就要求政府做协调工作，或对铁路进行补贴，铁路才能生存下来，下游企业也能受益。

20世纪50年代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中心-外围假说，后来发展为依附理论。这个假说把国家分成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中心国家生产制造业产品，外围国家只能生产原材料。

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普雷维什当时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发达国家生产制造业产品，技术进步非常快，按理说制造业产品相对于原材料的价格应该会下降，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原材料的相对价格应该会上升，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应该是改善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到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好处，但事实上，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那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事实上这是因为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不是垂直技术进步（垂直技术进步是指同一种产品越做越好，比如做杯子，做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省钱），而是水平技术进步，这一次做杯子，下一次就做其他的产品。对中心国家而言，水平技术进步的好处在于会使其永远都保持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

现实生活中的技术进步，有垂直的，也有水平的，如果只有垂直技术进步，就会遇到困难。这就是摩尔定律说的事情。按照摩尔定律，企业很快就不赚钱了，所以必须研发出新的产品来，比如手机就要不断地出新款，同一类型的手机搞得越来越精细，反而会不好卖，一定要进行水平研发，搞出一些新产品。所以，在水平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外围国家享受不到中心国家技术进步的好处。外围国家的经济就依附中心国家的经济，外围国家给中心国家提供原材料，无法实现自主发展。

这个想法和当时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热潮结合起来，发展经济学界就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并进行保护。这就是所谓的幼稚产业保护。那如何保护呢？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关税，提高进口商品在国内的价格，保护国内的产业。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中国、印度、巴西都是如此。

不过，发展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包容规模经济的理论。在经济学中，一种理论要想成为可以传承的理论，它就必须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否则就传承不下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分析工具能让经济学家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处理规模报酬递增，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里，不允许存在非凸技术。而现在发展经济学提出非凸技术，实际上是对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宏观经济学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进入滞胀，有人说这是凯恩斯政策导致的，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毁了美国经济，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美国是陷入了所谓的特里芬难题。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35美元对应1盎司黄金，但这个体系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按照凯恩斯的想法，他当时提出不光美元应该和黄金挂钩，英镑也应该和黄金挂钩，应该有两种主导货币，但是美国财政部拒绝了，它认为只能有一种货币与黄金挂钩。但问题在于美元不是世界货币，而是国家主权货币，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约束地发行。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因为打仗又需要钱，所以印了很多钞票，然后就出现了滞胀。随后尼克松关闭了货币兑换窗口，所以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溃了，美国也陷入了一个较长的调整时期。

这个时候供给学派就出现了。在这之前，还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纯粹是个货币现象，发行的货币多了，自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央行正确的选择是让货币增速等于实际产出的增速。现在我们基本上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供给学派告诉我们什么呢？供给学派强调，不能像凯恩斯那样只考虑需求管理，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在于供给面。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特别是到了8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向右转，美国是共和党的里根上台，英国是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主导着美国和英国的政策整体向右转。供给学派就成了主流，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巨大转向。但这个转向有些过猛，不论是供给学派还是理性预期学派，他们的理论模型里已经完全没有货币了。他们希望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的基础上，这个导向是对的，但一旦考虑一般均衡，便回到了瓦尔拉斯的框架，就没有货币和名义变量了。比如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里就没有货币，所有的扰动都是外生的。这带来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大问题，即把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东西都归入扰动项，然后挥挥手说：“我完成了解释的任务。”

在学术研究上，这个流派的宏观经济学主导了整个宏观经济学界几十年，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家才重新把货币引入他们的思考。当然，并不是像凯恩斯那样简单地引入，而是在动态一般均衡的情况下在一个高阶的层面引入。这些变化使得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变得极其复杂。

博弈论

博弈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或更早，像冯·诺依曼和赫伯特·西蒙，都提出过博弈论的思想。特别是西蒙，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贡献，最后他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心理学、工程学、管理学、博弈论、计算机科学等方面也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都是原创性的，非常了不起。当然，真正奠定博弈论基础的是约翰·纳什，他用数学里的不动点理论证明了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存在性。他是个数学家，但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在经济学领域，他也因此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可惜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得奖的时候他已经正常了，很可惜后来出了一场车祸，他和妻子都去世了。

约翰·纳什的贡献是非常大的。现在想起来，似乎纳什均衡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每个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是给定其他人的决策，来做最优选择，最后共同找到一个最优策略组合。在数学上，就是应用不动点定理来证明这个最优组合的存在性。现在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在他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开创性的伟大理论。就像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想到E=mc2的时候可能就是突然一个灵感击中了他，他突然开了窍，构造了这样一个模型。纳什均衡是博弈论里最基本的一个概念，但在很长时间里博弈论并没有发展，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博弈，它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少的。

但当信息经济学发展起来之后，一下子博弈论的应用场景就广阔起来了。在一般均衡里实际上没有买卖，也不考虑信息问题，所以博弈论无用武之地。等到信息经济学发展起来之后，忽然新的领域就打开了。同时，经济学的八爪鱼也开始将触手伸向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所以像加里·贝克，虽然是个典型的经济学家，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社会学家也承认他是个社会学家。到了今天我们看到，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实证领域很大程度上几乎都不分家了，运用的工具都一样，都是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等。

经济学的这个新兴领域发展起来，也催生出了很多现在大家都熟悉的概念，比如逆向选择、搭便车、道德风险等。与此同时，经济学也把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往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后面我会再详细讲一下。博弈论的爆发性发展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也有一些完善，但这些完善基本都是技术性的。所以像梯若尔的《博弈论》，尽管是90年代末写的，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大的修改；还有马斯克莱尔等人的《微观经济理论》，是90年代中后期写的，至今也没有修改。

梯若尔的《博弈论》是我组织翻译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硕士生都参与了翻译，过程很艰辛。我感觉这么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专业书没有必要翻译成中文（《微观经济理论》就没有翻译），但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晶老师觉得还是需要翻译。当时我们翻译得非常吃力。还好后来梯若尔和他的合作者再没有修订，省得我们还要跟着修订——不过，其实也不需要修订，因为20多年过去了，博弈论也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出现。像超级博弈（Super Game）这样的东西是有一些，但也不是大的突破，都是一些小的改进。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多重均衡的选择问题，但这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就像当年一些学者研究一般均衡是如何实现的一样。

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的突破，和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有很大关系。前面说过，20世纪50年代有刘易斯和舒尔茨的争论，到70年代，发展经济学跟随舒尔茨的路子，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发展问题。一个工作是去发展中国家收集微观数据，然后做计量研究。而之所以能这么做，一个主要原因是计算机的发展。以前人们纯靠手算，处理不了那么多的数据，而现在有了计算机，大量数据的处理可以交给计算机来完成。所以，应用微观分析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之一，现在它也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翻开经济学杂志，大概有百分之四五十的论文是属于应用微观分析的范畴，而且，现在的宏观经济学也强调用微观数据进行验证，这样算来，所谓的应用微观分析的范畴就更加广泛了。

这些微观研究催生了微观发展理论的诞生，张五常是较早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他的佃农理论开启了信息经济学的大门。张五常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土地租赁合约的，其实他已经半只脚迈入了信息经济学，但是考虑得不完整，只考虑到了风险，没有引入激励。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农业生产是有风险的，但可以通过租赁合约来解决风险分担的问题。如果是完全的雇佣关系，风险全部由地主来承担；如果收一个固定租，则所有的风险都由佃户承担。张五常认为这两种安排都不好，分成制最好，而且他自己算出来地主和佃户各占收成的50%是最好的安排。他还使用中国的历史数据去检验，发现中国南方的分成制基本都是五五分成的。

张五常的理论缺少另外一个维度，即激励。比如，完全雇佣制下，雇工拿死工资，激励作用最弱；而如果是固定租的话，对佃户的激励作用最强。

这个理论补充由谁来完成的呢？就是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以前研究宏观经济学，也写过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也许是读了张五常的文章，他转向发展经济学研究，把激励引入对租赁合同的研究，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模型，既包含激励又有风险分担。“道德风险”就是出自他的研究。“道德风险”和通常所说的道德没有关系，只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用对自己的某种行为的负面后果负责，那么他做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就会增强。比如，雇工拿死工资，产出多少与他无关，他就会倾向于偷懒；一个人买了房子的保险，就更可能躺在床上抽烟，因为着火之后保险公司会赔他房子。

另外一个贡献很大的是莫里斯的最优税收理论，他发现了一些信息经济学里的重要条件，比如我们现在经常用的单交叉条件。

还有斯宾塞的信号模型。现在我们经常讨论教育过剩问题，其实斯宾塞的信号模型可以对其做出完美的解释。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观测的，所以，高能力的人就必须发出一个信号，让市场看出自己是高能力的。这个信号必须是有客观标准的、难以伪造的，比如教育，所以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能力高的人更可能负担这些成本，因此，你学得好、学得多，就能反映你的能力更高，雇主就会按照你的教育水平来为你提供工资。我们现在说“内卷”、学历贬值，实际上是教育作为能力信号的作用下降，迫使大家获得更高的文凭。

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模型也是一个重要贡献。这个模型是说一个旧车市场里鱼龙混杂，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逆向选择的问题，即大家都推断市场里的低质量车多，从而导致进入旧车市场的车价格越来越低，质量也越来越差，劣币驱除良币。阿克洛夫的模型没有数学，全靠自然语言来讲述，起初投稿的时候多次被拒绝，让他很灰心。这篇文章提出的逆向选择问题成为信息经济学里的一个经典问题，也是使阿克洛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

机制设计

随着博弈论的发展，经济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就是机制设计，研究如何通过分散的市场或政治过程实现一个社会或组织的目标。现在流行的市场设计与机制设计是一脉相承的。机制设计的鼻祖应该是赫维奇，上海财经大学的田国强老师是他的学生。前面说过，赫维奇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证明了市场经济是最节省信息成本的，也就是证明了哈耶克的思想。哈耶克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由于苏联在当时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以哈耶克以及他的老师米塞斯为代表的反方输掉了这场辩论。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信息问题，认为计划经济没有办法解决信息问题——计划者无从知道生产者怎么去生产以及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做出来。这是个天才的想法，但是他没有给出证明。赫维奇在机制设计的框架里用数学工具证明了哈耶克的理论。他的那篇文章非常难读，我试图去读，但无法读懂。田国强告诉我，即使像他这种学数学出身的人，要读懂那篇文章也是非常吃力的。田国强研究机制设计问题，要自己发明一些数学工具，结果在数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比较有意思的是，赫维奇开创了机制设计这个领域，他的学生纷纷得奖，他却迟迟没得奖。前面几位得奖的人都直言这个奖应该颁给赫维奇。不过好在他寿命长，最后还是收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机制设计后来发展出市场设计，就是为一件产品设计一个市场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经常应用于医疗领域，因为这个领域很复杂，涉及很多激励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国家的医疗系统也需要市场设计。

社会选择理论

20世纪50年代还发展出另一个理论，就是社会选择理论。这个理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孔多塞等人，他们很早就提出投票悖论。但是真正把社会选择理论变成一门学问，然后做出巨大贡献的是肯尼斯·阿罗，他发展出我们现在叫作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理论。但是他提出该理论的那本书其实叫作《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想揭示的是集体选择与个体理性之间的内在矛盾。《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是划时代的。

阿罗证明，在给定的四个公理条件下，集体决策要么不符合个人理性，要么会产生独裁。那是不是说我们就无法做集体决策了呢？实际上阿罗不可能定理只是在一个理想的抽象状态（在他的四个公理条件下）才成立，这个状态下的情况其实相当于一面镜子，我们通过这面镜子去比照现实，就知道现实生活中集体决策是怎样进行的了。比如有个条件叫作无限制性偏好，就是参与决策的人可以拥有任意的偏好，哪怕它看起来非常奇怪，但在现实中我们的偏好都是受限制的。怎么限制的呢？有多种途径，比如有人发表演说鼓励、激励你，你的偏好就被他的鼓励限制了。如此，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地去研究现实世界里的集体决策是如何可能的。

由社会选择理论出发，很容易让经济学与政治学合流。较早这样做的是阿罗的学生安东尼·唐斯，他的博士论文《民主的经济理论》已经成为经验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在这本书中，他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民主制度、投票行为和政治家的行为等问题。在那之前一般认为政治家都是为社会利益考虑的，选民投票也是为社会利益考虑的。唐斯的贡献是用经济学的逻辑来分析政治家和选民的行为，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所以很多人之所以说经济学不受人喜欢，是因为经济学把人性给拉低了。但事实上经济学是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来分析政治行为。这比浮在空中谈论政治更接地气，也更准确。

很多政治学理论是在自由主义核心理念下建构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梅定理。这个定理说的是在有两个候选人的情况下，如果集体决策的偏好加总机制满足对称性、匿名性和帕累托原则，则此时加总机制一定是多数原则，而且，这个结论反过来也成立，即多数原则等同于这三个条件。对称性说的是每个参与人的权重是一样的；匿名性说的是选择者是谁没有关系，只要他的“具体选择”进入加总机制就可以；帕累托原则说的是如果所有人都选择某个候选人，则加总机制也必须选择这个候选人。显然，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原则。

中国人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用到社会选择理论上面是最合适不过了。梅定理只适用于有两个候选人的情况，一旦增加到三个候选人或以上，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长，很多问题就没有答案了。

阿玛蒂亚·森在社会选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私域，在私域之内，一个人的行为不受外界（特别是政府）干预。森用严谨的数理模型证明，在帕累托原则下，不可能存在个人自己定义的私域。森并不是反对私域，而是说，私域要靠集体决策才能成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洞见。古典自由主义者（如哈耶克）认为，根本就不应该谈“社会”这个词，而只能谈个人。森的理论告诉我们，这不过是空想而已。

顺便提一下，森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翼经济学家。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本书里，对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过刻薄的批评，说如果自发秩序有任何深刻可言的话，那么“深刻”这个词就有问题了。森不仅在社会选择领域有显著的贡献（事实上，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被认为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特别是在贫困度量和饥荒研究等方面，影响至今不散。森还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事实上，过去20多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政治哲学领域。他是当代少有的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新制度经济学

前面说到过美国的老制度经济学，它采取一种批判态度分析经济里的政治-经济关系，但没有形成一套可以继承的分析方法，因此无法传递下去。科斯和诺斯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产权等制度安排，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科斯少年成名，他在22岁的时候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得到奖学金到美国考察工业发展，获得灵感，回来之后就写了《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但拖了很久都没有发表——那时候没有发表压力，而一发表就成为经典。他在文章中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就是交易中要发生成本，比如签约、执行和监督等，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却可以让我们理解企业和市场的差别。科斯说，企业内部没有交易成本，是一套命令体系，企业节约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命令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

二战之后，科斯拒绝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请他接任哈耶克教席的邀请，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作。至少在今天，那是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为什么科斯要去那儿教书呢？2010年，在科斯研究所的安排下，我在科斯的位于芝加哥北面的老年公寓里见到他，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食物。”他说，战后英国的物资供应很紧张，缺吃少用。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100岁了，结婚75年的妻子刚去世，他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和我们一起吃午饭，我发现他比我们都吃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关注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从小就对中国着迷，现在中国发展这么快，他希望做些研究。他提出“边际革命”的概念解释中国的改革进程，并和他的合作者出版了一本书《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

除《企业的性质》之外，科斯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后来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发现。这个定理说的是，如果产权定义明晰且不存在交易成本，则产权的分配不影响社会效率的获得。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里提出这个定理，没有用数理模型，但逻辑完全正确，后来被转化为数理模型，写进高级教科书里。这个定理和阿罗不可能定理一样，描述的是理想世界的情况，现实中存在交易成本，因此产权的分配对于效率是有用的。事实上，科斯这一生就是靠两篇文章立命，这是不多见的。

诺斯大器晚成，50岁之前都在研究美国经济史，48岁到欧洲访学才开始关注欧洲经济史，然后和合作者写出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他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产权在西方的确立，提出“有效制度变迁”假说，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是增进经济效率。比如，黑死病之后，欧洲人口下降，劳动力变得稀缺，土地产权因此从庄园主手里转移到原先的农奴手里，私有土地产权在欧洲确立。后来，诺斯对他的学说进行了一些修正，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都可以看到他的制度学说的影响。

在他的推动下，1998年成立了新制度经济学会。我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成立大会。让我惊讶的是，大会基本上是用法语，也没有翻译。我以为多数人都听得懂法语，其实不然，那不过是法国人的矫情而已。这之后，我收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邀请，请我为他们的“与当代学术大师对话丛书”写一本与诺斯对话的书。当时我才博士毕业两年，接受这个任务很是忐忑，因为写书对于学术晋升是没有用的。我利用回母校的机会去圣路易斯访问诺斯，坐的是只有不到10名乘客的小飞机，超低空飞行，印象深刻。《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于2002年出版，好像阅读量并不是很大，没想到现在还有人记着，还有图书工作室邀请我修订这本书重新出版。20年过去了，诺斯已经作古，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被新政治经济学所取代，我在新版里加入了诺斯后期发表的一些成果，也加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新版书名叫《制度与经济增长：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

科斯和诺斯都是长寿之人，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2007年我乘在康奈尔大学访问的机会再次去圣路易斯拜访诺斯。当时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在大改组，扩大博弈论学科，排斥像诺斯这样的纯“文科”经济学家。美国可没有尊老的习惯，即使是对诺斯这样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也不例外。诺斯正考虑追随他的年轻同事、华裔学者约翰·赖（John Nye）去乔治梅森大学。我说，您一把年纪了，还要换工作吗？他回答：“我才86岁。我还年轻！”人家86岁还说自己年轻，真正的年轻人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现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国际代表人物是达龙·阿西莫格鲁，他继承了诺斯的制度学说，主要贡献是用严谨的动态博弈论方法研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动。他和合作者写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几本有影响力的书，总体而言，思想没有超出诺斯的范畴，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